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石作为钢铁行业的大宗基础原材料，其价格走势对钢铁行业的生产成本是一个决定性因素。目前，我国是世界上铁矿石第一大进口国，但中国这个最大买家却对铁矿石的定价基本没有发言权。近年来，国际铁矿石价格的轮番上涨使我国钢铁行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行业整体性亏损的困境；同时，也使得铁矿石国际定价权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拥有巨大需求量但却没有掌握国际市场竞争的定价权，这一现象不仅威胁到了我国钢铁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影响了我国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
一、我国在铁矿石价格协商谈判中缺失话语权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对钢铁等基础建材的需求逐渐增加，从而使我国钢铁行业对进口铁矿石的需求越来越大，铁矿石进口依存度和进口价格普遍上升。2005年，受日本钢铁企业与巴西、澳大利亚矿石供应商签订新价格协议的影响，中钢协不得不接受国际三大矿业巨头关于中国进口铁矿石离岸价格上涨71.5%的要求；2006年6月，又被迫接受巴西、澳大利亚矿石供应商铁矿石原料19%的提价协议；到了2007年，中钢协仍旧未能保住底线，不得不再次接受铁矿石价格上涨9.5%的提议。自此铁矿石价格已经连续三年上涨，涨幅累计已经达到100%。于2008年2月结束的08年铁矿石长期协议价格谈判中，中钢协依旧没能顶住来自国际三大矿业巨头的压力，被迫接受2008年铁矿石价格上涨65%的提议。这次谈判的再次失利，意味着中国钢铁行业从巴西和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进口价格将达到每吨86.5美元左右。然而，更大的困难是伴随着2010年铁矿石长协价格谈判破裂，沿袭了多年的铁矿石年度定价方式被终止，取而代之的是与现货市场价格紧密挂钩的季度定价。举例来说，2013年一季度价格是以2012年9月、10月、11月三个月的普氏指数均价为基准，其中普氏指数的制定标准是以品位62%的铁矿石到达青岛港的价格为依据。这使得铁矿石价格波动幅度和频率都远大于年度定价。
根据表1：2003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再加之铁路公路建设、房地产行业、汽车行业等对钢铁的需求增加，钢铁行业对国际铁矿石的需求逐年增加，铁矿石进口依存度普遍上升。2003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约为1.48亿吨，占当年全球铁矿石出口总量的28.46%；2012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约为7.40亿吨，占当年全球铁矿石出口总量的64.80%，十年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增长了五倍，并且在2009年以后，进口铁矿石占当年全球铁矿石出口总量一直维持在50%以上，而这一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结合表1和图1趋势图：2003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铁矿石第一进口大国，我国铁矿石进口量占全球出口总量比重持续上升，铁矿石进口出现“不得不进，还不能少进”的局面。但我国铁矿石进口平均价格也从2003年的USD32.8上涨到2012年的USD126.6，十年间年平均涨幅27.76%，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无力左右铁矿石进口定价权。事实上，国内很多学者也就是基于此做出我国铁矿石进口价格话语权缺失的论断的。
二、我国铁矿石进口价格话语权缺失的非市场因素分析
（一）小型钢铁企业集团干扰因素：“囚徒困境型博弈”对谈判凝聚力的削弱
我国钢铁企业数量众多，而以15个产能在500吨以上的特大型钢铁企业组成的大企业集团与其余850多个钢铁企业组成的小企业集团之间利益分歧严重，存在典型的“囚徒困境型博弈”。当大型钢铁企业参与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待价格谈定之后，其他钢厂再采用该协议价格。然而在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压价谈判的同时，很多小企业为了获得进口矿石却私下里与海外矿山公司高价谈判矿石价格。这种博弈关系可以由以下的收益矩阵加以描述。
假设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只存在大小两个钢铁企业形成铁矿石需求，博弈的局中人是理性的， 即以自己的收益为策略选择的基础，创建博弈模型（如图2）
