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文化1000字论文答辩

绍兴民风习俗 祭田和祭祀 封建的土地制度，地主出租土地，每年坐收地租，佃农种地主的田，每年要向地主交租(主要是粮食)。此外还有学田、祭田。观聚堂台门的主人是乾隆时期的中等官吏，不仅造了这台门，还买了一百多亩土地，一半做学田，一半做祭田。就是说将学田收得的租谷办小学，供子孙免费入学，将祭田收得的租谷作祭祀之用。学田由学校主持者管理；祭田由大房二房三房逐年轮流收租，也轮流祭祀。 前五代的祖先，是何大名，家谱中有记载，作为后代子孙谁也不去查考，只知他老人家埋葬在陶家埭这地方，人称“陶家埭老太爷”。据说他老人家纵观历史，曾经显赫一时的人家，过几代几乎都先后败落，乏人祭祖了，所以他留下六十亩土地做祭田，不愁后代子孙不争着祭祖。 一年中主要有两次祭祖活动。一是清明节，主祭人家雇大船将族中男子(包括学童)送到坟上，由族长主祭，宣读祭文，庄重肃穆。祭文有固定格式，开头为“维岁次……”结尾“伏维尚向”，约一百多宇的祭文皆用古文，称颂祖先积德，表达子孙敬仰之意，若子孙有大富大贵者，在祭文中则必有所提及，当时“万家墨面”，祭文中有关子孙近况却乏善可陈。据长者说，将来抗日战争胜利，祭文中就要正儿八经地写上、朗读，为让祖宗地下有知，闻知欣喜。我长大成人后想起，陆游《示儿》的诗中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之句，大概就是昔日祭文中固有的套路。祭文总体上墨守成法，倘若国家及家属中有重大事件则要充实于祭文之中，向先祖禀报，这大概就是不变中之变。祭毕，参与祭祀的全船老小回到祠堂吃“上坟酒”(依然只有男子可享用，女子不入席，重男轻女一至于此)。按历来成规，“十碗头”，即十大碗莱肴，如扣肉、扣鸡、清蒸鱼、红烧鱼、肉圆、鱼圆，有糖醋芋艿羹、荠菜豆腐汤、炒小虾等。米饭吃饱，每人有艾饺两只，椒盐饼四只，一般都悄悄地带回家中给母亲及姊妹们分享。正常年景，谁家当年是否丰盛，皆有口头评议。如口碑不佳，群起而攻之，就没有颜面见族人，故办祭祀一般不亏待。轮到祭祀(当地称“当年”)是一大收益，六十亩祭田约可收十七八石大米，办上坟酒及香烛船钱用去三石米左右，可净赚十四五石大米，故对这等美差都争着办，今年二房的某家，明年三房的某人都早早排定。战乱时期，当年的那家向族中打招呼：这年头情况特殊，菜肴差一点了，待太平时期再予补上。人们也就予以谅解，便称：“晓得咯，有数哉。” 再一次祭祖是在正月里，从年二十三送灶神爷至新年元宵节期间，台门里挂出祖宗遗像，点上香烛。祖宗遗像几乎都是官袍官服，难道个个做官?事实并非如此，只是为了美化先祖而已，约定俗成，不算悖礼。先祖的相貌是否酷如其人?老人们说：“像咯，像咯。”有一天，我见到一位画师正在为一位族中老人画寿像，聚精会神地描摹，笔法细腻，细细端详，形象逼真，周围老老少少眉飞色舞，都说：“像透像透。” 不要以为乡镇无人才，自有专业精进的人士散布于各处，据闻这位画师，自幼善画人物，笔下画像，不乏神形兼备的佳作，后来就专门以画老人寿像为业。我想，千百年前，那时没有照相术，古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名士的形象，大概都靠代代画师传承下来。 在祭祀活动中，还很讲究家族中的辈分，按辈分大小排列前后。有一次有位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大人，称我为“叔叔”，将我引领至前排，与白发苍苍的族长仅相差几步之遥的位置。我当时尚是童稚，而我父亲外出谋事，故我全然不知族中规矩，诚惶诚恐地按别人的指点行礼如仪。事后族中有人告诉我：“你人虽小，但辈分大，族中有人年龄大，但辈分小，他见你还得叫你公公哩!”我们这一带，倪姓约有上百家，辈分是祖宗传下来的，用诗句做不同辈分名字里的嵌字：亦始昭文治，诚正谋家秀。在这之前或以后有什么辈则不得而知，我被告知属“治”字辈，低 于“文”宇辈，高于“诚”字辈。先前，我本以为这十个宇的辈分大概只有我们绍兴马山这上百人家的倪氏家族采用，局限于一隅，谁知若干年中在报刊上发现，署名倪文某、倪治某、倪诚某、倪正某的不乏其人，遍及若干外省，甚至有港、台人，可见分布甚广。或许是同一家族，子孙繁衍，分支众多了。时易势变，现在除家里长幼有序外，与同族人相遇已很少讲辈分了。 读书郎——小官人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封建社会读书做官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绍兴因读书而做官的人，历史上不胜枚举。对书香门第的男孩子，人称“小官人”，即未来的“官人”。“小官人”既是尊称，也是爱称。 