《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子路出言不逊质疑老师求官心切吃相不雅。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派别的总称。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2家被发展成学派。
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中国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为什么要读先秦诸子？因为先秦诸子是经典中的经典，精华中的精华，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知道，先秦诸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战国，是我们民族的黄金时代。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叫“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命题。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这个时期，世界各民族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成为世界各大文明的标志。比方说，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则有孔子、老子等等。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所以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许多都是同代人。其中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份比较麻烦，全世界有60种说法。按照中国学者的研究结论，他应该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5年，活了80岁。这样，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5）就与孔子（前551－前479）同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则与墨子（约前468－前376）同时，柏拉图（前427－前347）可能与老子（不详）同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则与孟子（约前372－前289）、庄子（约前369－前286）同时。大家想想，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历史的同一时期（公元前6－3世纪）、地球的同一纬度（北纬30度上下），这是一个谜。它也许只能用马克思的说法来解释，即那是“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之“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远隔千山万水，但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却有很多相通之处，那就是对人与人类社会的“理性态度”和“终极关怀”。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人，究竟要怎样才能幸福；社会，究竟怎样才能和谐。正是这些思考，影响了各自民族的文化，而且达数千年之久。这样的思考，我们怎能不知道，不了解？
或许有人会问：那么久远的思想，现在还管用吗？管用！实际上，这些思想家和先驱者的思想，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思想家思考的，是一些永远的问题。比方说，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永恒。这些问题，尽管哲学家们做过无数次回答，有过许多的结论，它们却仍然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这些问题不是关于物的，而是关于人的。只要人是一个问题，它们就永远成问题。第二，这些问题也不仅仅属于某某“学”，或者某某“家”。它们属于全人类，属于每个人。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些问题，也都会思考这些问题，还会有不同的结论。这样，它们就永远是问题。
于是，当我们为这些问题所困惑时，我们就会想到那些先哲，想到那些经典，想知道他们是怎样思考怎样回答的。这便正是哲学和经典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阅读经典，阅读先秦诸子，不过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思考人生，获得智慧。
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就同时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读什么。读什么呢？读人，读人生，读人生智慧。
那么，我们能够从先秦诸子当中，读出什么人生智慧？
这就只能谈一点个人的体会了。由于先秦诸子博大精深，我们能够贡献的，不过是自己的一孔之见。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心得，引起大家的兴趣，并提供一些参考。至于我自己的体会，我想概括为这样几句话：读孔得仁，读孟得义，读老得智，读庄得慧，读墨得力行，读韩得直面，读荀得自强。
二 读孔得仁
先说读孔。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这一点大约没有什么问题。但什么是“仁”，说法就很不一样。孔子自己，就有好几种说法，比如“爱人”（《论语·颜渊》），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比如“克己复礼曰仁”（《论语·颜渊》）。我自己比较认同的，是孟子的说法：“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仁，当然不等于“恻隐之心”，所以孟子没说“仁，恻隐之心也”。不过，一个人如果有了“恻隐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说就有“仁爱之心”了。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先看什么是“恻隐之心”。恻和隐，都有忧伤、悲痛的意思。所以，恻隐之心，就是“忧伤之心”，就是“悲痛之心”。这又有什么稀罕呢？谁没有忧伤？谁不会悲痛？原来，恻隐之心，并不是自己悲痛，自己忧伤，而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所以，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怜悯心。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不忍之心”。这个“不忍之心”，孔子没说，孟子讲了，在《梁惠王上》。我们且来看孟子和齐宣王的这段对话：
孟子说，臣下听人讲，有一天，有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走过。大王问他，这头牛要牵到哪里去？那人说，牵去宰了，用它的血来衅钟。大王说，放了它吧！我实在不忍心看它哆哆嗦嗦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去死！但是衅钟的仪式又不能废除，结果大王便用一只羊换了这头牛，有这事吗？
齐宣王说，有。
孟子说，老百姓都认为大王小气吧？
齐宣王说，是呀！不过齐国再小，寡人也不至于连一头牛都舍不得。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它哆哆嗦嗦地无罪而死，这才换成了羊。
