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证据规则研究论文怎么写

传闻证据规则(Hearsay Rule)，又称传闻法则、传闻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它是指证人所陈述的非亲身经历的事实，以及证人未出庭作证时向法庭提出的文件中的主张，原则上不能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根据。简言之，即传闻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传闻证据规则是排除一种证明手段的规则，不是排除事实的规则。 传闻证据规则与直接言辞原则有着密切的联系。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的概念，而直接言词原则是大陆法系的概念。直接言辞原则分为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直接原则是指案件的审理，检察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应当在场;法官必须亲自直接从事法庭调查和采纳证据，直接接触和审查证据。言词原则是指法庭审理须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被告人、被害人进行口头陈述，证人、鉴定人进行口头作证，检察官、辩护人进行口头问证和辩论。尽管两原则的精神实质基本一致，但是直接言词原则不仅限于证据法上的理解，而是可以从诉讼法、程序法、整个审判等更加广泛的角度来理解。因此，二者不能等同视之，在普通法传统上，传闻规则适用的范围十分广泛，即使实物证据也必须由亲身感知的人以言词的形式提出于法庭，传闻规则同样影响着实物证据的证据资格。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传闻规则只适用于亲身感知案件事实的证人，至于实物证据，则应当庭出示或由法官亲临“勘验”。 （一） 传闻证据的依据。 1、传闻证据的不可靠性。传闻证据是由非亲身感受案件事实的人所作的陈述，因此对案件事实根本没有准确的认识，在法庭上作为证据的陈述仅仅是他人陈述的重复。客观上，陈述的重复总是蕴含着非初始性的危险。主观上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知识水平的不同，听到相同的陈述，可能作出不同的转述，并可能会加进主观判断而背离案件事实。转述的中间环节越多，传来证据的可靠性越差，证明价值也就越低。在英美国家有证人宣誓制度，未经宣誓的陈述，一方面，它的可靠性当然会降低，另一方面，陈述人的责任也会降低，因此“在庭外或他人背后作轻率的，不假思索的陈述比在庭上或当他人之面更为容易。”因此将传闻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是不科学的。 2、传闻证据剥夺了相对方的质证权，损害了程序公正。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基本都赋予了控辩双方的质证权，对证人的询问主要通过交叉询问的方式进行。通过询问，提出证据的一方可以是法官确信该证据是真实的，反询问一方可以寻找证据的疑点，推翻证据的可信度。而传闻证据，由于证人并不了解案件事实，对双方的询问无法作出有价值的回答，因此不能确定其所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同时传闻证据由于原陈述者本人不出庭，无法通过交叉询问的方式，检验庭外陈述者或行为者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是否诚实以及语言表达能力。其中，最主要是侵犯了被告反复询问的权利。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交叉询问是控辩双方所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传闻证据将严重损害司法的公正。 3、传闻证据规则是保证证人出庭制度的有效措施。允许使用传闻证据的最大隐患是证人出庭制度将受到威胁。如果间接了解案件的人可以代替直接了解案件的人出庭作证，那么有些证人就能以此来逃避作证的责任。对庭审来讲，则增加了法官认定事实的难度。证人常常会因为害怕受到打击报复或承担伪证罪而不愿意出庭作证。而传闻证据的陈述人所要面临的这类危险要小的多。因此传闻证据排除规则能够迫使真正了解案情的人出庭作证，给予种辩双方充分质证的机会。 4、传闻证据规则有利于法官作出正确的判断。传闻证据规则产生之初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有效保护缺乏法律知识的陪审团，避免他们对有缺陷的传闻证据关注太多。因此，在诉讼中原则上禁止将传闻证据作为正常的证据来加以使用，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即当不致于对陪审团产生误导作用的传闻证据，才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被作为证据加以使用。而且传闻证据规则可以防止当事人提出大量的非直接证据，以干扰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基于直接言词原则，证据调查应当在法庭上进行，以保证裁判官能够察言观色，辨明其真伪。然而对于传闻规则，由于法官未能直接听取陈述人陈述，无法根据陈述人的态度、表情等情况以综合性地判断陈述内容地真实性。