绍兴这地方，读书的风气很盛，天蒙蒙亮，河边，树下，学龄儿童捧着书本在默读、朗诵，除了规定的课本外，还有不少课外读物，如唐诗、宋词、《幼学琼林》、《三宇经》、《古文观止》、《秋水轩尺牍》等等，对唐诗背诵如流，似懂非懂，朦朦胧胧，俗语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但许多人事后体味，幼年读的书，常能长期留于脑海，犹如电脑的存贮。“读书百遍，其理自见”。幼时不知其深切伪涵义，长大成人，历经沧桑，坎坷曲折，渐渐领悟书中的意境，“史接千载，视通万里”，蓦然沉思，豁然开朗。书从来不会白读的，有播种，才有收获。 绍兴人的读书与习字练书法融为一体。五六岁的小孩开始认方块宇，随即习字，从写“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字”开始，继则抄“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宇越写越好，启蒙读物也就深印脑海。练字的同时，心也就静下来了，书也更读得进了，相辅相成。在乡间读书人家，随便找几个人来，几乎都能写得一手好字，颜、柳、米、王各体都有，真可谓野有遗才。 绍兴人讲究读书要读出乐趣来。一是讲究朗读，不仅读出声调韵味，还读出起承转合、文章气势来。琅琅书声中，犹如吟唱一曲曲令人难忘的和美乐章。当读到《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学童们一个个摇头晃脑地浸沉在那文中的意境里。二是讲究对仗，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两个黄鹂”与“一行白鹭”，“窗含西岭”与“门泊东吴”，“千秋雪”与“万里船”对仗工整，启人师法，这种研读，使人情趣盎然。同时提倡同学间对课，如“小江桥，桥面圆，圆如镜，镜照山会两县。”对日：“大善塔，塔头尖，尖如笔，笔画五湖四海。”“小江桥”与“大善塔”是绍兴县城里的地名和景点。三是前后联相对应，甲同学吟上联“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乙同学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乙同学吟“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丙同学续“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接得对的同学受人称赞，他有权利向任何同学提问，包括男女同学可以相互提问，那时封建思想禁锢，男女同学不大相互提问。这种前言接后句的提问，也是一种竞赛，答不出也没关系，别人可以接上去，此起彼伏，欢声四起。激励同学们多看、多读，成为一大乐趣。 学习中老师们还善于用当地历史上名人的故事来激励莘莘学子。老师说：“各位小朋友，你们知道我们绍兴什么最出名?”一位学生说：“黄酒。”老师含笑说：“算你对，不过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另一位学生说：“绍兴师爷。”老师说：“接近哉，再想想看。清朝灭亡后，师爷没有哉。” “人才。”老师眉飞色舞：“对哉，对哉。”老师接着发了一段议论：“我们绍兴这地方，自古以来，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鱼米之乡，酿造之都，旅游胜地，禹王陵、兰亭，闻名全国，诗人贺知章、陆游，画家徐渭(文长)、陈老莲都是名士，清朝二百多年中造就大批绍兴师爷，大多是维护封建社会的文人策士。封建社会败落，他们感应最为敏锐，得风气之先。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最早觉醒的是知识分子，他们是绍兴师爷的后代，有智谋有胆识。他们很多留学外国，能跟上世界的潮流。这一时期就涌现出革命家秋瑾、徐锡麟、陶成章，文学家鲁迅，教育家蔡元培，经济学家马寅初……” 学生们一个个神情专注凝神而听。 老师表示抽空细讲他们的故事。 那时学校里的老师半数左右并非专职小学老师，而是在外地工作的很有学问的人才，如钱庄、银行的经理、襄理，工厂的工程师，报馆、出版社的编辑，甚至大学教员，因回乡避难，临时充当家乡小学的老师，阅历不同，视野开阔，讲课生动活泼，内涵丰富。 “你们知道不知道五四运动?”“噢，不知道。”老师就讲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五四运动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主要主张：要民主、要科学，这是救国的良方；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腐败透顶，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北洋军阀混战，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要在巴黎和会上签卖国条约，五四运动一爆发，挫败了屈膝投降活动。