孟子说，老百姓这样讲，并不奇怪。要说“无罪而就死地”，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
齐宣王说，寡人也讲不清是怎么回事，看来只好让老百姓说寡人小气了。
孟子说，没关系。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王只看见了牛，没看见羊。看见羊，大王也会不忍心的。这种“不忍之心”，就是“仁”啊（是乃仁术也）！有这份“仁爱之心”，就能够一统天下呀（是心足以王矣）！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三点。第一，仁，首先是“不忍之心”，即不忍心看见别人无缘无故地受到伤害（无罪而就死地）。这种“不忍之心”不但会加之于人，还会加之于动物，比如牛、羊。第二，这个“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础和底线。实际上人们为了生存，难免会做一些“不忍之事”。毛主席说得对，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既然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那我们凭什么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恐怕就看他有没有“不忍之心”。只要有这份“心”，那他就仍然是“仁者”，或者有成为“仁者”的希望。所以，孟子并没有要齐宣王把那只羊也放了，反倒一再肯定“是心足矣”。第三，有了这个基础和底线，我们就能建立起完整的道德体系，甚至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因为一个人有了“不忍之心”，就证明他有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心理能力。有这个能力，就能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由对某件事、某个人的“不忍”，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不忍”，进而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爱”。这不就正是孔子的主张吗？
实际上孔子的主张，如果说得白一点，那就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世界充满爱”。孔子把这样一种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的做法，称之为“能近取譬”，并认为这是“仁之方”（《论语·雍也》），即实践仁德的方法和途径。具体地说，则又有两个方面。正面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反面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两个方面，哪个更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你只有做到不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于人，才能进而做到在自己追求幸福的时候，也让别人感到幸福。可见“让世界充满爱”的前提，是必须每个人都有“不忍之心”，包括对动物的“不忍之心”。
这让我想起在
2006年4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读到的一篇文章，标题叫《老鼠，作为证据》，作者是刘瑜。文章说，有一只老鼠，在厨房里被粘板粘住了，垂死挣扎。这让她想起了另一只也是被粘住的老鼠，叫了两天才死去。她还想起自己小时候，有一只老鼠被邻居老爷爷用开水烫死了。这些事搁在任何地方，可能都稀松平常。灭鼠嘛，好像没什么不对，作者也没说不该灭老鼠。让她受不了的是：一，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二，如果一定要死的话，为什么不能让它死得痛快一点，不那么备受折磨呢？文章说：“便是‘龌龊’如一只老鼠，也会痛，也会绝望，也会挣扎。更糟的是，它的痛，也会传染给你。”
说实话，这篇文章让我很感动。我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恻隐之心竟会及于一只老鼠。在许多人（也包括我）看来，老鼠是肮脏的、丑陋的、作恶多端和死有余辜的。不是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么？既然必须消灭，又何必管它怎么死呢？但我们，就说我吧，却从来没有想过，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也没有想过，即便它“罪该万死”，也不意味着就该折磨至死。然而刘瑜想到了，这让我感到惭愧。是的，惭愧！因为只有彻底到连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恻隐之心”。不难想象，一个连老鼠之死都深感“不忍”的人，会怎样对待其他动物，怎样对待人！事实上，不忍心其无罪而死，不忍心其折磨至死，正是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权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在这里，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三 读孟得义
再说读孟。
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那么，孟子思想的核心便是“义”。义，是对“仁”的补充。孔子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可见“仁”这个概念中，原本就同时包含着爱与憎。但是，仁，毕竟主要是爱，不是憎。这就需要“义”来补充。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显然，表现于人的心理，仁是同情、怜悯，义则是羞愧、憎恶。同情和怜悯是对别人的，羞愧和憎恶则一半对别人（憎恶），一半对自己（羞愧）。但不管对谁，义，都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所以我们只能说“大义灭亲”，不能说“大仁灭亲”。仁与义，是相反相成的概念。
仁与义不同，孔与孟也不同。读《论语》如沐春风，读《孟子》如闻战鼓。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读了《孟子》，总想起身做点什么，哪怕找人辩论！孟子是好辩的。他的话，也很雄辩。他总是有一种气势，一种不容置疑和剑拔弩张的气势。比如他去见梁惠王（也就是魏惠王）。惠王问他：老头！不远千里而来，总归对敝国会有什么好处吧？这在当时的诸侯，大约也都会这么想、这么说的。孟子却直通通地顶了回去，说：大王！为什么开口闭口就说利益呢？只要说说仁义就行了！接着，孟子以排山倒海之势，一口气说出为什么不可言利的道理，最后得出结论：王！你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讲利？
为了体验孟子的这种气势，我们不妨将原文照录如下，请大家来体会：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孟子讲了这一通以后，梁惠王是怎么回答的呢？没有下文，估计是被孟子的气势镇住了，或者说被噎住了。读《孟子》，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种对方被“噎”住的情况。因此不少人不喜欢孟子，认为他锋芒毕露，太过张扬。其实，孟子如此咄咄逼人，并不完全是个性使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核心范畴是“义”。前面讲过，义，是具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的。批判、否定、战斗都不容易。比如“大义灭亲”和“舍生取义”，难道是容易的？这就必须有精神上的支持，而且这精神还必须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那么，在孟子那里，有这种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吗？有。它就是“气”，也叫“浩然之气”。
