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军：我国城市化概述
杨保军：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下中国的城市化。
一、城市化的概念。
什么是城市化？这个问题跟在座各位有关，因为我们房地产开发实际上是要提供住房给大家住的，并且主要是给城里人住，在农村还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学科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的，比如社会学更关注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人口学家关注的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地理学关注经济区位向城市的集中过程。综合起来看，城市化应该体现四个方面特征：第一是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第二是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第三是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的扩散；第四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的扩散。说到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事实上我们房地产商提供的产品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产品。
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它？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城市化在推进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这个阶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期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这是一个加速的阶段，我们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加速的阶段；后期阶段就基本上稳定了，城市化水平在70％至90％。
回顾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从政府的态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抑制，当时我国走的是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建国以后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努力推动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工业化不是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城市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到1980年代，学界在积极探讨、推动，而政府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当时的红头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城市化这样的术语；1990年代，转变为推进和积极的支持。目前我们国内的基本状况是，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城市化水平从17.9％提高到2001年的36.1％，到去年是39％。当然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大家通常说到的问题有：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阶段；城市体系的宏观布局、规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缺乏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城镇密集地区各类城市功能分工不明确，结构趋同；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不足，现有城镇的要素聚集、辐射和带动能力弱；城镇质量和管理水平不高，小城镇数量偏多、规模偏小。
城市化进展快慢跟动力机制有关。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因素为主导，政治因素没有办法提供连续的、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国家超经济强制因素的减少以及市场因素的增加，导致城市化快速发展，其动力因素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农村工业化，一个是比较利益驱动，一个是农村剩余贡献，一个是制度变迁促进。
二、城市化道路
针对国家城市化道路，学术界曾经有过许多争论，归纳起来有主张走小城镇的道路，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第二种是主张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因为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毛病，小城市有小城市的不足，这属于折衷的思路；还有一种就是主张搞大城市，这主要是从聚集经济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此外，还有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等观点，各种观点都有各自的若干理由。从模式上有提出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有提出来要把区域经济与城市化融合，有提出来要根据地域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不同模式，也有提出来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因为大中小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尽管有很多争论，但是最终国家制定的政策在16大报告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16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们选择的道路一定是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就是农村人口规模大，经济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地区差别大。在这种国情下，照搬国外的模式显然行不通。这个政策有几个含义，第一就是要适度城市化，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第二就是大城市是作为骨干的，中小城市是作为主体的，小城镇是作为基础的。在推进方式上，则强调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有机结合，要多渠道、多元化、多模式地推进。
经过论证，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总的来看，适当加大大城市的发展，增加大城市的数量，是完全可行的。中小城市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平均的规模不大，应该控制数量、扩大规模、提高素质。中西部城市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大中小这三者之间脱节，另外城和乡之间也脱节，所以它应该关注中等城市的发展，通过完善大和小之间的过渡环节，来健全城镇体系。
有几个关于城市化方面的误区需要在认识上加以澄清。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必然就会引发“城市病”。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城市认识的加深，如果规划得当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防止或者缓解城市病的；第二就是认为必须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第三就是均衡论，认为城市化结果应当均衡分布。事实上均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城市化更应该考虑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性。
三、世界城市化特征与趋势。
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表现为四个特征：第一，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城市化的主动力；第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第三，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增长明显，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非常突出；第四，出现了多个大都市连绵带，也出现一些全球性的城市。
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这个阶段又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城市经济已实现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在这个阶段它的办公、写字楼的需求会显著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就是传统服务业下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上升；第三，城市人口增长不再是自然增长，而主要是来自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国际移民；第四，世界资源向发达国家的城市集中，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我们看看这张图，这是全球夜间景象，越亮的地方说明城市经济越发达。从全世界范围内看，出现了六个大都市连绵带，这也是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区域。记得潘石屹曾经说过一段话，多年前他在北京选择地块开发楼盘，很久拿不定主意，开着车满北京选地。晚上也开车转，突然发现东边晚上灯光最亮，就决定在那里盖楼，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城。这种决策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城市越来越重要，根据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有6个：东京、洛杉矶、伦敦、巴黎、芝加哥。
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仍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第二，一批全球性城市将可能出现，并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中心；第三，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意义更为关键；第四，一些传统的发展因素的状况和变化，仍然继续影响着城市形态的演变，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新经济因素左右一个城市的发展，传统的一些要素还在发挥作用；第五就是政府的财政能力较低，这将继续制约着城市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国外两种城市化演进模式，一种是欧美模式，属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它的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化的自然结果。从城市的规模结构看，各国因资源条件不同而有差异，如英国、美国、日本以大城市为主，而德国、荷兰、奥地利以中小城市为主。在其城市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突出，值得我们吸取教训。还有一种就是墨印模式，属于政治主导型城市化。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在政府主导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城市发展缺乏经济基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应吸取国外经验教训，以市场为主导，同时加强政府引导。
四、我国城市化轨迹与特征
我国城市化轨迹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49年至1957年是起步期，比较正常，平缓上升；1958年至1965年是动荡期，大起大落； 1966年至1978年基本上是停滞期；1978年至1984年是恢复发展期；1985年至1992年是平稳发展期；1993年以后是加速发展期。
动力机制的演变也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前农业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城市化的最基本因素；其次，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与国际经验相偏离、后来又慢慢接近的过程；第三，城市化滞后和第三产业低水平互为因果；第四，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非常大；第五，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长期受到抑制。
