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耕地保护论文范文资料

家乡遭受的自然灾害实例中国东北地区的主要自然灾害为地震、农业气象灾害和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病虫害和森林火灾。地震是最严重的灾害，1975年2月4日辽宁省海城、营口地区发生的7.3级强烈地震即为一例。地震发生在人烟稠密、工业发达地区，虽经我国地震工作部门对这次地震作了预报，当地采取了有力的防灾措施．极大地减轻了地震所造成的人身伤亡。但房屋建筑和其他工程却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这次地震所出现的沙土液化区，其面积就达3千平方公里．沙土液化造成河岸滑坡、桥梁破坏、排酒站倾斜以及地下管道弯曲等许多严重灾害。其中下辽河油田与农田的破坏比较突出。 中国东北地区其他自然灾害最突出的是1987年大兴安岭地区所发生的森林火灾．这次火灾所造成的过火面积为101万公顷．森林损失为70万公顷，合林木3000万立方米以上，受灾人数5．6万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达5亿元(不含林木损失)。 除上述灾害外，辽宁、吉林及黑龙江等地尚有早涝、夏季冷害、冰霜等气象灾害和恶性杂草的危害。自然灾害及其防治（1）了解自然灾害的基本概念。 自然灾害是指在自然界发生的，对人类生命和财产构成危害的事件。对人类影响较大的自然灾害包括台风、洪水、干旱、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严重影响 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威胁人类和的安全。 （2）以某种自然灾害为例，说明其发生的主要原因及危害，并了解对该灾害的监测和防治措施。 以洪灾为例 ①.洪灾的形成原因 强降水、冰雪融化、冰凌阻塞河道；滑坡、泥石流阻塞河道；自然或认为原因导致的堤坝溃决；流域的汇水速度和河道的排水速度；人类不确当的经济活动等。 ②．洪灾的危害 直接损失：工业、农业的财产损失；人畜的伤亡；瘟疫和传染病的暴发等 间接损失：水、电力、交通、能源等供应中断；城乡商业活动的停止；生活秩序混乱等 ③.洪灾的防治措施 工程措施：兴建水库，退耕还湖，提高对洪水的调蓄能力；修筑堤坝；防止洪水漫溢；疏浚河道，加快排洪速度；开辟分洪区，降低洪水水位等。 非工程措施：增强人们对灾害问题的认识，提高人们防灾减灾的意识；严格控制滥砍乱伐，提高森林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等。

首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原料主要来源于耕地；其次，耕地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耕地为农村人口提供了主要的生活保障，是城市居民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我国是有12亿多人口的大国，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仅1.59亩，只占世界人均耕地的44%，而且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进一步减少。所以，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必须采取世界上最严格的措施，对耕地进行特殊保护，稳定一定的耕地面积，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否则，别无出路，也没有选择。耕地保护措施一、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土地管理法》确定的加强土地资源管理的基本制度。通过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和土地利用计划的安排使用土地，严格控制占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合理利用，从而保证耕地数量稳定二、强化耕地占补平衡管理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是保证耕地总量不减少的重要制度推广实行建设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的项目挂钩制度，切实落实补充耕地的责任、任务和资金；加强按项目检查核实补充耕地情况，确保建设占用耕地真正做到占一补一；推进耕地储备制度的建立，逐步做到耕地的先补后占；强化耕地的占补平衡管理，这是耕地保护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三、严格耕地保护执法四、严格执行城市用地规模审核制度严格控制城镇用地规模，实行用地规模服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建设项目服从城镇总体规划的“双重”管理，充分挖掘现有建设用地潜力，逐步实现土地利用方式由外延发展向内涵挖潜转变，才能切实保护城郊结合部的耕地资源。五、建立有效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建立有效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关键是要认真执行和落实《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确保新增用地的有关费用按标准缴足到位，使新增用地特别是占用耕地的总费用较以往真正有大幅度的提高，从而抑制整个建设用地的扩张。因此，一是要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确定的征地费用标准和耕地开垦费标准；二是要执行好财政部与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缴使用管理办法》，确保足额、及时收缴；三是要建立保护耕地利益奖惩和补偿制度。六、建立耕地保护动态监测系统首先应着眼于地面人工监测系统，主要是：①加强完善土地变更登记，及时汇总，及时输入，这是信息库更新的重要来源；②建立合理的观察网，进行定期观察或定点固定观察；③建立自上而下校核和自下而上反馈的信息传输体系，以便不断地获取和检验信息。同时，应充分应用现代遥感等高新技术，及时监测耕地变更状况，尤其是城市周围的耕地利用情况，为耕地保护决策和执法检查提供科学依据。七、引入耕地保护的社会监督机制耕地保护途径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对土地加大了管理力度，完善了土地宏观调控体系，《全国土地开发整理规划》已与2002年完成，实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提高其土地质量，对城市土地实行总量控制，基本农田实行五不准，采取严厉的措施整顿土地市场，2003年撤消开发区3763个，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人们认识不一，乱占、乱批、滥用土地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禁止，同时，因自然因素的影响，土地的质量也在下降，为此，应采取以下之措施。1.提高开发深度，保护耕地资源。首先，正确处理好建设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对于经济发展占用耕地，理想的目标是，以尽可能少的占用耕地面积，实现高度集约化的土地利用，使有限的农田绿地得以保存，从而满足社会对农产品增长的需要。非农占用耕地的扩大，在现在经济起飞的阶段不可避免，强行禁止的政策只能导致本地本应加快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被人为地拖迟，关键是我们应在建设过程中抵制乱征、乱占、滥用和浪费撂荒耕地倾向。其次，要建立专门机构，加强统一领导、规划和管理。第三，编制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和建设规划，国家要建设，耕地要保护都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有效克服经济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统一规划布局，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对策选择。一方面要编制和制定落实各类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和耕地保护条例及有关政策，通过规划和立法的方式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另一方面要编制国家建设与布局的总体规划，在基本农田保护区之外划定开发区，对各类开发区的建设数量、区域布点、占地规模、功能结构、开发性质等进行统一的界定。一切未纳入统一规划的都应被视为非法而不予承认与批准，凡私自建立起来的坚持予以取缔。第四，改造旧城区，优化城市土地资源配置。