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
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是最核心，最现实也是最切实的国家利益，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所以经贸是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互补性。同时，在互相竞争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中美在经贸中存在的摩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
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一个决定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中美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一方面与中美双方采取的统计方法有关；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有关。中美又方的统计差异主要缘于中美贸易的特殊性和统计方法的不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和自美国进口的30%，是经过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美国把中国出口至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后，这些国家再转口到美国的产品都算作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在统计对中国的出口时，却对其通过香港等对华转口的商品忽略。这是造成统计不同的一个原因。在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中，很多是美国企业在华分公司的商品。中国赚取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大量利润被美国在华企业取得。根据大卫�6�1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中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也符合比较利益学说。中美贸易会造成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与美国对华采取的贸易限制有关。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是农产品，附加值低，满足了美国一般消费者的需要。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美国把经贸政治化，以安全为由拒绝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技术产品在美国对外出口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技术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这种经贸限制，严重影响了贸易的互补性，导致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由中美贸易逆差这问题来看，中美缺失的是一种理解，信任。正是这种不理解，不信任，造成了贸易摩擦。中美双方只有静下心来，加强了解，信任，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直接对抗。
中美经贸的另一个结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按照1美元兑8.277左右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从2002年开始持续贬值。从2003年起，美国公开要求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在美国，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加重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许多美国人把美中贸易赤字归咎于汇率过低。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和民众都希望看到人民币升值。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如调高人民币汇率而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美国的政府开支和个人消费可能都受到冲击。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市场会使中国金融业固有的困难加恶化，扰乱中国经济，甚至扰乱全球经济。事实上，中国已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的机制，只是这过程比较缓慢，但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国情来发展的，适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正确或错误的汇率。只有在适当的是机，实现浮动汇率才会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有利。美国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又没有为人民币升值高定“时间表”。可见，中美双方都是利益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的发展。只有双方更了解对方的国情与现实，才能找到双方平衡的支点。强势压迫并不是解决之道。
知识产权保护，是夹在中美贸易中的一根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出现纠纷。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视为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地位的重大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我们中国确实做到不够好，但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方面都不断取得重大进步。我们加强了打击盗版和仿冒的稽查行动，并加强了对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宣传工作。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国际合作，并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中美双方只有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加强对话，加强监督与合作，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保证充分的自由竞争，最终解决知识产权纷争。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
为了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我们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中国还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贸易战并不是出路，中美双方谁也打不起贸易战。只有双方妥善处理好贸易关系，才能更好地巩固双方的关系，才能更好使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处理好一个地区发展大国与一个世界强国的关系，不但对两国有益，达到双羸；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是一两天能全部解决的。但只要本着接触，了解，信任，尊重，合作的原则，就能把这些问题逐步理清，并逐步解决。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正在下降，左右国际事务的能力已大不如前。奥巴马如果奉行符合时代潮流的“奥巴马新政”，他完全有机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他的“美国梦”，恢复美国在诸多国际事务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我们始终不要忘记：第一，奥巴马不是孤立的个人，他是主张“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的美国总统，而且受国内各种势力的牵制，他也有自己的“难处”。第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和高科技无形之手的推动下，国际力量对比将继续发生新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将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个世界正像美国老外交家乔治·凯南生前所说的，“绝不会接受任何一个单一的领导中心”，无论是“软实力”、“硬实力”还是“巧实力”都无济于事。因此，奥巴马也有他的“局限性”。
目前，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互补性，只是暂时，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达到了惊人的70%，而几乎在所有的大国中，外贸所占比重，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这就意味着，一旦中国进入到内需时代，并且达到目前一般发达国家的内需大约占经济比重的70%左右的话，将产生颠覆性的变化。目前的“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互补模式，亦将难以为继。
30年后，中美目前真正面临的不是“共同的敌人”，而是“共同的挑战”，必须要有“全新的世界观”。这个观点被“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概念的提出所印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
跟以往中美之间类似的声明或公报相比，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双方认为”的表述多了，这说明中美两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取得了共识，并且这种共识大大超越了双边关系，具有了全球性质。折射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趋势，双方都用“平视”的眼光看待对方，关系更为平等，中国人看美国，越来越自信和理性；美国人也开始放下身段，用“平视”眼光看待中国。——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中美之间现在仍不是“yes时代”。
中美关系是多方面的关系，一定有很多合作，但是也一定有分歧和竞争。中美之间现在不是“yes时代”，虽然双方都“比较客气”，但问题、牢骚、压力都还存在 .
