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论文范文

公共政策论文：论转型期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重要意义摘要：公共政策执行力，就是公共权力机关通过一定的行为和技术，整合各种资源，有效地贯彻实施既定的公共政策，将政策方案转化为现实结果，以解决公共问题，达到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能力。公共政策执行力是一种执行中的权力，它的承载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公共性是其突出的特征。公共政策执行力的运用不仅需要有足够的力量保证既定的政策方案的贯彻落实，而且还要求这种力量是否符合公平、正义、合理的价值取向。从政治学视角看，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高低关乎着执政者的合法性基础；从管理学视角看，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高低与政府的绩效息息相关。关键词：煤炭企业；绩效管理；安全生产公共政策执行力执行主体合法律性"美国学者艾利森曾经说过,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政策有效的执行。"[1]由此可见，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如果没有高度的执行力作为保证，无论其多么科学、正确，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毫无实际意义。诚然，公共政策是政府履行行政职能的重要方式之一，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物品，因此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正确有效地执行直接关系着其所针对的公共问题能否被妥善顺利地解决，进而影响到政府的行政绩效水平和政府的公信力。一、公共政策执行力及其影响因素公共行政组织，尤其是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能否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政策能否得到有效地执行和快捷地落实。如果一个政府的方针和政策，能够得到迅速地执行落实，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高效的快捷的政府，是一个受到人民大众高度拥护和支持的政府。反之，则是一个机构臃肿，人员繁杂，效率低下的政府，必然会遭致人民群众的抛弃和抵制。由此可见，能够彻底地弄清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科学内涵及其影响因素，对我们成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不可小觑的重大作用。1.公共政策执行力公共政策执行力是近来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同时也是学界至今还没有达成统一共识的问题之一，可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依笔者看来，只有对公共政策和执行力这两个概念进行分开阐述，才能最终达成对公共政策执行力这个整体概念的准确理解和全面诠释。（1）公共政策。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就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2]对此，笔者也非常认同。因为它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为此，公共政策就是公共权力机关意志的体现，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第二，公共政策是经由政治过程产生的，体现的是公共权力机关与公民的关系。第三，公共政策因为公共问题的存在而产生，因为公共目标而选择方案，因为要实现公共利益而必须被正确有效地执行。第四，公共政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权威性的价值分配方案，对自然和各种社会稀缺资源进行有效地分配。（2）执行力。执行力主要是指一整套能将组织的战略付诸实践，反映组织战略方案实现程度的行为和技术体系。它的显著特点是：第一，执行力的组织性。因为执行力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一个组织。第二，执行力是一种保障。因为它是组织战略方案得以顺利实现和确认的强有力保障，是保证战略方案从文本或者思维形式成为现实结果的中介力量。第三，执行力的实践性。因为它是通过具体的操作过程、步骤和方法以及技术的运用达到预期的效果和既定的组织目标。（3）公共政策执行力。总上（1）（2）所述，公共政策执行力应该是结合了公共政策和执行力两个概念核心的一个概念，它既要体现公共政策的特点，同时也要满足执行力的要求。鉴于此，笔者对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理解是：公共权力机关通过一定的行为和技术，整合各种资源，有效地贯彻实施既定的公共政策，将政策方案转化为现实结果，以解决公共问题，达到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能力。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特点：第一，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公共性。因为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执行的是公共政策，解决的是公共问题，实现的是公共利益，所以公共性是公共政策执行力突出特性。第二，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权威性与强制性。公共政策执行力是一种执行的权力，它的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因此这种权力必然具有强制性和普遍的约束力。第三，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组织性。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科层制的组织架构以及完整的权责体系的庞大组织系统。第四，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多样性。公共政策执行力的行为方式，不仅包括行政方式，还包括经济方式、法律方式以及思想教育方式。第五，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价值性。公共政策执行力的运用不仅包括公共权力机关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贯彻既定的政策方案，还包括这种力量是否符合公平、正义、合理的价值取向。2.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的"，因此，脱离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而孤立存在的事物是没有的。当然，公共政策执行力，也不例外。它的产生和存在发展必然要受一定因素的影响。我们只有厘清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因素，方能使各级公共权力机关在执行具体公共政策过程中巧妙地解决各种困难，得心应手地实施公共政策，以实现既定的效果和预定的组织目标。具体来说，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因素有：（1）公共政策本身。