通过合理布局，改造旧城区，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土地面积效益，扩大城区的容量。2.优化土地环境，全面发展经济。第一，着眼土地、山林、草地、水面、荒山的综合治理，进行生态修复工作，满足生态反馈的要求，在治理中要林草先行，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退耕还林条例》执行，对25度以上的耕地坚决退耕还林、还牧、还果，对土地开发治理，采取国家、集体和个人一起上的办法，相互配合，多方扶持。第二，发挥多学科优势，减免土地灾害，防御国土灾害的综合体系不仅包括土地资源学，还包括水利学、国土经济学、建筑与城市建设环境工程学、结构工程学、生态学、林学、水产学、畜牧学、地理学、土壤学、地质学、大气学、信息学和灾害学，应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让它们共同献计献策，从而奠定有关防御国土灾害的综合体系的理论基础，用以指导有关的实践活动，在统一规划的原则下，制定防御灾害的综合规划，因地制宜，让防灾减灾系统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效而科学的防灾综合体系。第三，制定土地开发的优惠政策，使开发者得到更多的实惠，使政策措施和治理措施紧密结合，在短期内尽快恢复植被和增强抗御风沙、防止水土流失的能力。第四，国家增加对治理土地环境的投入，认真抓好天然保护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中低产田改造建设工程、长江和黄河水土保持工程、平原绿化建设、农村薪炭林建设和“三废”环境改造等，通过工程、耕作和生物措施，增加对土地的投入。第五，大力发展专业性土地开发合作经营组织。发挥各种各样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加以宏观引导和管理。第六，对农户搬迁以后的旧庄基，要及时收回，集体统一整修，并入基本农田，多渠道节约耕地。第七，对土地要因地制宜地进行科学开发和利用，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工则工，开拓农业生产新领域。第八，有计划地开发利用一部分土地来发展工业、交通、城镇和其它事业，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和重庆等大城市，利用土地发展房地产业和第三产业，经济欠发达地区，可以由小到大，脚踏实地逐步发展。3.调整土地结构，努力提高效益。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就是调整种植业内部各部门的用地比例，根据实际情况，主要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调整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用地比例，提高经济作物尤其是名特优新作物的用地比重。其次，调整种植业与畜牧业用地比例，需要调整一部分耕地种植饲料作物，或通过改革耕作制度扩大饲料作物播种面积，为畜牧业提供较充足的精饲料和青饲料。第三，调整各类作物内部结构，粮食作物应适当压缩，增加经济作物用地结构应从市场需求出发，结合考虑生产条件，扩大畅销利大高产的优势作物，控制和压缩滞销低产的作物。第四，充分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及林果、畜牧、药材、土特产等，可以兴办一批乡镇企业和二、三产业。第五，从我国的土地资源生产布局看，应把发展旅游业作为一项重大的产业加以建设。要在“重在自然、贵在和谐、精在特色”方面动脑筋，从自然景观、民族文化、民俗风情着手，认真做好发展规划，在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宣传、旅游产品开发、景点建设、服务管理等方多下功夫。第六，以改造乡镇驻地为重点，使驻地建设企业的资本存量转移与重新组合，发挥巨大资本存量的再投入作用，缓解土地资源资金不足的困难，推进新兴消费产业的发展，加快小城镇建设。4.采取综合措施，扭转恶性循环。首先，应对工业生产的内外环境进行整治，行政、经济、法规三位一体，解决包括城市在内的工业品污染问题，对超标污染加强监测，限期治理。在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时，严格审批制度，控制新的污染。第二，在对化肥、农药污染治理上，一要多肥种配合并在生产前进行原料的精选，二要以高效低毒易分解的农药和生物农药的生产代替高毒低效且残留的农药生产。三要加强新肥新药研制和推广，达到低成本和少公害或无公害的目的。第三要治理水土流失和沙化，可采取耕作措施、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三结合方法，同时要植树种草和优化结构，使水土保持、防沙治沙和三料短缺问题的解决得以统筹。第四，对地质灾害严重地区，要增加人工植被，城市建设要合理布局，加强斜坡建筑管理，防止新的人为的破坏，要治坡与治水相结合，综合防治城市环境地质灾害。第五，对盐碱化地区，则必须推广增施有机肥，以沙压碱和容土压沙等科学改良土地的方式，杜绝大水浸灌。第六，改革农村能源结构，根据各地能源资源、自然条件、居民生活水平、交通状况和消费结构等进行区划和规划，找出多种途径，实行工业能源与农村多用途薪炭林并举的方针。第七，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实现大地园林化，搞好自然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促使林地生态环境不断向高效平衡的方向发展。第八，要在国家统一规划下，适当扩大绿肥播种面积，增强农业投入，增施有机肥，牢固树立用地养地相结合的观点，提高土地生产力。5.整顿土地市场，科学出让土地。近年来，对土地市场进行了整顿，非农用地实行“六不报批”制度，即对土地市场秩序整顿工作验收不合格的不批；未按规定执行建设用地备案制度的不批；城市规模已经达到或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指标已用完的不批；已批准的城市建设用地仍有闲置的不批；未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建设用地预审的不批；建设项目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不批。为此在城市中要实现土地有偿利用，允许使用权合理流动。其目的是把土地推向市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土地使用制度，运用使用权出让金和税费这个经济杠杆，对土地使用者进行制约，形成一种节约用地、合理地自我约束机制。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不仅为各级政府开辟了新的财源，加快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投资环境，而且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加强了土地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土地价格要适应经济发展形势，就是要反映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环境，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科学地计算土地经济价值。因此在建设中：首先应该成立土地估价委员会，对城镇土地进行分等定级、测算地价、修订编制区域性基准地价，对土地使用权出让，企事业单位土地随地而建筑物转让、入股、出租，生产基地转让等地价进行评审、监督和管理。其次，要建立分布地价制度，由国家及地方政府按评估基准地价的要求，定期发布地价公告，为投资者快速提供准确的数据，这样既有利用银行作出贷款的估计，又为政府判断价格是否合理提供了依据。最后要完善土地出让转让登记申报制度。对土地市场中的出让、转让、抵押、出租等必须经过登记。出让受让双方必须申报成交价，并应同时附上有关职能部门对土地作价测算，使用效益分析的评议书，由土地管理部门进行审核批准后，才能生效。政府通过优先购买权力和冻结地价的办法，防止地价的过高或过低的波动。6.增强“惜土”意识，造福子孙后代。首先，要开展国土危机教育，更新传统观念，唤起人们对土地问题的忧患意识，增强国情、国策和法制观念，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建立起强大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机制。其次，是增强全民族的“惜土”意识。中国政府已将每年的6月25日确定为“土地日”，每年通过宣传活动，采用口头讲解，版画宣传，典型引路，形象教育等形式普及土地资源知识，集中力量大抓，统一部署，全面动员，造成强大的声势和社会舆论。第三，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有计划地利用多种形式举办土地法规知识培训班，对乡村干部进行重点培训，土地部门应积极主动地与教育部门配合，从基础抓起，在小学搞国土观念教育的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开。第四，规范管理土地。