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马桥词典毕业论文

90年代以来韩少功的转型及其意义（上）日期：2010-08-12 作者：龚政文 来源：文学报1 韩少功是我国新时期以来的一位重要作家。单正平先生认为，韩少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尺性作家”，其作品“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这一评价并非过誉。迄今为止，韩少功的文学创作生涯已超过30年。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他以《月兰》(1978)、《西望茅草地》(1980)、《飞过蓝天》(1981)、《风吹唢呐声》(1981)等中短篇小说崛起文坛，获得广泛声誉，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1985年，他发表文学论文《文学的根》，开启“寻根文学”的序幕，并以《归去来》(1985)、《爸爸爸》(1985)、《女女女》(1986)等小说实践自己的主张，引起巨大反响，也引发不小争议。 经过南下海南的短暂搁笔，上世纪90年代以后，韩少功陆续发表出版了《马桥词典》(1996)、《暗示》(2002)、《山南水北》(2006)三部长篇作品及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和思想随笔。这些作品，无论是文学上还是思想上，都表现出相当的丰富性、深刻性和独创性，堪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标本和一道独特风景。人们普遍认为，韩少功是当下中国文学界为数不多的学养深厚、有着相当思想高度的作家之一，也是格外具有创新意识的作家。但毋庸讳言，在90年代以来的众声喧哗中，韩少功又是一个被忽视和被低估的作家，虽然有一部分作家和少数批评家对他评价甚高，但总的来说，当代文学研究界缺乏对韩少功文学创作的系统性、贯通性研究。这可能与韩少功的生活方式和创作追求有关。从生活方式来说，自从移居海南以后，他一直僻处一隅，远在江湖，远离中心。他不是学术明星，不是文化焦点，不处于文学和媒体的聚光灯下，没有一个很大的文学社交圈，较少参加热热闹闹的文学活动。他是一个文学上的个体主义者。从创作追求来说，应该承认，《马桥词典》也好，《暗示》也好，都有着非常个人化的风格，探索意味很浓，但又并没有华丽的外衣；比较小众，但又没有前卫的愤世嫉俗和哗众取宠，不会为时髦批评家们热捧。 韩少功从事文学活动的三十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转型分化的三十年，是文学环境、文学生态、文学创作本身发生重大变化的三十年。如同韩少功本人所说:“我从事写作、编辑、翻译的这三十年，正是文学十分艰难和困惑的时期。一是数千年之未有的社会大变局，带来了经济、政治、伦理、习俗、思潮的广泛震荡和深度裂变，失序甚至无名的现实状况常常让人无所适从。二是以电子技术和媒体市场为要点的文化大变局，粉碎了近千年来大体恒稳的传统和常规，文学的内容、形式、功能、受众、批评标准、传播方式等各个环节，都卷入了可逆与不可逆的交织性多重变化，使一个写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机、坚守和迂愚之间，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实现富有活力的选择和反应。” 这三十年又分90年代前的十年和90年代后的二十年两个时期。如果说80年代是一个天真的早晨，那么90年代后就是一个世俗的中午；如果说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青年，那么90年代后就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中年。80年代的中国，刚从“文革”的极“左”政治中走出来，刚拉开改革开放的激情帷幕，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百花齐放的时代，狂飙突进的时代。韩少功的知青文学也好、寻根小说也好，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受到广泛赞誉的。90年代以后的中国，发展大大提速，社会急剧转型，现代化图景隐然已现。但急速的市场化、世俗化、功利化给文学界、学术界带来两个严重后果:一是沉沦，二是分化。转型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面积的精神崩溃和人格堕落，知识界也不例外，这引发了90年代中期全国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利益的分化和价值观的分殊让思想界的共识破裂，也让文学界的队伍星散，各自为阵。因此90年代后期人文领域出现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等重大的思想纷争。韩少功90年代以后的写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只有充分考虑到这一背景，才能对之做出恰当的解读和分析。 