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晚清海防要塞中国社会科学报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场战争。战前，很少有人会预料到，堂堂中华帝国经过几十年军事变革后，会输给“蕞尔岛夷”。但是，当一支拥有近代化军事装备的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后，人们开始长久地反思。除了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战略战术、政治腐败等诸多原因外，其文化传统的差异不能不说是晚清北洋海军覆灭的重要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说，军事是一种文化现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渗透于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并对军事发展产生复杂与极其微妙的影响。文化上的差异是深层次的差异。从文化的视角看晚清北洋海军的失败，似乎更能解释那些常被人忽略的深层内涵，给人以新的昭示。众所周知，晚清时期北洋政府在海军建设上所花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比日本多，而结果却是“中不如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其原因有人归咎于清政府的腐败，有人归咎于海军发展战略错误，有人归咎于海军管理水平低下。这些说法都自有道理，但探究其深层原因，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是导致上述诸多问题出现的核心因素，是文化上的落后或缺失导致观念淡薄、思路陈旧、管理弱化、体制积弊、权益丧失，而这正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覆灭的根本症结。一种完整的文化形态，一般应包含三个层面：即实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我们就通过文化形态的三个方面，来探究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失败的具体原因和深层次原因。一、物质文化的差异是导致北洋海军失败的根本原因翻开世界近代海军史，比较甲午战前中日两国的海军建设，应该说清海军占有多方面的优势。一是投资多。清政府用于海军建设的费用，仅舰船的构造费便已超过3000万两白银，加上其他费用，清政府以海军海防建设名义所征的费用约7000万两白银。甲午战前20年间，清政府用于海军建设的白银约60000万两，平均约占其年财政收入的3.5％左右。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投入。而日本当时并不强大，实际筹集的海军经费并不很多。据统计，从1868年~1894年，日本政府向海军的投入约为9480万日元，比清政府的投入少。二是规模大。到甲午战争前夕，清海军总共拥有78艘军舰、24艘鱼雷艇，总排水量8万余吨。而日本海军共有31艘军舰，24艘鱼雷艇，武装商船4艘，总排水量59898吨。显然，清海军的规模要大于日本海军。此外，在基地设施、官兵训练时间等方面，清海军都有明显的优势。然而，这种明显的优势在战前和战斗过程中展现的却是一种低效能。首先，清海军战前虽有舰艇上百艘，但并未占据兵力兵器优势。实际上，直接参加甲午海战的清海军军舰仅有25艘，鱼雷艇只有13艘，排水量只有4.4万余吨。清海军的其他军舰为什么没有参加战斗？这一问题令人深思。而日本海军有26艘军舰，24艘鱼雷艇参战，在参战的舰艇总数和总排水量上却优于清海军。其次，清海军虽然投资多，但其装备却并不比日本海军先进。相反，日本舰船的航速和舰载火力均超出了中国。第三，清海军虽有设施齐全的基地，可是到战时不但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海军舰船，反而资敌害己，受制于敌。第四，清海军虽然有较长的训练时间，但却将帅不和，官兵矛盾大，部队纪律不严，而且缺乏战术应变能力，火炮命中率低。造成以上诸多劣势的原因，表面上是在军事上，而深层次的原因却是在文化上。是文化上的差异，致使清海军制定了落后消极的海防战略；是文化上的差异，致使清海军运用了落后的装备和技术，所以，舰船的数量虽优于日本，但质量却劣于日本，在舰船的航速和舰载火力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致使政府和军队腐败落后、能力低下，以至于军队外强中干、战斗力不强。二、制度文化的差异是导致北洋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军事制度文化的理念，主要表现在不是追求军队的战斗力，而是使军队如何俯首听命和效忠皇上。晚清时期，这一传统的军事制度文化仍然是当时盛行的主流文化。“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引进先进装备比较积极，但却是只引“装”不引“制”，使军事改革基本上限定在军事技术这一层面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还停留在“器物”改革的层面上。对于国家和军队的安全体制，却因触及到封建的伦理纲常和宗法思想，甚至关系到上层封建官吏的切身利益而无法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海军的情况而论，由于清政府缺乏对高层军事领导体制的彻底改革，海军领导管理体制的问题始终未能得以理顺，致使海军建设分散、规划短视且弊端丛生，顽疾长期存在，海军的内耗、低效问题更为严重。由于这种体制，使“山头”军、“家”字号军各自为政，从而导致军队的领导体制不顺，指挥不灵，海军舰队之间，陆军、海军之间均未形成密切协同的作战体系，单打独斗，最终被敌军各个击破。面对海军建设存在的各种问题，清政府于1885年设立总理海军衙门，试图对之有所改动。但在不得触动“中体”这个根本前提下，总理海军衙门不但不能使海军建设走上正轨，相反，它本身也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衙门，参与对近代海军的腐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封建之“体”不变，传统的军事制度文化观念不变，近代海军的发展终究走向失败。这一推理和结论，在甲午海战中得到了极好的验证。而反观日本，他们在海军建设中，不仅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而且对西方近代海军的先进制度、组织管理方式都较早地进行了借鉴和模仿。如明治政府对海军人才的严格正规教育制度、对海军经费的预算制度，都是从西方学习来的。明治政府为了对海军实施有效的管理，特别注重调整改革海军领导管理体制，从1868年明治元年到甲午战争时的27年间，日本海军领导管理机构做过23次大变动，其体制不断得到完善。此外，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很快便领悟到了西方军事法规的价值，并积极认真地加以学习借鉴。因此，在明治军事改革中，健全法制被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从1868年~1895年，共计颁布实施了100多项法规，几乎每年都有数项新的军事法规生效，或者有数项修订后的法规颁行。