外拒强权，内惩国贼，五四是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影响深远。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就是我们绍兴人。老师说：“蔡元培是教育家，也是学问家。我们要学习蔡元培，像他那样有出息，做爱国爱民的学问家，就要从小立志，好好学习。” “你们晓得不晓得鲁迅?”“晓得咯。”鲁迅是思想家、文学家，写小说《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等，杂文千百篇，约几百万字，文章写得好，对封建思想猛烈抨击，要让思想冲破牢笼。鲁迅也是绍兴人，留学日本，学医的，后来从电影里看到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头，中国人还围着看热闹，思想麻木到这种地步，鲁迅气极了，决定回国，觉得医治中国人思想上的毛病比医治身体上的毛病还重要，于是写杂文、写小说，唤醒民众。“我们要不要向鲁迅学习?” “要!”学生齐声应着。 鲁迅也是绍兴师爷的后代，但他的思想好，做人要为老百姓谋幸福。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现在各位小朋友，大家都叫你们是“小官人”，大起来(长大成人)无论做不做官，总之要爱国爱民，要做道德高尚，学问精深的人，那才是有出息。老师还兴致勃勃地讲马寅初青年时卖牛去国外学习的故事。在日积月累中，老师们列举了当地名人忧国忧民，勤奋求学的故事，启迪童蒙，在莘莘学子的心田里播下道德学问的种子，这何尝不是影响深远的劝学篇。 绍兴人好读书，读书人多，好学成风。历史上曾经造就了声名远播的“绍兴师爷”人才群。“存在决定意识”，绍兴师爷曾经是封建王朝的智囊，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也感受到封建王朝行将没落的历史趋势，他们的后代子孙或学生，却站在时间的前列，成为新时代启蒙者，新社会的领路人。这批杰出人才中有投身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秋瑾、徐锡麟、陶成章，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有思想家、文学家鲁迅，有科学家竺可桢，有经济学家马寅初，有历史学家范文澜，外交家邵力子，出版家胡愈之……在近现代史上，在 约半个世纪左右，绍兴这地方涌现出那么多人才，群星灿烂，说明绍兴人崇尚知识，与时俱进，洞察世界形势，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值得我们后人好好继承，大力弘扬。 婚丧事宜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男女间的婚姻基本上还是沿袭封建社会的父母做主，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但也出现了自由婚恋的新风尚。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人年龄在二十左右已谋得一定职业，姑娘年龄在十七八岁左右为谈婚论嫁之时，媒人便接踵而至。主要是向女方介绍男方情况，如田有几亩，房有几间，家中父母兄弟姊妹如何，人品如何，但通常不乏溢美之词，什么相貌堂堂，待人和气，忠厚老实，烟酒勿吃，骨牌不识。女方也托人打听，大体尚可，便各自要“生辰八字”然后由瞎子算命，看合不合?通常总说“合得拢的”或“大吉大利”。但瞎子算命这一关是很容易做手脚的，如姑娘不愿意这门婚事，便悄悄托人到瞎子那里花点钱疏通，说如有某年某月生的人来算命，问可否结婚，请帮忙阻止。到时遇到有人上门，果然问询该门婚事，瞎子便委婉地说：“啊，相冲相克。”只要说到又冲又克，这家人家便放弃了这门亲事。其所以要“委婉”，是为了不露有人作梗的痕迹。如“生辰八字”经瞎子核准大吉大利，便定下吉日良辰订婚或结婚。此前男方送生辰八字给女方，女方也送生辰八字给男方，日：“交换红绿帖子。”男方向女方送财礼，女方则将这财礼置办嫁妆。女方如系有钱人家，嫁妆办得丰厚，贴钱嫁女。通常人家，财礼款高于嫁妆，留下一定余额，为女方之兄弟将来娶亲时用。 战乱年代，喜事简办，至亲好友到场，三五桌而已，据说太平年间婚事办得颇铺张。当年绍兴有些人专门操办喜庆事宜，被称为“惰民”。“惰民”者为堕落之民的简称，相传朱元璋与陈友谅打仗，陈友谅败，士兵投降，朱元璋罚陈友谅子孙及部下的兵卒降为堕民，子孙世世代代做操办婚丧之事，女的则称“老熳”。