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学课程文章

一、基础理论研究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学科地位飘浮未定，专业招生寄人篱下，研究队伍参差游离，期刊数量不如从前，编著出版少有佳作，学会活动日渐冷清，已经步入到第3个10年的秘书学步履是如此蹒跚，秘书学界同仁不得不承认这一不争的事实。造成目前学科处境尴尬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我们如果从秘书学研究本身来探索其内因，则不难发现是秘书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滞后，进而影响到整个学科前进的步伐和成熟程度。 基础理论在本学科中的基础地位，核心位置，理论指导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在自然科学中尤为突出。比如，20世纪20年代以来建立起来的量子力学、固体力学、经格理论等对于后来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诞生，计算机的出现，信息技术、信息时代的到来起着决定性作用;数学中的群论对计算机应用理论的形成，其基础作用更是显而易见。就是在社会学科中，基础理论对本学科的建立也同样起着关键性的奠基作用。社会学是以揭示存在于人类各历史阶段的各种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作为本学科的基础，去审视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社会变迁、社会解体，并为当前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科学依据。离开了社会学基本原理，后者便失去了方向。文学的基本原理对从事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研究者具有不可替代的普遍指导意义，虽然文学原理的建构离不开文学活动和各个时代的文学本身。同样，虽然秘书学基础理论的形成也离不开对秘书工作实践的依赖和对秘书学应用理论的研究一样，但基础理论比之于应用理论、技术理论和秘书工作实践经验来说，是更高层次的理论，是揭示该学科本质规律的理论，是形成完成体系的理论。因而它对该学科的其它分支部门的指导更具普遍性、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具体而言，秘书学基础理论在整个学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 第一，秘书学基础理论处于学科的至高点，学科的攸关命运由它决定 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学告诉我们，任何一门学科均有自己的理论和理论体系，而理论体系又有它的层次结构，其中“牵一发而动全身”者是其基础理论，它决定着该学科的发展水平，成熟程度和前途命运。基础理论及其体系的形成虽从实践中来，但它更具抽象性、普遍指导性。据此，我们不必去追述秘书学基础理论及其体系的形成是由秘书活动实践和经验材料，由描述阶段的经验知识到阐释阶段的理论知识，由应用理论再升华而成的（当然在理论发展过程中基础理论的形成，并非只有在应用理论成熟之后）。这已是学科发展的客观存在，并为多数研究者共识。由此，从秘书学理论层次上看，基础理论是其“精华”，是层次的理论。它决定着秘书科学及秘书活动实践的去向。过去几十年，秘书学理论严重滞后和秘书教育的缺位，影响到正常秘书工作的开展，便是明证。因而，一直致力于秘书学理论研究的已故秘书学家董继超在1991年广元会议上说：“秘书学若要……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首先取决于秘书学的理论研究，取决于秘书学有无自己的基本理论及其理论体系。”（《秘书之友》1992年1、2期合刊）另一位在秘书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卓有建树的中年专家钱世荣也指出：“秘书学实现跨越的决定性条件”，“首先，取决于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度。”（“秘书学：临近常规界点的科学”，《秘书之友》1997年第11期）可见其基础理论对整个秘书科学生存的攸关性。 第二，秘书学基础理论制约应用理论的发展，并影响秘书活动实践 红桃K的诞生正是应用了192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的一项基本原理，计算机应用理论的形成离不开群论作为自己的基础。属于应用秘书学的商务、党政、私人秘书学的最终确立也离不开秘书学基础理论的指导。比如，要研究我国私人秘书的沿革，就离不开活动史、思想史和学科史的理论指导。学科基础理论的成熟程度影响并制约着应用理论的发展水平。 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但它对客观实践的指导有时不可能直接“拿来”，而是“间接“影响，尤其是处于学科至高点的基础理论更是如此。虽然这种影响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确实存在，如同月球的引力对海潮形成的影响一样。 这就是秘书学基础理论对应用理论的制约和对秘书活动实践影响的客观性。 第三，秘书学基础理论是普通高等教育秘书学专业立足的根本，是培养高层次秘书人才的必要基础 属于应用学科的秘书学在普通高等教育中若要争得自己的位置——秘书学专业，就必需有自己的基础理论及其体系。