90年代以后韩少功的写作，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与80年代的创作相比，既有其承继性(例如《马桥词典》之于《爸爸爸》)，又有其超越性(例如《暗示》之于他早期的知青叙事，更不用说那些思想随笔和《山南水北》了)。综合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可以看出两大经验资源:“文革”时的知青经历和90年代后的社会现实；两大精神资源:鲁迅的文化批判和沈从文的人性关怀。而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90年代到新的世纪，从《马桥词典》到《山南水北》，他又表现出不断的探索和明显的变化。 2 80年代韩少功的创作，与新时期的大多数作家一样，怀着对极“左”政治的反思与批判，汇入思想解放的洪流，着力表现“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这一主题模式。1985年以后，他更是打出“寻根文学”的旗号，以《爸爸爸》、《女女女》等力作，塑造令人印象深刻的“丙崽”、“幺姑”形象，深挖民族文化的负面因素，揭露地域文化和古老族群的劣根性，承继的是以鲁迅为旗帜的“五四”一代作家的国民性批判的精神谱系。启蒙，成为80年代中国作家最揪心的话题，也是他们最宏大的使命。 毫无疑问，韩少功是那一批启蒙作家中用力最深、实绩最彰、影响最大的人之一。进入90年代，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寻根文学退潮，文学的启蒙主题也渐渐退场。当此之际，大多数作家选择了向现实妥协，与世沉浮，只有韩少功、张承志、张炜、史铁生等少数作家，仍然坚守理想主义立场，以笔为旗，向世俗化、利欲化的现实开火。与此同时，韩少功继续着对民族文化和底层文化负面性的反思。作为这一反思的最大成果，是《马桥词典》的问世。这部奇特的长篇小说，其文体也许不是独创的，其经验却完全是属于中国的、南方的、韩少功个人的。从自然地理来说，马桥世界是封闭而自足的南蛮之地；从历史文化来说，它是被迫害而无名的悲情之河；从情感意义来说，它是韩少功爱哀交织的精神原乡。通过对马桥语言、马桥人、马桥历史与现实的深度剖析，韩少功完成了对中国民间文化的系统解读，为中国的底层社会存了史、立了传。由此，韩少功80年代即已开始的寻根使命，算是告一段落。我们可以把《马桥词典》看成更有现实性、更为完整版的《爸爸爸》。从主要方面来说，《马桥词典》的主题，仍然是批判与启蒙的主题，解构与重造的主题。批判是为了启蒙，解构是为了重造。正如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东方的寻找和重造》等论文中所说的:“在这种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之中，萎缩和毁灭之中，中国文化也就能涅槃再生了。”“东方文化自然有糟糕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马桥词典》忠实地执行了、延续了80年代的这一思路。 3 但与《爸爸爸》的过于残酷、灰色、悲观不同，《马桥词典》在冷峻的批判之余，已经呈现出一抹亮色，一团温情。通过对一系列农民形象的塑造，韩少功表现出对底层人物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对他们美好人性的倾情赞美。马桥世界是一个底色沉重的多重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韩少功感受到了卑微中的崇高、苦难中的欢乐、粗鄙背后的善良、大大咧咧掩盖下的温情，为此他对马桥的乡民们心怀敬意，不吝赞美，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情。与鲁迅对国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相比，韩少功之于马桥世界，取的是“哀其不幸，爱其不伪”的态度，其最核心的两个字是“爱”与“哀”。在90年代以后的韩少功那里，金刚式的怒和先知先觉者对蒙昧者的恨少了，取而代之的，一是爱，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爱他们的纯朴、真实、善良、勤劳；二是哀，这种哀是同情基础上的哀怜，理解基础上的悲悯，隐藏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和仁者的胸襟。这种既爱且哀、既怜且痛的感觉，是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真正亲人的感觉；这种既爱且哀、既怜且痛的态度，是一种深沉的博大的悲悯情怀。我们也可以说，它既继承了鲁迅的启蒙精神，又内在地趋向于沈从文的人性世界。 而在韩少功十年后出版的散文集《山南水北》中(以及进入新千年后的《月下桨声》、《空院残月》、《土地》、《山歌天上来》等中短篇小说里)，启蒙话语已经基本上被人性话语所取代了，鲁迅已经让位于沈从文。在《山南水北》这部迁居汨罗八溪峒后的生活与观察笔记中，韩少功虽然在某些时候仍然以一个启蒙主义者的立场对农民的种种可笑复可叹的方面进行批评与微讽，如《垃圾户》、《兵荒马乱》、《面子》、《豪华仓库》、《气死屈原》等篇。但首先，这种批评是含蓄的、温婉的，即使批评也有所保留、有所辩护的，取的是一种对农民的“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其次，这本书绝大部分篇幅是在对农民的纯朴、善良、智慧等美好人性进行毫无保留的赞美。