绍兴多官府人家，老熳们与台门里人家相匹配，她们把为台门里人家服务视为专利，即使台门里人家已衰落，她们还是以“老爷”、“太太”相称。台门里办婚事，老熳们一到，顿时热热闹闹，她们投人所好，净说好话。说福寿双全，说小少爷将来肯定有出息，扶新郎新娘入洞房，说早生贵子，还请族中有福有寿的老人为新婚夫妇祝福，台词由老熳向老人耳语口授，只听得“多福多寿多男子，亦富亦贵亦康宁。”老熳扶老人上楼则说老爷“步步高升”，搀醉酒的人则说“人生难得几回醉，有醉便是福”，总之服侍得举办喜庆人家舒舒服服，开开心心。临走时自然得到相应的赏金，几块银元，甚至一只金戒指，困难时期，有时只给几斗米钱或一段绸料、布料。老熳决不计较给的多少，而是长远着眼。说台门里的人家将来必有生发之日。在落难的时候，听到这种安慰的言词，使人长久的铭记。 办丧事，丧家开出一张单子，常常需要通知周围一二十里的相关亲友，便委托人外出报丧。报丧人手夹一把雨伞，与平常持伞姿态不同，报丧是晦气的事，找到相关人家前，先打听好门牌，不致踏错门槛；跨进丧家的亲戚家，要说某某人“老了”(讳言死字)，那家人就摔一碗碟，含有“玉碎”之意，接着便号啕大哭。然后问生病及治疗经过，端出一碗汤水，碗底下有几块钱给报丧人。临别时最忌讳说“再会，再会”，因再会意味着还要再来，而是说“远走，远走”，意思是灾祸离得越远越好。其他丧事，如大殓、头七、断七，与各地无啥差别。 光阴流逝，沧桑巨变。 新年新岁 正月初一，为春节之始，古称"元旦"，又称"新正"、"大年初一"，为绍兴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 放开门爆竹 俗称"放开门炮仗"。旧时，此举寓有驱邪除疫和"高升三级"之意。绍兴民间且有"早放（爆竹）早发（财）"之说，故从凌晨三四时开始，爆竹声即此起彼落，比户不绝，以增添新春喜庆气氛。 贴春联 绍俗家家户户贴春联，有"元旦书红，万事亨通"，"新正开笔，诸事大吉"之说。旧时，春联多书"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等套语。如今，春联仍书吉语，但内容新颖，富有时代气息。 接神 旧时，放开门炮仗后，即于厅堂置汤团、茶叶、水果等供品，家长率家人整肃衣冠拜天地菩萨、灶司菩萨等，祈求神灵保佑，新年万事大吉。如今，此类寓美好祝愿于偶像的迷信习俗已经少见。 吃福橘、汤团、如意糕和喝元宝茶 旧时，大年初一起床后循俗先吃"烟火食"（即以柴火烧煮之食物）后方可开口说话。如今，通常以汤团、如意糕作早餐，并吃福橘。新正，主家习以元宝茶待客，茶水中循俗置金橘、橄榄、蜜枣等，寓有团圆、如意、幸福等祝愿。 拜年 又称"拜岁"、"叩岁"、"贺新年"。旧时，男主人先率晚辈入本族宗祠祭拜列祖列宗，随即返归自家厅堂叩拜除夕所悬先祖遗像。然后，晚辈按辈份、排行，依次叩拜尊长。晚辈向尊长祝福，尊长回施教诲及祝愿。最后，晚辈间交拜贺年。其时，子弟一边鸣锣击鼓（俗称"敲年锣年鼓"），一边绕圆圈行走，以相娱乐。如今，拜年遗风犹存，但礼仪大为简化。 正月初二起，携桂圆、荔枝、美酒、白糖和糕点等礼品走亲访友，巷贺新禧。亲友则以酒菜盛情款待，改日再行回拜之礼。此俗大抵以早为敬。1950年起，人民提倡文明过节。元旦至春节期间，绍兴城乡普遍开展拥军爱民、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及慰问退休干部、职工等活动，同时举行各种联欢会、联谊会与文娱表演及体育竞赛等。 走喜神方 正月初一开门出行，旧有"走喜神方"之俗。行前，须从历本寻出喜神所在方向，后循此方向而行。如历本言"大利东北，不利西南"，则自家门出发，向东北方向进发，而不朝西南方向举步，以此求得喜神护佑，获取佳运。此俗今废。 数罗汉 旧时，有于正月初一到府城开元寺数罗汉之俗，意在卜全年凶吉，且为自娱。开元寺罗汉时，须按先跨入罗汉堂之脚，确定数罗汉方向。若左脚先跨入，则自左至右按本人年纪岁数，一岁一尊，数至与已岁数相同之罗汉，即以其名号、神态卜新年之未来。如是长眉罗汉，便为长寿；如是伏虎罗汉，则身体健壮。 赶鸡睡 实系"赶紧睡"谐音，意指正月初一夜须提早上床安睡。节前人们忙碌多日，正月初一又起庆特早，小孩亦因连日玩耍，十分疲劳，故晚饭后即提前将家禽赶进埘舍，早早关门安歇。此俗沿袭至今。 禁忌 春节期间，为求吉利而忌讳甚多。如忌扫地、倒垃圾，怕扫除和倒掉财气与运气；忌动用刀、剪，怕遭皮肉病痛之苦；忌食稀饭及汤，以防出门遇雨；忌打破碗、盆等器皿，怕破财，倘有失手，则须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借以消灾自慰，还忌吵嘴，忌倒马桶、夜壶，以免亵渎神灵。最忌讳提及"死"、"穷"等字眼。大人怕小孩多嘴失言，多于年内即行训诫，并张贴写有"童言无忌"、"百无禁忌'字样之红纸条。此类忌讳多带迷信色彩。以上禁忌之俗，今已逐渐淡化。 吉语求乞 往昔，绍兴有谚云："讨饭是年初一到年三十夜"。