我国城市化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已经进入加速阶段；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从省一级来看，城市化水平在50％至70％的有广东、辽宁、黑龙江，40％至50％的有吉林、内蒙、江苏、浙江、福建、湖北，30至40％的有山东、陕西、山西、宁夏、重庆、青海、新疆、海南，30％以下的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西藏（这是前两年的数据，现在都有所提高）。第三，各类城镇均得到较快的发展，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第四，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珠三角就有1741万外来务工人员；第五，小城镇发展迅速，积极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第六，国家、民间、外资共同推动，呈现出动力主体多元化特征。第七，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显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逐步形成并扩大，形成区域联动之势。
目前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是：制约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重视数量、规模，轻视质量和内涵；包括一些形象工程、盲目扩大行政区等不恰当的行为；小城镇有贪多、一哄而上、盲目发展倾向；城市发展缺乏区域整体协调，横向联系比较薄弱，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准城市人口数量大，市民化任务十分艰巨。
五、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新型工业化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互为前提，相伴相随，共同构成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城市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动力。工业化要有效促进城市化，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工业化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二是产业结构要递次升级，就是由轻到重、再到第三产业；第三是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第四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走的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如山、散、洞，结果，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化依然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产业结构补足性的调整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实现初步结合；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进入了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钢铁、炼油项目都在上马。
加快城市化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创新。比如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流动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推动；第二是统筹城乡基础教育，落实9年义务教育；第三是完善城市土地市场机制；第四是建立适应于创新社会的政府职能框架；第五是关注城市贫困，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积累。
六、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呈同步增长趋势。看看这张国内的夜间景象图就会发现，越亮的地方就是越发达的地区，大面积的亮块就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育程度较高。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发展基础和阶段等的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也有各自的特点，目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大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这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将比单个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一带这种区域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形式，所以若在西部投资，一般来说就是选择中心城市的多，而它下面的中小城市市场需求和经济实力就明显要弱得多。
以制造也为例，我国有16个工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其中长三角占7个，珠三角占3个，东北占1个，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榜上无名。
第七，城市化发展预测。
国家制定“十五”计划时，有关部门曾做过研究，预测到2015年左右，我们国家设市城市将达到800个，建设镇数量则略有减少，转移2.5亿农村人口，百万人口城市的集中度提高。规模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大城市从11个增加到20个，特大城市由23个增加到35个，大城市由44个增加到60个，中小城市由588个增加到650个；城市群也将出现较大的发展，其中珠三角、长三角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京津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厦漳泉，长株潭，河南中部、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从城市化质量方面说，将出现社会稳定、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的一项研究表明，1978年至200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增加值线性相关系数为93.7％，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关系数为98％，因此选择后者来建构预测模型。根据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模型预测，到2010年城市化率为53%（误差为正负1.7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52至1.92个百分点；2020年城市化率为64％（误差为正负1.7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27至0.9个百分点。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国际经验，在城市化加速期，日本年均提高1.7个百分点，韩国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
八、城市化战略的政策着力点
适度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力：第一，建立健全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公民的迁移和择业自由，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的有序流动。比如说珠三角有近两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想留下来，但是由于制度障碍，难以本地化，所以只能回到农村。如果政策障碍得以消除，他们能合法地转变成市民，则会促进城市化进程，也会带动市场需求。第三，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排除农民变市民的障碍；第四，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第五，引导产业、就业结构重组；第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第七，加紧编制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引导要素合理有序流动；第八，多元化筹资，探索城市建设投融资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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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
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
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41.8%，英国是23%，日本是37.5%，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6.5%，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11.3%的水平。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18.6%，伦敦占17%，汉城占4.6%。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
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
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
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
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
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在这类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
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
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
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
（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对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
世界各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就拿中国来说，以往走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条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国只有11.3%的人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大低于世界平均16.5%水平。由于人口集中度低，导致北京、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也处于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占全国GDP的4.6%，北京只占2.5%，上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1/4，日本东京的1/20。因此，我国大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建国以来如果我们不走控制大城市发展之路的话，在50年代与日本一块起飞，我们的上海有可能与东京一样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大都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比现在更强。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战略，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去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现在有的镇人均只有2000人，这种局面造成了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链、行业群，对人口的吸纳力极低，规模过小的小城镇其实不具有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础层次。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企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市场支撑，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现布局，协调发展。