这是20世纪90年代秘书学申报本科时，审查人提出的几个关键性未“达标”的问题之一。普通高等教育强调培养学生具备坚实的基础理论的理念，是其自身的需要，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需要。我们不应因“应用”而诞生的高校秘书教育，而放弃对受教育者掌握理论，特别是掌握基础理论的起码要求。因为秘书是各级、各系统、各部门的助手和参谋，是白领阶层。他们除了会“做”之外，更重要的是用脑筋，想问题，提建议，出谋划。缺少包括秘书学在内的基础理论的秘书，其发展潜力是极其有限的，也难于做好本职工作，更别说参谋作用了。 此外，对于研究者来说，认识基础理论及其体系和了解其研究进程，更决定了他的研究水平和绩效。20多年来，当代秘书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表明：凡是真正重视理论研究，真正重视基础理论某一领域、某一层面研究的研究者，其成效显著、贡献卓越。否则，其成果即便是一时轰动，最终也会云烟过眼。对此，我们不难作出举证。 二、秘书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简约回顾 如果我们对我国当代秘书学的理论研究——包括基础理论研究一一稍作考察，便不难发现有“六多六少”现象。即做一般研究的多，做理论研究的少；做应用理论研究的多，做基础理论研究的少；从事微观研究的多，做宏观研究的少；以“临工”暂做研究者多，把“终身相许”从事研究者少；以“副业”兼职研究的多，专心于此搞研究的少；半路出家的研究者多，踏上研究之路就专事于此者少。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我们不必去探求它。但这于新兴的秘书科学的研究带来的负面效应却十分明显：总起来说，就是影响了秘书学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及其体系的健康形成，迈向成熟。 20多年来，包括基础理论在内的秘书学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段：80年代中期前为“略带懵懂”（李欣语）段；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理论研究的理性倡导和学术收获段；90年代中期后至目前，为理论研究深化和“三层次分布”理论结构及基础理论体系被初步确认段。 适改革开放需要，降生于新时期的秘书学，由于陡然兴起，不仅社会和学术界对此知之甚少，就是其倡导者对它的理性认识、理论准备也十分有限。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读读那一时段的几本编著和杂志上有限的文章，应该承认其理论的浅显。但我们决不能对其稍有怠慢，因为，它毕竟代表一门新兴学科的降生，代表了一个时段，代表了开路先锋筚路蓝缕的精神；同时，这也是任何新生事物必经阶段。可喜的是，这时一些研究者已提出应注重秘书学的理论研究。如董继超已提出过秘书学“理论体系”七层次构成说（“试论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秘书之友》1986年第2期），陈贤华也对“秘书学的理论体系和构成内容”的七个方面作了讨论（“建设秘书学学科迫切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秘书界》1986年第6期）。尤应提及的是，王千弓指出：秘书学的诞生“是学术理论的新开拓“（“研究秘书学创建秘书专业”，《高等教育研究》1984年第3期），并对秘书工作规律——“五组对立统一的矛盾”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秘书学与秘书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然而，这个别“亮点”难于改变“懵懂”本质；因为，就整体而言，此时处于经验和感性描述之中，对学界绝大多数人来说，什么是秘书学理论研究，还比较茫然。学者们还需要探索前进。 以1987年12月于成都召开的首届全国“秘书学与秘书工作学术讨论会”为标志，才正式启开了秘书学理论研究的大门：大会交流论文不仅从大处着眼，提出了“秘书工作自身结构”论，对秘书工作的一些基本规律作出探讨，而且对秘书学学科对象等本质问题有了新的见解；不仅在揭示秘书工作本质特征上有了实质性进展，而且对其本质——辅助性区别于其它辅助的特点作出了界定；不仅对学科体系构架提出设想，而且对秘书学基本原理作出了初步探讨（《秘书界》1987年第5一6期合刊）。加之此前一些学者初步引入科学学、管理学、方法论等现代科学观念和手段于秘书学研究中，对秘书学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等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以及此后众多研究者经深思熟虑写出的大批学术论文和专、编著，如李欣提出的十大观点、两大体系，常崇宜关于秘书定义等的若干论文，董继超对秘书学学科纲领、学科体系诸多问题的探索（《秘书学论文集》，石油工业出版社，1995年1月版），杨剑宇《中国秘书史》及多篇有价值的论文，刘耀国作出的开创性工作——对侯磊和李欣等的学术评论（以上除已注明外均见拙著：《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西南师大出版社，1998年3月版）。还有吕发成、方国雄合著《秘书学基本原理》，董信泰从哲学角度对秘书学理论的探讨，以及李明佳等众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对秘书学理论及基础理论研究的论文，组成了这一时段秘书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局面和学术硕果的收获期。 