建立健全规范化管理制度，是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根本保证，在实施过程中，应坚持“调查、论证、规划、计划、申报、审批、检查、验收、统计、登记、建档、发证”十二个程序，把握好调查论证、规划计划、申报审批、检查验收、统计登记、建档发证六大环节。第五，像抓计划生育工作那样，把土地管理工作抓好。认真执行《土地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业法》，加大执法力度，争取社会各界对土地管理与保护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在加快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研究的整体框架中，对土地流转及其方式的研究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完善的土地流转机制和发达的农村土地市场有利于拓宽农村的投融资渠道从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土地信托正是一种新的、有效的土地流转方式，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此，国外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研究。下面拟对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概括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国外关于农村土地信托问题的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土地信托的实现基础 信托形式的运用需要以明晰的产权界定和权利的可转让性为基础，土地信托也不例外。国外在研究土地信托问题时也离不开这样的基础。 首先，在土地产权界定方面，一开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以私有制为前提，认为只有完全的私有产权，才能促使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下的合理流转；只有土地私有制才能实现土地信托。在土地私有条件下，土地市场的建立受其他要素和商品市场变化的影响，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得农业人力资本要素处于边际生产状态的农民放弃土地。当金融市场认可土地的担保功能时，利用土地信托将成为农业资金要素的重要来源。 但是，西方的土地产权理论演变，经历了一个从重“所有”到重“利用”的转变。这种趋势具体表现为：在经济关系上，土地所有权表现为“单纯的土地所有权”；在立法上，改变了以往把土地归属放在首位的做法，开始注重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土地的开发；土地所有权开始逐步证券化[1]。同时，土地利用要符合宏观效率的思想逐步兴起。一些学者积极倡导社会和团体主义的土地所有权理论，以取代土地所有权绝对性理论。如德国耶林在《法律的目的论》中指出：所有权行使的目的，不应当仅仅为“个人利益”，应同时为“社会利益”。法国学者迪吉则主张“社会连带说”，认为“土地所有权并非为土地所有人之利益而存在，仅为增进人类之共同需要而赋予保有土地者之社会机能而己”。随着所谓的“现代土地问题”的产生，“个人和社会协调”的所有权思想开始出现，澳大利亚的麦克尔森(Miehaelson)指出:“所有权只是独占性的权利，而不是一个不受干涉的个人权利”。也有的学者把所有权概括为“一种排他的权利而不作为一种绝对的权利”。 西方学者还认为：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作用就是通过激励机制诱导农业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决策，并进一步影响农业经济活动的绩效。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土地产权制度，理性人就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反映。诺斯指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对于不稳定的产权，实施很差的法律，进入壁垒以及垄断性限制，利润最大化企业倾向于具有较短时间中较少的固定资本，并将倾向于较小的规模。最为有利可图的业务可能是在贸易再分配活动或黑市上。这一组合很难导向生产性的效率”[2]。 可见，西方关于土地信托的研究是建立在土地私有的前提下的，这与中国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农户只有使用权的国情不同，但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为土地使用权是土地产权的一部分，明确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仍然可以建立所谓的“有保障的产权制度”，从而作为土地流转的基础应用于土地信托。 其次，在土地的可转让性方面，国外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对转型国家的调研。因为这些国家的土地产权不够明晰，使用权的转让受到诸多限制，土地无法在市场机制下合理流转，从而给完全市场机制下的土地信托形成障碍。这些研究对指导中国的农地制度改革很有启发意义。美国的罗伊·普罗斯特曼(1996)[3]通过实地调查，对中国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做了认真研究，认为土地使用权权属不充分，权能不明确。土地使用权属不充分，使土地使用权流转无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而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移会使资源配置更有效，并刺激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投资，减少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同时还提出:“一些地方采取行政手段推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总第146期)岳意定，刘志仁等：国外农村土地信托：研究现状及借鉴行规模经营，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和集体组织为了便于控制农村土地，便于转为非农业用地。” 而俄罗斯讨论了农业用地可转让性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和分歧：对潜在土地所有者的技术要求，对非居民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在信贷违约的情况下向抵押权人转让土地的限制，个人土地所有权的上限，土地股份及其转让的方式。该研究提出应在俄罗斯实行这样的转变：土地股份可通过购买或租赁的方式转让，而后者更为适用。一份土地股份就是一种选择权，可以被出售、购买、继承等。股份的所有者对分配土地有绝对权利。这种机制使得法人实体希望获得大面积的农业用地以累积所需数目的股份然后用于分配。研究还指出，租赁是农村地区的一种特别补充机制，所有者更偏好于租赁土地股份而非实物土地。 补充： 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土地管理改革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提出了“市场导向的耕地改革”（MLAR）计划以及自愿土地流转机制，并要求实行土地书名与登记制度，明确土地的所有权。但国外的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措施虽有一定作用，但并不一定能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首先，这种土地书名与登记制度虽然大量减少了无主土地并促进了带有可转让财产权的土地的供给，但这无法保证土地产权市场的发展。因为对于追求利润的贷款者来说，所有权证明并非获得贷款的充分条件，稳定的土地收入水平才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更有甚者，农户可能不愿意用其土地所有权作为抵押品。从而得出结论，土地所有权并不是获得使用权保障的唯一方法，应参照不同的背景和地方偏好，建立更加灵活的体系（Dwniz Baharaglu,2002）[5]。此外最近还有学者（Saturnino M.Borras JR，2005）[6]以菲律宾为例，用实证方法检验了与市场导向的耕地改革以及自愿土地流转机制有关的变量，得出一个预测结果：MLAR模型用于菲律宾不仅无法促进分配改革，而且会破坏潜在的国家主导的土地改革政策。这也映证了Dwniz Baharaglu的 结论。 