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雅典城邦的论文研究

古希腊文明的源头要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200年之间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由于不能抵挡来自北方异族的入侵而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突然陨灭，在此后漫长的四个世纪(从公元前1150年到公元前750年)里，古希腊始终都没有恢复到迈锡尼文明的高峰，史学家因而称这段时间为“古希腊黑暗时代”。由于没有什么其它文字的记录，后人对那个时代的了解大多是从荷马史诗中获得的。 和其它古老文明没有太多区别的是，“古希腊黑暗时代”在政治制度上也是王权统治。王权是建立在神权基础之上的，虽然古希腊社会中存在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这样的机构，但在职能上它们仍只是附属的，不足以对王权形成约束，甚至间接地成为王权的支持者，它显然不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到了公元前750年左右，古希腊地区出现了许多我们今天称之为城邦 (the polis,or city state) 的政治结合体，城邦的形成可能与爱琴海沿岸多山，彼此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由于为了解决社会内部矛盾和土地稀缺而形成的“分裂繁殖” 和自由殖民有关。虽然诸多城邦的发展各具特色，但雅典在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基本上能作为大多数城邦的代表(斯巴达当然是一个例外)。 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的雅典，王权已经基本上由少数贵族所取代，由四百人贵族院选出的九个行政执行官实际上掌握和操纵着国王的行政、军事和宗教权力。这种贵族统治不可避免地造成大多数社会地位地下的农民生活窘迫。为了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阶级冲突，行政执行官梭伦在公元前六世纪初开始推行比较温和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农民的债务和赋予他们一些重要的政治权利，公民大会也有权审议和修改由贵族院起草的法律，并能听审和监督行政执行官。不幸的是，梭伦改革并没有完全让富人和穷人都满意，改革政策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公元前560年，社会矛盾重重的雅典贵族政权终于被僭主(tyrant)所推翻。僭主起初得到了大多数穷人和新兴商人阶层的热烈支持，但是随着偕主的日益残暴，雅典的贵族们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夺回政权，并在贵族克利斯提尼的领导下进行了有效的改革，贵族的权力被削弱，由抽签产生的五百人议事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并制定法律，到公元前500年前后，雅典城邦建立起人类社会第一个民主的政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古希腊没有受到周边强大帝国的侵略，经历了一段相对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发展时期，这其中又以居住在小亚细亚和阿提卡半岛的伊奥利亚 (Ionia)诸城邦最为繁荣，雅典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城市。到了公元前六世纪，伊奥利亚诸城邦虽然臣服于吕底亚(Lydia)王国，但诸城邦除了要向吕底亚交纳贡赋之外，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人口和文化的交流也很频繁。公元前547年，强大的波斯帝国征服了吕底亚，臣服于吕底亚的伊奥利亚诸希腊城邦也就跟着遭了殃，它们的海上贸易遭受巨大冲击，经济状况日趋恶化，对于波斯的统治和波斯任命的僭主们的不满也因此而逐步加深，终于在公元前499年爆发了反抗波斯统治的伊奥利亚起义，那些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建立起民主政权，并寻求雅典的支持。不幸的是，波斯王大流士 (Darius) 率军在公元前494年击败伊奥利亚起义军，摧毁伊奥利亚希腊人的首都米利都(Miletus)。 叛乱虽然平息了，但大流士深知雅典和西部希腊其它城邦仍然是潜在的威胁。于是在公元前490年，波斯军跨越爱琴海，大举进犯雅典及其它周边希腊城邦。雅典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就发生在这个时候。雅典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极大地壮大了雅典的军事力量，打破了波斯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十年之后的公元前480年，波斯军在薛西斯(Xerxes)的率领下从海陆两路再度大举进犯希腊。温泉关(Thermopylai)战役和阿提密西安(Artemision)海战之后，波斯军继续进攻，攻陷阿提卡，雅典全民撤离雅典城，雅典城随后被毁。此后，希腊诸城邦以雅典海军为主力，在著名的萨拉米(Salamis) 海战中大获全胜，波斯海军全面撤退回小亚细亚。公元前479年，希腊军队又在布拉的(Plataia)战役中击退波斯重装步兵，希腊本土从而全境解放。这就是西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中所记录的希波战争。雅典由于在这场保卫希腊的战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和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而与斯巴达一起成为希腊的领袖。 雅典人民受到希波战争胜利的极大鼓舞，在剩下的整个公元前五世纪里面，雅典人“比任何国家，无论其大小，在同样长的一段时间里所尝试过的以及所取得的成就都要多，都要广泛。” 在伯里克理斯(Pericles) 执政时期(公元前461-429年)，雅典继续推行民主，由选举产生的十将军取代了由抽签产生的行政执行官，公民大会对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都要讨论和通过。为了使雅典最穷的公民都能参与政府活动，伯里克理斯提出付给由抽签产生的陪审员成员和公民大会成员薪金的措施，并解释说：“我们的政治制度被称为民主是因为政府掌握在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手中。雅典人不允许由于私人事务的繁忙而妨碍他们对于城市公共事务的关注。我们认为不关注公共生活的人是毫无用处的，而别的国家则认为这样的人只是安静罢了。我们之所以当面仔细地争论并参与决定所有公共政策，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这样，政策多半会失败。” 有一点需要注意，雅典的民主并不是普遍的。一方面，从雅典内部来看，雅典的大多数居民，包括妇女、奴隶和外邦人，都不是雅典公民，因此他们不能参与雅典民主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希波战争结束以后，雅典因为害怕波斯的再次侵犯而和爱琴海沿岸的其它一些城邦一起建立了一个防御性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同盟建立初期，各城邦之间可能是拥有平等权利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为了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不愿意看到同盟的逐步解体，反而更希望成为一个对其它城邦具有统治权利的雅典帝国。雅典经常帮助镇压别的城邦发生的贵族叛乱，并强行推行民主制，实际上，雅典已经成为一个践踏希腊自由的暴政的城市。但伯里克理斯却这样解释道：“我们[雅典] 是为了捍卫盟国的安全。。。我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赋予盟国免于恐惧的自由。一句话，我们的城市就是整个希腊的典范。” 顾准将这段政治演变总结为“城邦自治与民族统一的矛盾”。 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及其同盟势力的急剧膨胀最终导致了雅典和斯巴达所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头这样写到：“我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 真实原因在于雅典势力的膨胀，致使斯巴达产生警惕，从而战争不可避免。” 