乞丐于春节期间，以"送摇钱树"、"跳泥神"、"跳黄牛"、"羊扫地"、"讴顺流"等方式求乞。"讴顺流"，通常为两丐合演，一人提竹篮，另一人捧巨型纸质"金元宝"，于户主门前，抛接"金元宝"。 五路日 五路者，五路财神也，俗以正月初五为财神诞日。是日，商家均有接财神之举，祈祷财运亨通，利市百倍，并自此日起开门营业。一般人家，亦有供奉财神者。此俗今废。 迎春 绍俗重农桑，每于立春前一日举行迎春牛活动。是日，"自府县以下之官吏，均高车大马而出"，"备有春牛太岁"，以"占来岁农事之如何"。春牛有鼓乐前导，差役鸣锣开道，旗伞仪仗相随，太守或知县辈"父母官""持竿而驱行"，地方士绅鱼贯相送，观者如潮。及至农村，农民笑脸拱手相迎，以迎接"父母官"所送春牛，作为农事伊始标志。自此，农民结束春节期间娱乐，着手备耕生产。 在绍兴府城，则"于立春前一日，府县粮捕厅各官皆朝服仪从，出五云门迎春于东郊，舁芒神土牛入城，置府署。土牛之色依钦颂历本所载《春牛图》而画，黄为谷，赤为日，青为风，黑为水，以占水旱丰歉。迎春之次日，击碎春牛，乡人拾其土块归而藏之，冀得畜牧神植之兴旺。" 中华民族否极泰来，小康取代了贫困。历史文化名城绍兴，人文荟萃之处，也成了旅游胜地。 绍兴历来民风淳朴，同时保留着和夹杂着若干落后的封建习俗。也许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时俱进，会有所扬弃。

鲁迅，现代作家，原名周樟寿，后来改为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鲁迅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鲁迅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绍兴传统文化越剧【越剧】绍兴地方剧种。发源于嵊县(今嵊州市)农村，因嵊县归属绍兴府，故早期称绍兴戏。起源于"落地唱书"的农村民间小调，称为"小歌班"，只用尺板、笃鼓伴奏，继而逐步增添丝弦和打击乐器，由鼓板指挥，演出时"的笃"之声不绝，俗称"的笃班"。20世纪20年代，以绍兴文戏进入上海，30年代后期改称越剧。在唱腔、表演、音乐和剧目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改革，成为全国性一大剧种。它善于表现细腻的思想感情，剧目以爱情和家庭题材为多。不少著名越剧演员，按各自嗓音特点，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流派，并为青年演员继承发扬。胡琴板式多样，有慢板、中板、快板、清板、倒板以及十字调、呤嗄调、哭调等，唱腔清丽柔和，委婉动听，富于抒情。�绍剧【绍剧】又称绍兴大班、绍兴乱弹。兴起于清康熙、乾隆年间，早期多演出于水乡山村的庙宇舞台，20世纪30年代进沪，50年代定名为绍剧。乐器以板胡、笛、斗子为主，音乐与唱腔激昂高亢、粗犷豪放，善于表现慷慨悲壮的感情。主要唱腔为"二凡"和"三五七"。"二凡"有"倒板"、"浪板"、"慢板"、"流水"、"快板"五种板式。"三五七"同徽剧的吹腔、高拨子旋律相接近，因其唱句三字、五字、七字组成而得名，行腔委婉，富于抒情。剧目大多取材于历史题材或演义小说，约有300多个，1949年后经整理和新编的剧目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于谦》、《龙虎斗》、《寿堂》、《大禹治水》及反映绍兴农村斗争的现代剧《血泪荡》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曾被搬上银幕，获中国第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拷贝发行到70多个国家或地区。�绍兴莲花落【绍兴莲花落】绍兴说唱艺术。始于清末。早期一人唱说，旁有一二人帮和，活跃于小镇茶店或农村庙会。初演唱恭喜发财、吉祥如意之套辞，后渐形成有故事情节的节诗。20年代中期，始用四胡伴奏，形成传承至今的基本调。唱词以绍兴方言土语为主，故事铺叙中随口增减，即兴性、随意性大。传统书目有《闹稽山》、《游江南》、《珍珠塔》、《何文秀》等。1949年后有《血泪荡》、《回娘家》等。《回娘家》和《疯姑娘》在国内获奖。艺人多由爱好者从他业转入。著名艺人有唐藏臣、王金夫等。后涌现了胡兆海、倪齐全等艺术家。�社戏【社戏】旧时绍兴城乡春秋两季祭祀社神所演的戏，用以酬神祈福。一般在庙台或"草台"(庙外空地搭建的台)或"河台"(台搭建于河上)演出。演社戏的大多是绍剧戏班。一说社为划分地域的名称，社中演戏称社戏。鲁迅有《社戏》一文，描写了清末绍兴乡间演社戏的情形。�目莲戏【目莲戏】社戏为酬神，目莲戏则求鬼。旧时，绍兴民间为祈安，以中元节(农历七月半)为鬼节，目莲戏演出多在中元节前后举行。