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一篇毕业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对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专业产生开拓性的影响。实践证明，撰写毕业论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出好人才的重要措施。
2.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
3.提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提高全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还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都要求我们的干部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在经济建设中，作为领导人员和机关的办事人员，要写指示、通知、总结、调查报告等应用文；要写说明书、广告、解说词等说明文；还要写科学论文、经济评论等议论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信号，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收集、信息的储存、整理、传播等等都离不开写作。
基本内容
结构
论文一般由 题名、 作者、 摘要、 关键词、 正文、 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 附录）可有可无。
论文题目
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目录
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内容提要
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
定义
论文
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
论文正文
（1） 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 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a.提出问题-论点；
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
d.结论。
参考文献
一篇论文的 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论文装订
论文的有关部分全部抄清完了，经过检查，再没有什么问题，把它装成册，再加上封面。论文的封面要朴素大方，要写出论文的题目、学校、科系、指导教师姓名、作者姓名、完成年月日。论文的题目的作者姓名一定要写在表皮上，不要写里面的补页上
探析从民事处分权视角看民事再审程序
论文关键词：处分权 当事人 再审程序
论文摘要：当事人的处分权是最基本的诉讼权利之一，不但在一审和二审程序中要切实保障，更要在民事再审中予以充分尊重和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处分权不是绝对的。因此，凡是当事人以享有处分权为名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以获取非法利益的，必须给予监督和制约。我仅从民事处分权的视角将再审程序一分为二，论述它在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同时又对其进行必要的制约。
民事再审程序（以下简称再审程序），是指对于已经作出确定裁判的民事案件，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形时，对案件再次进行审理和裁判的程序。再审程序是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独立的审判程序，它既不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经的审判程序，又不同于民事诉讼法中的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就其性质而言，再审程序是纠正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判的一种补救程序，即是不增加审级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审判程序[1]。再审程序在设置上既要考虑维护终局判决的稳定性、权威性，又要考虑通过纠错来实现法的正义。我国《民事诉讼法》已明确赋予当事人对生效的错误裁判申请再审的权利，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却难以实现。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法律对申请再审的规定过于简单，使申请再审没有形成规范意义上的诉；二是法定再审事由模糊不清。因此在我国再审制度中应确立当事人在再审程序中的主体地位，尊重当事人的民事处分权。
一、民事再审程序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保护与制约
（一）民事再审程序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保护
根据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要求，诉讼程序是否启动应该由当事人决定，在实践中体现为“不告不理”原则。但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有三方：法院、检察院、当事人。在实践中多由法院、检察院启动，当事人的处分权形同虚设。但从本质上看，当事人的处分权是最基本的诉讼权利之一，不但在一审和二审程序中要切实保障，更要在民事再审中予以充分尊重和保护。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当事人一方可以申请启动再审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该条的规定就是体现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使申请再审得不到及时回应的现象得以缓解，使当事人的程序参与程度有所改观。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而必须依赖于法院决定再审，而法院却往往对再审申请采取行政化、职权化的单方面审查方式，缺乏规范性、公正性，复查过程不公开、不透明，当事人参与度低，而且过程繁琐复杂、周期漫长、效率低下，从而导致结果上不能及时保障当事人权利，过程上招致当事人不满，纷纷寻求检察院抗诉和人大、党政领导监督。
2.规定再审的法定事由。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原因，例如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等13项规定。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进一步规范了再审事由，把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事由从5项情形具体化为13项情形，增强可操作性，减少随意性，避免应当再审的不予再审，疏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切实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从而保护当事人的处分权。
3.明确了特殊情形应延长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民事诉讼法第184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提出；两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该条修改后明确了在两年以后如果发现现行规定的特殊事项，可不受判决、裁定生效后两年的这个期间的限制，只要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些特定事项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即可。这在无形中扩大了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期间，使得当事人能更好地维护其合法利益。