再从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拿墨西哥城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成为人口10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现在4个墨西哥人中就有1个居住在首都。但是它与其它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几倍，由于大城市畸形发展，导致人口过多，交通相挤，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恶化。70年代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严重，酿成了许多建筑事故。而且，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失业增多，社会治安极差。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曾到墨西哥调查贫民窟问题，多次央求，出租车司机才勉强成行，到了那里，不敢熄火，好随时开溜，可以想见那里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再说韩国汉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较重，现在韩国准备将政府迁到另一个城市。以上事例说明走单一城市化道路不仅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而阻碍城市化进程。
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也积累了少经验。发展大城市带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国际经验。如美国在北起缅因州，南到福吉尼亚的长达550公里的地带内，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波士顿等5个大城市为核心，以上百个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为纽带，以周围农村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区。大都市带（区）的出现及发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地域表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带，既能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又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扩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围，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经济增长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后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相对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规律使然，国情使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使然。
应该针对本城市的相关资料作为入门信息，城市化建设和城市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容，突出本地的城市化建设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再针对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举例当地的主要对策以及启示。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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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同建设成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时间：2008-9-19
大同是一个以煤炭生产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同时也是一个被国家列入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试点城市。大同市委、市政府认为，资源型城市实现转型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推进多领域创新，归根结底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关键是构筑多元化经济格局。为此，大同市确定了'加快转型发展，实现绿色崛起'的工作主线，明确提出了加快传统能源基地向新型能源基地转变、文化资源大市向真正的历史文化名城转变、老工业城市向生态工业强市转变、传统商贸集散地向现代物流中心城市转变的发展战略，全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多元产业支撑体系，把大同建设成全国重要的新型能源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文化旅游胜地和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一）按照国家功能区定位和产业布局的要求，推进煤炭、电力产业新型化，建设新型能源基地。摆在大同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发挥同煤集团龙头老大的带动力、集聚力、辐射力，全力支持同煤集团进一步做大做强；要通过资源整合，形成一批大型能源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机械化装备水平，建立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要实施煤电一体化战略，形成煤电一体化并向下游延伸的产业链，实现动力煤基地向电力基地转变。力争'十一五'期末，使全市现有煤矿数量减少30％以上，全市煤炭产量冲抵衰减能力后稳定在1亿吨左右，洗选能力提高到80％，电力总装机容量达到1000万千瓦左右，形成煤电一体、装备先进、环保节能、多元发展的新型能源基地。
（二）按照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的要求，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和发展方式转变，建设生态工业强市。大同对转变路径把握得非常清晰，一是要重塑工业产业体系，走出一条支柱产业、接续产业、替代产业共同支撑的多元发展之路；二是要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把园区作为工业强市的主战场，走出一条产业园区化、企业集团化的集群发展之路；三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出一条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合理利用资源的绿色发展之路；四是转变发展方式，走出一条尊重人才、注重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发展之路。大同正致力于形成煤化工产业集群，建设国家级煤化工基地；整合省内市内资源，建设我国重要的轨道交通和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围绕原料药、制剂、现代生物制药和天然药物四大体系，全力建设山西省最大的药业生产基地。
（三）按照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要求，建设历史文化名城。首先，大同正按照整体保护、重点修复、科学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对历史文化遗产、遗存进行完整性和真实性地保护。其次，大同一手抓传承、一手抓创新，不断丰富大同文化的内涵，最大限度地弘扬大同市历史上形成的古都文化、长城文化、边塞文化、宗教文化和多民族融合所蕴含的和谐文化。大同的'文化名城'蓝图目标就是要精心打造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为中心，以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北岳恒山为两翼，以古长城、火山群、永固陵、永安寺等景点为群体的文化旅游大产业。
（四）按照打造'物流服务基地'的要求，统筹发展各类服务业，建设现代物流中心。大同拥有邻近北京的区位优势，坚持'依托北京发展大同'的战略，主动融入京津冀都市圈，加强与首都的商务对接、科技对接以及文化旅游对接，形成与首都联系紧密的文化带、产业链和经济体，完全可以使大同成为面向北京的绿色农产品和清洁能源、新型建材供给区，物资流和人流、信息流周转区，休闲娱乐和美食旅游度假区，洁净水源地和绿色生态区。面向未来，大同将利用地处晋冀内蒙古交界地区的有利位置和传统商贸集散地优势，整合资源，强化区域辐射，构筑以大同为中心的北部城市群物流核心圈。
（五）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管理的要求，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作为山西省第二大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较大城市，大同正把城市品牌作为一种战略资本来经营，按照'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传承文脉，创造特色'的要求，大力推进名城保护、新区建设、旧城改造、工矿区提升。根据规划，大同主城区将以保护为主，不断加大改造力度，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矿区将以提升功能为主，改善生态环境，强化区域服务中心职能；御东新区将以开发建设为主，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强度投入、高效能管理。力争用较短的时间，真正使大同成为绿色环保的生态市、加快发展的开放市、保持古城风貌的景观市，成为宜居、休闲、具有21世纪现代化城市风貌的区域中心城市。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
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
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
四
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城市化的利与弊
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到来，我国的经济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市里高楼林立，各种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人们工作、学习、生活水平较高，于是乎，城市便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但是工业、高科技的发展，城市的生活也渐渐显露出许多的不足。那么，城市化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呢？
不可否认，城市确实带给我们了许多的方便，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举个例子，比如在医疗方面，城市的医疗相对农村而言水平要高，无论是从小门诊还是大医院，都会有专业的医生，比较先进的技术，而且这些医疗诊所的数目也比较多，小门诊大医院，几乎遍及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教育方面，城市的办学质量和师资水平远比农村好得多，学校也比较多，学生们上学比较方便，并且这些城市中的学校往往会带有实验室，图书馆，操场等有利于学生们开阔视野，强身健体的地方；在就业方面，城市的人群密集，使得就业机会比较多，而且城市中的待遇比农村优厚得多，做起来也比较轻松，所以城市便成了许多创业之人的首选；在交通方面，城市有比较宽大的柏油马路，那当然是比农村的土路要好走，而且城市有红绿灯和转盘路，使的十字路口上井然有序，自然是比农村十字路口上乱走来的好吧。
但也不可否认，城市化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弊端。许多城市建起了大片的钢铁厂，化工厂，电厂等大型工厂，这些工厂每天都要排放大量的工业废气，废水，造成了水污染，使得大量的水人们无法利用，并且有些工厂直接把废水排入江河中，使得大量的鱼虾死亡，容易形成赤潮；造成大气污染，大量的废气排入空气中，使臭氧层破坏，而且这些废气污染了空气，给人们带来了许多呼吸道的疾病；城市中注重建设，植物的数目明显减少，这使得空气污染更加严重，并且城市之中人流密集，人多树少，这样会使呼吸道的疾病传播更快；城市中的道路上有许多的汽车，这些汽车每天需要排放大量的废气，这又加剧了环境的污染；城市中的噪音污染也比较多，各行各业的机器声如雷贯耳，几乎每天的早上，中午，晚上都有鞭炮声声，锣鼓轰鸣，吵的人们不能安心的做每一件事。
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城市化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我们只有发扬利的一面，尽力减少弊的危害，我们的城市才会更好，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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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过度城市化
摘 要:工业化、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政府的发展规划成为推动城市化的动力。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城市人口过度增长、政府的过度消耗、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以及过度的非人本指标等现象,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城市;城市化;过度城市化
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change of rural economic & social structures and government development planning have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henomena of over-increase of urban population, over-consumption of government, over-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serious pollution and excessive non-human-oriented indexes, etc. bring a series of serious social problems.
