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课程论文

新闻传播学硕士论文怎么写

2、如何确定研究思路？

在研究中到底是问题重要还是概念重要呢？我认为，问题是研究的价值基点，概念是研究的逻辑起点。所以首先要找一个真问题，好问题，以及抵达问题的方法路径要合理和科学，这个非常重要。我有两点值得注意：

（1）关注现实（问题/现象），但必须思考理论问题，而不是套一个理论，经常有同学说我得找个什么理论，千万别被理论绑架了，是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上，只有从理论上才能很好地诠释和概括，所以才要思考理论。

（2）对策性研究要用数据和方法支撑，拍脑袋谈对策是不行的。不仅要“自圆其说”，还要有足够的说服力。

研究思路要求：

（1）要交代研究命题成立的合法性，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研究问题成立，问题性到底在哪儿，不要到最后答辩的时候，老师说你这个问题是一个伪命题。

（2）研究思路不是说你要分几部分来论述，然后每一部分研究什么，而是要说明白我为什么从这几个部分来谈，每一部分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这个要交代清楚。

（3）研究思路即论文框架设计，在开题时应完成总体设计，在写作过程可以进行局部设计，但最好不要进行大的修改。如果推翻重来也就说明原定思路有问题，开题工作没做好。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原来的思路是对的，但写着写着就走歪了，那就是写作的问题了。

创新性要求：

明确指出你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创新，这个一般要结合前文文献综述中的结论来谈，一般需要一二三明确指出来，哪些方面创新了。

如何思考整个研究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变换自己的思路。我觉得专家与学者的区别是学者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专家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二者结合起来就比较好。既能化繁为简，也能深入浅出。站起来可以看清一群蚂蚁，蹲下来才能看清每只蚂蚁。研究视角沿着宏观——微观——宏观不断变换，形成一个“葫芦式”的研究思路。

3、论文写作

研究生论文主要有三类：课程论文、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课程论文主要是作学术训练，目的是培养研究意识和学术规范；学位论文分描述性与论述性两种，用于研究生的综合训练和学术评价，论述性论文有可能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则是体现最新研究成果，是呈现新观点新发现的.理论创新。

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工作者以理论的形式表述自己科学研究的创新成果，公开发表或宣读。学术论文与一般杂文、理论文章的不同点就在于科学和创新。学位论文是要通过答辩和专家评审并授予相应学位的学术论文。研究生学位论文首先是写给老师看的，要经得起学者的审阅和检验。学位论文的核心在创新，尽可能用自己的话、自己的材料来充分论证自己的创新观点。当然，现今的硕士研究生一般都是科研新手，要求他们的学位论文都达到以上的创新程度，一般很难，但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学位论文完成初稿后，最好冷处理一段时间。一方面交给导师看，提出指导修改意见；一方面利用这段时间考博、找工作、继续读书研究，还可将学位论文拆成小论文发表。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又有新的思考和收获。到最后正式提交论文前，或者在预答辩之后，静下心来认真修改论文，这样才能跳出原有的思维定势，将论文修改好，精益求精，不留遗憾，顺利通过答辩并力争取得好成绩，为读研划上一个准备通过圆满的句号。

此外，写论文要从看论文开始，要多读论文读好论文。还要会读论文，研读论文的三种方式：学习知识型、批评讨论型、启发研究型。

4、学术规范

20世纪英国哲学家布朗在一篇题为《科学的自治》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学术共同体”这个概念。学术共同体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或兴趣目标，并且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而构成的一个群体。新闻传播学尽管尚未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但是需要学术规范已形成共识。所谓学术规范是指学术共同体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参与制定的有关各方共同遵守的有利于学术积累和创新的各种准则和要求，是整个学术共同体在长期学术活动中的经验总结和概括。学术规范的内容涵盖以下三个层面：

逻辑层面，主要规范逻辑思维与创造性等方面的内容；论文各章节之间要有一个递进的逻辑关系，形成一条问题链，不要采用教科书的写法，前后章节只是并列关系。

方法层面，主要规范研究的路径、边界与方法等；问题决定思路，思路决定方法，而不是反过来。同时要注意问题的边界，把问题讨论限定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

形式层面，主要指文本规范，包括文献索引、引证出处、参考书目、注释体例等。

研究要讲学术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就是科学性。但任何一种极致离荒谬只一步之遥，任何东西强调过头了也会有问题。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不能代替原创。有的一万多字的论文可以有100条以上的引文。不妨做个试验：将文中的引文全部抽去，还剩下什么？再将转述的话删除，还只剩下什么？

论文要有学术性，那么什么是学术性呢？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就是你的核心概念是一个学术概念，就是你的标题里面最起码应该有个学术概念。有人说我要研究电视台做的活动，这只是一个研究范畴，如果聚焦到电视台活动中的仪式传播，仪式传播就是一个学术概念，这样学术性就上来了。

不是学术概念或尚未形成学术概念者难道就没有研究的价值吗？例如“新闻立台”、“网络问政”，是不是学术概念？研究民生新闻、传媒产业到底有多少学术性？处于急剧发展的新闻学和转型中的传媒，有太多的现象需要关注，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难道因为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学术概念我们就不去研究它吗？我们完全可以用学术的方法来研究这些现实问题、中国问题。