（二）民事再审程序对民事处分权的制约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处分权不是绝对的。因此，凡是当事人以享有处分权为名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以获取非法利益的，必须给予监督和制约，最典型的例子如双方串通侵吞国有资产，从表面上看是双方当事人在行使处分权，实质上却是对处分权的曲解和滥用。由于审判权具有被动性、消极性的特征，对于滥用处分权的行为有时难以行使监督权，而检察权却由于具有主动性、积极性的特征，弥补了审判权的这一不足，从而使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处分原则能够更好地得到贯彻执行。
我国民事诉讼法是根据“事实求是，有错必纠”的立法指导思想来设计再审程序的。这种立法指导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它重视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充分体现了实体公正，尤其强调了个案的实体公正，目的是为了使每一个案件都得到正确的处理，使每一个错案都得到彻底的纠正。但是这个立法思想不加分析地运用到民事诉讼程序上去，并不是绝对正确可行的。从立法上看，法院只要认为有错误，就可以依职权强制启动再审程序而无需经过当事人同意。可见，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此受到了再审程序的制约，无法自由行使。
实践中一般将处分权的范围理解为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再审程序中当事人处分权受到明显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于检察院抗诉和法院依职权再审的，当事人无权撤回再审申请。因为无论是检察院抗诉再审还是法院依职权再审，都不是基于当事人的处分权引起的再审，而是基于法院或检察院的职权引起的再审。依职权再审是司法机关主动纠正裁判错误，贯彻有错必纠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的处分权被司法机关的职权所掩盖，当事人此时享有的诉讼权利是再审程序参与权和再审诉讼实体权利处分权。当事人只在再审程序中对实体问题有处分权，对再审程序没有程序处分权，不能选择以撤回再审申请的方式结案。
2．当事人除了受到诉讼程序审理范围的限制外，还要受到请求权本身的性质所制约。人身关系一旦解除，就不能通过再审恢复，因为这样就限制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例如在离婚案件中，离婚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只能对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问题申请再审，不能对婚姻关系进行再审。
二、再审程序中保障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重新建构
（一）取消法院的再审启动权
民事诉讼法第177条规定法院可主动启动再审，这种规定在实践中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这不符合诉审分离原则。法院不应依职权去寻找纠纷而主动开启诉讼程序。目前审判方式改革的趋势是淡化法官职权主义色彩，即弱化法院干预诉讼的职权，强调裁判者的中立性，突出诉讼结构的平等对抗原则。法院主动启动再审，明显与法院作为居中裁判的地位相悖，造成“自诉自审”的尴尬局面；其次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不当干预。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处分权的享有和自主行使是其作为程序主体地位的要求。申请再审是当事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当事人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选择解决纠纷的方式、途径，是否放弃自己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这主要是由当事人自己判断发动再审程序是否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来决定。
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应当由当事人决定，法院不应依职权去寻找纠纷而主动开始。这不仅是民事案件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且是诉讼公正的必然要求。法院对诉讼程序的启动只有坚持不告不理原则，才能维持其公正和中立的社会形象。若法院采取主动的行为，试图积极地发现和解决社会中中出现的和潜在的的纠纷，势必使自己卷入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冲突之中而难以保持公正和中立的地位。
（二）限制检察院提起民事抗诉的范围
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检察院可以对法院生效裁判提起抗诉。民事抗诉制度的设计从出发点来讲无疑是好的，是为了实现正义而设计，但检察监督权的行使不能毫无制约，否则会助长另一种权力的滥用。检察机关以国家公权力对已生效的裁判进行抗诉，无疑是在代表国家支持一方当事人，反对另一方当事人，破坏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使当事人在寻求公权力救济时的力量对比失衡，与立法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讼抗诉权的目的和检察机关通过民事抗诉追求和维护司法公正的初衷相悖。
实践表明，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大多源于当事人的申请，很少由检察院自行发现而抗诉的。在没有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检察院的抗诉与当事人的意思可能不一致，这样就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依法有权处分自己诉讼权利的规定。所以应该限制检察院仅对生效裁判结果危及到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欠缺且其法定代理人怠于履行职责，致使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严重损害等可提起抗诉，以免造成对当事人诉权的损害和对法院审判权的不当干预。
（三）弥补再审事由的缺陷
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否允许当事人申请再审？将发现的新证据作为再审事由，大陆法系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规定，因为通过对新证据进行再审重新确定案件事实，无疑符合客观真实与实体正义的基本要求，但无限制地承认新证据并作为再审事由，势必给生效裁判的既判力造成重大冲击。
对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可否作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不能一概而论、应区别对待，既不能只要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就可以再审；也不能凡是以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都不得再审。前者明显不利于维护判决的权威性，也有违诉讼经济的原则，容易导致当事人缠讼；后者则忽视了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一些状况，例如重要证据为他人占有或对方占有而无法获得等客观情况。
大陆法系许多国家的立法对新证据作为再审事由在种类或适用条件上均附加了相当严格的限制，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将新证据限定为特定的书证或证书。同大陆法系国家有所不同，美国对作为再审事由的新证据则强调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即在原审中当事人未提交证据是否已尽注意。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其应有借鉴，应当对新证据的范围加以限制，以显现再审程序的严肃性，避免启动再审程序过于随意。