中美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融格局
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都有影响，中美两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双边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走向，不但会影响中美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会影响全球贸易投资等各个方面。中美两国人口占世界的23%，经济总量占全球的40%，出口占全球的五分之一，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占全球的30%，所以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各方关注、担忧是正常的。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的经贸关系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2016年，中美双边的货物贸易达到了5196亿美元，和1979年我们建交的时候相比，增长了207倍。双边的服务贸易已经超过了1100亿美元，双向的投资累计已经超过了1700亿美元。可以说，中美关系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融的格局。
谈谈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重要性
今年以来，美国政界要人、商界名流的访华潮一波接一波，涉华重要官员几乎“该来的都来了”，而刚刚结束的布什总统对中国的访问形成了又一高潮。接下来，中美第二轮战略对话又将拉开序幕。中美频繁互动凸显了两国关系战略重要性与日俱增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中美关系战略重要性的与日俱增，首先是由于双边关系的背景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在美国的战略视野中，“中国问题”正在转变为“中国崛起问题”，美国国内围绕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引人注目的是，今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希望同中国共同经营国际秩序、共担风险和责任”，这种相对务实的“中国观”又因美国认识到反恐战略的长期性得到加强。而中国也更加自信地谋求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同美国和睦相处、互利合作，对美外交的战略主动性明显增强。
其次，中美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在同步发展。从广度看，中美关系的交往已从过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层面逐步拓展到战略安全层面、全球层面以及非传统安全层面。中美进行战略对话的同时，两国在反恐、防治禽流感等方面展开合作，两军关系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这表明中美交往领域的空白点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经贸领域合作的日益深化，使得双方都尽力避免贸易摩擦升级带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并设法通过协商化解矛盾。布什总统坦言：“美国有些人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我不担心。”在华盛顿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美国也是机遇”。从深度看，中美交流与合作在逐步机制化，美国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经济体制、司法体制等深层次议题，中国对美国的关注也从联邦政府、官员延伸到国会、地方和普通民众。尤其重要的是，反对和遏制“台独”，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
中美关系战略重要性还有另一方面内涵，那就是这一关系越来越具有牵引国际格局变动的重大作用。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日前在第二届中美关系研讨会上指出，中美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胡锦涛主席在与布什总统的会晤中也特别强调，中美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诚然，中美关系不仅攸关两国人民的福祉，而且越来越影响着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动。这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已经体现在近年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动中。中美双方都认为，在联合国改革、发展问题、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程、解决地区热点、预防和应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防范自然灾害、控制流行性疾病等重大问题上，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也肩负着重大的共同责任。
中美关系战略重要性的与日俱增，客观上对中美两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美国而言，是否真心诚意地接纳中国的和平发展，并务实地思考同中国的和平共处，考验着美国战略决策层的智慧；对中国而言，如何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确保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也关系到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外部环境。