Key words: city;urbanization;over-urbanization
一、城市与城市化
要理解城市化问题,先要了解城市。
什么是城市?美国学者曾经指出,有三种定义城市的方法,“在美国,城市是有2500人居住的社区,城市化地区是居民不少于5万人的城市”;“在巴西,人口规模则不是确定城市的依据——城市就是首府”;“按照社会学的传统,城市被定义为在地理上有一定范围并具有某些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① 。中国学者对城市也有定义,有人指出:“城市是大规模高度聚集的人类活动区域。”②
城市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地,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产物。城市是特定国家或特定地区居民经过生活演变,在合适的地点逐步发展起来的,有稳定的生产布局和贸易市场,有各种相对完备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和文化事业组织,以及相对严密的专业化管理秩序的大规模人口聚居区。
什么是城市化?可以把城市化看成一种指标,一种用以分析城市化实现水平的评估体系;也可以看成形容词,形容一个相对大的区域内城市的密集程度。50年代初期有一个划分城市的标准,3000人口以下的是农村集镇,3000人口以上的叫城镇,或者叫城市,所以在中国有城市、城镇和农村集镇的区别。建国初期江苏的城市化率是14%强,而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苏南地区的城市化率是17%强,大约高于全国平均数7个百分点,所以苏南是全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城市化在当前,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当局以扩大城市的规模,强化城市的经济功能,提升城市的辐射能力为手段,加快国家经济建设的一种手段或者方案。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城市化就是政府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具有很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特征。关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有关专家有许多研究,提出了很多设想,比如信息化城市、数字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创新型城市等。这都是一些十分有价值的想法,实现起来有一个过程。
严格说来,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尽管1949年以后,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发展方针方面有问题,或者限于发展速度缓慢,都不能称之为城市化运动。最近20多年来,城市化运动才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以下三组数据能够说明这一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笔者选取了四个年份,反映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表1)。
综合有关《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85年以来的四个年份,反映全国城市的建成面积(表2)。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90和2001两个年份中国城市发展的有关数字对比(表3)。
二、过度城市化
应该承认,我们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经验教训也不少,其中过度城市化就是一个值得注意和预防的问题。
西方学者曾经提出了“城市化过度”的概念。有学者指出:“城市化过度是伴随着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状况,即一国城市居民相对于全国人口的比例大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一般说来,它是迅速城市化的孪生兄弟。”③
上述西方学者关于过度城市化的观点,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现在看来,城市居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高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当然可以作为讨论过度城市化问题的衡量指标;从占全国人口总数比例的角度上分析过度城市化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因素。不过,由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的差异,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往往并不具备决定的意义。换句话说,在考察具体城市是否已经城市化过度的时候,单纯以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来衡量,有可能并不十分科学。因为有的城市,虽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较高,但是它的综合能力所决定的人口涵养能力比较强,因而并没有达到过度城市化的程度。除了人口因素之外,过度城市化的指标,应该包含城市生存质量和城市功能的因素。
所谓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落后、供养能力不足,管理水平低下,但是人口数量畸形增长,其膨胀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环境与公共设施所能承受的程度,使城市不仅失去了现代化发展的牵引作用,而且成为充满社会不公、环境污染、疾病、贫困、混乱、犯罪、黑帮势力和政治冲突的恶劣生存空间。过度城市化是人口片面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协调性,城市管理严重失控的结果。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上,过度城市化是任何国家在一定阶段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更容易发生和更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般来讲,城市化的动力有三个:
第一个是工业化。近代之前,包括西方世界的城市化,它的驱动力主要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城市里面兴办了大量的近代化工厂,致使大量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这是一个动力。
工业化引起的城市发展,在欧洲特别明显:
“在欧洲,十九世纪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1816年德国城市人口略多于250万,到1895年就达到了1300万。1846年法国城市居民是850万,而1891年则增加到1450万。巴黎在1800年时只有50万人,1891年达到250万,是1800年的5倍。”④
第二个是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民的生存状况恶化,自发流入城市,增加了城市的人口。这个情况在近代以前很明显,据国外有关专家统计,1800年北京人口110万,伦敦86.1万,巴黎54.7万,东京49.2万,柏林12.7万,莫斯科23.8万,开罗26.3万,费城20万,汉城19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人口控制得比较严厉,人口的流动性相对差一些,但是仍然有流入城市的,特别是一些省以上的政治中心城市。据统计,1949年北京市的城镇人口大约178万,1959年达到421万,1979年达到510万,其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
第三个动力来自政府的发展规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加快,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于政府的规划和发展战略。政府把城市化率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过度城市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当前城市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城市范围和人口规模的扩张。比如在城市买套房子,就给予城市户口;因各种圈占土地,郊区变成市区,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也有工业第三产业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扩张。但是,有些城市的人口膨胀非常厉害,而其动力不是来自于工业化或者说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市化最重要的前提,它们直接造成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保证城市扩容的人口有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离开了这个前提,离开了产业基础,盲目地扩大人口,会导致社会的极度不稳定。
政府的过度消费。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政府当局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与此相联系,城市化运动中的过度城市化,也就包括政府的过度消费。或者说,过度的政府消费,自然成为中国这样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国家城市化运动中的基本特征之一。公务员和编制外人员数量快速增长,公款消费数额巨大,政府楼堂馆所豪华气派,这实际上是现代化成果的不正当不健康的消耗。在有些城市,政府的消费非常大。有些地方的县政府,办公大楼里豪华的电梯,庞大的空调,加上物管费,每年支出费用极大,这是很大的浪费。应该把这些过度消费的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改善经济技术基础,增加物质储备,提高抗击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
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这一点,有许多报道和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透支、水透支、环境透支,已经非常严重,人们深有同感。现在即使到农村去,许多地方也是污水一片,奇臭无比。城市里出现地面开裂或下沉、地下水资源枯竭、噪音、粉尘、废气、酸雨、沙尘、热岛效应等现象。恶性疾病发病率上升,甚至已经成为常见病、多发病。过去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说苏州和杭州是人间天堂。现在,有哪些地方还可以真正称为人间天堂呢?假如我们不计后果地建设,把自己生活的地方污染到很严重的程度,终将有一天这个地方会成为死亡之域,经济发展再好,又有什么用?这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
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城市化应该以人为本,致力于建设一个宜居城市,为居民创造优美的生活条件。除了环境的宜居之外,还有生活的宜居,工作的宜居,文化的宜居。这就要求一切发展的举措,都要以人为本。各种规章、制度、管理目标的提出,都要把以人为本放在核心的地位上考虑。要明白,非人本指标与宜居城市的目标是不协调的。