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说，这就不太好讲了（难言也）！但有几点可以肯定。第一，它是正义积累的结果（集义所生）；第二，它和道义相伴生（配义与道）；第三，它一旦为道义和正义所培养（以直养而无害），就最伟大、最刚强（至大至刚），能够充盈于所有的地方（塞于天地之间）。这是孟子对公孙丑说的话，见《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势源于气，气源于义。有义则有气，有气则有势。正义在胸，则气势磅礴。
义离不开气，叫“义气”；仁本之于心，叫“仁心”。孔子讲仁，孟子讲义，所以孔、孟的“心气”也不一样。孔子是温和的。他喜欢曾子向往的那种生活：暮春三月，换了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河边洗洗澡，舞雩（音于）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去（《论语·先进》）。孟子则是刚勇的。他的自我定位，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当然，孔子也有刚勇的一面，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也有温和的一面，比如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希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有好衣服，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肉可吃（均见《孟子·梁惠王上》），就很温情。这并不奇怪。正如孔子讲仁也讲义，孟子讲义也讲仁，孔子自然柔中有刚，孟子也自然刚中有柔。但总体上说，孟子比孔子强硬。我的感觉是：孟子很男人，孔子很长者。
四 读墨得力行
再说读墨。
孟子是不喜欢墨子的。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杨氏就是杨朱，墨氏就是墨子，他们观点不同，却都被孟子骂作禽兽。这是孟子的偏见。其实孟子不必骂墨子，他们两人也不乏相通之处，这就是“行侠仗义”。实际上后世的“侠义”，就一半来自孟子，一半来自墨子。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墨子侧重于“行侠”，孟子侧重于“仗义”。
孟子的“仗义”，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据《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次邹国和鲁国发生冲突，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邹国的老百姓却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因为孟子是邹人，邹穆公就问他应该怎么办。孟子说，活该！谁让他们平时对老百姓不好！这下子老百姓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又据《离娄下》，孟子还曾经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话，孟子就这么当着“君”的面说，一点都不含糊，真可谓仗义执言。
墨子的“行侠”，也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墨子救宋。据《墨子·公输》，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公输盘（也叫公输般、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走了十天十夜到达郢都（今湖北省荆州市），来见公输盘。公输盘问，先生有何指教？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借先生的力量杀了他。公输盘不高兴。墨子说，鄙人愿出二百两（原文是“请献十金”。古时二十两为一镒，一镒为一金，十金就是二百两）。公输盘更不高兴了，心想你怎么能买凶杀人？便说我恪守正义，从不随便杀人。墨子说，先生既然从不杀人，那就好说了。在下听说先生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请问宋国有什么罪过？楚国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牺牲不足的（人民），去争夺多余的（土地），这不能算是聪明。攻打无罪之国，不能算是仁爱。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算是忠诚。争辩了不能达到目的，不能算是坚强。不杀个别人却杀很多人，不能算是明白事理。公输盘没有话说。
墨子又去见楚王。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己家里有豪华轿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自己家里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己家里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楚王说，这人有“盗窃病”！墨子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抢人家，与哪个有“盗窃病”的人有什么两样？这可是既违背正义又得不偿失啊！楚王也没有话说。
但是楚王和公输盘都不想放弃，于是墨子只好和公输盘虚拟过招。公输盘演示攻城，墨子演示防守。几个回合之后，公输盘黔驴技穷，墨子绰绰有余。于是公输盘说，我自有办法对付先生，但是我不说出来。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楚王奇怪，问墨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墨子说，公输盘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杀了臣，宋国就可以攻打了。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带了臣的器械，守在宋城上，单等楚军来进攻了。楚王一听，马上决定不再攻打宋国。
很显然，这个故事表现了墨子的三种精神：反战精神、侠义精神、实践精神。反战不用说，大家都知道。难得的是，墨子不但提出了反对掠夺性战争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地制止了一些这样的战争。这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真是谈何容易！在这里，可贵的还不是他确有实施守卫的办法。这当然难能可贵，只不过一般人学不了。学得了的，还是他的侠义精神和实践精神。墨子是不是宋国人，我们不知道。历史上有说他是宋人的，也有说他是鲁人的。但楚国伐宋，看来和他关系不大。他当时并不在宋国，宋国也没有请他帮忙。而且，墨子帮宋国解除了灭顶之灾后，在回国的路上经过宋城，宋人还不让他进城避雨。可见墨子与宋国，并没有利害关系。然而他一听到楚国将要进攻宋国的消息，便“行十天十夜而至于郢”。这就真是“行侠仗义”，也真是“说得到，做得到”了。可以说，中国文化“知行合一”的精神，在墨子和墨家学派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实际上墨子不但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他在提出理论的时候，不但要求立论有本、有原、有用，而且要求身体力行。从前面那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墨子不是不能说。他也是很善辩的。但墨子不但善言，而且能行；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所以我说读墨得力行。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学习墨子的这样一种精神：一旦认准了某个道理，就坚定不移地去做。当然，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哲学家都实践自己的思想。但我们不是哲学家，也不想建构理论。所以，我们自不妨有所得便有所行。这就是墨子给我们的启示。