从国外的这些研究可以看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信托，实现土地的有效流转，土地使用权必须实现可转让，当然，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这种转让性的实现形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二、关于土地信托的目的和作用 由于西方国家土地的私有制和自由流转性，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农村土地的使用方式正在发生转变，不断从农业用地转变成非农用地。为了保护土地资源，国外很多学者对于农村土地用途的控制进行了研究，如Donald M. Mcleod等(1999)[7]就根据美国西部农村的实际提出了土地使用控制的三种方式：分区制、购买发展权、集群式发展，并建立了土地使用控制方式的选择模型。土地信托方式就是出于保护土地资源和公众利益的目的用于实 践的 。 在美国和英国，无论是局部性的、地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土地信托都是一种很有影响的非盈利组织，它和私有土地主们一同来保护他们的土地以达到保护和利用土地或者其他公众利益的目的。它们保护土地的工作对于他们所从事或者协助土地交易的社区和地域非常重要。这些交易包括土地的获取、保护、管理协定，或者其他的能够从土地上获取的实际资产的一些利益。 补充： 此后，西方学者们就对这种土地流转形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建立了各种决策模型：其中Philip J. Bacon等（2002）[8]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贝叶斯网络理论建立了一个BN模型，该模型主要是为了保证农村土地使用的可持续性。这个模型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人员的观点、土地类型、土地使用的选择、成本和利益的标准。这个BN模型不是最优化模型，而是帮助专家分析有关土地的数据。该模型的使用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关于土地类型的标准和土地使用的选择，这个阶段是为了评估对现在的土地使用的满意度；第二个阶段是关于改变土地使用的成本，改变成本需要考虑风险和银行利息、管理、财产的让渡等因素，这可用一个模型来评价土地管理者改变土地使用后的满意度，即： 在成本支付期内改变的满意度=长期预期的满意度－总的改变成本/成本支付期 而Julie Ann Gustanski(1999) [9]基于伦理经济学建立了一个土地信托保护决策支持模型（ILCOS），他认为土地的使用方式是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反映。尽管土地信托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保护土地资源，但是每一个土地信托机构都有自己的设置和地域。所以，他对伦理经济学政策模式在土地信托保护方面的整个过程给出了一个总体的概念，从而总结出土地信托的决策支持的环境模型。这个模型由5个大块组成：土地的使用和环境、社会经济、计划与获取的评估、决策制定的方法、积极的决策制定。该模型主要提出和检验了美国和英国的土地信托与保护私有土地因果关系上的模式，以开发一种可行的决策支持工具。此外，Roger Coupal和Any Seidl（2003）[10]还研究了在税收基础上的土地使用选择的影响，分析了发展农业用地和农村居住用地的相关成本及其对财政结构的影响。 追问： 请问这位大哥,标题是什么?引言是哪些?

地球是一片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这里记载着人类智慧的历代传承，记载着自然母亲哺育我们的点点滴滴，然而我们的家园却时有洪水、飓风、地震、沙尘暴等数不清的悲剧上演，这些自然灾害，夺走了生命，夺走了希望，夺走了一切的一切。和谐的生态环境随着人类日益先进的科技水平被打破，近50年来，我国每年由地震、旱涝、台风、疫病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这些已经成为最难以抵挡的恐怖阴影，阴影下笼罩着死亡与犯罪，社会安全成为最令人头疼的问题。那么是否能依靠最具毁灭性却也最具创造性的科技水平来提高我国防灾减灾的能力呢？我国的洪水灾害十分频繁，建国以来，我国发生过的较大洪水如下所述。1951年：辽河大水。辽宁、吉林两省受淹农田43.4万h平方米，受灾人口87.6万人，死亡3100多人。1954年：长江、淮河大水。长江中下游受淹农田317万hm2，受为人口1888万人，死亡3万余人。淮河全流域成灾农田408.2万hm2。1858年：黄河大水。黄河花园口站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滩区和东平湖受淹。1963年：海河大水。海河南系发生特大洪水，受淹农田440万hm2，京广铁中中断。1975年：淮河在水。8月上旬淮河上游出现罕见的特大暴雨，河南省泌阳县林庄3天雨量达1605.3mm，位于暴雨中心地区的两座大型水库失事，河南省有820万人口，106万h平方米耕地遭受严重水灾，倒塌房屋560万间，死亡2.6万人。1981年：长江上游大水。四川省138个县市受灾。1982年：黄河大水。1991年：淮河、太湖大水。淮河受淹耕地401万hm2，受灾人口5423万人，倒塌房屋196万间。1994年：西江大水。1995年：长江、辽河、松花江大水。该年长江川、湘、鄂、赣四省农田受淹成为321.4万平方米，受为人口8526万人。东北辽、吉、黑三省农田受淹223.2万hm2，受灾人口1078.6万人。1996年：珠江、长江、海河大水。该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洪涝灾害，一半以上省（区）严重受灾，全国有311个县以上城市进水，洪涝成灾面积1182.33万hm2，受灾人口2.67亿人，直接经济损失2208.36亿元。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珠江、闽江等流域大水。据国家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县发生8级地震。与此同时，成都震感强烈，成都市民在街上躲避。北京、上海、台湾均有震感，全国大半地区有明显震感，震中位于阿坝州汶川县，地震造成了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绵阳市 11874人遇难，伤67579人德阳 德阳已遇难10341人绵竹 6730余人遇难，受伤31560余人 成都市 4156余人遇难 受伤17802人什邡 3510余人遇难、受伤31970余人 都江堰市 3060余人遇难、受伤3210余人阿坝州 2871余人遇难 24625人受伤 其中汶川县遇难2010人 广元 2586人遇难 21682人受伤其中青川县遇难2140余人彭州 870余人遇难、受伤3090余人 总计:汶川大地震已造成40075人遇难 247645人受伤据卫生部报告，受伤住院治疗人数累计52934人，已出院7979人，在医院里死亡3304人。 据中国地震局报告，截至19日13时，共监测到4级以上余震155次，其中5级以上24次，6级以上4次。 民政部报告，截至19日13时，全国共接受社会各界捐赠款物108.34亿元，其中捐款89.27亿元，物资折款19.09亿元。 截至18日21时，民政部、军队和各地民政部门共向灾区调运救灾帐篷25.4319万顶、棉被72.35万床、棉衣178.36万件、价值3421.5万元的食品和饮用水，以及价值18424.01万元的其他物资。地震.洪水.疫病都给我们带来了无比沉重的损失，如何在防灾减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各个国家都在用各种方式来预测灾害的形成. 我国目前已建立起了较为完善、广为覆盖的气象、海洋、地震、水文、森林火灾和病虫害等地面监测和观测网，建立了气象卫星、海洋卫星、陆地卫星系列，并正在建设减灾小卫星星座系统。在气象监测预报方面，建成了较先进的由地面气象观测站、太空站、各类天气雷达及气象卫星组成的大气探测系统，建立了气象卫星资料接收处理系统、现代化的气象通信系统和中期数值预报业务系统。全国已形成了由国家、区域、省、地、县五级分工合理、有机结合、逐级指导的基本气象信息加工分析预测体系。为了监测江河洪水，国家组建了由数目众多的水文站、水位站、雨量站等组成的水文监测网，建立了七大江河地区洪涝灾害易发区警戒水域遥感数据库，将遥感技术在“八五”期间应用于洪灾监测。大江大河防汛抗旱工程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些领域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另外，利用现代科技积极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如农区人工增雨、人工防雹、滴灌工程等，这些技术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防灾减灾发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地震监测和抗震方面，组建了400多个地震观测台站，“十五”期间进行了数字化改造，由48个国家级数字测震台站组成的国家数字测震台网和由300多个区域数字测震台站组成的20个区域数字测震台网以及若干个流动数字测震台网、数字强震台网构成了中国数字测震系统，建立了大震警报系统和地震前兆观测系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监测预报系统，编制了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和震害预测图，确定了52个城市作为国家重点防震城市，对全国地震烈度6度以上地区的工程建筑，实施综合性震害防御，对城市和大中型工矿企业的新建工程进行了抗震设防，完成了多条铁路干线、主要输油管线和多座骨干电厂、大型炼油厂，一批重点骨干钢铁企业和超大型乙烯工程以及大型水库的抗震加固。