三 、结语
在诉讼制度中当事人处分权的作用使当事人具备了与法院审判权相抗衡的可能性。只有贯彻当事人处分原则，才能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民事纠纷得到公正解决，体现民事诉讼的正义性。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应尊重民事处分权，在贯彻落实民事处分权的同时又对其进行必要的制约，将其行使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总体上看，再审程序注重保护当事人的处分权，但保护的力度和强度有待加强和完善，以便于更好地执行再审程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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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客观危害；主观罪过；人身危险性；报应；预防
论文摘要：没有一个统一确定的标准，则罪刑相适应在刑法立法中便无法构建而在刑法司法中便无法实现，故标准的问题是关涉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根本性问题。本文结合贝卡利亚、康德和黑格尔等前人的论断论证了罪刑相适应的标准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且作为该标准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增添了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这一新内涵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接着，通过与“两个配刑基准论”的商榷进一步论证罪刑相适应的标准应具有唯一确定性。
罪刑相适应的标准到底如何把握，还是一个不甚明了的问题，而罪刑相适应的标准本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最关键问题。
一、犯罪社会危害性标准的确立
在新中国刑法学研究历程中，自五十年代中期有人提出罪刑相适应原则并被广泛接受以来，理论界对该原则长久停留于用“重罪重刑，轻罪轻刑，罚当其罪”这样的表述作字面化的解释，而罪刑相适应的标准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然而，如果没有这个标准或这个标准是错误的，则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提法或主张首先在刑法立法环节就已变得毫无意义。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呢?贝卡利亚在其传世名著《论犯罪与刑罚》的“刑罚与犯罪相对称”标题之下开笔便说：“公众所关心的不仅是不要发生犯罪，而且还关心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尽量少些。因而，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而他在该书的“衡量犯罪的标尺”标题下又开门见山：“我们已经看到，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尽管认识这类明了的真理并不需要借助于象限仪和放大镜，而且它们的深浅程度都不超出任何中等智力水平的认识范围……”贝卡利亚的前述两个论断意在分别说明如下问题：前一个论断意在说明刑罚的轻重是犯罪的社会危害的大小所决定的，而刑罚与犯罪相对称也是由犯罪的社会危害的大小所决定的；后一个论断意在说明犯罪的轻重是由犯罪的社会危害的大小所决定的。把贝氏的两个论断及其意图说明的内容结合起来，我们便可作如下推导：既然刑罚的轻重是由犯罪的社会危害的大小所决定的，则犯罪的社会危害当然就是刑罚的“标尺”。而犯罪的社会危害又是犯罪的当然“标尺”，于是，犯罪的社会危害就成了犯罪和刑罚的公用“标尺”。当犯罪的社会危害成了犯罪和刑罚的公用“标尺”时，则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犯罪与刑罚是否均衡或相适应的标准。但需要强调的是，贝卡利亚的社会危害性标准注重的是犯罪的客观危害，即如有人说：“贝卡利亚更多的还是重视犯罪人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相对较少重视犯罪人的故意，因此他主张惩罚的客观(实际)平等化。”
其实，在贝卡利亚之前，康德的“等量报应论”和黑格尔的“等价报应论”已隐含着罪刑相适应的标准问题。康德是主张按照侵害的特种性状去报应犯罪，而黑格尔则主张按照侵害所损及的价值去报应犯罪。由于侵害的特种性状和侵害所损及的价值只是分别强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不同层面，故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的报应，都可归结为按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去报应犯罪，只不过康德注重的是报应的外在而黑格尔注重的是报应的内在罢了。当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构成报应犯罪的尺度时，则其也就同时构成了罪刑相适应的标准，因为报应的手段正是刑罚。
有人说：“社会危害性与刑法规范之间是一种‘体’与‘用’的关系。在立法阶段，社会危害性是‘体’，是根本。”那么，罪刑规范便是“用”，而在这种“体”与“用”的关系之中社会危害性便构成了罪刑关系的搭配标准，因为罪刑规范只是罪刑关系的法律形式而已。曾经有人说：“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建立我国刑法分则体系的主要依据。根据犯罪构成理论，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不同，其社会危害性也就不同，因而所处的刑罚也应当不同。刑法分则各类罪的排列和各类罪名体系的建立基本上是按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罪刑的轻重决定的。”这段话虽然直接说的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对刑法分则体系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但也可推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罪刑相适应的标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引文中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与“罪刑的轻重”相并列，但后者仍旧是前者所决定的。还曾有人说：“刑法分则中对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的规定表明，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其法定刑就相对地要重一些；反之，其法定刑也就相对地要轻一些。”从这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法定刑成正比例关系的说法中仍可推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罪刑相适应的标准的结论。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之所以能够构成罪刑相适应的标准，不仅因为它作为标尺在犯罪和刑罚之间具有公用性，还因为它作为标尺具有质量差别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个标尺的质量差别性形象地体现在贝卡利亚的“罪刑阶梯论”中，也隐含在康德的“等量报应论”中，更是凿凿有据地存在于黑格尔的“等价报应论”中。由于特种性状也存在着质量差别性，故虽然康德的报应论被称为“等量报应论”，但由其论仍可推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质量差别性的结论。而在黑格尔看来，犯罪所侵犯的是自由意志的定在，而“这种定在及其一般规定性，是否在其全部范围内，从而在与其概念相等的无限性上受到侵犯(例如杀人、强令为奴、宗教上强制等等)，还是仅仅一部分或其质的规定之一，受到侵犯。”是有区别的，即在黑格尔看来，犯罪侵犯的对象作为定在存在质和量的区别。而在黑格尔看来，犯罪作为一种定在也存在质和量的区别：“犯罪自在地是一种无限的侵害行为，但作为定在，它必须根据质和量的差别予以衡量。”把黑格尔的两个定在说结合起来可作如下推导：由于犯罪所侵犯的对象存在着质和量的差别，故犯罪本身也就存在着质和量的差别。犯罪本身存在着质和量的差别也就是犯罪的侵害性或社会危害性存在着质和量的差别。那么，在“等价报应论”下，作为犯罪对应物的刑罚就不能没有质和量的差别。可见，在黑格尔的“等价报应论”那里，犯罪的侵害性或社会危害性不仅是罪刑等价的“标尺”，而且这把“标尺”还存在着质和量的差别。如果没有质和量的差别，则这把“标尺”也就难以真正发挥“等价”作用，即罪刑均衡的标准的作用。实际上，在我们把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确立为罪刑相适应的标准之前，其便已具有质量差别性，而正是此质量差别性方使得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作为标准的性质和功能。总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既决定着犯罪本身的质与量，又决定着刑罚的质与量。而只因为其决定着刑罚的质与量，故其在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两大环节分别构成可以统称为刑罚标准(刑罚尺度)的制刑标准(制刑尺度)和量刑标准(量刑尺度)。