五 读韩得直面
再说读韩。
表面上看，韩非与墨子完全不同。墨子代表着当时的庶民阶层（贱人）和劳动人民（农与工肆），为他们争取生存的权利；韩非则代表着新兴的地主阶级，帮他们维护统治的权力。墨子书中，多言民间疾苦；韩非书中，则不乏帝王“南面之术”。所以，后世便有人将墨子称为“平民哲学家”，将韩非称为“宫廷阴谋家”。这当然并不准确，却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大体上说，墨子比较“草根”，韩非比较“宫廷”。墨子讲“兼爱”，韩非讲“权术”，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但是，韩非与墨子也有相通之处，即他们都讲“利害”，都不像儒家那样只讲“仁义”。《墨子·非乐上》就说：“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可见墨子并不像孟子那样开口闭口“何必曰利”，他也是言“利”的。只不过，墨子所言为“公利”，韩非所言为“私利”。墨子讲“兴天下”，韩非讲“治天下”，这是他们的不同。
韩非言“利”，十分露骨。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儒家讲的“仁义”和“礼让”，而是“利害”和“算计”。韩非说，开马车铺的，天天盼望别人升官发财；开棺材店的，天天盼望别人生病早死。难道是开马车铺的比开棺材店的更“仁义”？不是的。实际情况是，只有别人升官发财，开马车铺的才有利可图；只有别人生病早死，开棺材店的才有钱可赚。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韩非子·备内》）。
买卖关系如此，君臣关系也一样。甚至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就是买卖关系，叫“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既然是这样一种利害关系，那么，他们之间就不能不“算计”。君主靠算计来雇佣臣子（君以计畜臣），臣子靠算计来服务君主（臣以
计事君）。双方各打各的算盘，只有双赢互利才会成交。如果合作的结果不利于自己，那么，无论是君还是臣，谁都不会干那种蠢事（《韩非子·饰邪》）。
君臣关系如此，父子、夫妻也一样。韩非说，一个人，如果小时候父母对他比较随意，长大了他就会怨恨。同样，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如果比较简慢，父母就会恼怒（《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他还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大约是做买卖的。妻子祷告说，但愿我的夫君平安无事，能赚一百块钱（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布即布币）。丈夫说，怎么要得这样少？妻子说，钱赚多了，你还不去“包二奶”（《韩非子·内储说下》）？
不过在韩非看来，最危险的还是君主的夫妻、父子关系。因为这里面的利害太大。那些年老色衰的后妃们，甚至盼望自己的夫君早死，以便自己的儿子早接班。母以子贵。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了君王，作为太后，就什么都保住了。所以竟会有母子合谋弑君的。于是韩非感叹说：“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韩非子·备内》）因此韩非认为，统治国家，不能讲“仁义”，不能讲“礼让”，只能用“刑法”，只能用“权术”。正如李泽厚、刘纲纪两位先生所说：“在中国思想史上，韩非是第一个毫不掩饰地、津津乐道地、而且是最为详尽具体地研究阴谋权术的人。”（《中国美学史》第一卷）
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样一种思想，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也有积极意义吗？
有。韩非的积极意义，我认为就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就与儒家不同。儒家的思想，总体上说是比较理想主义的。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义”，都带有理想的色彩。这种理想非常可贵。没有这理想，人就可能变得“禽兽不如”。但我们也要看到，理想毕竟是理想。它可以用来“激励人生”，也可以被用来“粉饰太平”。当统治者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肆无忌惮地进行压迫剥削，另方面又大讲“仁义道德”时，韩非的话无异于振聋发聩的“清醒剂”，使人们不至于被“瞒和骗的艺术”所麻醉。这也是历史上那些革命者和批判者，往往会用韩非思想为武器的原因。
实际上儒法两家的思想虽然对立，却其实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也是人性的两面，人类社会的两面。这就是善与恶，理想与现实。人，不能没有理想，也不能只有理想；必须面对现实，又不能只看现实。所以我们就既要读孔孟得仁义，又要读韩非得直面。
那么，韩非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全面地看问题呢？也有许多原因，比如当时的社会状况实在是不很乐观。春秋已无义战，何况战国？那实在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弱肉强食，不能不让韩非愤世嫉俗。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韩非的思想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不可调和。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卖矛又卖盾”的故事，韩非也因此获得了“矛盾”一词的发明权。矛与盾既然不能同售，则理想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仁义与利害，也就不能共存。利害冲突既然是真实的，仁义道德也就肯定是虚假的。这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层、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详细介绍 一、儒家 儒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派。由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创立，由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孟子加以发展。 儒家崇尚《周礼》，认为人人安分守己，互相关怀，达至一个大同世界，就是“仁”。“仁”是儒家的核心内容。其主要内容如下： 伦理观∶“仁”是是伦理道德的总纲。“仁”就是“爱人”，君主要体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若要实践仁德，需要“忠”和“恕”。“忠”是尽自己的本分；“恕”是推己及人。提倡以“礼”、“乐”，约束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 政治观∶主张以礼义治国，回复西周时期的德治。而社会各阶层人士应尽本分，以达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阶局面，这就是正名思想。 教育观∶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教不应分贵贱贤愚。他认为“因材施教”是理想的教学方法。他又提倡“温故知新”及“举一反三”等学习方法。 宇宙观∶对鬼神之说抱着“存而不论”的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但却十分重视祭祀祖先。