在这个博弈中，“不合作”表示愿意签订高价合同，“合作”表示坚持签订低价合同。最优选择是双方合作，可以获得收益（8，8）。然而，小钢铁企业存在占优策略均衡的状况。一种是在大钢铁企业选择不合作的情况下：若小企业也选择不合作，则国内厂商都会面对较高的矿石价格，双方都必须承担采购成本的上升，因而双方的利益都仅为3；若小企业选择合作，则铁矿石供应商将会把矿石全部供应给高价的大企业，小企业因得不到进口矿石而被迫停产，即获得的利益为0。在这种情况下，小企业认为不合作比合作好（3>0）。另一种是在大钢铁企业选择合作的情况下：若小企业也选择合作，则国内厂商都会面对较低的矿石价格，双方都可以避免采购成本的上升，因而双方的利益都为8；若小企业选择不合作，则小企业认为铁矿石供应商会把矿石全部供应给高价的自己，因而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10。在这种情况下，小企业仍然认为不合作比合作好（10>8）。这就导致小钢铁企业最终无论大钢铁企业的谈判境况如何，都会自觉地选择不合作，即私下参与矿石供应商的高价谈判，以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进口矿石来源。
小钢铁企业这种博弈行为的存在，使得代表大钢铁企业的中钢协在价格谈判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利用我国矿石需求的数量优势对国际矿业巨头施加足够的压力，而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最终只能以高价妥协。其结果是使双方均衡水平不是最优的（8，8），而是最次的（3，3）。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其根本原因是我国钢铁企业数量众多、规模小、集中度低，谈判时容易一盘散沙，被对手一一击破。这使得我国在铁矿石需求上徒有数量的优势，却没有价格的影响能力。
（二）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干扰因素：“官倒现象”导致国内铁矿石价格虚高
与小企业囚徒困境博弈现象相对应的是大企业的“官倒现象”。所谓“官倒现象”，是指在实施年度定价模式时，个别有长期协议的钢铁企业与贸易商在低价进口铁矿后，转手高价倒卖给那些没有长期协议资格的小企业，造成了“一种产品，两种价格”。其结果是：使中国铁矿石市场价格被抬高，给了铁矿石供货方“中国市场价格高”的口实。
造成大企业“官倒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主要钢铁企业对长协矿进口权的垄断。长协矿要求对矿石订购的数量大、期限长
，因而价格也比一般现货矿石市场价格更加优惠。但是，在我国长协矿不是任何钢铁企业想买就能买到的，除了几个特大型国有钢铁企业有此特权外，一般中小企业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很多中小钢铁企业在解决自身铁矿石来源的问题上，除了上文所说的私下与海外铁矿石供应商签订供货合同外，就是向一些大型国有钢铁企业购买长协矿，这使得官倒行为在客观上有了市场。其结果是使国内大多数钢铁企业铁矿石现货价格被抬高，形成了国内铁矿石价格虚高的局面。以至于有人“羡慕”说，“国企倒卖长协矿比生产钢铁还赚钱”。
（三）中间商干扰因素：铁矿石滞港造成进口量的虚假增长
铁矿石滞港是我国矿石进口由来已久的问题，而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多数港口卸载能力有限，码头调运能力跟不上进口矿石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商务部、海关总署自2005年3月起对铁矿石实行的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制度，使部分进口企业短期内无法领到许可证，造成铁矿石进口一时无法通关，进而发生滞港现象。主观上最重要的原因却是一些铁矿石中间商利用国际矿石价格上涨的契机，大量抢购，囤积居奇，不惜以支付滞港费为代价，通过打时间差来获取高额的价差。
中间商这种利益关系可以用以下的价格预期模型加以描述：
其中：pt、pt+1分别为t期、t+1为铁矿石价格，r为铁矿石价格涨幅，f为铁矿石滞港费率。在t期，若中间商预期铁矿石价格在t+1期会发生幅度为r的上涨时，其就会比较该上涨幅度与滞港费率f之间的大小关系，而当r>f时，显然有1+r-f>1，表示中间商通过囤货可以获得比直接通关更大的利益，因而理性中间商就会放弃矿石的通关，进而形成矿石的滞港。
这种铁矿石滞港给中钢协的谈判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谈判的关键月份，海关往往出现铁矿石进口数量激增的情况，这就造成了中国铁矿石需求的虚假膨胀，增加了国际矿石供应商提价的砝码；另一方面，中间商这种囤积居奇的行为，又使得在谈判的前几个月，国内市场得不到应有的矿石供应，形成了国内矿石短缺、现货矿石价格虚高的局面，造成国内铁矿石需求繁荣的假象。
三、增加我国铁矿石进口价格话语权的应对策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在铁矿石进口上遇到一系列问题是以铁矿石进口价格上涨和缺乏价格话语权为核心的，而该问题又是目前我国钢铁行业普遍所面临的。因此，必须采取相关措施，从被动接受价格转变至多方位转移价格风险，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钢铁行业缺乏铁矿石定价话语权的问题。