这让我们想起沈从文的湘西叙事。在这些作品中，韩少功如同沈从文所提倡的，倾心于建造安放“人性”的“希腊小庙”，将他心目中的众神供奉进去。只不过沈的小庙众神在湘西边城，在沅水流域；韩的小庙菩萨在汨罗江畔，在八溪峒里。 当韩少功以启蒙为己任、以批判为志业的时候，他多少有一些精英意识，有着对草根阶层居高临下的态度。这在他80年代的《爸爸爸》等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即使到了《马桥词典》中也不无痕迹。但从《暗示》到《山南水北》，对草根的精英意识、俯视态度完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下层人民的道德歌颂和对“智识者”的严厉批判。韩少功一变而为草根阶层的代言人，对“智识者”——当年的启蒙者——进行解构和反讽，并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组组二元对立的草根/智识者人物类型。这时他仰视或平视的是草根阶级，是“乡下人”，俯视的则是知识精英和所谓的“上等人”。这标志着韩少功知识分子立场的重大转变。 应该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鲁迅与沈从文、或启蒙话语与人性话语的区别，只是就其主要方面而言，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不能说鲁迅就只是启蒙话语的代表，沈从文就只有人性话语。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的思想具有常人所不具有的丰富性和深刻性。鲁迅固然是批判“国民性”的代表、二十世纪中国启蒙运动的旗帜，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在小说《阿Q正传》、《故乡》、《一件小事》及其杂文中对草根阶级的深切的同情与无限的关怀，常常令我们怦然心动。而沈从文虽然被奉为人性写作的大师，但他同样以思想的启蒙和文明的重造为己任。由此，说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以后，特别是到了《山南水北》时期，从启蒙回归人性，从精英回归草根，也只是大体而言。同时，由于“人性”一词用得比较滥而且俗，常人又把它与“社会性”、“阶级性”等相对位来理解，因此韩少功很少用这个词，他也从不标榜自己是一个人性主义者。韩少功喜欢打量人性，表现人性，但他很注意与抽象人性论拉开距离。他乐于检测人性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成因，赋予人性以具体的、感性的、丰富的内容，这是他和沈从文的人性话语不尽相同的地方。

《马桥词典》读后感 什么是读后感？在我还没有看完《马桥词典》之前，我一直在想这个读后感应该怎么写，在我看完之后，我好像很多话说，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读后感。看同学写的，都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又流畅又深刻，可是我疑惑了，这是读后感吗？我认为这更像书评。书评才会去讨论书的结构如何，语言如何，作者写作时处于怎么样的思考。可是，我不是书评家，我的知识储备不够，我分析不来《马桥词典》深刻性或者独特性。我只想说的是我在看《马桥词典》时的一些直观感受。其实《马桥词典》不是一本可以一目十行的书，而我在作业的逼迫下囫囵吞枣般的看完了最后一页。枣子来不及细细咀嚼便滑进了胃里，梗在那里有点消化不良。我有很多不理解。正是这些精彩故事背后的文化，对于我来说，消化不良。我也是农村的，我身边也有一些类似于马桥人的农村人，但是，我不能够理解马桥人的晕街不能理解仲琪的“同意”，尤其不能理解盐早对于“汉奸”一词的深刻认同。盐早应该是马桥最悲苦的人，只是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感觉到。他似乎从未对自己的命运反抗过，他本来就很少话，到最后干脆成了牛哑哑。所以我无法从他的语言里揣摩他的情感，但是多年后他背着原木追到韩少功，冲着韩发出“呵呵”的声音，像有很多话要说，“他出门了，眼角里突然闪耀出一滴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对于盐早情感流露的描写。他总是隐忍的，隐忍的对待老祖母的无理取闹，隐忍的对待弟弟盐午的责备，隐忍的对于知青们的逗闹。他习惯了隐忍，习惯了掩埋自己的情感，习惯了不表达，所以他丧失了语言的能力，丧失了沟通的能力。对于马桥人的误解和知青们的戏弄，什么也不说。对于父亲是汉奸儿子也是汉奸的论断，他接受的莫名其妙，他比任何人都记得清，这种认同是宝气的是神的是狠狠的。正是他的这种毫无反抗的认同导致了他的命运悲剧吧。可是他自己是否察觉呢？最后的这一滴泪，又蕴含了怎样复杂的情感啊！他不说话，是不是其实一切都看在眼里，比谁都觉呢？我不知道。我亦不知道，韩少功在马桥人的词典里处于什么位置。他也许是故事的一部分，也许只是个旁观者或者说是个好奇好打听的人。他在马桥的六年及后来不在马桥的年份都在见证或参与着马桥人的生活变迁。《马桥词典》总是伴着韩的思考：怀疑、责备、同情、不理解等明显的爱憎。