二、道家 “道”是“老庄”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道”亦是循环不息。道家强调凡事均无须强求，应顺应自然，达至“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精神在于精神上的超脱，不界限于形驱，只求逍遥及心灵上的开放。以下是道家的观念∶ 宇宙观∶“道”是无形及不可见的，是超时空的绝对精神，是宇宙最高本体及一切事物的根源。 政治观∶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民生困苦，人们必须放弃逞才、逞智、逞强、逞力、回归朴素、无知的境界，以“无为”治理天下，天下才能和平安定。最终希望回复“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 人生观∶万物都有对立面，物极必反。因此，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一切礼教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 代表人物：老子 据一般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镇）人，生卒年不详，一说生于公元前604年，谥聃。有人叫他李耳，也有人叫他老聃。老子修道德，其学主无为之说，以自隐无名为务。有很多学者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人，但是比较多人认为老子是春秋时代的人。 道家的理论奠定于老子，老子《道德经》一书上下五千言，书中广论道的形上学义、人生智慧义，提出一种有物混成且独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论，也提出世界存在与运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动”的本体论思想。对于存活于其中的人类而言，其应学习的就是处世的智慧。老子也提出了众多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哲学观点出来，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
四、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五、兵家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和《尉缭子》等。 兵家集大成者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国自古以来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视的。 兵书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兵书产生于西周，成熟于春秋。 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是兵法的关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关系到一国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将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统治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领兵打仗，制定战争战略与策略的书本。
六、纵横家 “纵”指“合纵”，“横”指“连横”。 所谓“合纵”，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 所谓“连横”，指以上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 “纵”与“横”的来历，据说是因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六国结盟为南北向的联合，故称“合纵”；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为东西向的联合，故称“连横”。所谓“纵横家”，指鼓吹“合纵”或“连横”外交策略的人物。 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其实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
七、名家 名家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学。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于“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而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政治实务无关的哲学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在中国五千年来的学术沿传里，一直被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 名家的没落，除了因为不受上位者的支持之外，也因为弟子们并无能出前人的创新主张。 代表人物 公孙龙 公孙龙（约公元前325－前250年）魏（今河南省北部）人，或曰赵（今山西南部）人，有传字子秉。约生于周显四十四年，死于周惠公六年，生平与庄子、惠施、孟子、邹衍同时。公孙龙因为是“专决于名”，执名为实，他的辩论主要是语言的自身所展开，离开了具体、经验的事物辩论。 孔子的弟子有叫公孙龙的，“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辩者”公孙龙不是一个人。《孟轲荀卿列传》《索隐》称公孙龙为孔子弟子，误。 公孙龙善为同异之辩，达巅峰的境界，其主要辩论有：白马论、指物论、坚白论、名实论等。 惠施 惠施，宋（今河南商丘）人，生于公元前370年（或公元前380年），传卒于公元前310年，战国中期宋国著名学者，名家鼻祖，与庄子为友，曾做过魏（梁惠王）的相国；后惠施联合齐、楚的活动遭到失败，被张仪驱逐。 惠施才思敏捷，博学善辩，长于雄辩与逻辑推理，曾与桓团、公孙龙等辩者掀起了名辩的高潮，故有“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
八、阴阳家 阴阳家 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为赤显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 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又称“五德转移”。“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其目的在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 在政治伦理上，阴阳家认为“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成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汉初阴阳家还存在，武帝罢百家后，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内容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不在了。 代表人物： 邹衍 邹衍（约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0年），齐国（今山东淄博市临淄）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因其学问迂大而宏辩，人称为谈天衍，又称邹子。 旧史所载他的事迹有所谬误，但可肯定他是战国晚期人。邹衍曾游学稷下学宫，以学问重于齐。到魏，受到魏惠王郊迎。到赵，平原君待之以宾主之礼。到燕，燕昭王亲自为他在前面扫尘，听他讲学，为他筑竭石宫，执弟子礼。故此有史推测他可能死在长平之战后。 邹衍的著作《邹子》和《邹子终始》，据说有十余万言，但早已夫失。现只有《吕氏春秋》、司马迁《史记》的一些段落可见其思想。
