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辩白
——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重新解读
一、对以往阐述史的简单梳理
丁玲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完成于1940年底，最初发表在1941年6月20日《中国文化》第2卷第1期，是丁玲1937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这段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作品自问世以来，同丁玲本人的经历一样，屡遭磨难，几次大起大落。
本文试图通过对以往研究史的梳理，点明阐述史中的典型评论，查明其中的疏漏和缺口，然后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对丁玲的这篇小说进行一个重新解读。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的阐述史，从发表初期至今，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简述如下：
1.发表初期：
冯雪峰作为丁玲的知己好友，凭借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对丁玲生活、思想的了解，对《我在霞村的时候》做了一个深刻而亲切有力的评论。
在《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中，冯评价道：“作者所探究的一个‘灵魂’……在非常的革命的展开和非常事件的遭遇下，这在落后的穷乡僻壤中的小女子的灵魂，却展开出了她的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 这是早期对丁玲这篇小说最直接的评价。他说：“这灵魂遭受着破坏和极大的损伤，但就在被破坏和损伤中展开她的象反射于沙漠上面似的那种光，清水似的清，刚刚被暴风刮过了以后的沙地似的那般广；而从她身内又不断地在生长出新的东西来，那可是更非庸庸俗俗和温温暾暾的人们所再能挨近去的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贞贞自然还只在向远大发展的开始中，但她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她的新的巨大的成长也是可以确定的，作者也以她的把握力使我们这样相信贞贞和革命。”
冯的评论无疑有着特定的含义，他深刻读出了贞贞这个形象的内涵——是真实的，是不断发展而具有光芒的。冯雪峰对于贞贞这一形象的原型，虽未明说却又切中肯綮，是很有价值的评论之一。
2.1957年“反右”时期：
这一时期，在中国大陆，对《我在霞村的时候》从政治革命视角的理解走向极端化。由于这一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并不是一种个性化的或科学化的作品解读，也不是一种鉴赏活动，而是“体现政治意图的，对文学活动和主张进行‘裁决’的手段……一方面它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程度地具有偏离、悖逆倾向的作家作品，提出警告。”
陆耀东1957年底发表的《评〈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文谈及贞贞的时候这样说：“她却一点也不反抗，屈辱地跟着日本人跑，让日本强盗任意侮辱”，“顺从地与日本人一块儿生活，像日本法西斯的军营里的妓女一样”。陆耀东认为贞贞在日军那里的表现“是严重地丧失节操”——不仅是一个女人的贞节，更重要的，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民族敌人面前应有的气节。
这时候，陆耀东并不是单单针对小说里的贞贞了，她把贞贞的这种失节看成是丁玲的某种过失，把小说中的贞贞甚至现实中的丁玲看成是“双重失节者”。
华夫认同了陆耀东的观点，并通过文本细节，对贞贞与日军的暧昧关系有了更细致的把握。
“原来丁玲自己就曾经在南京自首变节，向蒋介石政府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叛党以后，还和当了特务的丈夫继续同居。她向党隐瞒了她的叛卖行为，装扮成一个英雄回到解放区。这些行为，和贞贞颇有类似的地方。她美化贞贞，就是美化她自己。她替贞贞作辩解，就是替她自己作辩解，……贞贞——这就是丁玲的化身，丁玲的自我扩张。”
华夫的此番怀疑是一种“症候式分析”：他分析丁玲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因为自己心里有鬼，怀疑周围人对她不信任，所以刻画了贞贞这样一个形象，为的是开拓自己、美化自己，争取一部分人的支持，是艺术上的花样，更是政治上的花样。华夫认为文中的贞贞就是丁玲的一个影像，是丁玲为自己复仇、为自己开脱的一个工具。他的评论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但就小说本身来讲，我们也不排除贞贞身上有着丁玲的某些特质。
