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世界在历史三峡中漂流,你我有彼此在
凛冬已至?想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2020年,历史扑面而来,现实的戏剧性令任何大片都显得苍白。你我不再是置身事外的观众,而是被推入其中的主角。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已导致逾8100万人感染、逾178万人死亡。数字还在增加,每个名字都是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撕扯着一个或更多摇摇欲坠的家庭。
年初,武汉。作为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隔离事件,封城的76个日和夜,血泪淌成悲伤的河。汽笛悲鸣,江水呜咽,这座英雄城市的巨大牺牲,当永被铭记。
一座大城,死守两月。四万医护空降,八方物资驰援,良心、勇气与职责被一个个瞬间重新照亮。李文亮与艾芬,接力讲述了一个勇敢的故事;84岁的钟南山挤进高铁餐车,北上于危难之际;除夕夜,整装待发的军医在洗手间门口抱别哭泣的女儿。
火神山灯火通明抢建医院,一位志愿者坚定地写下“不计报酬,无论生死”;一位新郎愧疚地告诉新娘“疫情不散,婚礼延迟”;而当两大援鄂医疗天团在天河机场不期而遇时,空寂的大厅里响起数百人心有戚戚的招呼声、加油声,就像黑夜里冲天而起的光。
彼时彼处,人性光辉熠熠闪耀。90岁的母亲四天四夜陪护64岁的儿子;丈夫执意天天骑车送确诊却没床位的妻子去医院,最终“用我的命换你的命”;快递小哥冒险接送医护,只为“让救命的人去救更多的命”……一个个普通的人,在不同场景里默默演绎英雄的角色。
而一些特别的人,更让这样的故事显出特别的意味。汶川村民千方百计运来了几大车蔬菜,女儿拉着17年前父亲抗击SARS的行李箱请战武汉,杭州保姆纵火案受害者家属悄悄捐出5000个口罩……善意与善意隔着时空回荡,勇气与勇气跨过山海呼啸,纵然彻骨痛过也依然那么努力在爱啊。
多少次泪目,多少声加油,多少个“最美”,多少夜不眠不休刷屏,多少回全民揪心接力,让多少微弱的力量在巨大的灾难与恐惧面前汇聚成墙,彼此依偎着迎向那未知的未来。
未来从未如此地未知。尽管中国迅速控制疫情,出口回暖经济复苏,世界引擎重新启动,但这一年,全球经济被重创甚于世界大战,多国政局之动荡堪称风雨飘摇,末日情绪四处弥漫,国际现实一片魔幻。
这一年,大选撕裂美国,脱欧折磨英国,恐袭缠上法国。中美关系空前承压,世仇难解的阿拉伯诸国却与以色列次第建交。整个世界暗潮涌动,哪里都是变局。
年初“地狱火”导弹定点斩杀伊朗将军,年末南高加索上空无人机精准摧毁亚美尼亚坦克。科技主宰战场,改变着千年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战争模式,还将重塑权力与政治的内在逻辑。
哨声还在不同地方吹响。比如口罩使用该不该强制,自由与安全的边界挑起全球争论;刷脸能不能推广,技术伦理引起多方关切。
是的,2020年,整个世界仿佛进入到历史的三峡中漂流,前方仍可能是凛冽的冰河,是汹涌的怒海,你我同在这一艘船上,无处可退,无人例外。你我的命运从未如此与国家命运生死相连,你我的历史从未如此与世界历史紧密相绕。
没有一滴水能独自成为大海,也没有一个春天不拥有万紫千红。但若失去那每一滴水、每一朵花的“我在”,大海也会干涸,春天终将无色。“我在”是一个沉重的字眼,因为它寄寓于每一个负重的存在之中。
所谓“我在”,是“我在场”,是我在看、在听、在感受、在坚持。无论愿不愿意,你我都已被卷入这大历史的现场。历史流经我们,我们就要打上印记。所谓“我在”,是“有我在”,是对真相与正义的信念,是担当,是责任。
世界乃是所有人共业所感。大洪水来袭之前,没有一滴水认为自己有罪;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无辜。须弥藏芥子,芥子纳须弥。你我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亦是你我的一部分。世界刻画着我们,我们也要定义它的算法。
所谓“我在”,是“我还在”,是渡尽劫波人还在、爱还在。等你归家的那盏灯火,打开门孩子扑入怀中的笑脸,永远是那般动人。而在天灾人祸的命运前,在风刀霜剑的相逼下,你需要永远坚强。
生命薪火代代相传,是基因绵延意义上的血脉永生;天之未丧斯文在兹,是模因绵延意义上的文明永生。但倘若岁月暗算我们,我们也别饶过它。
岁末寒冬,伦敦溃散,日本封国,巨星不断陨落,疫苗尚未普及病毒却多处变异,世界仍不太平。但万物始终运行,大地终将苏醒,世间流传着厚义与深情,时光滚滚向前绝不停息,新年终将到来。
我在,就是不幸中的万幸;我在,就是绝望中的天籁;我在,就是破釜沉舟,是披荆斩棘,是一诺千金,是虽九死其犹未悔,是越千山万壑也要与你共一个更美的春天。
我在,是国与民互相担当,是夫与妻一起承受,是父母与儿女共同坚持,是一个人给一个人壮胆,是一群人为一群人拼命。我在,你在,我们在。你有我们在,我们有你在,你我有彼此在。今年的这一天,每年的这一刻,你我执手见证“我在”,互道一声早已相约的祝福:新年快乐!
扩展资料:
《南方周末》引用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其弦外之音无非意指“转型是必然的,然而道路漫长,需要凝结共识”的形左实右论调。而“我在”的论述也是近几年南周献词探讨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进展。
《南方周末》认为的“我在”是世界主义的,不断提及将小我有机融入历史的大我之中,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因而小我亦需负起公共生活赋予的重任。
献词试图摆脱民族国家的框架,没有晚清梁启超阐发国家谱系下躯体的小我与公共的大我里头的紧张关系,反而像是回到了五四时期胡适的个人观,从国家主义走向以公理为核心的新天下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