一般来说，包括公共政策产生过程以及内容的合法性；公共政策内容的合理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公共政策目标的明确性、合理性、弹性，等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要符合法律规范，只有合法的公共政策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可执行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依赖一定的理论基础，在理论基础的指导下才能产生合理的科学的公共政策内容，并借助某些工具通过具体的行为直接解决问题；公共政策的目标是必须是明确的、清晰的，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目标会让政策执行者难以理解困惑不堪，必须是合理的，缺乏合理性的目标不能起到激励政策执行者的目的，必须"具有一定得弹性，缺乏弹性的目标，会让政策执行失去灵活性和变通性，政策执行者就不能在不偏离政策目标的大范围内，结合具体情况，灵活地实施和执行政策，因而也就增加公共政策执行的风险。"[3]（2）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体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组织方面，一个是个人方面。从组织方面看，纵向上的权限划分不清和横向上的部门职能交叉，是当前我国政府体制中存在的两种现象。纵向上，地方政府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但是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配置缺乏规范，导致地方政府本位主义的迅速膨胀和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的执行受阻；横向上，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倘若不同的政府行政部门履行着相同或相似的职能，那么必然产生一些相互冲突的政策，而且更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因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纠葛和相互扯皮而导致政策执行出现阻滞。"[4]；从个人方面看，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因素：一是公务人员的综合素质高低，二是公务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强弱。综合素质高，公仆意识强是公共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得到贯彻实施的有力保障。（3）公共政策执行环境。公共政策的社会性质，即公共政策解决的公共问题来源于社会，公共政策所针对的目标群体是社会人，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也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等，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执行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制约公共政策执行的环境主要有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公共政策的执行需要一个稳定良好的政治环境，既包括国内政治环境，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公共政策的执行力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必然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影响；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伦理规范、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它们对公共政策的执行力也存在着或者提高或者削弱的作用。二、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重要意义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重要意义可以从很多角度加以理解，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政治学、管理学的视角对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重要意义加以阐述。1.从政治学视角看，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高低关乎着执政者的合法性NO.06,2010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年06期248我国煤炭企业绩效管理对安全生产的影响及对策探讨□陈媛朱龙(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摘要：尽管近年来我国煤炭企业取得了迅速发展，但由于产业集中度低、地质条件差、整体装备水平低、从业人员素质低、以及绩效管理滞后等原因，导致煤矿事故频繁发生。煤矿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煤炭企业绩效管理存在绩效管理意识不够、绩效反馈不畅、绩效指标设置不科学、绩效管理脱节等问题。绩效管理滞后通过员工不满、团队救助精神与协同作业的缺乏等渠道严重地影响煤炭企业的安全生产。因此，煤炭企业要通过创新绩效激励体系、传达战略执行观念、建立健全绩效反馈机制等措施来改善煤炭企业绩效管理的滞后性，以期对其安全生产有所裨益。关键词：煤炭企业；绩效管理；安全生产1煤炭企业安全生产现状分析煤炭资源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煤炭既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所需的主要燃料，又是许多工业产品的重要原料。我国煤炭资源丰富但煤炭的赋存条件复杂，95%以上的煤炭产量是井工生产,而且我国煤矿机械化水平比较低,矿井多、效率低、井下作业人员多等状况给煤炭企业的安全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2004年全国煤矿共发生伤亡事故1797起，死亡2668人，百万吨死亡率3.10；2005年全国煤矿共发生死亡事故3341起，死亡5986人，百万吨死亡率2.84；2006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为4746人，百万吨死亡率为2.041；2007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为3786人，百万吨死亡率为1.485；2008年全国煤矿死亡人数为3210人，百万吨死亡率为1.182。2001年到2005年间，全国煤矿共发生一次死亡3-9人的重大事故1398起，平均每年发生280起，占全国各类重大事故的11%；发生一次死亡10-29人特大事故214起，平均每年发生43起，占全国各类特大事故的36%，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42起，平均每年发生8起，占全国各类特别重大事故的58%[1]。频繁的安全事故导致了严重的人员伤亡，不仅给企业自身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也为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煤炭企业安全事故频繁发生。产业集中度低，地质条件差，整体装备水平低，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低，安全投入不足，此外，行业管理弱化、煤炭安全生产法规体系不健全、事故警示作用淡化以及绩效管理滞后也是煤炭企业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2煤炭企业绩效管理的重要性及现状2.1煤炭企业绩效管理的重要性任何企业如果想在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就不得不重视绩效管理，著名企业摩托罗拉公司有个关于管理与绩效管理的观点，就是企业=产品+服务，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可见，绩效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因此,绩效管理对煤炭企业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绩效管理对煤炭企业的必要性及其重要作用。