周扬评价道：“这篇小说把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抢去作随营娼妓的女子，当做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丁玲是带着极大的同情描写了这个应当否定的形象的……说明她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后来不但没有改好，反而发展到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尖锐对立的地步。”
周扬的观点显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战斗性，他将文学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突出强调作家的创作立场、作品的社会效果（尤其是现实斗争意义）在文学创作中的绝对崇高的地位。这不仅将作品人物与作家私生活莫名其妙地等同起来，而且将文学作品丰富复杂的思想艺术面貌简单化。
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一些评论家的观点沾染了当时特有的批判色彩，抓住贞贞和丁玲的相似点大做文章，是对丁玲人格和历史的批判和诬蔑。鉴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却看不到丁玲为自己辩驳的只言片语。然而说，无风不起浪，上述三人的评论总有其缘由，丁玲和贞贞的关系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作者和被塑造人物的关系。
3.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
这一时期主要从女性视角和启蒙角度来看待这一小说，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冷峻的多样性气象，评论家们直接关注这一小说深层性的创作本身的问题，对小说的思想倾向、叙事角度、生活依据、主题之独特性、贞贞的性格特征辨析进行了深入合理的分析，甚至置放在现代女性文学的美学特征、心理现实主义、欧美现代小说、潜女性话语的新境界上进行新的认识。另一批评论家则认为这是一篇反封建的作品，认为贞贞的精神创伤不仅来自于侵略者的罪恶，更来自霞村村民对她的鄙视和冷漠，矛头直指愚昧落后的小生产者的封建残余思想。
不少学者还关注到《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创作题材本身固有的艰难性、真实性、悲剧色彩、艺术特征、局限性、时代特色、及小说的特殊贡献、艺术胆识、创造精神。这一时期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充分、深刻、独特、准确的学术研究改变了以往从政治思想革命角度理解丁玲小说的单一性,深化了对其思想与艺术两方面的许多认识,其批评视角、情感体悟方式、艺术感受个性、思想评价框架也使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很明显，在
上一阶段被无限夸大的丁玲与贞贞的相似之处，在这一时期普遍被忽略了。这时的研究者门已经洗化了五十年代评论者注重的贞贞与丁玲历史的联系这个关键点。
4.最近十年：
到了最近十年，这一话题又被重新拾起。
郜元宝在《都是辩解》中，对比张爱玲的《色•戒》和《我在霞村的时候》时指出，这两篇文章都是作者为了自己的某些历史而进行的自我辩解。他指出，《色•戒》中张爱玲要了断的是私情，而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讨要的是公理。郜元宝认为，丁玲在此发泄的是一种不被同志理解、忠而被谤、洁而被污的痛苦情绪；都是自我辩解，各不相同而已。
另外，蓝棣之在《女性的愤懑与挣扎》中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时说道，“总之……《我在霞村的时候》……都可以看作自叙传、血泪书和忏悔录，所写都发源于自己的体验,并由切身的体验扩展开来的对女性疾苦和命运的关注。”
郜元宝、蓝棣之的评论，都开始倾向于贞贞与丁玲存在的暧昧联系，但是他们对此只是有略微的猜测和议论，并没有去严格地考证，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论述和分析，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缺口。
本文就是在发现这个缺口的基础上，通过大胆的假设和一步步的推敲，结合历史事实和文本，小心论证，对丁玲是否借贞贞之身来为自己被国民党软禁这段历史进行辩白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从而证明《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是丁玲为自己南京历史所作的艰难的辩白。
二、从丁玲的创作情形谈起
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下，各种解释视角都存在其合理性。本段的中心，倾向于对丁玲的创作动机进行具体的分析，结论是：丁玲有一种强烈的借这篇小说为自己的南京历史辩白的愿望。