在地质灾害防治方面，加强了对滑坡、泥石流、崩塌以及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地裂等地质灾害的勘查防治工作，采取了包括工程防御体系、生物水保防御体系、管理防护体系，社会管理体系和预测及报警体系在内的综合防御体系，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把生态建设与防灾减灾相结合，实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退田还草和修建水利工程等一系列措施，极大地防止和减轻了地质灾害的危害和损失。全国已建立了25片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实施了七大流域水土保持工程，在一万多条水土流失严重的小流域，开展了山水田林综合治理。先后确立了包括“三北”防护林、长江中上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平原农田防护林、淮河太湖流域防护林、珠江流域防护林、辽河流域防护林、黄河中游防护林和太行山绿化工程、防治沙漠化工程的十大林业生态工程。此外，还发射了“资源一号”、“资源二号”卫星，广泛应用于资源勘查、防灾减灾、地质灾害监测和科学试验等领域。 但是，我国防灾减灾科技应用与建设仍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1.管理缺乏综合协调 长期以来，我国的灾害管理体制基本是以单一灾种为主、分部门管理的模式，各涉灾管理部门自成系统，各自为战。由于没有常设的综合管理机构，各灾种之间缺乏统一协调，部门之间缺乏沟通、联动，造成了许多弊端，如缺乏综合系统的法规、技术体系政策与全局的防灾减灾科技发展规划；缺少系统的、连续的防灾减灾思想指导，不利于部门之间协调；缺少综合性的防灾减灾应急处置技术系统；缺少专门为灾害救援的综合型救援专家、技术型队伍；没有形成相对完善的防灾减灾科学技术体系；信息公开和交流渠道不顺畅；资源、信息不能共享；科学决策评估支持系统与财政金融保障制度尚未建立等等，直接影响防灾减灾实效。 2.投入不足 资金渠道单一 全国每年投入到防灾减灾科技研发和应用的经费十分有限，在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科研设备购置、防灾工程建设、防灾减灾基础研究和先进技术推广应用等多方面投入不足。主要是因为我国防灾减灾科研基本依赖于财政拨款，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由于防灾减灾科研具有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近期经济效益，很难吸引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主动投入，造成防灾减灾科技发展和技术推广滞后。另外，缺少科研成果推广的中间环节与适合防灾减灾工作规律的运行机制，防灾减灾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低，一些防灾减灾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率不足10%，严重影响了全国防灾减灾工作的深入进行，影响了全国防灾减灾工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3. 科技资源尚待优化配置 我国防灾减灾科技资源主要集中在气象、地震、地质、环保等领域，由于缺乏宏观协调管理及传统的条块分割现状，一方面各领域主要关注本领域的防灾减灾科技发展，研发工作主要局限于解决本领域存在的技术问题，在不同灾种以及防灾减灾的不同环节中，科技资源没有得到合理配置，科技开发与应用水平发展很不平衡，在基础地理信息、救灾设备和队伍建设方面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另一方面，仪器、设备、资料、数据等都由部门、单位甚至个人所有，不能实现资源共享共用，资源条件不能系统整合形成高效、共享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无法形成合力和整体创新优势。 4.防灾减灾科技发展缓慢 一是在不同灾种以及防灾减灾的不同环节中，科技发展与应用水平很不平衡；二是各灾种的应急研究和操作水平差别较大，低水平重复研究较多；三是技术手段和装备落后，监测能力不强，短期预测预报能力还较低；四是缺乏各类灾害的科学评估模型和方法，灾害信息共享应用和评估的技术急需完善；五是对一些重大灾害的认识与防治技术，长期徘徊不前；六是现有科研结合国情实际不够密切，科技整体支撑能力有待提高等。 5. 防灾减灾高水平科技人才匮乏 我国防灾减灾科技人才主要集中在专业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中，基层防灾减灾机构普遍缺少技术应用人才，与我国防灾减灾工作重点结合不密切，特别缺乏防灾减灾领域的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和工程技术应用人才。另外，研究经费、待遇等方面条件较差，影响我国防灾减灾科技人才队伍的稳定与发展。 6. 科普宣教力度不够 缺乏统一的防灾减灾科普规划，没有固定的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基地，也缺乏经常性的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使防灾减灾科普缺乏系统性、连续性，致使我国社会公众防灾减灾知识、防灾减灾意识的科普教育水平较低，全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较. 以下是我对我国防灾减灾科技支撑的对策建议 1.建立统一综合的防灾减灾组织保障体系 设置统一的具有危机管理性质的防灾减灾综合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防灾减灾工作的大政方针做出决策，逐步实现从部门为主的单一灾种管理体制向政府和部门联动、条块结合的综合应急管理体制转变。 加强科技主管部门与涉灾管理部门的协同，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多层次、分布式的协同管理职能和机制。 成立集合各灾种、各专业及相关管理部门专家的顾问团体；建立防灾减灾决策的专家咨询系统，为政府防灾减灾决策提供智力支撑。 2. 完善防灾减灾科技进步政策与创新机制 制定科技支撑防灾减灾办法与政策，增加科技投入，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人才培养选拔等方面给予支持；将防灾减灾科普知识纳入国民素质教育体系和工作计划，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在大中小各级学校教育中适当引入防灾减灾课程及读物。 建立高效、合理的防灾减灾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机制、科技投入机制、成果转化机制、政策激励机制与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开展关键技术、共性技术联合攻关；加快科技成果在防灾减灾领域的推广应用。 3. 多渠道增加对防灾减灾的科技投入 将防灾减灾发展所需投入纳入每年科技经费预算，按照一定的使用比例，支持研究开发工作、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技术装备、参加国际交流等。并使防灾减灾科技投入的增长幅度不低于科技经费增长的总体水平。 建立社会防灾减灾基金，吸收企业、社会团体、公民及海外人士对防灾减灾的捐赠，按比例将部分基金用于科技投入。 用给予引导资金的方式，促进地方政府增加防灾减灾科技投入，引导技术开发机构与企业投资防灾减灾技术与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 4. 促进防灾减灾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 借助全国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通过制定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整合全国各灾害管理部门的分类灾害信息资源，全天候运转监测网；以网络技术为纽带，积极推广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控系统（R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技术，建设覆盖至全国各乡村的主要灾害实时监测预警系统；充分应用数字化技术及网络技术，综合集成防灾减灾各单位上报的灾情信息，构建包括灾害应急响应、灾害信息分析、灾害救援决策、救援信息反馈等在内的防灾减灾技术及信息资源平台。 