2.1.1绩效管理可以促进煤炭企业的质量管理。煤炭企业的绩效可以表现为采煤数量和采掘质量两个方面,近年来,采掘质量已经成为煤炭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采掘质量指的是企业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既有设备降低采煤成本以及优化一线员工人员结构。绩效管理可以给煤炭企业管理者提供具体采掘管理过程中所需的技能和工具,使管理者能够将全面质量管理看作煤炭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企业员工将精力放在采掘质量目标的提高之上。基础。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合法性包括合法律性、合利益性、合道德性。具体来说：（1）从合法律性方面讲，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公共政策，都是公共意志的体现，无论是执法权力，还是公共政策执行权力，都必须符合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一个政府能够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切实做到依法行政那必然会获得公众的认可，进而增强这种合法律性；同理，如果一个政府有着较强的公共政策执行力，反过来也会有利于提高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合法律性。（2）从合利益性来讲，公共政策的终极目的就是实现公共利益。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其政策执行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鉴于公共政策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力，一个具有较高政策执行力的政府能够对公民的利益诉求做出迅速而有力的回应，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从而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反之，如果一个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孱弱不堪，虽有公共政策却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现实成果，就会严重忽视公民的愿望和需求，激化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导致社会动荡矛盾丛生，从根本上动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3）从合道德性来讲，公共政策执行力反映着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家普遍共识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要求，作为公共机构以及公务人员，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模范遵守社会公德，站在道德要求的最前沿，为社会公众树立榜样和典型，不仅要严格遵守其自身的职业道德更应该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忠于职守，勤勉尽责，而这些对于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提高和增强无疑是大有裨益的，而相互推诿、欺上瞒下、繁冗拖沓、纪律涣散的工作作风必然会削弱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总之，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强弱从上述三个方面直接影响着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基础，高度的政策执行力会不断增强其合法性，使政府获得社会公众源源不断的支持与信任,而低下的政策执行力则会严重削弱政府的合法性，使其失去社会成员的忠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的稳定与存在，导致社会的混乱与矛盾。2.从管理学视角看，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高低与政府的绩效息息相关。所谓绩效不仅包括投入与产出的比，即效率，还包括政府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政府的存在与运转需要花费大量的社会成本。（1）从效率的观点出发，政府的各项活动都涉及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如果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那么这些活动就是对宝贵的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公共政策也不例外，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就会有较大的资源投入。如果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只能存在于政府文件中，只是政府的一种观念共识，而不能由有效的政策执行力加以执行，其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美丽的花瓶，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公共政策价值的充分体现，公共问题的迅速解决，公共利益的最大实现，必须以高度的政策执行力作保证。否则，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就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2）从效果的观点看，效率只是投入与产出的一个比例关系，更侧重的是数量方面，而效果不仅关注数量更强调质的方面，即取得的实际结果。行政效率高并不必然带来良好的行政结果，效率只是效果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当然低效更不可能带来效果。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较高的政策执行力既要求公共政策能够被迅速及时的贯彻实施，更要求公共政策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在这种迅速及时的活动中得到最大化的兑现。综上所述，从管理学视角来理解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意义就在于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而取得最大化的政策结果，既达到节约社会资源的目的又得到预期的效果。参考文献：[1]皮正茂.关于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思考[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2).[2]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何雄浪,朱旭光.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失灵的原因及其矫正探讨[J].当代经济管理,2009,(2).[4]刘淑影.我国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的制度因素分析及对策探讨[J].兰州学刊,2006,(6).作者简介：李超伟（1985-），男，河北承德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09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管理.