应当指出的是，“排除传闻证据的基础并不在于其是否具有真实性，而在于此种真实性是否能够在程序中表现于外并得到证明。” 我国在推进审判改革的大背景下，借鉴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具有现实的意义。 首先，传闻证据规则可以规范证据的采纳标准，为证据的“准入”提供更具有操作性的规则； 其次，传闻证据规则可以通过对证明力不高的证据材料的过滤，促进事实真相的查明； 再次，传闻证据规则可以促进证人出庭作证，增强审判的直接言词性； 最后，传闻证据规则可以增强诉讼的对抗性，使法庭上的交叉询问落到实处。 但是，完全照搬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也不现实，我们必须考虑我国无陪审团裁决事实的机制，考虑我国的对抗性尚不彻底的现实，考虑我国法官判断证据能力不强的实际情况，考虑我国引进该制度的成本和司法资源。作为证据规则之一的传闻证据规则，是与特定的审判方式和诉讼结构相契合的，其功能的实现必然需要其它原则与制度的配套。传闻证据规则的建构，不能脱离诉讼制度的整体环境。 总体来看，在我国目前确立传闻证据规则，还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障碍： 第一，我国没有审前证据展示制度，对于证据资格的判断一般由主审法官在庭审中进行，证据交换的改革还处于试点阶段，相关程序还没有正式建立起来； 第二，检察官移送还是随起诉书移送主要的案卷材料，没有贯彻“起诉状一本主义”，这样难免会使法官产生预断，排除传闻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第三，我国的证人制度还很不完善，证人义务不明确，证人权利无保障，使得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存在很大的困难； 第四，法庭质证的程序和必要的规则尚未建立，法庭审理缺乏应有的对抗性，导致律师在庭审中对于传闻证据的动议没有主动性和积极性。 但是，从近几年司法改革的情况来看，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正在进行改革或准备进行改革，一个更具有对抗式的程序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来，证据规则的建立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未雨绸缪，传闻证据规则作为对抗式的诉讼程序的一部分，也应当纳入改革的日程。参考资料：吴丹红《传闻证据规则研究》

证据规则是指在收集证据、采用证据、核实证据、运用证据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它不是一般的原则和制度，而是诉讼实践中可以操作的尺度。长期以来，缺乏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据规则，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证据规则，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法的有效运作，保证诉讼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证据规则的历史发展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判断证据主要使用神明裁判的方式。在这个阶段，审判不需要盘问证人、逼取口供或者提取物证，惟一的判断方法就是神的启示，所以这时的证明是没有任何规则可言的。欧洲中世纪以后，法定证据制度代替了神示证据制度。法律明确规定了证据的判断标准，法官只能根据这些规则来判定案件事实。没有法律规定的证据，不能作出有罪宣告；如果具有一定的证据，不管审判者内心判断如何，都必须作出有罪判决。因此，这一时期是完全依赖证据规则认定证据的。十三世纪以后，英国建立了陪审制度，实行公开审理，并且由诉讼双方互相对抗。为适应陪审审判的要求，保护被告人的利益，法律对证据的可采性开始重视，以防止无用或者不适当的证据出现在法庭上。这样，对证据的可采性和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规定越来越具体，证据规则开始出现。在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一般由三部分构成，即基础性规则、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其中，基础性规则以肯定的形式规定了何种证据具有证据资格，证据排除规则从否定的角度排除了具体材料的证据资格，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则从被排除的证据种类中又有选择地赋予了部分材料的证据资格。因此，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实质上是对基础性规则的修正和补充。在英美国家的证据法中，相关性规则被视为规范证据资格的“黄金规则”。根据相关性规则，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任何与待证事实具有相关性的材料都具有证据资格。为适应陪审团裁判制度，普通法传统上又通过逐案经验的日积月累进一步沉淀形成了一系列排除证据资格的具体规则。由于这些规则是在相关性基础上排除了特定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故此，可以被笼统地称之为证据排除规则。