三、研究方法和方法论

研究方法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核心竞争力。研究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找到合适自身的方法和路径。这里说的方法有三个层面，狭义的层面是作为分析工具的研究方法，如内容分析法；广义的方法包括什么是可以研究的问题，怎样设计一个回答问题的研究计划，用什么方法搜集和分析资料，怎样从资料中提出对问题的解释，怎样阐明自己的发现并把它表述出来等。最高层次的就是哲学层面的方法论，它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概括地说，世界观主要解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在此我着重谈后两个层面的方法。

1、方法论

“方法论的自觉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从方法论层面来看，研究新闻传播用什么方法呢？科学的结论通常用两种方法来保证其有效性：要么由经验事实（尤其是数据）予以支撑，要么由逻辑推理予以保证。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受美国实证主义的影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加强实证研究，这是好事，但也会走进另一个极端。我参加一次传播学硕士论文答辩时发现，有的同学的实证研究虽然做了大量的数据采集和分析，但却感觉他是认真真地去做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简单生硬地使用一种研究方法来讨论和分析某一问题往往是力不从心的。人文科学回答“为什么？”，社会科学回答“是什么？”，应该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我国新闻传播学方法论的演变：人文学科方法论——社会学科方法论——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结合的方法论。1987年，祝建华教授发表的论文《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可能是最早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传统的研究方法——哲学思辨、历史求证、法规判别——已不能适应科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需要借鉴“科学方法论”。文章指出了科学方法论的要义：科学研究的关键不在于结论是什么，而在于得出结论的过程是否合乎科学原理。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质量较高的文章，通常是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相结合，新闻学话题与传播学方法相结合。陈力丹教授认为：“新闻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整合方向，除了证实研究的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的结合外，更为长远的整合，应该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的思维方式的结合。”①

“当代学术发展，正面临着两个基本现实：一是没有哪一个学科，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解决任何一个重大社会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实现学科进步，越来越多地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也就是说，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依存度在加强。正是这两个现实，是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②因此，跨学科研究和系统研究的方法日益显得重要。

2、研究方法

时常有些同学还在尚未确定选题时就跟我讨论研究方法，试图通过研究方法的优势而确保论文的品质，这是一种为方法而方法的做法。研究方法的选取应该是为研究选题度身定做的。不要过分关心方法，重要的是某研究有没有意思，逻辑是否成立，经验根据是否充分可靠，结论是否有助于社会变革的思考和对策。

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主张研究真实的世界，有别于语词构成的概念世界或由信条构成的理论世界。实证研究用可经验感受和验证的方式，有别于概念界定和演绎的方法，运用特定研究所必备的多学科知识，努力追求功能性和因果性，理解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进而有助于人们审慎但有效地改造世界。实证研究也完全可能做得不好，同样可能毫无学术意义，同样可能自觉不自觉地研究假问题，仅仅是把概念或意识形态争论演绎成所谓实证研究。因此，所谓的实证研究，不是以方法来界定，或者是以概念来界定，而是要看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意思，是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不要以为实证研究只有定量分析，它包括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量化研究主要是回答“是什么”，而质化研究主要回答“为什么”。当然，质化研究对于样品的选取十分严格，如果能够辅助其他研究方法，可以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差与片面。量化研究同样面临挑战，一是假设和取样，二是对数据的解读，对结果的解释。长期以来，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没有引起新闻传播学者足够的重视，少有学者把新闻实践和传媒业务作为调查研究的“田野”。为此，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质化研究：新闻传播被忽视的分析工具》，之后在《湛江师范学院学报》作了更详尽的介绍和讨论。

个案研究

在国内外学界，问卷调查成为主流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方法则备受批评。在各种批评意见中，代表性问题成为个案研究方法遭受最多批评的问题。例如，人们常常发出疑问：对单个个案的研究，能有代表性吗？能有多大的代表性？个案研究的结论怎么能推论到总体？可以说，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是国内外社会学界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其实所谓“代表性”属于统计调查研究的问题，主要是指在概率意义上“样本”能否估测“总体”的特征（谢宇，2006；彭玉生，2011）。因为没有涉及“大数”现象，个案研究无从谈及这一问题，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个案研究的意义就限于其本身，研究者都试图“走出个案”（卢晖临、李雪，2007）。

像统计调查研究一样，个案研究最终呈现的结果也是一项知识，这一知识是否有意义在于它能否增加新的认识，即能否促进知识的增长。知识包括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相应地，知识增长也包括两个方面：扩充对经验事实的认知与提出新的理论见解。个案研究如何能获得对更大范围事实的认知？如何能获得更具一般性的理论概括？即基于个案研究能否获得超过个案适用范围的知识？这是个案研究始终要面临的问题，我们称之为超越性问题，也是个案研究的典型意义所在。在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脉络中，三种研究取向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深具影响，它们分别是费孝通的“社区研究”、格尔茨的“深描说”和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法”。对超越性问题的处理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将个案视为“整体”中的“部分”，探寻事实层面上通过“部分”认识“整体”的途径；一是着眼于个案研究的理论意义，试图通过个案进行理论启发或检验。