总结美国总统奥巴马刚结束的四天中国国事访问，一项最醒目的成果应该是中美战略互信被进一步强调与提高。这反映在本次访问的总体气氛，在双方领导人所表述的语言，更凸显于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联合声明》文件中。长达6500字的联合声明，以文件的形式宣示了这两个现在与未来的超级大国选择以合作代替消极对抗的相互承诺。文件将中美双边关系定位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反之，在具体协议方面，奥巴马此行没有给外界带来太多惊喜。尤其在西方舆论界最为关注的几大议题：人民币汇率、伊朗制裁、双方应对气候变化与减低碳排放的具体承诺、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等，两国领导人的发言与联合声明里不是重申原有的承诺，就是略去不提。
在很大的程度上，互信是建立在双方关系对等，以及同意搁置分歧的基础上。相对于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等前任，奥巴马访华全程也展示柔软身段与前任所没有的低调姿态。
对奥巴马访华 ,中国媒体都正面评价
对于这样的访问结果，中西方媒体的报道与评论，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肯定与失望的区分，刚好对应在中西方舆论的分界上。
在中国，不论是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或者门户网站，舆论界普遍对于奥巴马的访问给予正面评价。连有“民族主义大本营”之称的《环球时报》，昨天也一改对美日等大国的质疑立场，以少见的积极笔调，肯定中美对“合作”的关注替代了此前的对两国一些具体分歧的议论。《环球时报》在其封面文章中这样写道：“随便翻翻近代史，就知道中美这样的大国合作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味着什么。”
以年轻人为主要受众的腾讯网，17日围绕奥巴马的上海演讲制作了“今日话题”，其中几个标题这么写到：“对话，奥巴马比前任更温和”、“没有克林顿的火药味”、“也没有布什的一味传教”。至于奥巴马在演讲中对普世价值的宣言与对中国网络管制的批评，则被形容为对中国“温柔的鞭策”、“恳切的希望”。
西方舆论五味杂陈
与此同时，摊开昨天的《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英国《金融时报》，风景截然不同。仅有互信承诺而没能产生实质协议作为成果的访问被批评为“两手空空”、“无功而返”、“过度忍让”等。
美国舆论纷纷指出，奥巴马是第一个需要面对“会说不的中国”的美国总统。中国所持有的8000亿美元美国国债，让中美之间的实力天枰产生方向性的逆转，而在军事领域以及地区政治格局里，中国的影响力也稳步增强。过去那种中国政府在美国总统到访前夕释放异见人士，调整汇率或经济规则以为双边会谈创造良好气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西方舆论认为，奥巴马的谦卑换来的只是中国的僵硬态度与沉默，中国让步的很少，以赢家之姿胜出。
西方媒体的五味杂陈，说明了国际格局的变化需要时间适应。另一方面，中西方都可以用更长远的视角与眼光，去发现中美关系变化与美国温和态度的意义。
中国近年出现民族主义抬头的趋势，这其实源自于中国社会在自身崛起过程中一种对于外界的不信任与恐慌。在国家受辱历史教育中成长的民众对西方的“围堵”仍高度敏感，所谓“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观念仍根植于一部分人的潜意识中。西方大国做出的“合作”与“不遏制”战略保证，有助于缓解中国社会的潜在恐慌，扭转民族主义激化的趋势，这是奥巴马谦卑访华行的另一种成果。它对于引导中国崛起道路的价值，可能不亚于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所达成的协议。
如今，这个受到高度评价的战略互信，是否能转换成双方具体合作方案与配合，是有待观察的要点。所谓“共赢”，不应该是一方居高临下、趾高气扬地要求另一方服从；当然也不是一方温和委婉，另一方岿然不动。必须指出的是，在相对实力上美国依然处于优势，而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奥巴马面对的民意压力也在增大。
《金融时报》认为，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判断奥巴马与中国开展友好战略接触的政策能否奏效：即中国在帮助美国对付美方官员所称的“全球重大问题”（如气候变化、核武扩散、经济失衡）上，提供更多实质性的支持。
中美互动未来的走势，将让外界看到双方对于“共赢”理解与诚意。例如说，美国持续禁止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或者中国继续维持与自身经济基本面不相符的低汇率政策，显然都不是寻求共赢的表现。
今后，美国对华政策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加强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其目的一方面是利用中国帮它解决问题，另一方面，防止中国跟其他潜在的“老二”结成战略同盟，同时防止那些潜在的“老二”过早地挑战老大的地位。第二，在军事上全面加大交往的力度和深度，尤其是高层往来，其目的是要准确地把握中国战略的发展动向。第三，在经济上深化合作，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和服务领域的合作。谋取更大的利益的同时，也希望通过金融和第三产业的合作来延缓中国崛起的速度和强度。第四，全方位地加强对中国社会和基层的渗透，主要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和非军事手段，目的是全方位地把握中国未来发展的总体方向。
基于这些新的判断，美国对华战略会呈现出几个新的特点。其一，美国将会从对中国能力的评估，转向对中国影响力的评估上。下一步更关注中国愿不愿意发挥自身影响力、怎么发挥影响力，对美国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其二，意识形态之争，更多地表现在发展模式的较量上。发展模式的较量比意识形态的斗争显得和风细雨，但是会更加的深刻和全面。其三，对中国地缘的关注逐渐地由过去全力集中在中国的东南部，开始转向全方位，尤其是加强对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关注。其四，对中国的外交手段，可能由官方转向官民并举，越来越多地以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利益集团，甚至国内的代理人这种形式，在全面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地弱化和改造你。也就是说，今后美国对中国可能不是阴谋，更多的是一种“阳谋”，不是军事手段，更多的是非军事手段，在跟你进行深度战略合作的过程中，逐步地消蚀你的意志，弱化你的能力，最终将你的崛起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始终与美国保持一个所谓的安全距离，你虽然是老二，但是跟我还有相当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