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问题即“社会危害性中心说”不能不作回应，因为该问题仍然涉及罪刑相适应的标准问题。有人说，在现今的国内刑法学体系中，社会危害性中心论仍占据主导地位或是整个刑法学体系的核心，体现为有关犯罪和刑罚的一切问题都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来解释，而“如果仅从罪与刑的报应关系来看，‘社会危害性中心说’的合理之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一旦联系到刑与罪的功利关系，此说的片面性就显而易见了，因为它忽视了双重罪刑关系的对立统一性。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刑法学体系，或者是贬低刑与罪的功利关系，或者是使刑法学成为犯罪论与刑罚论彼此孤立的两大块的堆积，甚至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我国现存刑法学所固有的矛盾——在犯罪论中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定罪量刑的根据，在刑罚论中又称预防犯罪是用刑施罚的指南，以及重犯罪论轻刑罚论的不合理现象，实际上便是社会危害性中心论造成的结果。而只有从双重罪刑关系(报应关系和遏止关系)的对立统一性出发，才能消除这些不合理现象。”笔者认为，如果传统的社会危害性中心论确实造成了引文所说的不合理现象，那只能归因于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研究和运用不够深入而不足以否定犯罪社会危害性应有的学科地位。实际上，如果将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作为犯罪本体的一个侧面，则不是将罪与刑的功利关系予以贬低，不是将刑法学孤立为犯罪论与刑罚论两大块，而是将罪与刑的报应关系和刑与罪的功利关系予以统一，从而也是将刑法学的犯罪论与刑罚论予以统一。行为成立犯罪本来就是以行为人对刑法规范或刑法保护价值的蔑视或背离态度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危害性为必要条件，而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说到底就是以抗制乃至消除此社会危害性而稳定社会秩序为最终目的，故社会危害性在犯罪论中构成了刑法学的逻辑起点而在刑罚论中构成了刑法学的逻辑终点。那么，“社会危害性中心说”的形成并非毫无缘由。在刑罚论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如果刑罚论的基本问题也能够得到增添了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这一新内涵或新侧面的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解释，则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刑法学中心地位一定要撼动吗?能够撼动吗?在新刑法确立罪刑法定原则之后，社会危害性概念备受指责，甚至有人主张将此概念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但社会危害性的可判断性、相对独立性、很强的效用性及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上的相容性赋予社会危害性概念已不可取代的刑法学地位。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作为罪刑相适应的标准所具有的确定性和唯一性地位可以看成是“社会危害性中心说”的一个运用和体现。需要予以强调的是，作为罪刑相适应的标准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已不再是传统理论中的作为行为已经造成的客观危害和行为时已经作用过的主观罪过的统一体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了，而是作为行为已经造成的客观危害、行为时已经作用过的主观罪过和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三者统一体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了，因为以作为新概念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作为标准的罪刑相适应包含“报应相适应”和“预防相适应”。其中，“报应相适应”的事实前提是行为已经造成的客观危害和行为时已经作用过的主观罪过，而“预防相适应”的事实前提则是已犯者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二、与“两个配刑基准论”的商榷
说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罪刑相适应的标准当然就是说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作为罪刑相适应的标准具有唯一性。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近来有学者所提出的“两个配刑基准论”：犯罪的严重性是配刑的一个重要基准，如其所言：“犯罪的严重性是分配刑罚的重要基准，尽管其不是配刑的唯一基准。”；预防需要是配刑的另一个重要基准，如其所言：“预防需要虽然不是配刑的唯一的基准，但是配刑的重要基准。”笔者肯定犯罪的严重性和预防需要对配刑的影响，但以此两者的影响为由而提出两个配刑基准却需谨慎。以论者在其“配刑辩”中所举士兵列队为例，我们说，作为基准的排头兵只能是一人，否则，对列将无法排成。回到配刑基准上来，两个重要基准是否基准多头而无所适从?再看论者所提出的“刑罚的分配以按罪制约上限按需制约下限为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明显是所谓两个基准的运用。所谓按罪制约刑罚的上限，实是从报应出发按犯罪的严重性确定刑罚的上限；所谓按需制约刑罚的下限，实是从预防出发按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确定刑罚的下限。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是按罪和按需共同制约刑罚的上限?“按罪制约上限按需制约下限”的说法是否因过分强调了报应和预防的对立而割裂了两者的统一?论者不是说过“根据报应关系，刑罚的分量应该取决于已然犯罪的轻重，而基于功利关系，刑罚的分量却应受制于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的大小。”吗?既然刑罚的分量同时受已然犯罪的轻重和未然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即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影响，而刑罚的分量又自然包括刑罚的上限与下限，则必然是已然犯罪的轻重和未然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即人身危险性大小共同影响或制约刑罚的上、下限。另外，用“需”与“罪”相对应是否使得“按需制约下限”之说陷入“罪外设刑”或割裂犯罪与刑罚因果对应之理论困境?其实，论者所说的“需”实是构成犯罪本体的一个侧面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而已，故不应将其从“罪”中抽离出来而重复影响刑罚之轻重。