5.加强防灾减灾科技能力与科技队伍建设 通过科研体制改革和现代院所制度建设，进行课题制、首席专家负责制和科研经费预算等防灾减灾科技机构科研管理制度建设；鼓励科研与地方防灾减灾需要紧密结合，开展自然灾害综合研究和治理；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研发防灾减灾技术和装备，实现产业化；与管理部门合作，尝试推广先进的防灾减灾技术和管理方法，探索区域防灾减灾综合管理模式；参与重点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试验示范区建设。 在培养选拔高层次人才的基础上，大力培训一线工作的防灾减灾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改善基层技术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通过科研项目、激励措施、分配制度、考核选拔等吸引和稳定人才队伍，培育有竞争力的研究群体，加强创新团队建设；培养防灾减灾后备人才，逐步在我国高校中开办防灾减灾专业教育。 6. 加强国内外防灾减灾科技交流与合作 鼓励防灾减灾科研机构、管理部门开展国内外交流合作，获得先进的应用技术及管理经验，追踪最新技术。在跨国、跨区域的防灾减灾工程建设中，政府应积极协调，为项目实施提供帮助和保障。5月12日，一场突然的地震，瞬间倾覆了学校、医院、家乡……面对自然灾害，人类就愈发显得渺小，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抨击着我们无济于事的防备，是不是灾难意识还不够呢？地震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那么，沙尘暴，这个有着自然灾害之称的毁灭性灾难，如果人类不会那样疯狂地砍伐树木，破坏地皮，沙尘是不是就永远被隔绝在了炽热的沙漠中呢？还有那黄河，华夏儿女的母亲河，人类无节制地开垦放牧，泥沙每年滚滚流进黄河，让我们甚至不敢去幻想这样浑浊的黄河或许在很久以前，清澈如一双赤子的眸……朋友啊，你是否知道，在那所谓的自然灾害的名义下，真正的毁灭来源与人类这一颗贪婪的心啊！！屠杀珍惜动物，破坏生态平衡中的一个纽带，最终受害者，是自己！！面对树木，木材商的眼里写着无休止的欲望，殊不知再贱价的木料，也要历经十载的岁月啊……你们知道吗，在孩子天真的口中，那“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谚语已变成了“前人砍树，后人遭殃”这般的无奈与不堪入目啊。了解自己的处境吗？对自己的行为能负责吗？明白人与自然间，不是相互依存即是相互践踏的关系吗？自然是被动的，它以被人类破坏的生态来报复，其实是为了这些不会居安思危的人能快点清醒啊！！不要让公益广告中的预言成为现实，我相信只要从自己做起，不是说空话而是付诸行动，那最后一滴水，必将是上天感动的泪。 目前，保护环境是当务之急，学习有关各种灾害知识和减灾知识更是迫在眉睫，我们要留心观察周围的自然变异现象，一旦发现某种异常的自然现象，也不必惊恐，尽快向有关部门报告，专业部门会为我们做出权威判断。灾害一旦发生，首先应该发扬大无畏精神，号召群众，组织大家和个人自卫。同时也要学习一定的医救知识，准备必备药品，在灾害期间，医疗系统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能够及时自救并救助他人。 虽然灾害的发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我相信，不再受破坏与践踏的自然将会为我们带来一个美好和谐的生态，爱这我们赖以生存的家乡吧，它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伊甸园。

耕地是支撑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土地资源，保护耕地不仅为确保粮食安全提供了资源基础，还直接关系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生态建设。虽然早在解放初期至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中央政府在颁布的相关文件或报告中就强调过非农建设尽量不要占用耕地，但由于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耕地面积总体上都处于增加态势，因此，保护耕地真正被引起关注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关注程度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中国耕地保护政策不断健全和完善。由于1986年国家土地管理局的成立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多部门分散管理土地的局面、1998年国土资源部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土地管理体制，而2004年国务院28号文《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发布则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土地管理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简单将我国改革开发以来的耕地保护政策简单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本文将基于各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分析和相关政策回顾，总结和分析各阶段耕地保护政策的特点及其成效。1.耕地保护意识开始觉醒期：1978～1985年1.1 经济社会形势与耕地流失概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经济增长从此驶入了快车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1978～1985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2亿元增长到9016.04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3.97%。由于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在此期间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如1978～1985年间，中国农业总产值从1397.00亿元增长到3619.49亿元，粮食总产量从30477万吨增长到37911万吨（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则从317公斤/人提高到358公斤/人）。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好转和粮食安全压力的减小，全国各项建设开始有计划地展开，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断加大，1978～1985年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668.72亿元增加到了2543.20亿元，一批大中型工程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或者开工兴建。与此同时，收入提高后的农民开始为改善居住条件而建造房屋，部分农村地区在乡镇企业兴起过程中也搭盖了大量厂房。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耕地占用问题，导致了耕地数量的较快减少。由于缺乏这一时期有关耕地数量的确切数据，我们无法准确得知这一阶段究竟流失了多少耕地，但仍可以从被普遍认为偏小的统计数据中看出这一减少态势。根据统计数据，1978年和1985年全国耕地总面积分别为9950万公顷和9620万公顷，7年间合计净减少330万公顷，也即年均净减少47.14万公顷。1.2 耕地保护政策演变脉络由于粮食安全的压力尚未消除，中央政府察觉到了耕地减少的苗头及其渐显的不利影响，多次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形式警醒国人。如198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滥占耕地建房看作当时农村中的两股歪风之一（另一种是乱砍滥伐森林），1983年的中央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也将“耕地减少”列为当时农村的三大隐患之一（另两个隐患是森林过伐和人口膨胀）。为了确保粮食生产的资源基础，中央政府多次强调保护耕地。197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要“有计划地开垦荒地，使耕地面积逐年有较多的增加”。1981年《政府工作报告》认为，“十分珍惜每寸土地，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应该是我们的国策，并且要求“基本建设即使非占用耕地不可，用地也要严加限制；农村建房要有规划，绝不能乱占滥用耕地”。