战争爆发于公元前431年，斯巴达企图依靠它强大的陆军包围并摧毁雅典，而雅典则依靠它的海上优势获取补给，并不断袭击斯巴达沿岸地区。战争第二年，雅典突发瘟疫，三分之一的雅典居民由此丧生，这恐怕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雅典不仅国力大伤，而且失去了最受人尊敬也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伯里克理斯。从此以后，雅典领导层内部的矛盾造成一系列决策上的失误，不仅错失了停战的契机，而且盲目出兵西西里而大败。最后，雅典海军在公元前404年被斯巴达击溃，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和雅典帝国的崩溃而告终。修昔底德这样总结说：“一个帝国不可能靠民主制度来运作。”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后，斯巴达支持雅典贵族建立寡头政体，对雅典施行异常血腥的暴政。热爱自由的雅典人不能忍受这样的统治，很快就以革命的方式重新建立起民主的政权。但不幸的是，长期战乱造成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无政府状态导致了希腊境内全面的经济、社会和道德危机。那些没有参加战争的无业者成为极权主义者强有力的社会基础，他们要求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有钱人则更加激烈地反对多数人的民主统治，社会矛盾变得异常尖锐。雅典的战败也使得其它希腊城邦对民主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它们认为雅典的一切错误都是由于民主所造成的。可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因为从此以后，希腊诸城邦大多都由民主制转向寡头政治。同时，随着斯巴达势力的日渐消弱，希腊出现了群雄争霸的局面，城邦内部政治动荡不断，外部的战乱也时常发生。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当时希腊的大多数知识精英们，当然包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已经对民主丧失了信心，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带给希腊持久和平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的政治制度。 雅典从领导希腊获得希波战争的胜利，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彻底失败，一个辉煌的世纪就这样结束了。到公元前四世纪，雅典仍然是希腊的思想和文化的中心，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为首的知识精英们对民主的反思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其间，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王统一了希腊诸城邦，一直到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最终征服希腊。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政治最早出现在古希腊，以雅典民主政治最为典型。他有四大特点：（一）实行直接民主制：在雅典，凡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是其最高权力机关，在公民大会上,公民自由发言或展开激烈的辩论，共同商议城邦大事,最后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二）主权在民、轮番为治：雅典的公职如执政官、将军、议员、陪审员等,均由选举产生,任职期限均为一年，不得连任，年年选举更替。因而凡雅典公民都可通过民主选举,获得担任公职的机会。将军可以连选连任！（三）崇尚法治、绝禁人治：雅典人强烈反对人治，更深恶痛绝个人专制，为此，雅典人建立了 “陶片放逐法”的制度，即公民投票来决定对意欲独裁的城邦最高公职者进行放逐。雅典人崇尚法治，伯里克里宣称:“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达官贵族犯法，与民同罪。（四）权限交叉的制约机制：雅典国家机构权限相互交叉，公职人员的权限也部分交叉, 以此实行权力的制约。因此，恩格斯说:“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员。”有些人否认雅典存在民主政治，理由是政治权利只属于公民集团，而这些人只占居民的少数，妇女、外邦定居者、奴隶都对政治事务没有发言权。但是如果把民主国家定义为全体公民都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那雅典毫无疑问是最民主的国家。笔者认为，公民大会最能说明雅典的民主性质。在形式上，它覆盖了城邦的全体公民。虽然议事会和陪审法院也是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行事，但毕竟里面有了一层代表的意味，并非真正各抒己见。在实践上，它是民主政治最好的培训学校。伯里克利说，雅典人不需要象斯巴达人一样训练就掌握了技能，并且在当时有观点认为雅典人天生都具有政治技能，其实真正的原因就在于雅典人把讨论政治、参与政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亚理士多德说：“人天生就是城邦动物”，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伯里克利说：“我们的制度所以名为民主制度，因为它不是顾全少数人的利益，而是顾全多数人的利益。”公民大会在雅典政制中的所处的地位及其职能，成为这句话的有力证明。公民深深的溶入城邦生活，决定城邦事务的同时也是在决定自身的事务。笔者在这部分想重点探讨的是公民大会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城邦民主政治混乱的诱因之一。前文在阐述元老院权力向公民大会转移时提到丛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元老院权力的被架空，使得平民权力不受制约，民主决策程序过于简单，成为导致民主政治混乱的重要原因。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将从公民大会的角度进行探讨。公民大会是全体公民各抒己见的场合，决定的都是关系重大的事务。公民大会的出错，将导致无可挽回的结果。然而，这种集体决策，并且是大范围内的集体决策，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公民大会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在超出其成员个人知识范围之外的事情上所做的决策。”雅典公民注重讨论和交流，在公民大会之外，体育场、市场等各个地方都是他们讨论的场所。对于他们所了解的事务，他们能在讨论基础上作出理智的判断。但对于他们都不了解的事务而言，再充分的讨论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判断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臆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期，公民大会讨论是否入侵西西里，尽管多数公民并不知道西西里的情况，公民大会还是作出了入侵西西里的灾难性的决定。这就从另一方面说明民主决策程序的简单、缺乏制约造成的民主政治的混乱。出于对僭主的防范，克利斯提尼创立了“陶片放逐法”，即每年春季召开一次非常公民大会，用口头表决方式放逐有可能建立僭主统治的人。雅典的民主制不需要特别优秀特别能干的人，这种人被认为是可能危害公民自由的人。但雅典政治依然免不了受个人所左右。伯里克利就是典型的例证。庆幸的是，伯里克利集智慧、勇气与一身，并且有着对城邦的深深的爱。但幸运之神并不总是垂青一个民族。当公民大会被一个没有那么多优秀品质的人控制的时候，公民大会就会成为城邦政治的最大威胁，如前所说，公民大会决定的都是关于城邦的重要事务。暴动的累斯博斯人被镇压后，雅典召开了一次公民大会来决定处置方案，而当时的公民大会不巧被一个名叫克里昂的人控制，“但他是一个心灵鄙俗的粗人”，于是公民大会做出了与雅典人整体精神气质并不相符的决定：处死所有累斯博斯的男子，女人和孩子卖作奴隶。这说明缺乏制约的公民大会对于雅典政治的威胁是多么大。