公共政策 当你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高等教育80个一级学科目录，你会看到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有二级学科行政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然而在此之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根据国际国内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发展状况，自主创立了二级学科公共政策和发展管理，开中国公共政策高等教育教学科研之先河。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目前世界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范畴，但在我国还属于起步和发展时期。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派生于政治学和行政学，意在从规范意义上探讨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制衡，通过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原理及模型分析对国家、地方和团体层面的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进行研究，为高质量的公共政策提供咨询。 然而，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争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分野使社会科学的发展从整体上进入了纷繁迷惘的时代。而在这个时代里，把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量化分析技术与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已成为社会和学科发展的必然。定量分析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使社会科学真正成为科学，给了社会科学第二次生命。 发展中的公共政策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公共管理中的定量分析已初见端倪，而中国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发轫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的创立和发展开启了中国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现代化研究的先河，数理分析、模型分析、心理学分析等现代分析技术与分析方法的引进使公共政策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与世界接轨，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公共政策研究是公共管理科学现代分析技术与方法集中体现的领域，公共政策量化分析技术与方法的核心是把数学、统计学、博弈论、运筹学、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技术引入到公共政策研究中。目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本科专业以公共政策分析、高等数学、应用统计学、博弈论、运筹学、模拟决策、电子政务、宏微观经济学为主干基础课，研究生以公共政策基本理论、公共政策量化技术---统计与预测、公共政策量化技术---规划与决策、公共政策的实验模拟、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管理科学理论、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为主干核心课程，参照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广泛引进人才，开辟了中国公共政策教育与世界接轨的新局面。 人才是公共政策研究最重要的资源。目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系拥有以陈庆云、顾昕、李永军、郁俊莉、刘霖、黄璜等为代表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具有数学、工学的学历背景，又取得了管理科学的博士学位，拥有博士后研究经历和海外学习背景，通晓公共政策现代分析技术、了解中国国情，能进行政治、管理、经济、信息技术跨学科分析，形成了公共政策研究“社会学研究方法分析----数理建模与量化分析----计算机分析与信息技术模拟”科学的教学与科研逻辑。同时，随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国内知名度的提高和市场认可度的提升，来自祖国各地的最优秀学子被吸引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习，充实了公共政策人才的后备力量。世界著名的实业家廖凯原、邱徳拔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数亿元的捐资，以及在政府管理学院设置的高额奖学金、奖教金做出了对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社会贡献。 国际知名度的提高是公共政策教学与科研的主要使命。目前，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藉政府管理学院傅军院长国际威望的优势，学院与专业开展了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密西根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合作交流，承办了全球公共政策联盟年会、全球公共政策高峰论坛等一系列国际公共政策项目，同时与世界五百强企业BHP的公共政策高级培训项目的合作对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每年在学院和专业中，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朝鲜、柬埔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数量占到30%的留学生成为国际知名度提高的重要标志。中国高水平运动员王皓、马琳等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习对政府管理学院知名度的提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学只有与市场结合才能真正转化为价值。面向市场与社会是北京大学公共政策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北京大学公共政策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不仅接受了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的正规训练，而且通晓公共政策量化分析和信息科学的前沿技术，熟识中国国情，成为中国公共政策人才中的生力军。他们的就业领域遍及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宝洁、必和必拓、松下，中国著名企业中国石油、中国移动、国家电网、中国铝业，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美林、花旗，国际著名的咨询公司和事务所普华永道、麦肯锡、毕马威和中央国家机关的核心部门。他们为政府、企业、NGO以及公民提供商业和公益咨询，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在创造了巨大的个人商业价值的同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总之，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科学的研究，已经成为继工商管理科学之后又一个社会科学发展的领军者。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研究也将迎来发展史上的又一个春天，公共政策科学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巨大的贡献，中国公共政策人才的路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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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惠农政策失效的思考