然而，视野不广，大多局限于本学科论事谈理，这就从根本上影响了研究的深广度。虽然董继超于1986年曾提出“秘书学的学科结构体系，应由理论秘书学、应用秘书学、历史秘书学和技术秘书学四大部门组成。”1991年，他将秘书学的“学科体系”进一步细化，并“按照传统的分类”，将学科“理论分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技术理论”。进而指出：“对秘书学界来说，其基本任务，就是理论研究，其中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和技术理论研究。”（《秘书学论文集》，第14、34一35、37页）。为理论研究的深化起着指点迷津的作用；然而学界对其“三分”的具体内涵不甚明确，对各个研究的具体对象也有些茫然，学科理论研究尚待深化。 在众多研究者星星点点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经十多年的研究积淀，90年代中期后秘书学理论研究进入到第三时段。 这一时段理论研究的特点，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从研究人员结构来看，一批多年从事秘书学研究的专家，由于年龄等因素，除少数外，大多逐渐淡出研究队伍，一些中青年研究专家的研究引人注目。他们以新思维、新观念、新方法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代表人物有钱世荣、何宝梅、潘连根、李秀芹等人。他们与长期从事秘书学理论研究的“老”专家共同推动着学科理论研究的深化。 （二）从理论研究的方向来看，基础理论及其体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视，其体系的结构要素已初现端倪（后文将具体予以论述）。 （三）从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看，有五个深化，四方面的成果。具体是： 从宏观视角入手，从事研究的多了起来。他们以整体观、系统观来深化秘书学基础理论研究。钱世荣在董继超“三分”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构建出“三层次分布”论的学科理论结构框架，又以科学系统、管理系统、领导系统为参照来确立对“辅助系统”的研究，将秘书辅助系统确立为管理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不仅客观地解决了学科归属、地位问题，而且丰富、完善了对管理科学的认识。潘连根、何宝梅引进元科学概念来审视学科自身理论研究，后者并提出“大秘书学”概念来提升学科理论研究的层次。这些视野开阔的宏观研究成果，不仅大大深化了对学科的科学认识，而且其成果也令学术界为之一振，并为步入“八阵图”的研究者指明了研究方向。 吸收、借鉴科学学等当代科学的知识及研究方法于秘书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已得到研究者较为广泛的认同，从而促进了理论研究的深化，其直接成果便是构建了目前我们所认识的钱世荣在董继超“总论说和分论说”基础之上，构建的“学科论和活动论”基本理论体系以及此后钱世荣提出的“秘书学基础理论体系”（“基础理论研究：寻求突破”，《秘书之友》2001年第4期）；“迈进新世纪的中国秘书”《当代秘书》2001年第4期），（钱世荣将基础理论体系分为“论”和“史”两部分，“论”含”“学科论和活动论”，即基本理论体系；“史”含“活动史”、“思想史”和“学科史”——笔者注）至此，学术界已提出多年的秘书学基础理论其整体构架才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模式显现于众人面前。 不少研究者由“自在”走向“自为”，准确认定和把握自己的研究方向，深化了对基础理论体系各构成要素的一些精细研究，出现了一批值得肯定的成果。较之于前两个时段，这是一大进步。因为那时对学科理论构架的认识比较模糊，对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及其体系各组成要素了解不深，难于根据自身研究特长和兴趣找准研究的切火点和方向。历经董继超、钱世荣等人前后10多年左右的探索，对“秘书学自身的科学”，即“学科论”中的学科对象、学科性质、逻辑起点、学科类型、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等认识虽不完全一致，但正在趋同，直至一两家之言，这符合学科发展进程。“活动论”的构成要素分歧较大，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董继超的“本体”、“对象”、“媒介”、“空间”四要素论，以及钱世荣的核心理论“八论”；后者似乎更接近科学本质。学术界应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以推动理论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活动史“研究始终是学科研究的热点和亮点，以专著而论，自上一时段杨剑宇《中国秘书史》出版后，或全“景”展论，或断代深谈，已有多部这方面的著述出版；至于相关论文、资料更是难以数计。