戏班称目莲班，为半职业性，演员平时多为道士或渔夫、农夫。唱腔属越中调腔一系，但较粗疏不甚规范。目莲戏取材于《目莲救母》故事。开演前有"起殇"一场，谓请鬼观剧。演出时，按例于台上悬无常、牛头马面的头套，音乐阴森悲凉，少有妇孺观看。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知府李享特曾以禁演目莲戏为十禁之一，但相沿成习，未能止。1949年后，除1956年前良目莲班应邀赴沪参加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演出外，目莲戏在民间逐渐消失。�迎神赛会【迎神赛会】旧时，庙、祠遍设，繁衍出各类庙会。为祈福消灾，一般庙会仅祭祀及演社戏酬神。同时把神像抬出庙外巡行的，称迎神赛会。除旱灾求雨外，均在菩萨生辰进行。迎神赛会，设会首，以庙产收入及向商号民众募资充作经费，并有各村坊明确分工的会货(如仪仗的校会、放火铳的铳会)，配备一套人员、道具和服饰，届时召之即来。凡神巡行经过的村坊，均在路边搭供棚，专人恭候并供奉香烛福礼。除陆会外，还有水会，往往出动数十条大船。此俗延续至50年代初。�绍兴师爷【绍兴师爷】始于明而盛于清，有"无绍不成衙"之说。明代已有不少越人学律作幕。清雍、乾二朝，绍兴师爷已成为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绍兴师爷有"刑名师爷"、"书启师爷"和"挂号师爷"、"证比师爷"等分工。在督、抚级的大衙门中，还有起草奏折、奏疏的"折奏师爷"。历来对绍兴师爷毁誉不一，贬者认为绍兴师爷奸刁乖巧，心胸狭窄，口不饶人，笔如刀剑，往往置人于死地。褒者则认为他们精明能干，嫉恶如仇，不畏权贵，有正义感。�吃讲茶【吃讲茶】旧时，绍兴的茶店既是市民吃茶听说唱的娱乐场所，又是民间交流信息的地方。民谚"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街坊或乡间里闾发生纠纷，当事人往往恪守"良民不进衙门，好人不打官司"的信条，宁愿到茶店里去私下解决，谓之"吃讲茶"。这样，茶店又成了评论民事、调解民间纠纷的处所。茶店在靠近门口处，放两张拼在一起的桌子，俗称"马头桌"。地方上有声望、为百姓信服、说话算数的人才有资格坐"马头桌"。双方发生争执，就约定时间去茶店，按茶客人数，不论认识与否，均沏上一碗"出泡茶"。然后由双方依次向茶客陈述纠纷的前因后果和各自的观点、态度，让茶客分析评议，发表意见。不管意见是否一致，最后由坐马头桌的人，根据各方的意见，凭自己的主见，作出结论，并相约成俗地由过错方支付在场茶客的茶资。此俗今已不存。�乌大网【乌大网】旧时，绍兴境内可放养鱼类的"荡面"达4000余公顷，约700多个渔区，俗称"渔荡"。掌管渔荡的人称"渔大司"。他们长期从事渔业，富有经验并掌握养殖不同鱼种技术。渔荡养鱼大致在初春放入鱼苗，到冬至以后，鱼一般都长到二三斤，上年漏网的可长到六七斤。为供应"过年"市场，各渔荡要进行一次大围捕，俗称牵"乌大网"。"乌大网"即沉底大网。围捕时，驾船布网，两端各有10多个渔工牵网，并有几个"稳笃公"潜入水底排除障碍物。当渔大司下令"起网"时，两端渔工用力牵拉，提鱼入网。这样一次能捕鱼万斤左右。稳笃公还是寒冬腊月下水捕鱼能手。他们裹着破棉袄，划只半扇乌篷小船，船头生盆火，锅中烧着热水，边划船，边注视河岸边和桥洞下，发现目标甩掉棉袄，赤身跃入水中，捉到鱼后，抛入舱内，抓住船舷翻身而上，用热水擦身，穿上衣裤，喝几口烧酒驱寒。从他们身上体现了越人善舟楫习水性的特点。�纠会【纠会】也称"兜会"，是绍兴民间自发的带有互助性的金融交往行为。民间碰到婚丧大事或一时经济窘迫，便邀集亲朋好友、邻里街坊集资兴会。它有三种形式：一叫"摇会"，除发起者外，按月摇一次，摇着的人就"进会"，收取除自己以外所有人的"会脚子钱"。二称"坐会"，由首位邀请的形式一次性商定每月进会人，并按月收齐"会脚子钱"。三叫"单倒会"，即单为帮助解决困难者纠集的会，也是穷人帮穷人的互助会。�堂众田【堂众田】是绍兴一种有益于族人的习俗。绍兴的一些大姓大族，往往"以姓成村，聚族而居"。全族共有的田产，有祭田(祠堂田)、义田、学田等，俗称"堂众田"。祭田收益用于宗族祭祀和按房分"祚肉"，义田收益用于救济族中鳏寡孤独贫困者，学田收益用于族人读书求学。有的大族把部分学田划给读书人家种，免缴租谷，待入仕后归还；有的规定族中子弟从"进学"起，一切费用由学田支付，但取得功名做官后，要买若干亩学田给族里；有的实行"奖学金"制度，童生院试会试给考费二十千文，还有规定给考中者的奖励，中举人给旗匾费钱四十千文。中进士给六十千文等等。�修桥铺路造凉亭【修桥铺路造凉亭】历来是绍兴民间的公益活动，一旦发起便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湖长达7里的"避塘"，以及青甸湖、瓜渚湖、洞盘江、猪头江这些大江大河的"避塘"，就是民间出资建造的。