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西方文化开始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交汇，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在西方文化土壤中长大的市场经济体制开始被移植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从此，两种文化发生了碰撞。以“利己”为根基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对以“利他”为约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为了消除这种负面影响，应从上层着力，进行合理的制度建构，通过个人利益的多元化收益方式，较好地协调“利己”和“利他”的矛盾对立。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传统文化；利益多元化
一.前言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历史悠久国家。但就作为中华民族从野蛮状态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算起，也已有4000多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文明的实质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精华的沉淀。中华民族经过了4000多年的传统文化洗礼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早已融浸到了血液中。中国社会中，人的思想和行为也主要地被中国传统的文化规范和约束着。直到鸦片战争，西方人通过他们的船坚炮利强行撞开了中国的国门，闯进这个近乎封闭的世界。从此，西方文化流开始无法阻挡地流入中国，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也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交合。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影响更是变得明显。时至今日，一直以“忠、孝、仁、义”的儒家思想规范自己行为的中国人，现在却正在丢弃这些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宝贵的价值体系。有权有钱人的移民潮，就说明中国人难以言“忠”；探视父母的法制化就说明了中国人“孝”在缺失；公交车上的座位之争，摔倒的老人无人搀扶，就说明“仁”已稀缺；为了一点利益，兄弟和朋友反目成仇，就说明“义”负于利。这些问题的产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听任这种不好的事情恣意发展，所以，探析这种对社会发展不利的事情的产生根由和解决方法就非常重要和有价值。
二.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思想内核
中国的传统文化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德国文化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认为：“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则主要体现为一种忧患意识，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促使人们对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全面反思，以人的行为和人间世界作为终极关怀处。”中国先圣最重视的是天人关系达到和谐的文化，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核心就是人文精神，即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本位的一种文化精神。“人文以化成天下”成为普遍的社会理想。另外，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道德至上的宗法性文化”。血缘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基本特征。“宗法制的实质，就在于族长对宗族的政治、经济、宗族祭祀活动等拥有绝对的支配权，亦即对整个宗族或成员实行家长式的统治。这种权力，上与国家政权相结合，下与每一个宗族成员相联系，形成了一个与国家权力相辅相成的、统治着每一个宗族成员的特殊权力机构。”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另一个根本性特征是“道德至上”。张岱年说：“文化，一般来说，实即‘正德利用厚生’。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于东方特重‘正德’，而西方则特重‘利用’。‘厚生’是两方都重视的，不能后生何以言文化？中国文化对全世界的贡献即在于注重‘正德’，而‘正德’的实际内容又在于‘仁’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古代哲人所苦心焦虑的就是如何使人们能有合理的生活，其结晶即仁。他们总觉得人必须‘正德’，然后人生才有价值。正如赵行良所说：“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人’，则往往强调其社会性、群体性，把‘人’看成是社会之一分子、群体之一成员（赵行良，2003）。”庞朴也指出：“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不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能动个体的角色，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它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这就是中国人文主义的人伦。”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社会伦理至上的文化。
正是受到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社会有它自己的运行方式。不管是儒家倡导的“忠、孝、仁、义”，还是古代先贤所崇尚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核心都是一种“有他”的伦理观念。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一种道德伦理观念上“利他”。
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
总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还必须梳理一下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先从哲学根源角度进行剖析：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植根于西方的文化土壤。如成中英教授所阐释的，“西方文化来源于古希腊文化、希伯莱的宗教和古罗马的法律。这三个方面是不同源的，是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中来，而融入欧洲文化传统的。”成中英教授的观点是：“西方文化的三个来源是古希腊的逻格斯主义加入了希伯莱的忏悔意识：原罪不可能内在超越，要借助外在的上帝来超拔个人，由于有了宗教的个人，使其他的人际关系都淡化了。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将宗教法庭改成了理想法庭，形成了理性的个人主义，并取代宗教的关怀。而这个理性是工具的理性，不是价值的。普世的法律和宗教的情怀把由家庭纽带、血缘关系构造起来的人际关系极大地淡化了，这样西方人经过了宗教改革的极端派，最后导致个人与上帝直接对话，通过一千多年的宗教生活以后，现代西方人就从宗教的个人主义脱胎出来变成了上帝死了以后孤独的个人。”这也正是西方人物质上利己主义的哲学根源，这也正是市场经济能在西方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根源所在。
而关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利己”思想，最早由亚当·斯密提出。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出版了
他的惊世巨作——《国富论》，原名直译为《诸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本巨著也被称为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从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诞生于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述的经济理论体系的根基是被其称为“上帝之手”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斯密曾在《国富论》中如此说道：“他们所有宁愿投资维持国内产业，而不愿投资维持国外产业，完全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他们所以会如此指导产业，使其生产物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亦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们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促进了他们全不放在心上的目的。他们不把这目的放在心上，不必是社会之害。他们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往往更能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他们如真想促进社会的利益，还往往不能那样有效。”亚当·斯密所要表达一个思想就是促进市场经济理论体系高效运行的内在动力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挥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动力根源便是人的“利己”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也认为：“在当代经济学中，理性的自利观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总之有一点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界所公认的，那就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是人天生所具有的“利己”性。
四.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及机理分析
从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传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人情开始变得淡薄、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减少、人们变得越来越自私等等。深究这些社会现象的背后的原因，其根本之处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崇尚“忠、孝、仁、义”，其思想内核是一种道德伦理观念上“利他”； 而西方移植过来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其运作的动力基础正是它的“经济人”假设，即：每个人都是利己的，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其思想基础是人天生所具有的“利己”性。当这两种思想碰撞到一起时，这种“利己”的理性自利观，便会对中国几千年来一直以“利他”的道德伦理观念为内核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种是“利他”，一种是“利己”，两种思想存在着冲突。这就意味着，二者在同一时间出现时，必须面临一个抉择。加上人本身所具有的短视性，就会导致人们过于看重近期的个人利益，而忽视自身的价值和社会责任所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致使了中国的社会在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巨变。
五.对策建议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中说：“变是唯一不变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要排斥中国传统文化的改变。只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的沦失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一种很大的阻碍。为了更好地协调好同一社会中存在的“利他”和“利己”这一对相互对立的思想矛盾，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应从上层制度进行建构，实现个人利益的多元化收益。也就是从利益角度加强社会道德的宣传力度，告诉人们不只是物质收益是个人利益所得，道德收益同样是个人的利益所得。促使人们内在自发地提高自身的道德观念；其次，加大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力度。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早已融入到了人们的血液中。只是受市场经济“利己”思想的影响，导致了传统文化的遗失。所以，应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力度，让它重新回到支配中国人社会行为众因素中的主体地位；最后，增强社会的监督机制。对于一个社会的运行来说，社会监督无疑是非常有力的一种个人行为约束方式。如果有人违背了传统的伦理观，必将被社会所不容。尤其，中国社会历来就非常重视社会监督，因此，应该继续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大社会的监督力，以推进中国传统精华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下去。
只有这样，才能吸收和发扬市场经济体制的优点，找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然后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去弥补它。让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完美地兼容在一起，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和文化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Smith，A.）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3下册——23页.
[2]张岱年.张岱年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459.
[3]赵行良.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中国人文精神之检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2：18-25.
[4]亚当·斯密（Smith，A.）著；谢宗林译.道德情操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7——227页.
[5]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著；李风华译.理性与自由.[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2——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