到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已经建立起完整的近代军事法律体系。这就使日本近代军事体制的高度集中统一从法规上得到了保障。日军能在军费困难的情况下实现装备的统一标准化，能在人口总数少的情况下使大量的义务兵应征入伍，日军士兵能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一种精忠勇猛的精神，皆源于这些法规制度文化。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昭示我们：清军和日军同样装备洋枪洋炮，可是中国人却惨败在日本人手下，其原因之一就是两军制度文化的差异使然。三、精神文化的差异是导致北洋海军失败的主要原因甲午海战的失败，表面上看是一次战争的失败，但从深层原因来看，也折射出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短板和缺陷。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核心和显著特点是和平主义、消极防御的传统文化心理。翻开明、清两代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前期的海上武装力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到明朝后期实行“重防其入”的消极海防观念。清王朝前期，实行禁海和“重防其出”的海防战略，极大地限制了中国舰船技术水平的发展。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期，清军的舰船技术性能和武器装备与英军相比，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几乎没有任何抗衡能力，致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海上机动作战能力完全丧失。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李鸿章等洋务派首领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选择旅顺和威海卫作为其海军基地开始组建北洋海军，重修环渤海地区的大沽、旅大、威海等三角形的要塞炮台体系。但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在“避战保船”的错误作战方针的指导下，不敢主动寻机歼敌，且指挥混乱，致使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在海上机动作战能力的完全丧失后，以炮台式要塞为主体的海岸防御完全置于敌海上火力的打击之下，陷入了孤立状态，最终以海岸炮台的全部失陷，海岸防御体系的崩溃，并最终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再从两个朝代的军事战略文化观来看，明王朝北方长城防线的机动作战力量不足，特别是骑兵机动作战力量的严重缺口，导致北方长城防线多次出现溃口，这种长线式防御作战已经挡不住机动式的重点式进攻了，宣告这种“消极防御”思想的失败。清王朝前期海防水师与欧洲海上力量本身就有实力差距，还把传统的筑城防御思想由北方移到了东南沿海的岸边，尽管组建了相当实力的北洋水师，但其作战思想不是夺控制海权，而是控守自己的港口和海岸，结果在晚清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由于海上机动作战力量的缺口，所以最终难逃海岸防线的崩溃和战争失败的厄运。明、清这两个封建王朝，由于消极防御而带来的大溃败，特别是晚清海上防御的屡屡失败，是很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我们农耕民族长期奉行“陆主海从”、“消极防御”军事文化观念和战略，导致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导致了我们国家海洋战略的缺位，使我们海上权益受累，长期未能走出这来自海上屈辱的阴影，这是我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文化是一个民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基础，一个民族要想复兴，必须先有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要想有强大的海防，必须有先进的海防文化支撑，这是我们回顾晚清海防历史、思考北洋海军失败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中国海洋报）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大学教学》、《哲学动态》等报刊曾先后对孙正聿教授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成果进行报道和访谈，认为孙正聿教授在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黑格尔‘起家’，将哲学研究到这个高度，北方学者无出其右……逻辑与激情兼备的孙先生对课堂的‘掌控’十分惊人，40分钟或45分钟的课，他讲毕，铃声就会响起。还有一回，他手被划破，流了血，但讲完课才知道。”（2014年8月《天下书香》） 全国政协委员、哲学教授孙正聿能言善道，他上课堂从来都是一支粉笔、一杯茶，脱稿讲授，却总能引来热烈的掌声。在校园里孙正聿有一批忠实的“粉丝”，他们自称“芋头”。（科学时报）吉林大学，孙正聿的课堂是一道风景，为一瞻其学术哲人风采，阶梯教室连过道都挤满了人。（科技日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孙正聿委员的哲学课,被学生们称为吉林大学的一道靓丽景观:艰深的哲学，在他的讲授下，不仅成为通俗易懂的道理，而且成为亲切的思想交流。因此他讲课时总是座无虚席，甚至过道里也挤满学生。听完课的人总是发出这样的感叹——“听孙老师的课是令人难忘的享受!”（光明日报）孙老师的为人是学术的人格化，孙老师的哲学是人格化的学术。他的哲学研究与哲学教育所具有的正气和大气无不贯通在他日常与同事、学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中。我们尊敬和爱戴孙老师不仅仅是对他科研能力、教学魅力的欣赏，更是对他寻求和践行崇高这一生命理念的由衷敬佩。和孙老师在一起，我时刻能获得一种投身哲学研究而不计得失的勇气、力量和魄力。如今已离开孙老师在外地工作，老师不在身边，但老师要求我们对学术的热爱、敬畏和尊重时刻激励和鞭策着我前行，我不仅要尊重我自己，让自己配得上是高尚的存在，更会尊重哲学，让自己的研究配得上真正的哲学学问。（吉大校友）每当在校园里看见孙正聿老师，一种由衷的敬仰之情便会从心中升起！“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生探索；平常心，而异常思；美其道，而慎其行。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孙老师的话语犹在耳边，一直激励着我们这些平凡的吉大人以非主流的姿态享受着自己的主流人生！感谢孙正聿老师以他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带给我们的精神大餐！（吉林大学学校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