（一）优化政策导向，提高产业集中度
与日本、德国等铁矿石需求大国不同，我国国内钢厂是一片“杂乱丛生”的景象，排名前15位的大型钢铁企业产能仅占我国钢铁总产能的45%，而日本前5家钢铁企业的产能就占到日本钢铁总产能的75%，欧盟前6家钢铁企业的产能占到欧盟钢铁总产能的74%，韩国仅浦项钢铁一家企业就占据了韩国钢铁总产能的65%，法国阿赛洛钢铁公司甚至几乎囊括了整个法国的钢铁生产。而反观我国钢铁行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产业集中度低，企业分散不但使钢铁产能不能集中，也使得在铁矿石进口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而有力的谈判话语权。由于我国特殊的国内环境和地方保护主义，使得我国钢铁企业之间的重组一直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就需要政府优化政策导向、明确政策扶持。2005年出台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对企业的联合重组提出了明确要求，其核心内容是：支持钢铁企业向集团化方向发展，通过强强联合、兼并重组、相互持股等方式进行战略重组，减少钢铁生产企业的数量，实现钢铁工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以宝钢、鞍钢、武钢等特大型钢铁企业为主体，充分利用资金、技术实力雄厚及管理水平较高的优势，积极参与跨省市、跨地区的联合重组，促进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和产业集中度的提高。
（二）尽快推出铁矿石标准期货合约，形成权威的基准价格和国际定价中心
我国要想赢得国际铁矿石市场乃至其他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定价权，就必须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成熟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实践经验表明，期货市场是自然形成市场权威价格的中心，一个成熟的期货市场，可以使期货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上已有的信息，是对未来现货价格的无偏估计，具有价格发现、风险转移、信息集散等功能。然而我国的铁矿石商品市场不但不能与国外成熟的期货市场（如CBOT、NYMEX等）相比，就是与国内其他一些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相比也落后很多。目前，我国大连商品交易所已经成为世界上非转基因大豆定价中心，上海期货交易所也发展成国际三大铜定价中心之一。这些期货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成熟使我国在上述几种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具有了较大的话语权。相比之下，我国铁矿石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期货交易市场。因此，从长期考虑，尽快推出铁矿石标准期货合约，从而为企业提供一个有效对冲铁矿石价格剧烈波动风险的金融工具，并且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钢铁行业缺乏铁矿石定价话语权的问题。
（三）综合开发利用好国内矿石资源，降低进口依存度
我国虽然铁矿石资源总量很大，但多为金属伴生矿，铁矿石品位较低，属于贫矿，因而开采筛选过程极为繁杂，开采成本高，这些自然禀赋条件决定了我国钢铁企业必须大量进口铁矿石，但如果过分依赖进口，就可能导致自有矿山的萎缩，威胁企业的生产战略安全。所以，要综合开发利用好国内矿石资源，采用新技术不断提高矿石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首先，结合矿山生产的实际特点，做好矿山发展规划，加快新矿山的开发接替，保持铁矿石产量随着钢铁规模的增长相对稳定在一定的供给率；其次，采用新技术对铁矿石资源进行梯级开发和综合利用，充分利用已有的矿石资源，特别是采场境界外矿产资源，延长矿山服务年限，并且加强对现有生产采场的技术管理，达到充分回收资源，进一步减少矿石损失率，降低贫化率，提高回收率。从而，降低对进口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铁矿石进口依存度会一直维持在高位水平，且这一趋势短期内还难以改变面对铁矿石进口依存度过高和缺乏价格话语权，我们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如实现钢铁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和产业集中度的提高、推
出铁矿石标准期货合约、综合开发利用好国内矿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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