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存在于很多方面,比如市容的过度美化,造成很大浪费。为了城市的美观,造成老百姓生活的不方便,这就是非人本指标。在我们的城市,城管是一个工作难度最大的部门,也是一个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部门。有个城市曾经有人公开在店门口贴了“城管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其实不管理肯定是不行的,问题是怎么管,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用什么方法管。群众对城管意见那么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管理的某些指标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
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拆迁,也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旧城改造是必要的,特别是城市的商业区、文化区、窗口地区和基础设施改造,有利于改善城市条件,美化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但是,为了拉动房地产市场,不加区别地针对居民区的拆迁改造,只会增加群众负担,加重群众生活成本。国外有些城市,富人住郊区甚至远郊的别墅,公寓区、贫民区在市区。我们反过来,拆迁的困难户都转移到远郊,经济适用房多数建在远郊,他们的生活成本仅交通费就要多花许多。城市的建设为富人考虑多,为穷人考虑少。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前那么长时间有棚户区,过去每个城市都有棚户区,就是条件相对差一些的地方,有的甚至是有点破烂的地方,因为居民的经济水平不一样,所以棚户区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现在美化城市要把那些旧民房大片地拆掉,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矛盾。一些市区边缘的民房拆掉之后,没有便宜的地方能租住。
有些地方的教育部门调整学区和学校布局,把农民工办的学校取消掉。这样一来,农民工子女读书很成问题。原来民工子女学校费用很低,现在把他们并入城市学校,他们要和城里孩子交一样的钱读书,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增加。媒体曾报道,有个地方,政府专门花钱建造了楼房,一间房子放四张床,然后说对农民工说我,给你们谋利益了,一个月可以花一百多块钱用一张床,结果没有一个农民工要。记者采访农民工,他们说:“我在这边打工,工地就可以住,为什么要住那里?我每天工资才几十块钱,住在那边每个月要交一百多块钱,另外工地在城东,房子在城西,每天交通费又要加好几块钱,一个月下来,要多花不少,划不来。”结果政府为农民工造了房子,他们却不肯住。这种事情很多。有些城市建设草坪,大量采购,进口草皮,效果怎么样呢?一些中国土生的草可以上去踩,可以躺在上面,没什么事,外国进口的草很娇嫩,它只能看不能踩,这样做城市建设的成本无意间就扩大了。这些实际上都是为了完成脱离实际的非人本化指标的结果。
过度城市化还带来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公共设施跟不上,交通跟不上,电力、煤气、住房跟不上,生态恶化,大量人口失业,大众普遍贫苦化,犯罪率上升,城市管理成本上升等(城市管理是要成本的,我们现在城市管理成本很高,有些重大的案件破案很快,一打110警察就到场,这很好。我们的公安已经从静态管理转入动态管理,这是很了不起的,但要有成本的)。当初,在盲目扩充人口的时候,矛盾可能还不会马上暴露出来,但是这些问题,迟早会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
城市的各种利益阶层、各种等级之间的利益协调,做得很不够。城市居民各个等级间的利益和愿望要调节好,社会矛盾不能太尖锐。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差异,但是社会的利益分配,必须维护公平底线。党中央提出要研究收入分配政策,并且提出和切实落实关注弱势和推进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正确和及时的。
城市虽然扩大了,但是还没有建立成熟的社区伦理。城市有城市的伦理,过去西方学者把农村社会称之为通体社会,把城市称之为联组社会,是按照农村和城市的不同伦理精神来分析它们的性质的。
通体社会和联组社会,这两个概念有一点玄。什么叫通体社会?在一个村子里面,可能聚集着一个宗族,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区,居民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有比较稳定的民间纠纷的处理习惯,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所以叫通体社会。但城市人口来源于各个地方,他们脱离了原住地,来到了陌生的地方,没有了原住地居民之间在生产上、血缘上、情感上、历史渊源上的密切联系,必须自我奋斗,优先考虑个人利益才能生存,这就导致城市各个群体之间的亲合度不够,所以城市社会是一个联组社会。也有人反过来讲,说农村里是机械团结,而城市是一种有机团结。因为农村里虽然有统一的乡规民俗,但乡民之间缺乏共同利益,缺乏有机的分工合作,所以他们之间的互相团结不是很稳定。而城市里专业分工的程度很高,各个行业之间互相依存度比较高,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工种停下来,其他行业、其他工种,甚至整个城市的运转就要停下来。所以城市的人必须互相协作,互相支持,高度紧张地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生存而结合。城市居民的结合,当然比农村居民之间的结合,要密切得多、有机得多。
以上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这两种看法取了两个极端,有点绝对化,因而可以继续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说,城市确实应该有共同的社区伦理。所谓城市的社区伦理,是指城市居民共同遵守的体现都市文化特征的公共规范,包括城市的公共信仰、公共观念、公共权力、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公共制度等一系列规章性、制度性、观念性、习惯性价值与规则。有这一整套公共的规则,来维护市民的共同利益,把人们共同生活的代价降低下来。共同生活是有代价的,有时社会的组织不协调不合理,共同生活的代价就很大。城市是五湖四海的人的汇集,所以必须确保每一个人的利益,否则大家无法共同生存。只有建立起共同的社区伦理,让这些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有一种公认的价值基础,才能团结起来,这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
培育新形势下的城市伦理,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已经可以看出,在有些城市,城市化的推进,不是提升了城市原有文明的水平,而是降低了水平。原因很简单,在有些地方,外来人口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超过了原住人口,城市原来的文化特色被消解了,甚至外来人口的语言、民俗、生活习惯、人际网络、利益诉求、群体风气改变了原有文化内涵,成为城市面貌的新的主流特色。多数情况下,这种新的特色带有许多负面意义的内容,或者说,具有负面的性质。怎样才能在人口急剧膨胀的条件下不降低城市的文明水平,强化城市的文明管理,让外来人口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改善他们的文明素质,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现实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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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思考
摘要：城市化是社会变迁的重要环节，也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文章阐述了中国城市化的现状，回顾了城市化发展的
历程，分析了城市化的几种模式，并探求适合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最后指出中国应走多样化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关键词：中国；城市化道路；思考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和结
果，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
技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主要是指乡村变成城
市的复杂过程，它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
市居住区的逐渐扩大，非农业活动的转移和聚集，
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等等。改革开放使中国
城市迅速发展，但城市化的进程与我国经济发展
的现状不相协调，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目前关于
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城市化战略等仍然存在许
多争议，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将有
利于推动城市化研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一、中国城市化的现状
世界城市化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纪以来，城
市化的规模和速度达到空前的水平，截至#$$%
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到&’()*，几
乎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近几年，中国城
市化水平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从#$$$年的
0"(1$*提高到!""0年的&"(’0*，城市数量已从改
革开放初期的#$0个增加到目前的%%"个，其中超
大、特大城市达&%个，城市经济对中国23.的贡
献率已超过)"*。有专家预测，在未来#’年内，若
按照城市化率每年不低于#*的增长率计算，到
!"!"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大概要达到’’4%"*，城
市人口大概可达14$个亿。城市化对推动中国社会
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年诺贝尔经济奖获
得者之一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56789:;(<=>?@>A8）
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
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
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中国城
市发展报告（!""04!""&）》统计显示，!""0年，我国
国内生产总值达##%B%$&亿元（人均超过#"""美
元），其中全部地级城市（不包括辖县）创造的23.