一、惠农政策失效的表现

(一)惠农政策僵化，不能有效结合实际。惠农政策反映了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意志，具有坚定的原则性。但农村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其发展变化存在多样性，上级政策不可能涵盖农业生产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规定得具体详尽。因此，要灵活变通惠农政策，探索惠农政策的有效实施形式。但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却呈现出上下一般粗，硬性照搬上级政策的现象。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为了规避政治风险，照本宣科传达贯彻上级政策，减少甚至从不对变通执行政策，机械主义倾向严重。过分强调原则性，会导致照抄、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一切等待上级政策，不敢试、不敢闯，造成工作进度缓慢，效果不佳，甚至工作无法开展。但在考核压力和利益关系牵动下，基层政府经常会动用行政力量完成目标任务，弄虚作假现象随之产生。

(二)政策之间界限分明，无法形成合力。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并非是单一性质，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根本原因隐藏得很深，受诸多因素限制，不同问题往往一环扣一环，连锁反应强烈。惠农政策执行单位非常广泛，关联到林业、农业、渔业、国土、气象等多个部门，它们往往各司其职。首先，由于条块分割，各职能部门之间沟通 渠道 有限，没有或者无法进行有效沟通，执行部门分散，协调难度大，联合执行政策成本高;其次，各职能部门受自身职能范围限制，在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下，各项惠农政策，尤其是项目建设类政策，在项目实施之前已经以文件等书面形式规定了政策实施范围、资金使用范围。跨越政策界限一步就意味着违规违纪的危险。因此，相关涉农部门无权，也很少主动将本部门的惠农政策与其他部门整合;最后，出于部门利益和政治、经济成本考虑，部分职能部门从自身角度出发，只顾及自己的工作业绩，对上级负责，而非对农民负责。

然而，由于没有从根源上找出引发问题的原因，相关联的问题仍然侵扰着农村发展，眼前的政策实施效果可能会在未来被侵蚀，同类问题甚至会反复出现。如此出力不讨好，好心办不了好事的现象在惠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一而足，政策的实施只能暂时性、浅层次地解决问题，无法从根本解除难题。惠农政策不仅仅要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面临的当前问题，更要立足长远，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源，考虑如何应对以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三)惠农政策公共利益取向偏离。惠农政策是政府提供给社会的重要公共产品，农民利益是惠农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伦理诉求，为农民增加福利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而惠农政策的制定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制定者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价值取向中制定的，理性的有限性和价值冲突性决定了政策制定并非会自觉地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在国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面临着很大的发展压力。上级政府为了完成任务，会将压力分解转移给下级政府。对于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而言，自己的直接上级是最重要、往往也是最权威的利益相关者，官员提升与评优、奖励与惩罚的主动权完全集中在上级手中。在缺乏必要的伦理素质与适当的权力约束机制下，惠农政策沦为少数人谋求政治、经济资本的工具。

二、惠农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充满利益博弈。调整与确立社会经济利益结构，促使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是惠农政策的目的，惠农政策的实施自然有利于国家利益。但整体有益性并不一定存在于每一个地区、部门。惠农政策的执行主要集中于基层政府，它们可能代表着部门、地区乃至小集团的利益。惠农政策的执行主体在面临自利价值取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时，为了尽可能地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甚至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可能会以惠农政策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政治、经济利益损益值作为执行参数，做出执行偏差行为，造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间出现断层。当惠农政策在整体上无益于，或对本地区、本部门包括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益处不大，无法满足其要求时，执行中就会调查研究少，科学决策少，凭 经验 和习惯决策多，或者消极怠工，执行随意性大，对上级政策的细化操作少之又少，或者勉强完成任务，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

(二)激励机制不科学。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以党委、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为唯一组织形式，执行过程垄断现象凸出。基层公务员不辞辛劳地执行政策，不能得到现时的物质激励，也不会因为政策执行效果不佳而受到责任追究，执行有效程度如何也难有明确标准。公务员薪酬制度中级别工资所体现的工作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并不大，激励作用并不显著，考评结果与职务晋升和薪酬奖励脱钩。在一线执行政策的村级干部也无可观的政治、经济可图，引发懒惰执行、敷衍执行、选择执行和附加执行行为产生。