在这种爱憎情怀里，我看到作为非马桥人，作为下放崽的知青们和马桥的格格不入，也看到了作为文化人的韩经常做的文人式的旁观。这种旁观，很多时候，是冷漠的是洁身自好作壁上观的，我甚至不能理解当时的韩，为什么没有更热心，为什么没有更善良一点，为什么对于黄皮的求救无动于衷，为什么对于可怜的盐早要去戏弄，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帮一帮可怜的人们……韩自己也是有愧疚的吧，不然他为什么会对给盐早婆娘的二十块钱解释那么久，为什么对于敷衍客套盐早良心不安，更为什么会用尽方法把盐早的那滴泪珠忘记？他怎么能忘记呢？他不可能忘记。所以他在文人式的旁观背后做着文人式的反省。盐早的故事，其实说到“渠”就已经完了，后来的词条“道学”就是这种反省吧。韩自己也说“比方说刚才的二十块钱，不是出于内心的诚恳，不是出于性情的自然，而只是一种文化训练和文化约束的结果”。“道学”之外，人与人之间还可能有真心实意的同情和亲近吗？马桥人用“道学”一词取代“善良”、“好心肠”等等相近的词语，是不是因为无法摆脱对人性的深深怀疑？这种怀疑能够使多少施舍者惊惧与汗颜？韩就是那些汗颜者的一个吧。我其实很高兴看到，这样一个真实的韩，会觉得做错事，会在事后反省，这样的见证者，让我感觉马桥的一切的都是真的，韩的一切也是真的。 西方人说《马桥词典》是壁画式的，看《马桥词典》就像在画展里看画一样，没有所谓的第一与最后，从哪个角度开始看的都是可以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版本都是韩修订过了的，现在的排列顺序大部分是按照故事情节的来排的，说是为了方便读者较为清晰的把握事实脉络，也为了增强一些可读性。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想说，既然《马桥词典》是壁画式，它的115个词条，既是整体的又都是独立的。我开始看的时候，是随意翻阅的，随手翻到哪就看哪。这样随意的翻阅带来的好处是，我对于词条的记忆更加清晰，也会专注于词条背后的文化内涵。后来，则按照书的编排顺序看的，确实更有连贯性，但是我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了词条背后的故事情节，就像看其他情节性的小说一样冲动着要一口气看完。这样便忽略了词条本身的魅力，忽略了词条背后蕴藏的文化，忽略了韩对于这种文化现象进行的哲学性或社会性的思考。而恰恰是这种思考，才是虑清了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后留下来的最本质的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吧……当然如果你要我跟你讲讲马桥人的故事，我可以跟你扯上一堆，比如九代爷戴世清的传奇乞丐经历，比如马疤子很传奇，天天要打醮，坐蒲团，他的队伍行军打仗从不穿鞋，无论厉石还是铁钉都上不了他们的脚；还比如神仙府的马鸣专吃蚯蚓不吃饭……这些精彩的人精彩的故事，肯定是在每一个读者心中最先想起的。然而这些精彩的故事，不只是精彩。精彩和传奇不是他们的标签。这种精彩，参杂了马桥建国以来的种种变迁，参杂了几代马桥人坎坎坷坷的命运，参杂了马桥甚至中国其他所有乡村文化里根深蒂固的某些东西吧。我很想知道，现在的马桥怎么样了，马桥的人们看到《马桥词典》这本书史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韩隐居的马桥的人们是怎么看待韩的？那些故事的主人公们怎么样了？盐早还活着吗？还是不挑重物就不自在吗？那个马鸣呢还是住在破窑洞里以蚯蚓为生吗…………我想马桥一定变了，现在的马桥也一样和中国其他的农村一样经历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吧。那些独特的马桥语言也许已经在慢慢的被普通话化，那些曾经被熟记的故事已经渐渐的没有人记得的吧。幸好有《马桥词典》，记录了马桥较为原始的状态。人人都应该有本自己的字典，那些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或事总是倏忽即逝，多年后，我们也会什么也不记得了吧。但是我想我会记得我在看《马桥词典》时的触动，因为我写下了属于我字典的一部分。谨以此保持我的喜欢。

1、概述：《马桥词典》，是中国作家韩少功1996年出版的一部小说，按照词典的形式，收录了一个虚构的湖南村庄马桥镇的115个词条，这些词汇部分也是作者所虚构（如晕街）。《马桥词典》是对乡村生活的真实描写，这在中国的农村非常普遍。《马桥词典》透视了一个民族生存挣扎的真实情状，挖掘了民族苦难的历史根源，同时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面，可以说是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农村的又一个途径。2、拓展：《马桥词典》以作者当知青时下乡工作生活的湖南省汨罗县（现为汨罗市）天井公社（现为天井乡）为取材地，以其风土人情为素材，集录了当地“马桥人“的日常用词，《马桥词典》共计115个词条。它以这些词条为引子，讲述了古往今来一个个丰富生动的故事，引人入胜，回味无穷。《马桥词典》最早发表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界》杂志1996年第2期，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之一。