约占全国23.的%0*，23.超过#"""亿元的城
市就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武汉、杭州、
沈阳、南京、佛山、大连、重庆、成都#0个城市。+!,可
见城市发展在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处的
龙头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但与世界
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处于初级发
展阶段。据世界银行统计，!""#年，全世界城市化
水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而中国是0%()*。中国城市
化率比世界平均低##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
平均低0$个百分点。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
协调发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
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这种相关性，在工业化由
初期向中期迈进的加速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据
统计，#$%’年到!"""年，中国工业化提升幅度是
中等收入国家的!(’倍，而城市化提升幅度仅为这
些国家的&%*。!"""年城市水平仍滞后于工业化
水平#&(0个百分点。+0（,.%"）中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
后，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已经成为制约
我国经济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巨大瓶颈”。
未来!"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
期，中国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没有城市化的大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是畸形的、没有
后劲的。没有城市化也就没有现代化。!"#$%&’&(加快中
国城市化进程，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和城
乡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解决二元结构矛盾的根
本出路。
二、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战略的演变
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城市化主
要是由政府发动和引导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
城市化经历了一条坎坷曲折的发展道路。大致可
以划分成三个发展阶段：)*"*+)*,-年为起步阶
段。)*"*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城市人口只有
,-’,万人，城市化水平仅为)./’.0，不仅远远低
于当时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10，而且还低于
当时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平均水平)’0。经过2
年时间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随后又
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大
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建设。这个阶段城市化
是一个与工业化同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城市
人口比重稳定上升，每年增加城镇人口"",万，年
均增长率-/.’0，所增加的城市人口中，机械增长
占了,’0。1年间城市化水平由*/.,0上升为
)2/.10。设市数量从)2,个增加到)-1个。
)*,1+)*--年为反复和停滞阶段。具体又可以
分为)*,1+)*’.年的过度城市化、)*’)+)*’,年的
第一次反城市化和)*’’+)*-’年的第二次反城市
化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由于“左”的指导思
想，推行“大跃进”，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镇
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0，城镇人口比重从)*,-
年的)2/.10猛增到)*’.年底)’/’)0。!,#$%).*+)))(增加
的人口大大超过了城市的承受能力，加上自然灾
害等因素，国家不得不精简职工，于是出现了第一
次反向城市化，城市化水平下降到)"/.&0。在).
年文革时期，城市化处于倒退停滞状态，城市人口
继续负增长，城市化水平下降到了)&/.10。
)*--年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
进，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主要
表现在：一是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人口及其比重
上升。从)*1.年到)**,年的),年间，中国城市
化水平提高了)./’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
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化发展最快的
一个时期。二是由于受到各种政策和体制的作用，
上世纪1.年代中期到*.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
军突起”，中国小城镇迅速发展。我国的财政税收、
出口创汇和34%总值，乡镇企业的贡献都超过)5
2。但上世纪*.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基础设施不
足、环境污染严重、信息不灵、配置不优等弊病进
入了一个总爆发期，被迫进入调整。&.世纪*.年
代以后，大量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目前约有&亿农
民工工作和生活在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很快，但加速发展的背后，却是
城市化战略的几经摇摆，举棋不定。
)*-1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出
的城市发展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
镇”。)*1.年).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
规划工作会议，确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
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
)*1*年，国家又将城市发展方针修改为“严格控制
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并写
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此后).多
年间，学术界曾有过几次关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谁是重点的争论。城市发展
方针从“控制大城市规模”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
市规模”，表明国家对大城市规模的控制不仅不打
算放松，反而力图加强。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
“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五’
计划纲要》对城镇化发展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有
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
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
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城市发展问题
上一直倾向于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的主
张，尽管如此，实践的发展却偏离了设想的轨道。
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发展并没有因此受到抑
制。从&...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
活力的，恰恰是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
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在上
世纪1.年代深圳建设和*.年代上海浦东开发的
经验启迪下，在北京“申奥”、上海“申博”成功后，
各地纷纷在各自的发展战略中大大强化了城市化
的地位，中国沿海地区大城市通过设置各类开发
区，也使城市的用地规模进一步扩大。实践证明，