“在每一个群体中，都有不顾道德规范，一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其潜在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极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有了行为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在“理性经济人”思想的左右下，当执行者的目标和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机率就会增高。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现阶段制约我国惠农政策执行监督工作有效开展的因素很多，监督法制不健全、监督 方法 不恰当、监督机构无权威、监督渠道不畅通，并且存在预算管理不严、投资效益评估欠缺、法律监督不够健全、审计监督难以到位、财政监督方式落后、社会监督渠道较少等缺陷，导致对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缺位与乏力，不能对执行者的行为与结果进行有效的责任追究，影响惠农政策效益的发挥。

三、防范惠农政策失效的机制

(一)以执行需求为导向建立组织体系，提高农业服务社会化程度。一是强化统一领导作用，实现资源整合。为了有效协调各涉农部门之间的工作，需要减少政策执行的行政层级，精简审批程序和环节。各涉农部门应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和安排部署下，统一思想，积极投身到惠农政策整合工作中，以强农惠农资金整合为载体，以惠农政策整合为工具，通过对整合政策和调控资金，科学、合理配置资源，统筹规划、调整生产发展布局，实现地区与地区、地区与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生产要素合理组合。二是突破传统观念束缚，提供多元化服务方式。在实行惠农政策时，政府承担着多样化的职能和服务，而承担具体职能的机构未必一定是政府机构，在村一级也不一定是村委会等组织。职能和服务内容的多样性决定了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应多样化。执行机构改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结构的单一性，“各个部门应该根据职能和任务来组织工作，其体制和内部结构必须有利于高效率地执行政策，提供服务”。在某些层级和领域，执行组织模式和机构类型要打破执行垄断，只要是有利于政策有效执行的组织形式都可以采用。

(二)建全激励机制，提高执行机构与执行者的积极性。以农民、农村发展需求为导向，建立激励机制。各级政府和相关执行者应从农民的角度而非政府的角度来评价实施结果，并由关注实施结果、自身利益转为关注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各执行机构急需科学设置惠农政策执行中申请检验、审查、审批、执行等环节的时间，确定工作岗位的执行效率指标。同时，必须逐步健全考评目标和体系，将考评结果与公务员级别工资的发放相结合，以工作任务或项目绩效考核结果为发放标准，以完成工作任务或执行项目的多少、好坏、快慢等决定公务员级别工资的高低，严格以评价结果给予执行者相应待遇。

(三)加强农民需求调查研究，发动农民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提高惠农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农民本身比任何人都要了解自己的需求偏好和政策诉求，任何局外人都不可能代替农民表述他们的利益需求。因此，惠农政策的制定最应该聆听农民的心声，把握农民对政策的需求。

参与惠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前提是充分了解政策的内容。但目前，农民了解惠农政策的渠道比较单一，村委会连接政府与农民的桥梁作用未能显现出来，信息自上而下传递不够顺畅，农民的需求与意愿也不能及时反馈给上级政府。现实的紧迫性要求村委会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加强政策信息传播，县级政府应对村委会宣传惠农政策的实际效果严格考核，将辖区内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程度作为考核乡镇、村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之一。当然，“人们学习成为有能力的话语参与者要经过一个成长过程，这需要时间和充分实践的机会。”

民初烟酒政策思想(1912-1926年)

一、民初烟酒税改革的背景

民初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实业的政策法令，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民族运动，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西方税制思想为民初烟酒税改革做了思想铺垫。

为维持脆弱的政局，北洋政府基本靠借债度日。曹汝霖曾说：“其时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应解之款，都为督军扣留;发行国内公债，则旧公债尚未整理，续募为难。”

北洋政府年度借款额超过一亿银元的有七年，占借款总额超过5%的年份正好也是这几年，最高年份是最低年份借款的3.7倍之多。大量的借债刺激了北洋政府对国内财政的调整，烟酒税逐渐“崭露头角”，上升为国家税,甚至在对外借款中充当抵押品。