九、杂家 严格说来，“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诘对方，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然而，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特点，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 代表人物： 吕不韦 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市）人，战国后期著名政治家，担任秦相国十三年，为秦最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吕不韦长期卖贵，积累大量家产。但他不满足于大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身政界。 有一年，他到赵国都城邯郸去作生意，结识了秦国公子异人。当时异人为人质于赵，处境也不太好，吕不韦则以为“奇货可居”，先是以金钱和美女予之，博得异人的欢心。接着，游说华阳夫人之姊，以贿赂买通秦孝文王之后华阳夫人，立以为太子。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死后，公子异人得以回国即位，是谓秦庄襄王，封吕不韦为国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秦庄襄王死，秦王赵政即位，吕不韦被尊为“仲父”，代秦王摄政。 赵政亲政后，吕不韦被免职。先居河南，后徙蜀郡。秦王政十二年在往蜀郡的途中自杀。著名的《吕氏春秋》就是他组织门客编写的。
十、农家 农家者流，出于农稷之官。其言多重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故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连孔子亦曰：“所重民食。”故可见此为其所长。 农家主张与民同耕，进而论及君民并耕，此可说是一个很大的自由平等之观念，故不免引起重视“正名”的儒者之反对，认为这是弃君臣之义，徇耕稼之利，而乱上下之序。 因农家书多为农圃之技，而非学理，故能免于秦始皇之《焚书令》。但其最高之理想为与民同耕，虽为一平等阶级口号，但亦不容于儒者，是故其着多亡佚。 代表人物： 许行 许行是鲁国（今山东西南）的农业专家，亦为先秦诸子农家的代表人物，为神农之言者。 他的事迹大多不可考。据《孟子?滕文公》所载，他曾自楚至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更与之处。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跟许行学其术。 另外，许行主以数量为标准画市价。
十一、小说家 小说家者之起源，当盖出于稗官，即出于以说故事为生者。其意多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 古时之人以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多以之谤之。而至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 小说家者能代表平民社会之四方风俗。然亦因其之小道，而不为世人所重，终致弗灭。
十二、医家 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科学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形势，其中包括医学的发展。医家泛指所有从医的人。 代表人物： 扁鹊 扁鹊，勃海郡郑（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或齐国卢邑（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人，也有记载为渤海郡州(今河北任丘县北)人。“扁鹊”并非真名实姓。人们把他和黄帝时的扁鹊相比，并且称呼他“扁鹊先生”。连史书也以扁鹊称呼他。扁鹊原姓秦氏，名越人。生于公元前407年至公元前310年，大约和孔子同时。扁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医学家，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医学家,着有《内经》和《外经》，发明了四诊法（即望、闻、问、切）。 扁鹊能够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医学，并能吸取民间的医疗经验，在医学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扁鹊长期在民间行医、走遍齐、赵、卫、郑、秦诸国。公元前310年，忌妒他贤能的秦太医令李谧派人在崤山设伏，刺杀扁鹊，终年九十七岁。
庄子是东周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创立了华夏重要的哲学学派庄学，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作为道家学派始祖的老庄哲学是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唯一能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学说分庭抗礼的古代最伟大的学说。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绝不低于儒家和佛家。
庄子，姓庄 ，名周，字子休（亦说子沐），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庄子的人生观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庄子在哲学上，继承发展了老子的思想，认为“道”是客观真实的存在，把“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他说：“道之真以修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为天下。”(《庄子•让王篇》)意思是，大道的真髓、精华用以修身，它的余绪用以治理国家，它的糟粕用以教化天下。又说： “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友其真。”(《庄子•秋水篇》)意思是，不要为了人工而毁灭天然，不要为了世故去毁灭性命，不要 为了贪得去身殉名利，谨守天道而不离失，这就是返璞归真。
他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 的观点，认为“道”是无限的、“自本子根”、“无所不在”的，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提出“通天下一气耳”和“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辨证法因素。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从“道未始封”(即“道”是无界限差别的)。他看到一切事物都处在“无动而不 变，无时而不移”中，却忽视了事物质的稳定性和差别性，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