通过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限定证明中可以运用的材料范围，防止无关的、多余的、容易被夸大的证据材料进入法庭，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诉讼证明中单个证据的可靠性，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诉讼进程的秩序性和可预测性。但是，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终究是以规则判断取代了个人理性判断，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规则判断所必然产生的弊病。因此英美法系国家在证据可采性问题上，法官的作用和权力在不断增强，证据的可采性开始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法官的判断和裁量而不是证据排除规则的预先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证据规则的不重要。相反，证据规则仍然是规范证据资格的主要依据。因为，尽管法官有权排除依据证据规则具有证据资格的证据，他却不能超越证据规则将排除掉的证据资料纳入法庭调查程序。在此意义上，法官对证据可采性的判断仍然是在证据规则约束下进行的，而且，在承认法官对证据价值进行评判的制度下，证据规则实际上是法律约束法官裁量权的最后防线。在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对法定证据制度中各种形式性规定的极端反感，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立法一般不对各种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能否作为法庭证明的证据使用作具体的规定，而是授权法官根据具体的情况自行取舍。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具体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基本上是一个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殊少明确的证据规则可循。从发展趋势上看，两大法系的发展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大陆法系国家，在强调法官裁量权的传统上，开始通过立法确立了一定数量的规则，促进了证据资格的法定化。英美法系国家，则在证据规则的基础上，赋予了法官广泛的裁量权。由于二者的出发点不同，这种方向相反的发展却缩小了两大法系在证据资格问题上的差别，并逐渐形成了一些为多数国家所共认的证据规则。国外立法中的主要证据规则国外立法中的证据规则，从体例上来说，主要有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自由心证的证据规则和有关国际公约中对证据规则的规定。这些规则中的基本内容都是在长期的诉讼中积累而成的，就其技术性而言，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予以借鉴。（一）相关性规则相关性是实质性和证明性的结合，也就是说，如果所提出的证据对案件中的某个实质性争议问题具有证明性，那它就具有相关性。在英美诉讼实践中，对相关性的确认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例如，证人、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品格原则上被视为不具有相关性，但排除品格证据的要求也有一些例外，如对于证明被告作案目的和动机却有证明作用的品格证据可能纳入诉讼。（二）传闻证据规则传闻证据包括两种证据资料：一是证人在审判日以外对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二是证人在审判日以他人感知的事实向法庭所作的转述。传闻证据规则即传闻法则，是指原则上排斥传闻证据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根据的证据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如无法定理由，在庭审或庭审准备期日以外所作的陈述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记载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勘验结果的笔录、鉴定人制作的鉴定结论都不具有当然的证据能力。之所以确立传闻证据规则，主要是因为传闻证据在诉讼中的使用剥夺了诉讼双方对原始证人的询问和反询问的权利，违背了对抗制诉讼的基本精神。而且传闻证据的使用也违反了刑事诉讼的直接审理原则，由于法官未能直接听取原始证人的陈述，未能从陈述的环境和条件、陈述的内容和陈述时的态度、表情、姿势等各方面情况对陈述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因而不利于法官获得正确的心证。当然传闻证据规则也有例外。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如果绝对排除传闻证据，实际上做不到。英美证据理论认为在具有“可信性的情况保障”和具有“必要性”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传闻证据。