丁玲在谈到《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创作时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动机：“我是一个搞创作的人，很少从理论上，而更多是从现实生活中去认识社会。三十年代的时候，年纪轻，参加群众斗争少，从自己个人感受的东西多些。……我并没有那样的生活，也没有到过霞村，没有见过这一个女孩子。这也是人家对我说的。……于是，我想了很久，觉得非写出来不可，就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个时候，哪里有什么作者个人的苦闷呢？无非想到一场战争，一个时代，想到其中不少的人，同志、朋友和乡亲，所以就写出来了。”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丁玲更多地是从现实生活中就认识社会，感受社会，而她也并没有过霞村经历，那如何从现实生活中感知呢？其实，我们可以推断，在听了原型人物的故事后，丁玲联想到自身相似的经历，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共鸣，所以她才“想了很久，觉得非写出来不可”。也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够只是简短地听了这么一个故事，就能把贞贞的形象塑造得如此丰满，把整个故事叙述得如此生动。
还有一次她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可不完全是真人真事，那是编的。这个故事是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我想抗日战争史伟大的，其间牺牲了很多同志。而像贞贞这样的要忍辱负重，还要战斗下去，是不容易的。我就写了那篇文章。先是用第三人称，写了一半，感到不好，撕；后来又用第一人称，这样就能更方便一些。”
之所以用第三人称很困难而用第一人称很顺畅，正是源于第一人称才是表达自身感受最好的叙述方式。而且，在陕北后期写作中，丁玲大多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叙述的视角。这篇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完全是为了更好地抒发丁玲的主观感受——她跟所谓的贞贞由于境遇相似而特有的相似的主观感受。
在这篇短篇小说里，我们又看到了丁玲作品中那个久已消逝的、有判断的、有自我的叙述者——“我”。在仅20页的小说中，一旦涉及自我心理剖析和对主人公贞贞的描写和评价时，“我”便频繁出现，通过细读可以发现。
例如“我觉得非常惊诧，新的东西又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了，我觉得她的确值得我研究，我当时只能说出我赞成她的打算的话。我走的时候，她的家属全在那里，只有她到公所里去了，也再没有看见夏大宝。我心里并没有难受，我仿佛看见了她的光明的前途，明天我将又见着她的，定会见着她的”。
在一个本来没有我的故事里加入“我”，并使用如此之多的“我”，似乎暗示了旺盛的表达欲望和迫切的讲述意愿；同时，这种迫切的意愿已经压倒了作家平时的理性书写原则。对于农村少女贞贞的故事，丁玲自己和文中的“我”是那样急迫想要了解这个故事，讲述这个故事，甚至也许在这个“别人”的故事中说出了自己心里不方便说的话。
三、丁玲与贞贞的遭遇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贞贞因不满家人安排的婚事而出走欲做修女，而在象征圣洁的教堂被日军抓获，强迫其做了随军妓女。此后的贞贞以慰安妇的形象出现在敌营中，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几次出入敌军，有条件接触各色日本兵，有逃走的机会却没有逃走，而是利用特殊的身份为共产党送情报。然不幸染病，后共产党要给她治病，她便回到原来村子。“人家总以为我做了鬼子官太太，享富贵荣华，实际我跑回来过两次，连现在这回是第三次了，后来我是被派去的，也是没有办法，现在他们不再派我去了，听说要替我治病” ，没想到却遭到村人的歧视、指责甚至谩骂。“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
丁玲是在从事左联工作、热情投入革命时，在家中被捕，1933年至1936年期间被国民党软禁，在此期间她与冯达同居。在此期间，丁玲没有坐牢，在南京有一定的自由，待遇还算不错。“丁玲后来找机会回到上海，要求马上去延安，但冯（冯雪峰）主张他仍然回南京，理由是既然国民党这样放松，何不争取‘公开工作’呢？这个思路和当时她要主编《北斗》如出一辙！而《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不也是在日本人那里为了自己人的‘情报’而几进几出吗？” 后来她经党组织的营救，1936年11月辗转回到延安。延安却有不少人对丁玲在南京被捕期间的历史十分怀疑，认为丁玲背叛了革命，是一个历史不干净的人。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丁玲的经历几乎与贞贞如出一辙！二者的共同点如下：
1.被捕地点：
不论是教堂还是左联工作时的丁玲家中，都是一个象征圣洁的地方。丁玲为了革命在左联
工作时其实是很艰苦的，顶着多方面的压力，她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回忆说：“我们都参加了左联……这一时期，我们生活过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艰苦都严肃。”因为革命作贡献而被捕，这不得不说是作者设定贞贞在象征贞洁的教堂被抓的一个影射。
2.被捕后的生活方式：