二、民初烟酒税改革的经过

中华民国成立后，各地征税情况比较混乱，北洋政府积极筹划整理烟酒税。1914年，北洋政府财政部设立了杂税整理处，专门从事包括烟酒税在内的各项杂税整理工作。1915年3月，公布整理烟税、酒税两项章程，章程要求各省将原有的烟酒税捐合并征收，提高税率，并统一用银元计算，但仍旧无法达到全国烟酒税法的统一;同年4月，推行烟酒公卖制度，拟将烟酒税、捐、厘等并入专卖利益中逐步解决。但原有的烟酒税、厘捐等仍然保留，继续按各省原有规定征收，出现重复课征现象。1917年，全国烟酒事务署设置烟酒税费统一征收筹备处，后因政局动荡未曾实行。

政府对烟酒税的重视，烟酒税地位随之提升，烟酒税丰厚的利润，为北洋政府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撑着北洋政府内政外交，北洋政府更以烟酒税作抵押，换取外国侵略者现银的支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利益面前明争暗斗，截留现象一直存在，中央政府为了扩大税源，更是巧立新税，沉重的负担转移到广大群众身上，引发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唇枪舌战，更有实际性的“税收保卫战”。

三、民初烟酒税改革之社会动议

在烟酒税率上，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强调重征烟酒税，1915年4月26日，在给袁世凯的呈文中说：“窃查烟酒为消费品中近于奢侈品，各国皆课重税……注重公卖办法不可……各省烟酒两项并办，以节经费。”梁士诒也提出增加烟酒税率，尤于严禁奢侈之中，可增加收入之效。

在烟酒御侮上，熊希龄于1912年5月向参议院 报告 财政施政意见中认为“烟草专卖，虽有外交上之关系，然亦可逐渐设法，以为抵制之计”。熊希龄注意到烟叶税被外国侵略者把持，但考略到烟叶税的高额利润，还是尽力采取挽救 措施 ，竭力与外国人争利。民族烟草企业代表简照南主张取消外商烟厂享受的特权，给予国产卷烟以一定的优惠税制。他指出：“纸烟一业……虽由时势人情所致，实缘税率不平之一大关系也”，“查外来纸烟于进口时完纳正税一次，以后无论至何通商之埠均不重征，此舶来品之权利也。”简照南主张卷烟统税，以便取得与外商产品对抗的相同竞争权。

四、民初烟酒担保的社会抗争

1916年11月21、22日，美国芝加哥大陆产务银行借款500万美元，借期3年、并批准 借款合同 ,以政府烟酒公卖费税为担保。1919年，北洋政府拟向美国续借美金2500万元，仍以烟酒税全数作为抵押。为支付到期的还款，财政部改向美国太平洋拓业公司借款550万美元，以烟酒税为担保，条件是聘美国人兰庆为烟酒署稽核。

中国烟酒联合会1919年10月31日致电大总统及国务院相关部门云：“烟酒借款，主权丧失，授人以柄，万民嗟怨，迭次争阻。”12月13日再致电云：“烟酒借款一事，迭电呼吁……顷报载此项借款现已成立，仿盐税抵押办法，用外人为稽核，全国震恐，罔知所措。”

1920年1月6日，上海总商会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全国烟酒事务署及参众两院，指出烟酒借款“辱国病民”，授稽核之权于外人，“垄断凭凌，势所必至”，外国烟酒将更加充斥国内市场，故敦促政府“迅予设法取消。”

1921年9月，财政部提出第三次向美国借款，其借款金额3000万美元，限期10年，利息8厘，以烟酒税收入及陕西、福建、河南、安徽4省之货物税为抵押品。此项借款一开始就遭到北京银行公会等反对，继而4省督军、省长均要求取消以4省货物税为抵押品，此续借款方予终止。

北洋政府统治的十几年期间，中国烟草税赋体制经历过一个动荡与变革的阶段。

结束语:民国初期烟酒税改革，不仅对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今天的烟酒税改革依然有不小的参考价值。后期的南京国民政府烟酒税改革，基本沿袭了民国初期关于烟酒税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挽回烟酒税主权的斗争，也在局部小范围推动了中国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大势。对于烟酒税的探讨，绝不仅仅是财政问题，也不仅仅止步于思想领域，更在于广阔的现实实践，对烟酒税的摸索，必然随不同的实践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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