城市规模与政策制定关系不大，城市规模不能作
为城市发展方针制定的依据。
三、对目前几种城市化道路模式的分析
在要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认识上，学术界已经
形成共识，但在重点发展哪种类型的城市上，却存
在着很大的分歧，).多年间，争议颇多。
)/大城市模式
世界城市化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
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城市增长迅速，这
反映了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大城市发展的客观
要求。如前所述，中国的管理部门，虽然总是强调控制大城市规模，但从实践上看，大城市发展的速
度最快。近年来，人们提出了应优先发展大城市的
观点。这一观点认为，第一，大城市在国家的发展
中发挥区域中心的作用。!"""年全国#""万以上
人口的城市$"个，有!%个是省会城市。它们绝大
多数都是该省区的首位城市，几乎都是综合性的
工业基地及新型的开放城市。其次，中国的大城市
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既是组织区域专
业化分工和经济联合的强大的生产中心，也是组
织物资集散的商品流通的中心。再次，中国大城市
第三产业比较发达，发展潜力大。与经济全球化和
国际城市发展相适应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
生产性服务业，如电讯业、电子信息产业、国际银
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都集中在大城市里。&’(第
二，中国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由城市化的
初期阶段向中期集中化阶段转变。经济发展和城
市发展都对规模化、集聚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大
城市的集聚效应是产生高效益的关键，其发展有
明显的集聚效应，能够吸引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
术、高水平的人才和充足的劳动力。大多数认同规
模经济的专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走大中城市扩
容为主的道路。第三、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
资源匮乏的国家，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必须
选择效益型的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和赶上发达
国家。应该说，大城市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
经济效益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
势。因此，积极发展大中城市，以提高有限资源的
利用率，应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未来城市化
的发展趋势。&)(*+!%,-第四、大城市在推进城市化进程
中往往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城市化是世界城市化
浪潮的一部分，因此，也将遵循世界城市化发展的
一般规律，走上大城市的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政府管理部门对于大城市和超大
城市的发展往往抱有忧虑和恐惧，一些学者也对
大城市发展持批评态度。认为发展大城市，农民大
量涌入城市，会造成环境污染、交通拥挤无序、资
源缺乏、城市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跟不上等“大城
市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宜把“大城市
病”看得过重，它在社会经济的自身发展过程中可
以得到治理。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说，在大城市聚集
大量人口更合理。分散式居住对于资源和能源的
消耗更不经济，更缺乏效益。相反，城市化滞后所
带来的“小城镇病”，如农村中出现的乡镇工业分
散、小城镇建设无序化等现象，比一般的“大城市
病”更难于治理。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城市提出
做“强”做“大”的目标，基础设施和经济实力却没
有跟上。要想强大城市，不是搞圈地运动，不在于
城市规模无限扩大，关键是提高城市的实力和竞
争力，完善城市功能，真正把城市发展好。
!.中等城市模式
主张这一模式的人认为，中等城市的优势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等城市处于即将升为
大城市的特殊地位，发展潜力巨大而且流动人口
进入城市的门槛相对较低，与大、小城市相比，吸
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会更大，同时中等城市
也易于吸引大城市中结构性剩余的科技力量、设
备和资金。这种对上对下的强大吸纳能力，使大城
市富余科技力量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够在这里
进行有效地配置，有利于国民经济中资源的合理
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其二，中等城市往
往是连接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桥梁，在经济全
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是大城市辐射的中转
站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转站。其三，中等城市
的经济效益比小城市好得多，而且也不比大城市
差。它既可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聚集效应，
又可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弊
端。中等城市不仅在集聚效益及城市与农村交流
方面具有优势，而且发展中等城市为中国大量的
农村流动人口提供了出路，并且不会带来较大的
环境、土地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问题。
$.小城镇模式
赞成发展小城镇者认为：小城镇是城市和乡
村的结合点，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
接起来，具有为周围乡村提供生产资料和日常工
业品的功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需要
的满足，而且还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发展
小城镇，有利于促进农产品的深加工和农村资源
的转化，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乡村城市化水平
的提高。从国情出发，发展小城镇有利于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就地解决，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是
有效减轻大城市压力，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中
国范围内流动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本途
径。
近年来，小城镇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集约
化程度低、经济效益差、资金短缺、大量占用耕地、
环境污染面大、城市功能单一低下、基础设施落
后、投资环境差、吸纳劳动力能力逐年下降等问
题，成为发展的极大障碍，同时也影响到整个中国
的城市化进程。不赞成者认为，小城镇是特殊历史
条件下的产物，是在城乡分割体制下产生的，发展
小城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问
题。
关于小城镇的发展模式还和对“城市化”及
“城镇化”概念的模糊认识有关。国际上通行“城市
化”的提法，但在我国，从中央领导人谈话到一些
重要文件却以“城镇化”的叫法更为普遍。而实际
上，目前我国的城镇化与国际通用的城市化本质
含义是一样的，就像现代化和近代化都是“!"#$
%&’()*+("’”的中文翻译一样，“城市化”和“城镇化”
也都是“,&-*’()*+("’”的中文翻译，是通用语言。城
市化和城镇化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论“城市”
还是“城镇”都包括“市”和“镇”两个组成部分。然
而有研究者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概念上作不
同的解释，认为城市化就是发展城市，城镇化就是
发展小城镇。他们提出，“我国之所以没有采用国
际通行的城市化的提法，而是采用城镇化的提法，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调不能忽视小城镇的
作用”。“我们在党和政府的一些文件经常看到‘城
镇化’而少用‘城市化’，其目的就是为了把‘市’和