此举为行船遇到大风大浪时提供躲避之处。乡间道路上，建有不少为行人歇脚的凉亭，乃至数以千计的石桥，也往往是民间集资或募捐兴建的。村与村之间的道路，经常有人维修。这些都是传统公德的体现。�育婴堂【育婴堂】由慈善会社设立的育婴机构，专门收养被弃或家族无力抚养的婴儿。自清末起，专门组建了董事会，所需经费除慈善社团、各业公会、善心人士捐助外，靠历来捐助给育婴堂的田亩收租所得，最盛时有"堂田"1000多亩，抚养着300多个婴儿。从育婴堂成长的孩子累计上万。同时，无儿无女的家庭也可上育婴堂领养婴儿。�凌霄社【凌霄社】一种自发组织的施医、施药的民间慈善机构。1928年绍兴热心慈善事业的士绅和箔业同仁捐助重金，把位于绍兴城内府山北麓的道观改建为凌霄社，得到绍兴名中医的赞助，并由钱业、箔业的乐善好施的善男信女集资采购药材，办起了施医局。当时中医药会规定，绍兴名医都要在凌霄社轮值义务门诊，车马费自理。如不轮值，会遭到医务界的鄙视和唾弃。故自成立起到1949年前，越中名医，每旬总有半天在凌霄社轮值义诊。并设中药房，药材齐全，贫民百姓生病，常常可得到凌霄社施医、施药的帮助。1949年后，凌霄社不再进行慈善活动，改建、扩建为绍兴饭店的一部分。�书法节【书法节】绍兴向称文化之邦，东晋王羲之邀名士雅集兰亭，饮酒赋诗，挥毫作书，赋"修禊"之迷信习俗以新意，越中文人纷纷仿效，相沿成习。兰亭遂以书法圣地名扬海内外。1984年1月22日，绍兴市人大一届八次常委会作出决定，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为绍兴市书法节。嗣后，每年此日，绍兴兰亭书会会员及海内外书家名流，必集于兰亭或王羲之故居戒珠寺，怀古续胜，纪念书圣，切磋书艺，举办书展。�王星记纸扇【王星记纸扇】绍兴制扇历史久远，至明代，绍兴制扇工艺已甚精致，以密节细竹为柄，糊以白纸，堪作书画。清光绪元年(1875)，绍兴柯桥的王星斋及妻陈英设立工场，在传统制扇工艺基础上，改革创新，使纸扇一跃成为朝廷贡品，并在杭州、上海、香港设门市部。王星记的扇，以"毛全本"及"全棕"最佳。"毛全本"用竹筋细匀的毛竹做扇骨。"全棕"则采用产自云、贵的实心棕竹，加工成扇骨。黑纸扇面，要经过70多道工序，用纯桑皮纸做材料，两面涂刷几层高山柿漆，使纸扇雨淋不透，日晒不翘，既能生风，又可蔽日、遮雨，有"一把纸扇半把伞"之称。扇面绘上人物山水，再加金银镶贴，更是锦上添花，产品远销日本、东南亚和港澳地区。�金不换毛笔【金不换毛笔】早年绍兴卜鹤汀笔庄生产的小楷毛笔中的精品。笔庄开设于清同治四年(1865)，以老板姓名为店名。前店后坊，制笔工兼任店员，卜鹤汀本人也是善制笔者。从原畅销的"本京水"毛笔，经改良提高后，改名为"金不换"。柔刚适度，开笔后墨酣饱，书写流畅，外形美观。鲁迅几乎一生都用此笔。为满足消费者对"金不换"的需求，鲁迅纪念馆特监制"金不换"，在馆内购物部销售。�绍兴花边【绍兴花边】用细纱编织而成。原名"万里斯"，源于意大利威尼斯。清末传入绍兴，逐渐成为农村妇女的一种家庭副业，是融国外工艺与中国民族文化于一体的手工艺品。1949年，成立花边社(后易名花边厂)，主产品有万缕丝花边、辫子万缕丝、镶边大套、锭织花边、机织网扣花边等。"万缕丝"和"镶边大套"先后在国内获奖。出口欧美、日本、港澳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有少量内销。�绍兴乌毡帽【绍兴乌毡帽】绍兴民间常用帽。以羊毛制成，前后经30多道工序，内外乌黑，故名。圆顶，卷边，前侧可折成畚斗形，冬可保暖，夏能遮阳，除酷暑炎日外，四季可用，田头劳作，雨水不透，坚固耐用，经济实惠，为农民和工匠乐于购用。1966年后，绍兴民间戴乌毡帽之俗渐少，毡帽厂店停业。为满足旅游者和老农之需，目前仍有少量生产作坊。�绍兴丝绸【绍兴丝绸】绍兴是中国较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地方之一。约6000多年前，宁绍平原已有原始的养蚕纺织。春秋末越国推行"劝农桑"政策，丝织业首次繁荣。两晋、南朝时，丝织技术进一步提高，产品列为贡品。至隋唐，一度成为南方丝织中心。随着北方优良蚕种和丝织技术的传入，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列入贡品的有绫、罗、绸、纱等10多种，罗最著名。宋代，绍兴丝绸品种之多居全国之冠，产量为同类州府之首。明清时期，浙西北丝绸业崛起，才有所衰落。20世纪20年代，采用铁机拉机，又有所回升。1949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绍兴丝织业获空前发展。合成纤维、丝绸服装、丝针织品等相继出现，形成门类齐全、规模宏大的丝织工业体系。�绍兴锡箔【绍兴锡箔】俗称?箔。据传始于明初洪武年间，先由"罪人"制造。故旧时箔铺门前均系木栅，上钉竹片，并串有铁链，形同牢门。