关于古典时期雅典经济属性的定性，在东西方学者的研究中产生了“农本派”和“工商派”两种观点。

本课题着眼于对这一学术问题进行简单回顾，梳理该课 题发展的历史，包括它产生的背景、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作出重大贡献的是谁、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有哪些未解决的问题，等等。

这正是本课题所力图解决的问 题。

全文分为前言、正文两部分。

前言部分包括了选题的由来、创新、研究前景及研究现状、相关文献综述。

第一章论述国外学者对古典时期雅典经济属性的研究，包括“原始派”、“现代化派”和苏联史学界对古典时期雅典经济属性的研究。

这一章主要作为本论文的背景 资料，了解国外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国内讨论的依据和状况，因而，可以说这是本文的铺垫。

第二章论述国内学者关于古典时期雅典经济属性的讨论。

笔者将依据我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研究。

具体包括：清末先进知识分子和传教士对古典 时期雅典经济的记载、民国时期我国学者关于古典时期雅典经济属性的讨论和建国后我国学者对古典时期雅典经济属性的讨论。

第三章是对国内外关于古典时期雅典经济属性讨论的反思，及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做一简单评价。

以古典时期前和古典时期雅典各阶级对“本”“末”的态度来分析 雅典城邦的经济属性，并以春秋战国齐国的经济思想为参考系，进而提出自己对古典时期雅典经济属性的看法。

笔者认为国内外对古典时期雅典经济属性的研究扩大 了古希腊研究的史料、理论和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