报应和预防的统一便体现在这共同影响或制约之中。在笔者看来，从刑法的全面价值出发，配刑时考虑多种因素是明智的，但考虑多种因素不等于为配刑确立多个基准或标准。否则，基准也罢，标准也罢，都将失准。配刑的基准只能是统一影响配刑的相关因素之后而得到的基准，故此基准象士兵列队排头那样具有确定性和唯一性。正如我们已知，影响配刑的相关因素可以归结为客观危害、主观罪过与人身危险性，而此三个因素的统一是作为上位范畴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便构成了配刑的唯一确定的基准。两个基准的提出无疑是受并合主义的影响，因为并合主义主张同时以犯罪本身的危害程度与犯罪人的性格危险程度为基准的量刑是正当的。但人身危险性这一基准的提出无形中肢解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统一标准，正如论者所说：“总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犯罪的客观危害程度与罪犯的主观恶性程度的有机统一。”这句话等于是说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只是犯罪的客观危害与罪犯的主观恶性的有机统一。为何说论者将社会危害性这一统一标准肢解了呢?因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二元统一的犯罪是由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所构成的“已然之罪”与以再犯危险性为特定内涵的“未然之罪”所构成，故社会危害性既存在于“已然之罪”之中，此时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回首过去的概念，又存在于“未然之罪”之中，此时社会危害性是一个面向将来的概念。但当把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说成只是已然犯罪的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的有机统一时，岂不是将社会危害性缩小在所谓“已然之罪”之中而同时将人身危险性抽离出来与之并列吗?笔者认为，只要承认犯罪是一个完整统一的范畴，就必须承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也是一个完整统一的范畴。另外，我们通常将报应犯罪与社会正义相联系而将预防犯罪与社会功利相联系。可见，无论是报应犯罪，还是预防犯罪，都与社会有关。报应犯罪与社会有关，是因为犯罪人已经用实际行为危害了社会而令社会不安；预防犯罪与社会有关，是因为犯罪人仍以其人身危险性危及着社会而令社会不安。显然，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可以而且应当纳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范畴之中。传统的犯罪社会危害性概念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现实危害与可能危害的统一，而人身危险性的纳入将使这两种统一得到丰富和强化。那也就是说，客观危害、主观罪过和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聚合而成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作为罪刑相适应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并合主义只要不是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简单拼凑，就应该用一个上位范畴将影响配刑的各种因素统一起来以确立一个基准而不是立下两个基准。这个被确立为唯一基准的上位范畴正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实际上，社会危害性标准已经包含了所谓配刑的两个基准，因为被统括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之中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已经构成了预防需要的“指标”。
配刑的多头基准还与主体性失控有牵连。这里所说的主体性失控是指立法者在罪刑配对即罪刑关系搭建过程之中，从自身的价值取向和利益需要出发“夸大”或“放大”自我而使罪刑失衡。于是，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一是立法者为何失控，二是立法者如何失控。第一个问题容易回答：立法者虽是全体市民和社会的代表，但其仍有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基于切身利益所形成的价值取向。第二个问题较难回答，但仍可回答。我们知道，立法者是权力主体。既然是权力主体，则必拥有作为权力主体的权力优势。立法者的权力优势是怎样的呢?笔者认为，立法者的权力优势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优势。立法者的社会优势，是指立法者基于其身份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获得上拥有多于别人或高于别人的强势。可以说，社会优势构成了立法者权力优势的外部大环境，因此，不妨可称之为“环境优势”；二是专业优势。立法者的专业优势，是指立法者在从事其专业活动过程中不是多于别人或高于别人，而是别人不可替代的，决定其专业活动结果的强势。专业优势又可以从符号优势和暗箱优势两方面来把握：符号优势是指立法者在专业术语的采用、界说、运用上所拥有的权威性，而暗箱优势又是指立法者在专业活动包括专业术语的采用、界说和运用中所拥有的自由度或不受约束性。拥有了上述权力优势，立法者会怎样行事呢?那就是对自身容易成为犯罪主体的犯罪即自身容易实施的犯罪如贿赂犯罪，带着少报应和少预防两种心理而“自怜”性地配对偏轻乃至过轻的刑罚，此如法国学者布迪厄和美国学者华康德认为的那样，对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符号的权力或资本的占有，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而对自身容易成为被害人的犯罪，则带着多报应和多预防两种心理而“畏他”性地配对偏重乃至过重的刑罚，此如福柯所言：“实际上，这里包含着一种计算原则。肉体、想象、痛苦、应受尊重的心灵，实际上不是应受惩罚的罪犯的，而是那些加人契约的，有权对罪犯行使集体权力的人的……需要加以人调解和计算的，是惩罚对施加惩罚者及其声称有权行使的权力的反馈效果。”那也就是说，对于立法者这样的主体来说，权力优势往往使其在遵从罪刑均衡的同时又更容易破坏罪刑均衡，而多头基准则可能为立法者对罪刑均衡的暗中破坏创造更多的“契机”，即多头基准更容易在罪刑关系上“催化”出主体性失控而导致罪刑失衡，在刑法立法领域，对设定罪刑关系的立法者这一主体是这样，在刑法司法领域对适用罪刑关系的司法者这一主体也是这样。
三、结论
从上述罪刑相适应的标准的论证过程，我们不仅看到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作为罪刑相适应的标准具有唯一确定性，而此标准自身又有内在结构性，即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有客观危害、主观罪过和再犯危险性所构成，亦即可把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看作后三者的上位范畴，而后三者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内在要素或其本体侧面。有人说：“根据犯罪的轻重给犯罪排列等级，我们要么单独采用罪过或危害排序法，要么以某种方式把两者结合起来。一种合理的制度应以危害为基础进行排序……因此，主要的排序方法是以危害为主要标准。再加上罪过标准，其中罪过标准用以区别具有相同危害的犯罪。”显然，此说法中的“危害”等同于客观危害，而我们今天排列犯罪等级的标准亦即罪刑相适应的标准应是将客观危害、主观罪过和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结合起来的犯罪社会危害性标准。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帕多瓦尼曾言：“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刑法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将定罪的标准从违法行为移向行为者的历史。”在笔者看来，“移向行为者的历史”就是移向包容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的统一的犯罪社会危害性标准的历史。将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融进犯罪社会危害性标准之中是对该标准的一次补血而非换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个标准的内在结构性不仅不损害其唯一确定性，反而是其唯一确定性的进一步体现和说明。就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刑法实践而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标准在立法环节被坚持时就是制刑标准，而在司法环节被坚持时就是量刑标准。