2003年8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译本“A Dictionary of Maqiao”。《马桥词典》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曾荣获“上海市第四届中、长篇小说优秀大奖”中的长篇小说一等奖。马桥的语言反映着马桥人的生活、历史、文化思想。但韩少功从语言中看到了中国的马桥、世界的中国，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从80年代初开始注意方言，这种注意是为了了解我们的文化，了解我们有普遍意义的人性。”《马桥词典》讲述的远远不是语言的故事，穿透纸背的，是作家对人类文明、对人性的深刻的哲理性思考，以及作家的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韩少功在80年代的文化寻根小说创作中，已经比较自觉地确定了民间的表达立场，但从《爸爸爸》等作品来看，他仍然是用启蒙的态度来批判民间的藏污纳垢性。1996年初，他沉寂多年后发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在对民间世界的创造性的营造和对小说形式的实验性开拓两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马桥词典》在许多方面都延续了韩少功以往的创作风格，但在小说的叙事文体上却开创了一种新的小说叙事文体--用词典的语言来写小说。“马桥”是个地理上的名词，据小说的叙事者介绍，“马桥”是古代罗国所在地，就在楚国大夫屈原流放和投河的汨罗江旁。故事以叙事者下乡当知青的年代为主体，向上追溯到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片段，向下也延伸到改革开放以后，着重讲的是70年代马桥乡的各色人物与风俗情景。但这些故事的文学性被包容在词典的叙事形式里面，作家首先以完整的艺术构思提供了一个“马桥”王国，将其历史、地理、风俗、物产、传说、人物等等，以马桥土语为符号，汇编成一部名副其实的乡土词典；然后叙事者才以词典编撰者与当年插队知青的身份，对这些词条作诠释，引申出一个个文学性的故事。韩少功把作为词条展开形态的叙事方式推向极致，并且用小说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丰富了小说的形态品种，即在通常意义上的“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之外又多了“词典体小说”。这部小说在语言上的探索更加成功些。在以往小说家那里，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被用来表达小说的世界，而在《马桥词典》里，语言成了小说展示的对象，小说世界被包含在语言的展示中，也就是说，马桥活在马桥话里。韩少功把描述语言和描述对象统一起来，通过开掘长期被公众语言所遮蔽的民间词语，来展示同样被遮蔽的民间生活。尽管他在讲解这些词语时仍不得不借助某些公众话语，但小说突出的是马桥的民间语言，文本里的语词解释部分构成了小说最有趣的叙事。如对“醒”的解释，在马桥人看来，醒即糊涂，他们从屈原的悲惨遭遇中看到了“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格言背后所包含的残酷现实，这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意象一样，既是对先驱者的祭奠，又是对国民性的嘲讽，也包含了民间以自己的方式对三闾大夫的同情……所有这些，不是通过人物形象，不是通过抒发感情，甚至也不是通过语言的修辞，它是通过对某个词所作的历史的、民俗的、文化的以及文学性的解释而得到的。即使在一些故事性较强的词条里，它主要的魅力仍然来自构成故事的关键词。像“贵生”一词的解释里叙述了“雄狮之死”，雄狮本是个极有个性的农民孩子，他误遭炸弹惨死后，小说重点阐释了一个民间词“贵生”的含意，即指男子18岁、女子16岁以前的生活。在农民看来，人在18岁以前的生活是珍贵而幸福的，再往上就要成家立业，越来越苦恼，到了男子36岁女子32岁，就称“满生”，意思是活满、活够了，再往上就被称作“贱生”了。所以，乡亲们对雄狮的误死并不烦恼，他们用“贵生”的相关语言来安慰死者父母，数说了人一旦成年后就如何如何的痛苦，让人读之动容的正是这些语词里透露出来的农民对贫困无望生活的极度厌倦，雄狮之死仅仅成了民间语言的一个注脚。《马桥词典》是对传统小说文体的一次成功颠覆，而它真正的独创性，是运用民间方言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语言，从而揭示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不被人们意识到的民间世界。

他的作品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逢的哲学意蕴，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同时是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此外韩少功创作了不少思想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