他认为，天人之间、物我之间、生死之间以至万物，只存在着无条件的同一，即绝对的“齐”；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生死、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而学“道”的最后归宿，也唯有泯除一切差异，从“有待”进入“无待”。在思辩方法上，把相对主义绝对化，转向神秘的诡辩主义。
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现存的《庄子》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文字雄美，想象丰富，跌宕起伏，妙趣横生，善于通过寓言故事来说理。《庄子》一书不但反映了庄周的哲学思想，而且显示了他卓越的文学才华。
2、庄子在处世上认为人活在世上须旷达处之泰然，如“游于羿之彀（gòu） 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内篇•德充符》），羿,“古之善射者，夫利害相攻则天下皆羿也”，彀指利害得失，“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为巧，欣然多己，及至不免，则自恨其谬而志伤神辱，斯未能达命之情者也”，中与不中而“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内篇•德充符》）。对于君主的残暴，庄子是一再强调的，“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所以庄子不愿去做官，因为他认为伴君如伴虎，只能“顺”。“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还要防止马屁拍到马脚上，“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伴君之难，可见一斑。庄子认为人生应该追求自由。[9]
《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危险）已！”从而他主张“保身全生”。
3、庄子在政治思想上和儒墨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儒家墨家推崇圣人，而道家则反对推崇圣贤。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庄子•胠箧》：“世俗之所谓智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专有齐国。则是不乃盗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搞乱六律，销毁竽、瑟，塞住瞽旷的耳朵，天下人才内敛其聪慧；消灭文饰，拆散五采，粘住离朱的眼睛，天下的人才内藏他的明敏。毁坏钩绳，抛弃规矩，折断工倕的手指，天下人才隐匿他的技巧。铲除曾参、史鱼的行为，封住杨朱、墨翟的口舌，排斥仁义，天下人的德性才能达到玄同齐一的境地。人人的明慧、聪敏、知巧、德性，都内含而不炫耀于世，天下就不会迷乱、邪僻了。[9]
庄子反对“人为”，理想的社会是所谓“至德之世”。《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是主张自然，反对人为的寓言。
另外，庄子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儒家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庄子认为“道通为一”，认为道在万物，万物平等。
4、庄子文学思想上主张“天人合一”和“清静无为”。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精神还是皈依于老子的哲学。庄子曾做过漆园吏，生活贫穷困顿，却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恃的精神自由。对于庄子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封建帝王尤为重视，在唐开元二十五年庄子被诏号为“南华真人”，后人即称之为“南华真人”，被道教隐宗妙真道奉为开宗祖师，视其为太乙救苦天尊的化身。《庄子》一书也被称为《南华真经》。其文章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对后世文学有深远影响。
庄子的散文在先秦诸子中独具风格，大量采用并虚构寓言故事，想象奇特，形象生动。此外，还善于运用各种譬喻，活泼风趣，睿智深刻。文章随意流出，汪洋恣肆，奇趣横生。总体来说，庄子散文极具浪漫主义风格，在古代散文中罕有其比，赢得无数文人学士的仰慕。
5、庄子的游世思想。游世思想是庄子思想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庄子》三十三篇中，大多数篇章都涉及这个以游戏态度解脱人生痛苦的主题，尤其以内七篇谈得深入集中。古代人谈论庄子比较重视游世思想。有人甚至说，“游”这个字就是一部《庄子》的中心。 现代庄子研究，比较重视道论而轻视游世思想。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学术研究有特定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世思想似乎只是提出一种回避矛盾的消极主张，有点乏善可陈。当然，学术界非常重视“逍遥游”，但这是因为“逍遥游”涉及“追求精神自由”这一通常引起人们敬意的话题。所以谈“逍遥游”实质是谈精神自由问题。“游世”作为一种游戏人间的生存态度，则较少有人予以重视。
可是游世却是庄子思想的重要部分，尤其在内篇七篇，游世几乎是核心思想。游世思想的内涵相当复杂。庄子一方面是以故意的玩世不恭态度，继承了隐者传统的心情灰暗的主题叙述，就是以轻视现实和躲避矛盾，来保护一种弱意义的生存欲求。可是另一方面，庄子又认为在这样黑暗的存在背景中，隐者传统意义的个人出路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庄子干脆把一种故意不肯负责任的游戏态度贯彻到底，不仅游戏地对待现实世界，而且游戏地对待个人生死，游戏地对待人生一切可能的期待，传统隐者始终小心翼翼保护着的软弱的个人生存渴望被庄子戏谑地扔进黑暗的游戏世界之中。因此，在庄子游世思想中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新的主题，这就是以带有自嘲意味的自我放逐心情，来与一个黑暗的世界对抗。这里的对抗不是正面反抗，而是摆出一切皆不在乎的姿态，直视黑暗世界任何可能的恶意摆布，并且以对这种恶意摆布的戏谑的欢迎，表达对这个黑暗世界的嘲讽。游世思想这一隐蔽的主题，与寻求个人内心安宁的传统的自我保护主题，在庄子文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种叙述，而是混合在同一种词句奇诡变化的叙述之中。两种主题都是真实的，可是相比之下，以彻底的戏弄姿态对抗和嘲讽的主题，更深刻地表达了庄子对人在天地之间无路可走这一绝望处境所作的回答。研究庄子思想如果忽略游世，将无从理解庄学的灵魂。
6、庄周梦蝶。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飘飘荡荡，十分轻松惬意。他
这时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庄周。过一会儿，他醒来了，对自己还是庄周感到十分惊奇疑惑。他认真的想了又想，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庄周与蝴蝶一定是有分别的。这便称之为物我合一吧。