一、正当防卫的概念
正当防卫，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它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方法，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的本质是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处理与正当防卫有关的一切问题时，都要把握这一核心内容。正当防卫的客观特征是，在合法权益正在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采取对不法侵害的方法，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正当防卫的主观特征是，在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情况下，意图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
二、正当防卫具备的条件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道义上的义务。但权利的行使也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否则就会造成新的不法侵害。
(一)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正当防卫是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的行为，理所当然以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为前提。因而，现实的不法侵害是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不法侵害即违法侵害,包括犯罪行为与其他违法行为。
(二)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才使合法权益处于紧迫的被侵害或者威胁之中,才使防卫行为成为保护合法权益的必要手段。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并且尚未结束。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正在受到不法侵害状态,如行为人使用工具要杀人,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实施抢劫行为已经开始,尚未结束,受侵害的本人或他人可以实行正当防卫。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已经结束,不得实行正当防卫。如果在此状态下实行"防卫"则不是正当防卫,而是防卫不适当。不法侵害尚未开始,即着手"防卫"是事先防卫。
(三)具有防卫意识。正当防卫也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行为，具有防包意识的行为斗才可能成立正当防卫。防卫意识包括防卫认识与防卫意志。防卫认识,是指防卫人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防卫意志，是指导防卫人出于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目的。正当防卫之所以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关键是正当防卫是为使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免遭不法侵害而实施的。这就说明实行正当l防卫的行为人具有明确的防卫意图。如果行为人不是为了合法权益而是非法权益不具备防卫意图而实行“防卫”行为,则不构成正当防卫。
(四)必须是出于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意图。防卫行为的的正当性,就在于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因此实行正当防卫,就必须出于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的防卫意图。这是正当防卫成立的主观条件。所谓防卫意图,是指推动和支配防卫人实行正当防卫的心理态度。
(五)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防卫。在具备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也具有防卫意识时,只能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防卫。这是正当防卫的本质决定的。正当防卫是制止不法侵害人直接实施的,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防卫,便不法侵害不再继续实施不法侵害行为,才可能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
三、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防卫行为必须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否则便是防卫过当。其中的必要限度应以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所必需为标准。至于是否必需则应通过全面分析案情来判断。一方面要分析双方的手段、强度、人员多少与强弱、在现场所处的客观环境与形势。防卫手段通常是由现场的客观环境决定的。防卫人往往只能在现场获得最顺手的工具,不能要求防卫人在现场选择比较缓和的工具。问题在于如何使用防卫工具即打击部位与力度。对此,应根据各种客观情况,判断防卫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否、能否控制防卫强度。另一方面,还要权衡防卫行为所保护的合法权益性质与防卫所损害后果,即所保护的合法权益与所损害的利益之间,不能悬殊过大,不能为了保护微小权利而造成重伤或者死亡。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是超过必要限度的,都是防卫过当,只是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才是防卫过当。首先,轻微超过必要限度的不成立防卫过当，只有在能够清楚,容易地认定为超过了必要限度时,才可能属于防卫过当。其次,造成一般损害的不成立防卫过当,只有造成重大损害的,才可以属于防卫过当。最后,上述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条件不适用于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进行的防卫(无过当防卫)。
四、无过当防卫的情形和条件
鉴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为了更好地保的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了无过当防卫。即对正在进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无过当防卫的条件,除了要求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防卫人有防卫意识,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进行防卫外,更重要的条件是,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进行防卫。
五 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
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由于刑法没有专条规定防卫过当的罪名和具体适用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对防卫过当案件的定罪也不一致,很有必要研究而予以统一。