贞贞被抓进敌营后并没有被严加看管，而是作为随军妓女这种特殊职业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可以出入敌营；丁玲在南京被捕期间并未坐牢，也未审判，形式上是国民党每月出钱而丁玲自己租房子住，可以上街寄信，有早点离开南京的自由却没有离开。二者的生活方式都是比较宽松自由的，并没有吃太多的苦。
贞贞在敌营里面为共产党送情报，这是在为革命作贡献，没有背叛党和人民；丁玲在被国民党软禁期间拒绝为国民党服务，没有背叛党和人民，从某个角度上看，拒绝为国民党服务实际上就是在为共产党作贡献。
这实际上就是丁玲所委屈和辩白的缘由，她没有背叛革命，而且拒绝为国民党服务，却不被人理解，反被诬蔑，以为她在南京软禁期间享福了似的，这与贞贞在敌营里忍辱为我方送情报，回来却被霞村人谩骂是多么地相似啊！
3.释放后的遭遇：
贞贞回到村子里，霞村的人对她的态度并不友善，除了自己的至亲外，别人都对她指指点点、轻视甚至谩骂，认为她肮脏、堕落、不贞洁；而丁玲回到延安后，也有不少人对她南京软禁的历史颇有微词，怀疑她在那期间背叛了党，认为她不纯洁，不配在延安受到重视。
我们应该能理解丁玲此时的尴尬遭遇和郁闷的心情，但她又能如何？直接反驳吗？怕会越描越黑。恰巧有了这个故事的契机，丁玲就一定要把贞贞的形象和经历写出来，用笔、用她的老本行来发泄自己的心情，来为自己讨要一个公理。
另外，丁玲对文中的贞贞也是很肯定的，褒奖有加。因为她没有真实地认识这么一个人，所以只能把自己喜欢的性格和特征加到贞贞的精神中去。就连文中的第一人称“我”，也忍不住对贞贞有极高的认同感。丁玲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真实心情，处处洋溢着对贞贞的肯定，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我”见贞贞第一面时印象就不错，“她的脸色红润，声音清晰，不显得拘束，也不觉得粗野，她并不含一点夸张，也使人感觉不到她有过什么牢骚，或是悲凉的意味。” 后来经过几次聊天后，“我”对贞贞的喜欢也是不言而喻，“阿桂走了之后，我们的关系就更密切了，谁都不能缺少谁似的，一忽儿不见就会使人惊诧的，我是一个喜欢有热情的，有血肉，有快乐，有忧愁，却又是明朗的性格，而她就正是这样”。
并且，因为喜爱贞贞，对于与贞贞对立的角色，“我”也是不喜欢的。“像杂货店老板那一类的人，总是铁青着脸孔，冷冷的望着我们，他们嫌厌她，卑视她，而且连我也当着不是同类的人的样子看待了。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丁玲对贞贞的喜爱与欣赏，热情和真诚，这是发自内心的，来源于相似经历下产生的共鸣。
四、艰难的辩诬
丁玲晚年在《忆任弼时同志》透露出，1938年，康生在党校说如果丁玲到党校来，他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这样一种处境，让身在延安的丁玲着实很尴尬。而她又该如何面对这些人和这些流言蜚语呢？首先，丁玲确实被国民党软禁过，南京的三年历史谁都不能抹掉。她也确实给国民党递过条子，与叛徒冯达同居，受到了不错的待遇；这些实实在在的历史都使得丁玲有口难辩。
然而，当她无意间听到一个朋友讲的这个故事时，丁玲内心里为自己辩驳的欲望之火熊熊燃烧起来了，她感到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让她表达她自己的观点，可以发泄她受人误解的苦闷，也可以为自己的那段所谓不清不白的历史进行辩诬。
《我在霞村的时候》对贞贞的描述虽然大部分都是侧面描写，但是却有非常充足的现实依据，这样一来，贞贞的形象就相当地饱满，她是如何被日本人掳走，如何不甘愿地做了慰安妇，如何自觉替共产党送情报，这些不正是在暗示丁玲通过革命刊物与敌人作斗争，如何与潘梓年等革命人士在家中被捕，如何拒绝为国民党服务吗？
“《我在霞村的时候》实际上是发泄了丁玲在1931年至1933年‘左联’时期的郁闷，还有1940年面对1933-1936年南京被捕时期所谓不清白的历史问题的二重焦虑和怨恨。贞贞这个人物，不过是丁玲自己略微改变身份的淡妆出境，透过她的淡淡的想要遮掩一些容颜的妆容，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丁玲自己的影子，从小说中的‘我’对贞贞的喜爱程度，我们可以管窥蠡测地推断，丁玲和小说中的贞贞互为表里，不可拆分。”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材料只是文学创造的前提条件。要进入真正的文学创造过程，还必须有作家自我的艺术发现。这是由内在积累的材料所引发的，并与主体内心体验相契合的对材料的独特感悟和把握。小说塑造人物，可以以某一真人为模特儿，综合其他人的一些事迹，如鲁迅所说：“人物的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所以，作为辩解的小说，文中的贞贞既不可能完完全全地表现成丁玲，却也处处透露着她的影子，若即若离才是表现内心的最佳状态。
五、“吊诡”的历史
自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时，丁玲又被定为大右派。《我在霞村的时候》连同《莎菲女士的日记》、《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一并成为反党大毒草，她被开除党籍，然后就是被下放北大荒、蹲大狱、遣送山西农村长达20多年的磨难生涯。看来，《我在霞村的时候》带来的后果有违作者初衷，不但没有为自己辩解清白，反而把自己推向了另外一个深渊。