后逐渐成为绍兴民间的一大产业。箔业发展甚快，至民国时期，绍兴城内几乎半数人从事此业，故有"锡半城"之称。1949年后，城内箔庄、箔坊相继停业。1979年，为适应外贸需要，复建绍兴箔庄。产品除少量内销外，多由香港转销日本、新加坡和美国等。�越瓷【越瓷】绍兴是中国青瓷的发源地，成熟于东汉，兴盛于唐。唐宋时期，越瓷品类丰富，制作精湛，有"类玉"、"类冰"之誉。唐朝将大批越瓷从明州(今宁波)港运销亚、非、欧20多个国家或地区，开辟了海上"陶瓷之路"。北宋中期渐趋衰落。1949年后，越瓷又重放异彩。1954年投产的绍兴瓷厂，继承传统瓷艺，研究试制成功了500多个花式品种，年产量5000万件左右，畅销国内，远销30多个国家或地区。1980年试制成功的变色釉瓷器，能变幻14种颜色，1981年获全国轻工业重大科技成果奖。�绍兴老酒【绍兴老酒】中国名酒中最古老的黄酒品种，距今已有2500年历史，以其贮存愈久而愈佳，故名"老酒"。旧时有人在男孩出生时将酒藏于地下，待男孩中状元时取出饮用，称"状元红"。也有在女孩出生时将酒藏于地下，待女孩成人出嫁时取出饮用，称"女儿红"。取料精良，工艺精湛，水质独特，明、清时已远销海外，驰誉东南亚。20世纪内多次在国际、国内获奖。1988年起，绍兴加饭、花雕被定为国宴用酒。代表品种有元红、加饭、善酿、香雪4种。目前，绍兴酿酒企业已组成集团公司，除内销外，已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占全国黄酒出口量的70%。1990～1996年间，绍兴曾举办4届"黄酒节"。�干菜毗猪肉【干菜毗猪肉】绍兴人家庭常备的菜肴，外地人叫"霉干菜烧肉"。"毗"和"烧"做法不同，口味也大不相同。绍兴家庭的制作方法是一毗干菜一毗肉略加糖的蒸煮法，肉色红润，油而不腻，菜含肉油，肉沾菜香。如把干菜和肉一齐下锅烧，就不及毗蒸的有味。周恩来总理生前喜食此菜，并曾以此菜招待外宾。�茴香豆【茴香豆】绍兴民间闲食，也是城乡小酒店常备的下酒菜。因价廉物美，受酒客欢迎。民谣云："好吃茴香豆，嚼嚼韧纠纠，要用谦豫、同兴好酱油。"(谦豫、同兴，为绍兴老牌酱园)自鲁迅把它写进小说《孔乙己》，它便成为绍兴的一种风味特产。�平水珠茶【平水珠茶】因外形一叶如丸，旧时集散地在绍兴平水镇而得名。其前身是绍兴日铸茶，宋人吴处厚《青箱记》云："越州日铸茶，为江南第一。"明末清初，日铸茶从条形演化成珠形，由于外形浑圆紧结，色泽绿润，香味浓厚，经久耐泡，被国外誉为"绿色珍珠"，供不应求，茶区逐渐扩大到邻近各县。1949年后，珠茶除采摘外，制作已实现机械化。主产珠茶的平水茶区，是浙江四大茶区之一，产量约占全省一半。天坛牌3050特级珠茶在1984年西班牙举行的第二十三届世界优质食品评选会上荣获金质奖。如今，珠茶茶园扩大，产量猛增，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兰花【兰花】也称"春兰"、"山兰"、"草兰"、"朵朵香"，为我国栽培历史悠久的盆栽观赏植物之一。常见种类有建兰、墨兰、蕙兰等。绍兴是我国植兰最早的地方之一。据说兰渚山就是句践种兰之地。如今绍兴兰花，主产于漓渚、棠棣一带，品种繁多。传统名种"宋梅"、"楼梅"、"环球荷鼎"、"蝶"均出自绍兴。绍兴奇种"绿云"，属国家保护珍稀资源。1984年，绍兴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定兰花为绍兴市花，并成立了绍兴市兰花协会。每年春季，在府山举行兰花展览。1988年，广州首届中国兰花博览会上，绍兴新育名兰"菊瓣蝴蝶"、"金边玉衣"、"春兰银边"获金质奖。绍兴兰花在国内享有盛誉，还远销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乌篷船【乌篷船】绍兴水乡特有的一种交通工具，因其篾篷漆成黑色而得名。船有大有小，大的有"三明瓦"至"六明瓦"不等。明瓦指"定篷"之间的一扇活动篷，上嵌有径约一寸半的透明蛎壳片，可采光，又可遮阳避雨。这类船，船身高大，舱内可置桌椅，供饮宴游乐。小的称脚划船，俗称"躅桨船"或"小划船"，船长不过4米，舱内能容纳3～4人。因船轻巧，小河浅溪也划行无阻。农民出畈或上城，莫不以此代步。行驶时，船家坐船艄，脚蹬桨，手划楫，手脚并用，操纵自如，每小时可行十数里。为求快速，也有前舱增人用板桨划水。�台门【台门】绍兴民居特色。除贫民住宅外，多建成台门式。即前有台门斗，而后依次是天井、堂屋、侧厢、座楼、园地，组成一个独立的宅院。它的面宽和进深则依住户身分、经济和人口状况而定，宽有3开间至7开间不等，深有2进至7进之别。门斗大抵屋檐出沿，石箍门框、石级台阶、两扇(或四扇)乌黑实榀门。台门称呼，有以姓氏为名的，有以官职为号的，也有以建筑构造命名的。有"绍兴城里十万人，台门足有三千零"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