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一种犯罪形态，并非独立的罪名,只是量刑时应当减少或者免除处罚的法定情节。因此在处理防卫过当案件时，不能定“防卫过当罪”，也不宜采用防卫过当“致人伤害罪”、“伤害致死罪”和“致人死亡罪”,或者是在上述罪名之后附加以防卫过当。应当根据防卫过当的行为、后果和防卫人的主观心理态度,依照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款来确定罪名,符合什么罪的构成要件就定什么罪。
关于防卫人在防卫过当情况下的罪过形式问题,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故意说。认为防卫过当都是故意犯罪,因为防卫人是故意造成损害的；二是过失说。认为防卫过当都是过失犯罪,因为防卫人都是出于正当防卫的意图,并没有危害社会的故意；三是故意与过失并存说。认为防卫过当既有故意犯罪,又有过失犯罪,要根据案件的具体分别而定；四是间接故意与过失并存的。认为防卫过一般是过失犯罪,但也可能有间接故意犯罪,而不可能有直接故意。我们认为,在防卫过当的场合,防卫人的行为还是属于防卫的范畴,其主观上出于正当防卫的意图,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行防卫反击,只是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因此,虽然防卫行为是故意实施的,但防卫人并没有危害社会的犯罪故意。防卫人对自己防卫过当所造成的重大损害结果通常并非故意,而是由于他在向不法侵害人紧张搏斗时的疏忽或者判断失误所致。因此,一般地说,把防卫过当定为过失犯罪是适当的。不过,也不能排除在少数情况下,防卫人明知自己的防卫行为可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而在防卫中却抱着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态度。如果这种损害结果真的发生了,就应当按间接故意犯罪处理。但是,由于直接故意犯罪是具有犯罪目的,而防卫过当的防卫性决定了防卫人只能有在当防卫的目的,因而防卫过当不可能构成直接故意犯罪。
防卫过当是一种应负刑事责任的犯罪,但是,这种犯罪同一般的刑事犯罪有着重大区别,表现在防卫人是在实施正当防卫的特殊情况下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不必要的重大损害而构成的犯罪,有可原谅之处。同时,在防卫过当的场合,并不是说防卫人就不应该对不法侵害造成损害,因而也不能让他对所造成的全部损害都负责任,只能追究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必要的重大损害的刑事责任。因此,在对防卫过当的犯罪人量刑,要根据案件的事实和情节,充分考虑防卫行为所保护的合法权益的性质、防卫过当的程度、给不法侵害人造成的重大损害的性质和程度、以及造成防卫过当的主客观原因等情况,依法应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特别是在现行刑法第20条3款中的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的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扩大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的含量,划定了对上述暴力犯罪进行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必将起到保护的合法权益免遭不法侵害,鼓励和支持公民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维护社会治安的积极作用。公民在遇到暴力犯罪时可以充分运用刑法的规定，勇敢地积极地实行正当防卫。司法机关应当运用刑法的立法规定,对与暴力作斗争，实行正当防卫的公民,给予法律保护。
法学院毕业论文写作指南
项目1：论文题目
简要、明确、通畅，一般不超过20字；题目中英文翻译应该一致；
项目2：论文摘要
摘要一般不超过300字；关键词为3～8个，另起一行，排在摘要下方，词与词之间以“；”分隔；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应该一致；
项目3：论文目录
由论文的章节以及附录、参考文献等的序号、题名和页码组成；目录是否符合格式（可在模版中自动生成）；
项目4：参考文献
1.参考文献的标注方法：采用顺序编码制，即按照文章正文部分（包括图、表及其说明）引用的先后顺序连续编码；标注的符号为“[ ]”，作为上标，在标点符号前使用；在参考文献外，若有注释的话，建议采用夹注，即紧接文句，用圆括号标明。或者以脚注的形式排在页面底端，按①,②,③编号,分页不连续编号。
2.参考文献的写作格式为：
①参考文献是连续出版物时，其格式为：[序号] 作者．题名．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引文所在的起止页码
②参考文献是专著时，其格式为：[序号] 作者．书名．版本（第1版不标注）．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所在的起止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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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参考文献是学位论文时，其格式为：[序号] 作者．题名：〔博士、硕士或学士学位论文〕．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
⑤参考文献是专利时，其格式为：[序号]专利申请者．题名．专利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出版日期
3.参考文献著录中需要注意：个人作者（包括译者、编者）著录时一律姓在前，名在后，由于各国（或民族）的姓名写法不同，著录时应特别注意，名可缩写为首字母（大写），但不加编写点（•）。另外，作者（主要责任者）不多于3人时要全部写出，并用“，”号相隔；3人以上只列出前3人，后加“等”或相应的文字如“et al”。“等”或“et al”前加“，”号。
例：（注意格式中没有出现“《》”、“年”、“月”及“第”、“页”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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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封面的写法：
论文题目： 中国的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初探
学 院 法学院
学 系 法律学系
专 业 法学专业
姓 名 黄文
学 号 2005403053795
指导教师 程前进
2009年4月25日
项目8：成绩评定
1.学生毕业论文的最终成绩=指导教师评分×20%+评阅人评分×40%+答辩评分×40%。在毕业论文评定表中，指导教师、评阅人和系主任意见及签名一律要求手写。指导老师和评阅人的评分要公正、客观，论文评语应详细具体，要写出评分理由，指出论文优缺点,做出是否推荐参加答辩的结论。
2.系主任意见应该包括以下内容：该学生的答辩评分成绩（百分制），按照规定的计分权重计算出的最终成绩（百分制），评定等级（优秀、良好、中等、及格或不及格），是否达到毕业的要求。
3.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的成绩一般采用百分制记分评定，分5个档次，分别为优秀（90～100分）、良好（80～89分）、中等（70～79分）、及格（60～69分）和不及格（60分以下），优秀者比例原则上应控制在本组参加答辩学生人数的15%以内。