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古今中外对人性的讨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各种观点是百家争鸣，竞相争妍。但又都不能让人完全信服，而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尤为重视对人性的探索，诸子的人性思想，内容极其丰富，蕴义极其深刻，观点各异。但就其主要思想观点而论，先秦时期各家都是想通过对人性的认识，使人有规律、有秩序、有道德、有理想、有目的的生活，去恶存善、改恶为善；孜孜以求，积极进取，最终实现人生理想，完善人生价值，达到人生目的，追求幸福的、愉悦的、完美的人生。如果进行认真分析，诸子百家其主要人性探讨是从以下诸问题所出发的： 1 ）什么是人性？也就是人性的定义是什么？ 2 ）人性是什么？善？恶？无善无恶还是有善有恶？ 3 ）人性具不具有变易性？也就是说人性可不可变？ 4 ）如果可变，那么其改变趋向和途径又是什么？ 一、诸子对人性的定义 孔子最早谈到了人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不过，他没给人性下什么定义，也没有明确回答人性是善是恶，只是强调了人性基本平等和可塑。孔子对人性这个很复杂的问题，他明智之处就是少谈、不武断下结论。正如他的弟子子贡所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告子认为：“生之谓性”；庄子认为：“性者，生之质也”；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科学，不可事”；韩非子认为“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能以学于人也”；孟子认为“人之异于禽兽者”。 先秦诸子所讲的“性”、“人性”的基本涵义可以说都是一致的，即“性”一般指人或物天然的、自有的东西、特点、特征或资质；“人性”是指人具有的天然的、自有的东西、特点、特征或资质，即指人的天生资质或天赋素质。 二、诸子百家的人性的善恶之论 先秦时期关于人性善恶，众说纷纭，各执一端。主要有： 1. 性善论——主要代表人物孟子 孟子力倡人性善论，人性之所以是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先天的道德萌芽，认为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仁义礼智四个善端，这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生固有的，“善端”代表人的善，人心有善端，就表现为人性之善，所以人性是善的 2. 性无善无恶论 ------ 主要代表人物告子 在告子看来“性无善无不善也”，善与恶都不是性，而是后天教育培养性的改变，由于教育和环境的不同而使性或变为善、或变为恶。 3. 性恶论——主要代表人物荀子 荀子认为，人生来的本性是恶，人的本性都是好利求欲的，人人都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由于人人都有物质欲望追求，是性中自有，不待学而自然的，正是这种物质欲望的追求，决定了人性的恶。 4. 性有善有恶说——主要代表人物世硕 世硕认为，人生来具有“善”与“恶”这两种不同的自然属性，是先天具有的，与生俱来的。这如同气有阴阳一样，阳气表现为善，阴气表现为恶，因此人有善有恶。 5. 性自然说——主要代表人物老子、庄子 道家认为人性即人的自然性。自然性最明显的特点是原生性，《老子》“善之与恶，相去若何”、“见素抱朴”用原生之“朴”来形容人的本性。庄子则是进一步发展了性“朴”之说。 6. 性自利自爱说——主要代表人物墨子 墨子认为人的本性是“男女”和“生利”，是“自利”和“自爱” 7. 性好利说——主要代表人物法家诸子 法家多用“情”和“欲”来描述人性，其核心是“利”。《管子》说“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天下”，《商君书》说“民之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所利”、“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8. 人性“为我”说——主要代表人物杨朱 杨朱“为我”之说，是由儒道墨人性论主流思想中涌出的一股异流，杨朱将人性从偏颇之处加以解说，但却恰好触及了人性的本真，即人的自私性。杨朱主张“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利己而不损人。 三、人性的变易性 在人性是否具有变易性、可不可以改变这个问题上，先秦诸子可以说是达成了共识——皆认为可变可易。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告子认为“性，犹湍水也”，孟子也承认人性不但变易不定，而且善端可得可失，“人之所以异欲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亦，君子存在”。荀子认为人“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明确肯定了人性的多种可能性和变易性。墨子主张人性如染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认为人性具有可塑性。在管子看来“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世硕认为“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善恶在所养焉。” 四、人性扬善去恶的途径 先秦诸子探讨人性，从根本上说来，是人类怎样认识自己，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怎样扬善去恶。由于诸子对人的关系及其地位认识不同，因此在扬善去恶的途径上也不尽相同。 道家认为人生在世要以出世的态度来应世间万事万物，讲究的是“无为”，强调的是“寡欲”和“绝圣弃智”。主张不尚礼仪，不论是非，不辨美恶，不染尘世，追求的是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与世绝缘，回归自然的境界。儒家以仁义为纽带把人与人连接在一起，追求的是“仁者爱人”，寻觅的是“泛爱众而亲仁”，孔子主张推己及人，以礼待人，克级复礼，重“忠恕“之道”。孟子极为重视养心知性“养吾浩然之气”，强调要完善本心，发扬善端，崇尚仁义。荀子想通过“化性起伪”来改造人的性恶，通过只礼仪、立法度、化师法来“隆礼”。 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认为通过爱一切人和为天下人牟利来扬善去恶。在他看来，爱人如爱己，利人则利己，人应该通过兼爱达到善。法家则强调应该通过法治来去恶扬善。要“厚爱利，明智礼，上身服，审度量，乡置师，中先令，劝庆赏，振刑罚”，以利来鼓励人们行善，以法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刑罚来遏制人们的恶。 先秦人性学说的中心问题是人性善恶问题，由于各家关于人性的界定不同，因而人性善恶的学说或是或非。如果所谓性指生而具有无须学习的本能，强调其本能的话，那么应该说性是无善无恶的。在这个意义上，告子之说存在一定合理之处。但如果说性具有变易性，那么所人性有善有恶更为恰当的，在这个层次上，世硕之学说可以解释。但在当时孟子关于人性的四善端和荀子的性恶论处于主流地位，俩者皆有合理之处，但又有着偏颇的地方。整个先秦时期的人性学说总的说来是想通过围绕“善”和“恶”为中心进行揭示人的本质所在，孔子重仁，孟子重义，荀子重礼到后来的韩非重法，有儒家的形而上的仁学思想到韩非形而下的法术势结合，表明了先哲在对人性的颓败所流露的无可奈何的情感。由于人的七情六欲和追求生存的本能，对资源怀有一种执着的寻觅，但资源的有限和分配的不合理的存在。容易导致人性的贪婪和虚伪，也使得对人性问题的难以理解和解剖。不管是墨子积极地寻求“兼爱”的拯救人心的情怀，还是杨朱和道家的消极“保全存真”的心境，但都无法解决人的生存发展和资源的矛盾，也就无法解决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的两难选择。先秦诸子从不同层面和侧面来解剖人性，但最终都无法摆脱人性难以改善的局面。所有的意义最后只是给后人留下丰富的学术精神和关注人生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