研究方法是为研究服务的，没有一种研究方法是可以轻而易举取得效果。思辨推理需要很强的理论功底，实证研究不仅要求数据采集和分析的严谨，还要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往往单一的研究方法难以解决问题，可以采用多种分析工具相结合的方法，如定量研究加深度访谈，个案研究为主，比较研究为辅。但一般不宜超过三种研究方法。我们要充分认识各种研究方法所能和所不能，了解它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才能把它用对用好。此外，除了史学研究之外，文献分析一般不能算是一种研究方法，它是研究前必须做的文献综述。

①陈力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第29页

②卷首语：《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版，第24页

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 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 [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 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 [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 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 of 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 。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24]

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观职业道德观指的是人们对某一特定职业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也是社会对从事某种专业工作人员的较为恒定的角色认定，社会生活中职业化程度越高、职业地位越巩固的职业，人们对其从业者的道德水准的认定也越明确。职业道德观是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它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甚至指导具体的职业工作和职业行为。新闻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新闻行业的职业道德观是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通过新闻职业特点的体现。 当前，新闻界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一些媒体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惜出卖版面；为抢“卖点”，大量刊登色情、暴力新闻，甚至编造假新闻……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加强新闻自律，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紧迫性。一、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缺失引发“信任危机”。当前新闻工作者中，部分记者在职业理念、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偏差和缺失，以致败坏了记者的公众形象，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记者队伍的“信任危机”。一段时间以来，传媒界把“加强行业自律、强调职业道德、刹住不正之风”局限于集中“对有偿新闻进行专项治理”，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就记者队伍的建设而言还远远不够。应该看到，当前损害媒体和记者声誉的，不仅是有偿新闻，还包括在职业理念、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社会责任方面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记者当然要追逐社会热点，每每遇到天灾人祸，记者应该不辞辛劳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捕捉新闻，如实报道，这种追新闻的劲头应该大大提倡。职业道德修养是传承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精髓和永恒主题，是记者的必修课。记者在待人接物中应有的修养和礼貌，是真情、友好、善良的表现，是沟通人与人心灵的“法宝”。没有礼貌，不尊重人，也无法赢得别人的尊重，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然而当前记者队伍中有些人自以为是，架子很大，缺乏教养，不尊重人，经常制造出一些事端有意让人难堪。这些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其后果必然是偏离正确的舆论导向。因此，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和铲除它，这样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减少或防止新闻宣传在弘扬主旋律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问题，从而切实保障舆论导向的正确性。二、新闻工作者应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无论是从自己的责任，还是社会地位、社会影响、个人成长来看，都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对于一名新闻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读者服务。新闻工作者的一切活动，不仅要为人民群众传播信息，传播真理，采写读者最需要、最有益的新闻，又要反映他们的意见、愿望和呼声。记者发出的每一篇报道，都要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在采访活动中，记者要公正无私，要按照新闻价值的标准来选择、衡量，不能把个人偏见、个人好恶和个人关系带到工作中来。新闻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在采访活动中，记者会经常接触到社会上的矛盾冲突，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个称职的记者，要以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己任，以除恶扬善、扶正祛邪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坚决同那种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以及错误言行作斗争，不管个人会遭到打击报复，甚至会遇到生命的危险，绝不能在政治上投机迎合，绝不能屈服于任何邪恶，绝不能明哲保身，拿原则作交易。一个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富有责任心的记者，绝不会抢发某些有可能是虚假的、不实的报道。“客观报道”代表的是一种新闻职业道德，它不是谣言的遮羞布。以高度的新闻职业道德约束自己，追求真正的客观报道，这是新闻工作者永远不能推卸的责任。不逐名利，严格自律，抵制歪风邪气的侵蚀。新闻工作者应有以身作则的义务。那种“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和行为，那种利用工作之便搞有偿新闻的做法，那种追逐个人名利而抄袭剽窃的行为，那种为了“卖点”而降低新闻品格的媚俗之风，必须坚决反对，并采取有效措施严加禁止。新闻工作是一项严肃的职业，它不允许为了个人目的利用新闻报道手段进行无原则的吹捧。也不允许利用新闻职业的便利打击陷害好人。三、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是一种责任。新闻传播业应该不为任何权力左右，新闻工作者必须站在客观、公正、平衡的立场上报道事实，尽可能把个人感情因素降到最低程度，把对新闻事件评价的权利交给受众。新闻工作者有其特殊的使命，他们应该有自己的职业规范、职业道德和职业良知，所谓真实、客观、公正等正是这种规范、道德和良知的体现。但任何职业规范都不应该违背社会规范，任何职业道德都应符合社会道德，任何职业良知都必须服从社会良知。因为我们都是社会实践者。新闻工作者应该认识到新闻传播的最终使命是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并通过新闻报道承担起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我们的新闻事业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的信任，除了它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的要求愿望外，还有在共产主义理想指导下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职业道德标准。因此，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具备很强的政策水平，扎实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基础，过硬的写作能力，而且还要有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因此，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重视和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自立更生，艰苦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