1、《规范责任论视野下的违法性认识与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独著，载《清华法学》（CSSCI）2009年第2期，刊号：ISSN 1673-9280；CN 11-5594/D。2、《我国宅基地法律制度评析》，第二作者，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CSSCI）2009年第3期，刊号：ISSN 1000-260X；CN 44-1030/C。3、《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外在冲突与内在协调》，独著，载《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刊号：ISSN 1000-260X；CN 44-1030/C。本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10年第4期全文转载。4、《如何认定故意中断拯救行为的性质》，独著，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3期，刊号：ISSN 1004-4043；CN 11-1451/D。5、《强迫交易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独著，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7期，刊号：ISSN 1004-4043；CN 11-1451/D。6、《法律适用中的价值诉求问题探讨》，独著，载《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刊号：ISSN 1009-9794；CN 50-1138/C。7、《刑法思维之变革:从概念思维到类型思维——以刑法的适用为视角》，独著，载《法商研究》（CSSCI）2007年第6期，刊号：ISSN 1672-0393；CN 42-1664/D。本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08年第2期全文转载，获得2009年度深圳大学学术创新奖三等奖。8、《刑法语言的向度》，独著，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CSSCI）2006年第1期，刊号：ISSN 1000-260X；CN 44-1030/C。9、《不作为形式窝藏罪的司法认定》，独著，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0期，刊号：ISSN 1004-4043；CN 11-1451/D。10、《金融机构对单位贷款诈骗的认定与救济思路》，独著，载《南方金融》2006年第7期，刊号：ISSN 1007-9041；CN 44-1479/F。11、《司法能动主义:司法实践超越法律形式主义》，独著，载《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刊号：ISSN 1008-4533；CN 44-1447/D。12、《现行刑法体系下遗弃罪内涵的重新建构》，独著，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9期，刊号：ISSN 1002-3933；CN 13-1023/D。13、《类比法律推理的性质与难题》，独著，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CSSCI）2006年第4期，刊号：ISSN 1000-260X；CN 44-1030/C。14、《影响刑法解释的“法外”因素探析》，独著，载《理论探索》，2006年第5期，刊号：ISSN 1004-4175；CN 14-1079/C。15、《贿赂对象的立法比较及借鉴意义》，独著，载《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刊号：ISSN 1007-6883；CN 44-1423/G4。16、《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与例外》，独著，载《法学杂志》（CSSCI）2006年第6期，刊号：ISSN 1001-618X；CN 11-1648/D。17、《法律人：怎样才能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独著，载《晟典律师评论》2006年第00期。18、《论我国刑法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独著，载《当代法学》（CSSCI）2005年第2期，刊号：ISSN 1003-4781；CN 22-1051/D。19、《徇私枉法罪的基本问题研究》，独著，载《政治与法律》（CSSCI）2005年第2期，刊号：ISSN 1005-9512；CN 31-1106/D。20、《退休医师无证行医致人死亡如何定性》，独著，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20期，刊号：ISSN 1004-4043；CN 11-1451/D。21、《抢劫罪中“暴力”内涵的司法认定》，独著，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10期，刊号：ISSN 1671-0924；CN 50-1053/T。22、《金融诈骗的刑法防范与调控》，独著，载《南方金融》2005年第10期，刊号：ISSN 1007-9041；CN 44-1479/F。23、《论挪用公款罪在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难题》，独著，载《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刊号：ISSN 1672-9048；CN 32-1821/C。24、《遗弃罪研究的新视角》，独著，载《 晟典律师评论》2005年第1期。25、《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独著，载《法商研究》（CSSCI）2004年5期，刊号：ISSN 1672-0393；CN 42-1664/D。26、《论挪用公款罪的立法完善》，独著，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刊号：ISSN 1004-9428；CN 11-3194/D。27、《论行贿罪与受贿罪的非对向关系》，独著，载《 中国检察官》2000年第6期，刊号：ISSN 1008-6676；CN 11-5462/D。28、《浅析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独著，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CSSCI）1998年第6期，刊号：ISSN 1671-6914；CN 61-1470/D。29、《论量刑制度中的“从重处罚”》，独著，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刊号：ISSN 1004-4027；CN 11-2991/D。30、《析侵占罪行为客体的几个问题》，独著，载《律师世界》1998年第6期，刊号：ISSN 1004-0064；CN 42-1154/D。31、《试析侵占罪行为客体的几个问题》，独著，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刊号：ISSN 1008-6951；CN 41-1291/D。32、《贪污受贿犯罪数额起点辨析》，独著，载《中国刑事法杂志》（CSSCI）1998年第3期，刊号：ISSN 1007-9017；CN 11-3891/D。（二）著作1、《刑法适用方法的基本准则——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研究》，独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8年4月出版，书号：978-7-81139-073--5/D.068。2、《刑法新思潮——张明楷教授学术观点探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书号：978-7-301-14049-9/D.2092。（三）科研项目1、《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委托项目，下达时间：2010年4月，在研。2、《刑法在中国社会道德变迁中的作用》（09SFB5012），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下达时间：2009年12月，在研。3、《规模扩张下广东高校法学教育的出路》(2009tjk036)，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下达时间：2010年1月，在研。4、《现代社会与不作为犯罪研究》(X0603)，深圳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下达时间：2006年7月，结题。5、《社会转型与刑法总论问题的再教育》，深圳大学教学研究项目，下达时间：2009年7月，在研。6、《“规范执法、文明执法”培训合作》，深圳市南山区文化局执法培训项目，下达时间：2010年3月，在研。7、《“国家赔偿法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归责为视角”》，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国家赔偿法项目，下达时间：2010年6月，在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