不仅如此，1982年的1号文件《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涉农的1号文件）基于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将保护耕地视为与控制人口一样重要的国策，并且要求“要严格控制机关、企业、团体、部队、学校、社队占用耕地，特别是城市附近的菜地更不应占用”。1983年的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更是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占用耕地建房”和“爱惜每一寸耕地”。在此期间，为了落实中央政府要求，相关部门陆续通过或颁布了一些法规或规章等，但数量并不多，如1982年5月4日全国人大常务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原则批准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就在一定程度上涵括了保护耕地的内容。1.3 耕地保护政策特点及成效由于1978～1985年间恰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色彩仍然较浓，加之粮食生产形势总体看好和发展经济愿望强烈，这一时期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的特点较为明显：（1）难协调粮食安全与结构调整。确保粮食安全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但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多种经营从而提高农民收入的要求同样非常迫切，耕地保护政策因而苦于协调确保粮食安全和调整农业结构的关系，并在后期基本上妥协于农业结构调整目标。1981年、1982年、198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1982年、1983的1号文件总体上都在要求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但到了1984年和1985年，对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的高调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耕地保护的重要性。（2）总体上服从于保证建设需要。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举，各项建设用地需求一时突增，加上这一时期粮食生产形势总体上向有利于消除粮食安全压力的方向发展，为保证国家建设用地需求而占用一部分耕地也就成为必然。如1982年颁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虽然也提出了诸如“凡有荒地可以利用的，不得占用耕地；凡有劣地可以利用的，不得占用良田，尤其不得占用菜地、园地、精养鱼塘等经济效益高的土地”等要求，但该条例的制定原则之一就是“保证国家建设必需的土地”，而且第四条还明文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凡符合本条例规定的，被征地社队的干部和群众应当服从国家需要，不得妨碍和阻挠”。（3）政策散布于相关文件和报告。虽然这一时期各用地部门往往基于局部利益而夸大用地需求并造成耕地浪费，但由于没有专门的土地管理机构，有关耕地保护的要求只是散见于中央政府的相关文件和报告中，少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从而使得耕地保护缺乏具体的法律或政策依据。（4）实施措施稍有提及但不具体。这一时期耕地保护政策的贯彻多以行政命令形式，虽然也提到了其他实施措施，如1982年1号文件提出“对非法占用或不合理占用的必须加以纠正和处理”，1983年1号文件提出“要做好规划”和“要教育群众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的实际出发”，1984年1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对农民向土地的投资应予合理补偿”等，但多停留于概念而缺少切实可行的配套措施。正是由于上述特点的存在，这一时期的耕地保护政策只是警醒了国人要注意保护有限的耕地，而耕地流失依然在加剧进行，如根据统计数据，1985年全国耕地净减少量超过了100万公顷，成为建国以来耕地减少数量最多的一年。2.耕地保护政策制定起步期：1986～1997年2.1 经济社会形势与耕地流失概况经过前一时期的较快发展和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一阶段里进一步加快，国家经济实力与日俱增。1986～1997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0275.18亿元增长到78973.03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0.08%（根据《2007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各业发展同样总体上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如农业总产值从4013.01亿元增长到23788.40亿元，粮食总产量从39151万吨增长到49417万吨，并于1996年首次突破5亿吨（50454万吨）大关，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从364公斤/人提高到411公斤/人；工业总产值从3886.40亿元增长到25713.70亿元。在此期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各项建设全面铺开而且摊子越来越大，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一路攀升(从1986年的3120.60亿元增加到了1997年的24941.10 亿元),城镇、基础设施、农村等建设均得到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还一度兴起了“开发区热”。各项建设的全面展开，加上农村地区农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存在，使得这一时期耕地流失速度仍然较快。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的相关数据，1987~1995年间全国耕地因农业结构调整、建设占用和灾害损毁而减少568.00万公顷，虽然期间也通过开荒围垦等途径增加了257.62万公顷耕地，但增减相抵仍然净减少310.38万公顷，年均净减少34.49万公顷。2.2 耕地保护政策演变脉络鉴于当时耕地资源的过快减少，1986年1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要求有关部门在年内制定“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条例”并报国务院批准实施，同年3月的中发7号文件《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第一次正式明确提出“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该年6月25日六届人大常委会还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其中，对建设用地审批和毁坏耕地处罚等都做了相应规定。1987年6月1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参与发布了《关于在农业结构调整中严格控制占用耕地的联合通知》，要求严格控制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占用耕地行为，而该年10月15日该局又参与发布了《建设用地计划管理暂行办法》，以期协调统筹建设用地同时切实保护耕地。而为了引导土地复垦以增加耕地面积以及严控占用耕地建窑和毁田取土烧砖，1988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参与了《土地复垦规定》和《严格限制毁田烧砖积极推进墙体材料改革的意见》等的制定和发布。1990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强调“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建设用地计划，严格审批建设用地”同时，明确要求“各地方凡因建设占用农用土地的，原则上应承担土地开发的义务”。为了更好实施《土地管理法》，1991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鉴于1990年和1991年乱占、滥用耕地现象的重新抬头，1992年11月1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严格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紧急通知》。