“思想史”和“学科史”的研究也有进展，前者，除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秘书思想研究外，李秀芹对田家英、胡乔木、杨尚昆秘书思想卓有成效的系统研究，无疑深化了对这一领域的探讨;后者，上一时段董继超首倡重视对其研究后，刘耀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拨正了学科史的起点，并据史而论，对我国秘书科学史的分期以及各阶段的特点作出了开创性的探讨。然而这“两史”的研究毕竟势孤力单了些，研究者于此大有施展才华的天地。 自我否定、争鸣、学术评论方兴未艾，深化了学科理论研究，研究步履虽缓，但始终在向前趋行。如果说80年代“天地之争”有些“懵懂”，90年代“双线规律之争”稍带意气的话，那么“秘书定义”、“学科对象”等之争，则显得理性多了。其中，刘耀国与刘翔飞关于《册府元龟》之“争”，让学界同行看到了秘书学的希望。他们不仅有公开文字进行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而且有私下尺牍的沟通，更有面对面的情感交流、观点阐述。二刘之风格，学术争鸣者理应奉为楷模。其间，学者们已开始清理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不再标榜“一贯正确”；学术界也开始反思整个研究路径的歧途坎坷。前者，如董继超的“三省”；后者，如钱世荣对20年来秘书学理论研究“不足”的估断，刘翔飞对“手册体系时代”、杨剑宇对学科“危机与转机”的评判等论文无疑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与此同时秘书学学术评论虽说不上繁荣，但也不能完全称之为“冷清”。评论的范围既有秘书人物和著述，也有对现当代某一秘书事象的分析及至某一时段学科发展的述评。其中形成评论专著的有郑崇田的《中国当代100位秘书学者学术观点集锦》和拙著《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这于建设中的秘书学理论建设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但秘书学学术评论的现状滞后于学科发展的需要，则又是事实。正如潘连根所说，重视学术评论工作，应“组成一支学术评论队伍”。因为秘书学至今尚无人从事专职评论，更别说“评论队伍”了。 基础性研究引起重视，为学科理论研究的深化，为夯实基础，指明了方向。为适应新时期秘书工作需要诞生的秘书学，是以总结秘书工作实践经验而起步的。经验描述在整个研究进程中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以至于一些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忧心忡忡，大声疾呼，如此下去，秘书学的前途就令人担忧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秘书学的基础性研究已经夯实了。刘翔飞指出：“任何社会学科的研究，都必须以研究这类社会现象，特别是其中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活动为基础，然后，在这一厚实的基础上，再提炼出学科理论，推进学科理论。”然而，我们对古今中外大量的典型的秘书实践活动、秘书人物、秘书现象，除了一些零星的、个别的介绍外，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尽管我们不乏经验性研究文章，然而大多偏重于办公室工作技术性总结，而且又多是以党政机关，或“类”党政机关办公模式为主。这些经验性研究已如何宝梅指出的那样，虽在秘书学学科建设中有其价值，但在秘书学发展成熟中的局限也十分明显。我们应该拓展基础性研究领域，将古今中外秘书现象、典型事件、典型人物活动，均纳入基础性研究视野之内，将史学工作者、纪实文学家所撰“游幕学”之类中舍弃的、宝贵的秘书性资料一一拾起来，加以整理综合，作为我们理论研究的基础。这方面虽有王守福十多年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但如刘翔飞先生所言：“终究势单力薄，进展缓慢。”研究者们有责任、有义务进一步搞好基础性研究，为学科理论研究的深化夯实基础。 由上观之，可以看出，秘书学基础理论研究最突出的薄弱环节是，理论体系整体构架的孤单，至今仅钱世荣“论十史”模式独存，且尚无争鸣，这不太符合学科发展、前进的规律。此前，曾有董继超于1994年提出过“四个区域，26项研究内容“的“研究领地”（《秘书学论文集》，第79一81页），以后，他又提出过20个问题和傅西路提出的十个方面近50个问题的研究纲要。这些对引领学科研究方向及深化研究内容无疑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它们面对的是整个学科的科学研究，且难成体系，更与基础理论体系相干甚少。李欣提出的“秘书学共性论和专项论”体系，董继超提出的“总论说和分论说”体系，均属基本理论体系。虽然董称其为基础理论体系。其次，基础理论体系各构成单元及其要素的研究极不平衡：一些研究已接近本质内核，一些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一些研究仅独行先觉者的个人见解，一些应研究的要素尚待纳入体系中。总之，秘书学基础理论及其体系的研究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处于一个尚待突破的时刻。突破这一“界点”，学科立足则翘首可得；若在“界点”前缠足不前，无所作为，则学界为之付出的20多年的心血，将白白而去。我们当然愿意看到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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