一是具有“可信性的情况保障”，即传闻证据从多种情况看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即使不经过当事人反询问，也不至于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二是具有“必要性”，即存在无法对原始人证进行反询问的客观情形。因而不得不适用传闻证据。如原始证人死亡、病重、旅居海外或去向不明等。（三）违法证据排除规则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那些通过非法搜查和扣押获取的物证的规则。对违法证据是否排除，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价值选择。从保护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出发，那么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应当排除。从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并有效的实现国家的刑罚权出发，就要非法证据的效力。前者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中严守正当程序以保障基本人权的目的；后者体现了追求实体真实以惩罚犯罪的目的。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在美国，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应当排除，通过违法证据所提供的线索进而发现、收集的其他证据也应当排除，这就是“毒树之果”理论。但由于犯罪浪潮的冲击，为增强有罪证据的力量，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规避排除规则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不适用排除规则；侦查人员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适用排除规则。此外，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为必须与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一起衡量。也就是要对非法搜查所获证据的取舍作利益权衡。（四）自白任意性规则自白任意性规则是指通过违法或不恰当的方式取得的并非出于陈述人自由意志的自白应当绝对排除。自白任意性规则产生的根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的价值观念；二是鼓励正当的警察行为；三是因为这一规则有利于在刑事诉讼中维持控辩双方适当的平衡；四是防止判决受到不可靠的强迫性口供的影响。违反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情况，除刑讯逼供等极端方式外，还包括所谓“内在性逼迫环境” 以及“间接性强迫影响”等，前者如辱骂、恐吓、长时间的审讯、未依法及时将嫌疑人交司法官员、未通知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或禁止其行使这些权利等等；后者如许诺不予起诉或放弃指控从而取被告供述等，这些做法由于违反了自白任意性规则，所获口供原则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五）反对诱导性询问规则反对诱导性询问规则主要应用于法庭审理。所谓诱导性询问，是指询问者的询问强烈地暗示证人按提问者的意思作出回答，如果询问带有诱导，这种询问是无效的。不过，这一规则在应用中有一些例外，如英美刑事庭审大致允许以下例外：1．在涉及与案件核心问题无直接关系的预备性或入门性事物时允许适用诱导性问题。例如：问：“你是在光宇公司工作，对吗？”。2．当证人在接受直接询问时作出与过去不一致的回答时，公诉人或律师可以根据证人过去的陈述提出诱导性问题，对证人进行质询。3．在对理解能力有限的证人，如智力低下的人或孩子，进行直接询问时也可以酌情使用诱导性问题。4．对于那些显然可以启发其记忆的证人可以适时提出诱导性询问。这是指有些证人答案就在嘴边却想不起来，此时使用诱导性问题唤醒其记忆，在某些情况下（如征得法官同意）是合适的。5．对鉴定人，即所谓专家证人，提出诱导性问题常常是允许的。6．对于对方或敌对的证人可以提出诱导性问题。因为在这种询问之前证人已接受了非诱导性的主询问，而且几乎不存在这种证人接受诱导性问题中所包含的虚假暗示的危险。（六）意见规则意见规则就是要求证人作证只能陈述自己体验的过去的事实，而不能将自己的判断意见和推测作为证言的内容。因为认定事实、作出判断是法官的职责，证人的责任在于提供材料，而不能代行法官的判定职能。陈朴生在其所著《刑事证据法》举两例说明二意见规则适用的前提是区分事实和意见。一般说来，观察体验的情况为事实，推测、判断的陈述为意见。但在某些情况下，二者关系密切，难以完全分开，因此，对于直接基于经验事实的某些常识性判断，不能作为意见证据加以排除。例如：1．相比较事物的同一性和相似性；2．某种状态。如车辆的快慢，人的感情等心理状态；3．年龄与容貌；4．气候；5，物品的价值、数量、性质及色彩；6．精神正常与否；7．物的占有和所有等。这些事实情况，实际上难以用非判断方式来表达。因此可能视为意见规则的现实性例外。（七）最佳证据规则。即认为原始文字材料（包括录音、录相、摄影材料等）作为证据其效力优于它的复制品，因而是最佳的。这一规则主要适用于书证。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对这一原则的规定大致可以概括为：1、为证明文字、录音或照相的内容，要求提供该文字、录音或照相的原件，除非本规则或国会立法另有规定。