.3创新发展的布局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永恒动力，也是城市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国际化，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从自然因素让位给智力因素，创新能力愈益成为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杭州要保护和发展其为浙江省的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和长江三角洲副中心城市的战略作用，必须着力增强创新功能，真正成为“求知创业”的天堂。增强创新功能，首先要培育和增强创新源，其工作重心更多的是指创造吸引人才、资本等先进要素的机制和环境。
4.城市建筑
打好“品位牌”，彰显艺术特征。城市应当成为开放式建筑工艺品博物馆，绝大多数城市建筑物都应当按照有艺术观赏价值的标准来打造。市政府、车站、学校、艺术馆等重要的公共建筑物，要按照建筑工艺品的标准来设计和建设；临街建筑物应当讲究优美的造型、漂亮的外观、柔和的色调。整个城市和每一条街道都要对建筑物的风格、造型、色调、高度等因素有明确的要求，反对出现建筑造型的克隆和雷同，赋予城市建筑物文化艺术生命，努力建造中西合壁、富于特色和个性的现代化城市。
4.1城市生态系统的特点
现代城市是一类脆弱的人工生态系统，它在生态过程上是耗竭性的，其最大特点就是人口的高度密集；城市生态系统是不完全的和开放式的，主要体现在需要其它生态系统的支持（如农业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等），需要人为的输入大量的能源与物质，同时，城市中人类生产和生活中排泄的大量废物，也不能完全在本系统内分解，还需要其他生态系统（如农田、海洋等）中处理消化。
城市在自然界占有很小的一部分空间，却集中了大量的人口、交通和信息流，建立了大量的人工设施，并生产破坏城市环境的污染物质，改变了原来的生态平衡，造成城市物理环境的变化，如城市热岛效应、温室效应、土壤板结等。城市生态系统中，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不断影响着人类自身，他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形态，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其造成的环境污染也影响了人类的健康，引发公害。
4.2城市景观与空间设计的特点
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它包含有大量的物质构成因素和若干子系统，是人类活动的物质载体。城市景观与空间形态是人们的主观意愿的物化表现，凝聚着人类的智慧、情感、想象力和理想的追求。城市景观空间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人的主观意愿引导着城市景观与空间的建成，并对已存环境施加影响力；城市景观与空间向人们传递着无限的信息，支持人们的活动，丰富人们的生活内容。
城市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城市景观与空间形态的演化受到“空间”和“时间”两个向度的影响，即在任何一个时间片段，人们都可以获得创造城市景观与空间的各种物质要素；同样，任何一个正在营造的城市景观环境又不得不考虑时间的意义：“过去时”的历史延续，“现在时”的应用意义和“未来时”的理想追求。城市景观的本质是人们主观意愿的一种物质表达，反映了人们不同时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正确合理的城市景观设计规划理念本质上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并不矛盾，反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4.3现代城市景观与生态规划的关系十分密切。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空间格局和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它的主题是地理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它以整个景观为对象，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与价值流在地球表层的传输和交换，通过生物与非生物以及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运用生态系统原理和系统方法研究景观结构和功能、景观动态变化已经相互作用机理、研究景观的美化格局、优化结构、合理利用和保护，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自然、经济与社会复合的人工生态系统，它包括生命系统、环境系统，具有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可以从不同角度研究人类活动与城市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城市环境规划作为宏观指导和协调部门利益、优化城市土地资源配置、合理组织城市空间环境的重要战略部署，必须要具备生态观。只有具备了生态观，才能指导城市在今后的各项建设中向生态城市的目标迈进，建立高效、和谐的人居环境。
近年来，景观规划在城市景观特色保护与城市环境设计中得到广泛的运用。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把它运用于建筑学、规划学中，开创了景观规划与环境设计的先例。其目标在于创造人类与他们的环境之间协调和谐的气氛，建立起土地开发利用与环境资源保护之间和谐的关系。
5.现代生态规划的内涵
现代生态规划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应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根据经济、社会、自然等方面的信息，从宏观、综合的角度，参与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战略或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研究和决策，并提出合理的开发战略和开发层次，以及相应的土地及资源利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措施，从整体效益使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关系想协调，并创造一个舒适和谐的生活与工作环境。现代生态规划的理论基础现代生态规划的理论基础还不是很成熟，生态学的3个基本原则基本上可以作为现代生态规划的理论基础。
5.1整体性原则。无论是生态建设还是生态规划，都十分强调宏观的整体效益，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效益的提高，也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中某一方面效益的增加，而是谋求经济、社会、环境3个效益的协调统一与同步发展，并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全局性。
5.2循环再生原则。将自然界生物对营养物质的富集、转化、分解和在生过程应用与工农业生产和生态建设及生态规划中，使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林业资源、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及旅游资源）获得最佳利用，从而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健康几居住环境，使废弃物对环境与人类的危害降至最底。
5.3区域分异原则。生态建设与生态规划均强调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地域分异，应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指定不同的生态建设和生态规划方针，对不同的资源采取相应的保护与利用对策。
6.生态城市设计
做好生态城市设计，以真实实现城市的生态化目标，并体现不同城市拥有的城市生态环境、城市文化、城市形象、城市风格的特点和吸引力。其基本设计有城市景观设计、城市产业设计、城市住区设计三个方面。
城市景观设计的目标是建立在由建筑、园林等为主的人文景观和各类自然生态景观构成的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建筑景观设计的重点在平面规划的基础上做好空间天际轮廓线的规划设计，特点是沿主要街道建筑景观设计，要在做好高层超高层的建筑景观设计的同时，适当布置低层的生态建筑。
园林设计的重点是要做好沿江、河、湖、溪等两岸林带及城市公园、城市广场的景观设计，融生态环境、城市文化、历史传统与现代理念及现代生活要求于一体，提高生态效益，景观效应和共享性。各类自然生态景观设计的重在完善基础设施，完善生态功能，提高其生态效益，景观效应和共享性。要用生态建筑原理对居住区进行科学的规划设计，形成生态建筑与完善的基础设施构成的生活环境以及包括精神文明在内的社会生态系统。居住区的设计要坚持以下原则，选择城市居住区的最佳区位和发展规模。
二是节能低耗无污染，即在建筑材料的是使上坚持环境保护原则，避免由于建筑材料的原因造成光污染、化学污染、放射性污染等。要充分考虑建筑物的朝向、间距等，以解决住宅采光、室内通风等卫生问题。
三是应用生态技术处理生活排泄物、生活垃圾。四是通过增加居住区绿地，推广屋顶绿化、垂直绿化、湖河溪流水体的坡岸绿化等，大幅度提高居住区绿化覆盖率。居住区设置中央绿地。公共绿地必须大于人均1.5平方米。五是增加居住区的文化体育设施。城市的形成源于我们的祖先“逐水草而居”的生存准则，生态城市建设中必须充分利用自然生态基础，所谓充分利用，一是保护，二是提升。从实践经验看，只有充分利用自然生态基础，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
7.结论
总之，城市规划是科学严谨的，是中国现代城市建设中值得深思的课题，为将来留下什么样的建筑艺术，为人们的生活打造什么样的生活氛围，为可持续发展做什么样的努力。关注城市规划，是每个设计师应该做的，也是我们这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