贞贞也好，丁玲也罢，为什么人们对于她们的要求这么高呢？恐怕这是有原因的。我们不能完全说群众对于她们的指责毫无道理可言，譬如，贞贞和丁玲的为革命所作的工作没有被公开，不被群众了解，也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革命对于人的道德要求、对人的纯洁度要求是很高的。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在长期的抗日斗争和革命战争中形成了一种惯性，成了党的一种性格，革命组织里不允许有污点的人存在，这既带有明显的偏执又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在《我在霞村的时候》的第一段讲到，因为政治部太嘈杂，“我”被莫俞同志安排到霞村休养，虽然身体已经复原，但“我”还是同意并决心好好休养，整理笔记。这看似平淡的一段意思，在整篇小说中，“我”却在不同的情形下多达八次以不同形式重复叙述了以上的意思，“我”不断地告诫自己，要好好休养，不要多想，严格按照作息生活。重复，一般说来，“是指本文中某些东西不只一次地反复呈现，而每一次呈现之间存在相似又有变化”。 可以看出，《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重复属于事件的重复，而每次的重复都含有“好好休养不要多想，严格按照作息生活”的意思，但每一次的重复又有不同的变化。重复作为一种修辞术，其功能集中表现在，“通过重复某种东西，文化的一些隐言的或无意识的层面显露出来”。
也许毛泽东在1941年8月2日《给肖军的信》可以给我们一个较为切实和直接的答案。信中写道，“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身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多想”或者说“想得多”，也可以换成“易感”、“易激动”等类女性知识分子特质，或者也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个性主义者的秉性。由此看，文本中的八次重复讲述似乎在无意识地流露作家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正痛苦地经历的一种心理过程。
这是历史的遗憾，也是这种遗憾造就了这样一篇小说不平凡的历史。
时隔七十年，历史的车轮也许已经踏平很多岁月的痕迹，丁玲当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们谁都无法做一个百分之百的确切考证。
但是，通过以上的论述——从历史中找到缺口，引出本文论题，从文本内部和外部进行辩护，最后阐述历史缘由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推断出，丁玲是借《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为自己的所谓不清不白的南京被国民党拘捕的历史进行辩驳。尽管， 辩白的效果甚微，甚至背离了丁玲的初衷，如果重来，丁玲未必会写这么一篇给自身带来太多非议和磨难的小说。但是，毕竟，这篇小说是丁玲倾注了心血的，是丁玲为摆脱自己在延安的尴尬处境所作的努力，是对可畏的人言所作的隐形的辩诬。
参考文献
1．文艺报编辑部：《再批判》，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2．《丁玲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丁玲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丁玲：《丁玲谈创作》，上海文艺界出版社1985年版。
6．杨扬、陈引驰、傅杰选编《文人自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杨桂欣：《观察丁玲》，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9．郜元宝、孙浩编：《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10．蒋祖林、李灵源：《我的母亲丁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致 谢
在此，感谢学院和各位老师对毕业论文的关心和支持，尤其是我的指导老师赵卫东老师为我的论文所耗费的精力、时间和心思。是他一次次的谆谆教导让我对作文的构思、框架等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也是他，教我们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逐渐了解到做学问的真谛。学问之大、之深，需要我们在大胆想象的前提下，小心求证；既要创新，又要准确而严密。只有做好毕业论文，才是完整的大学生活，也只有做好毕业论文，才是合格的大学生活。
宋晓袆
2010年6月3日于浙江科技学院
诚 信 承 诺
我谨在此承诺：本人所写的毕业论文《艰难的辩白——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重新解读》均系本人独立完成，没有抄袭行为，凡涉及其他作者的观点和材料，均作了注释，若有不实，后果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签名）:
2010 年 6 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