原件包括该文字或录音材料本身，或者由制作人或签发人使其具有与原件同样效力的副本、复本。照相的原件包括底片或任何由底片冲印的胶片。任何从电脑中打印或输出的能准确翻印有关数据的可读物，均为原件。2、复制品可与原件在同等程度上采纳，但对复制品是否忠实于原件产生疑问或以复制品替代原件采纳将导致不公正的除外。复制品准确复制原件的副本。3、在原件遗失或毁坏或无法获得的情况下，不要求原件，关于该文书、录音或照相内容的其他证据可以采纳三、我国确立证据规则的必要性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在证据运用中，现代各国证据法虽然普遍认可自由心证制度，允许栽断者根据理性和经验对证据作出自由判断，但由于诉讼证明过程存在利益价值的冲突，存在证据和事实认定上的矛盾，如果不确立一定的证据规则，将难以保证诉讼的效率和对案件客观事实的正确认定。我国过去的刑事审判是法官依职权推进的方式，很少有证据规则。由于没有相应的证据规则，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侦查阶段所获得的证据材料都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法庭审理活动对审前活动不具有任何控制力，即使侦查机关的审前活动违法，法庭也无能为力。第二，由于审前程序中形成的各种笔录可以代替本人出庭作证，法庭对证据的调查核实具有极大的局限性。第三，由于法庭调查的证据范围极其广泛，法官对此没有必要的限制，漫无边际的证据调查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第四，由于没有证据排除规则，一些极易混淆视听的证据也可能因其具备法定的表现形式而进入法庭调查程序，妨碍或误导对案件事实的评价。面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以现行立法为基础已经开始了创制证据规则的尝试，并初步形成了一定数量的证据规则。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现有证据规则不仅在数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而且证据规则的内容也过于粗糙，不具有完整性和可操作性。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国刑事审判方式采用了“控辩式”的庭审方式，在控辩双方直接向法庭举证的情况下，庭审中的对抗性不断增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也不断强化，在这种情况下，确立和遵守必要的证据规则，对于指导当事人收集证据、保障庭审顺利进行、提高诉讼效率；对于保证案件事实的真实回复，防止无约束的控辩；对于实现庭审的有序化，保证刑事诉讼的科学与有效的运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四、完善我国证据规则的原则和要求建立、健全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要求。我国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案件的审理和裁判主要由职业法官负责，因此规范证据能力的证据规则数量不需要规定过多。对于实践中急需规范的问题，如收集证据、排除证据、举证和质证等问题，则应当规定完备的规则。同时，证据规则的建设还应当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尊重我国的现实社会条件，注重证据规则的现实可行性。具体来说，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应当注意以下问题：第一，证据规则的建设，应当体现“控辩式”诉讼结构的要求。由于我国刑事诉讼向控辩式转化，国外的上述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和经验确证所认可的证据规则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意义上可以被我们借鉴。其中一些内容，实际上在我们过去的诉讼实践中已经确认或在我们的证据法理论上已经认可，如证据应当有相关性、口供应当补强、对通过严重违法所获取的人证（被告口供、被害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等）存疑甚至不用等。只不过由于诉讼制度的变革，我们需要将一些法律规范和一些实际做法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规则，同时应当适应制度的变化改变证据法上的某些操作方式并确立某些新的规则。第二，证据规则的建设，应当符合我国的司法实践。我国目前虽然采用了抗辩式的诉讼结构，但在诉讼过程中，法官仍保留了较大程度的职权运用。同时，在我国由于证人保护、证人作证补助等问题还没有有效地解决，所以在证据规则的设计上，应当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否则，再完善的规则也难以充分执行。第三，证据规则的建设，应当配备相应的刑事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只能借助排除的方式对证据的运用产生作用，一个有生命力的证据规则必须有辅助的程序制度作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