针对当时各地兴办开发区和城镇建设中多占少用、占而不用和闲置撂荒造成耕地严重浪费的情况，继1992年12月9日国办发布《关于严禁开发区和城镇建设占用耕地撂荒的通知》后，1993年4月2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各类开发区的通知》。为了对耕地的精华部分——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1994年8月18日国务院发布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随后四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都明确强调各地要建立健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1996年6月19日全国土地管理厅、局长会议上“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首次被正式提出，该年9月18日国家土地管理局还参与发布了《建设用地计划管理办法》。而为了增强威慑性和加强宏观管理，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第一次设立了“破坏耕地罪”、“非法批地罪”和“非法转让土地罪”，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还颁布了中发1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后者也直接导致国家土地管理局在该年5月20日发布了《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规定》。2.3 耕地保护政策特点及成效由于我国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段（1992年之前）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1992年的“十四大”指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因此，这一时期可以看成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制的强烈碰撞，加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日益旺盛的用地需求，使得我国的耕地保护政策呈现如下较为鲜明的特点：（1）耕地保护政策受到比较利益的极大冲击。随着全国粮食生产总体上保持逐年增长态势，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比较效益较为低下的特点愈发明显，为了稳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在不乱占耕地和确保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加快农业结构调整。但由于耕地资源的多宜性和管理上的不到位，1987年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55.6万公顷。虽然随着《关于在农业结构调整中严格控制占用耕地的联合通知》等的发布，这一情形在随后几年有所改观，如1990年降到了20.8万公顷，但很快就出现反弹，1995年又因此而减少了51.2万公顷耕地。农业结构调整成为了这一时期导致耕地减少的最主要因素，如1987～1995年间合计减少耕地352.40万公顷，占期间耕地减少总量的62.04%。（2）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过度倚重行政手段。1986年《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实施，意味着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开始进入法制化和规范化轨道。但事实并非这样。例如，虽然《土地管理法》明确了乱占、滥用和破坏耕地等行为属于违法，国家土地管理局还分别于1989年9月19日和1995年12月18日发布了《土地违法案件处理暂行办法》和《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办法》，但直到1997 年才给前述行为定罪，在此之前一直缺乏处理的法律准绳，而且即便如此也仍然存在执法困难。1986年的中发7号文件《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首次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控制非农业用地”，同年颁布实施的《土地管理法》也规定可以对一些不利于耕地保护的行为进行罚款，但由于缺乏合理的标准加之执行不力，并未发挥其应有的杠杆作用。法律和经济手段的失灵或缺位，使得耕地保护政策的落实只能更多凭借行政手段，这也可以从当时频发的通知或规定可以看出。（3）耕地保护政策虽陆续制定但系统性不强。随着1986年2月21日国务院第100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统管全国土地和城乡地政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及其8月1日的正式成立并对外办公，我国开始有了加强耕地保护的专门机构、专业队伍和统一体制。自此以后，我国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对如何制定耕地保护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这一时期陆续有相关的耕地保护政策出台。例如，提出建立以保护耕地为核心的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制度，建立以计划指标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建设用地计划管理制度，建立有助于政府部门控制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建设用地审批管理制度，建立推动耕地补充的土地开发复垦管理制度，建立对耕地精华部分进行特殊保护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等。但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耕地保护政策欠缺系统性，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应急行为。1986年《土地管理法》和1991年《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没有用单独章节阐述耕地保护，而相关内容散见于其他章节，也说明当时缺乏对耕地保护的系统思考。（4）耕地保护政策与其他政策存在协调难度。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更合理利用耕地资源往往成为不同部门的共同关注点，而在部门利益的驱使下，相关部门制定的有关政策就不可避免存在矛盾和冲突。虽然1986 年颁布实施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要求“切实保护耕地”，但同时又强调必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耕地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而影响了耕地保护政策的权威性和约束力，特别是在当时行政等级观念较强而当年成立的国家土地管理局仅为副部级单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前已述及的农业结构调整致使耕地减少就是耕地保护政策与农业发展政策存在不协调的突出表现。而在保障建设方面，政策间的不协调同样非常明显。例如，尽管当时因为建设占用导致耕地大量流失的现象已引起了国家的高度关注，但1991年8月23日由建设部和国家计委发布的《建设项目选址规划管理办法》仍未将保护耕地作为建设项目规划选址的主要依据之一，建设部分别于1995年6月1日和1995年6月29日发布的《开发区规划管理办法》和《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也都没有考虑要贯彻耕地保护的原则。总体而言，虽然这一时期的耕地保护政策存在上述特点或问题，但毕竟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尝试和突破，一举改变了过去耕地利用和保护上无序管理的混乱局面，并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较好效果。如年耕地净减少量从1987年开始由62.04万公顷减少到1988年、1989年和1990年的38.83万公顷、12.50万公顷和1.15万公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