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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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看，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看，既有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抵抗的内在原因，也有世界各国人民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外在原因。从两个原因的主次关系看，内在原因起了决定性作用。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内在原因看，起作用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但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我就围绕这个问题作个发言，谈五个问题与大家探讨和交流。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1 我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能得到民众拥护、是否能领导和影响民众的一个重要标尺。而能否广泛地组织和发动民众，这是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前提和条件。众所周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从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这个时间比1939年9月德国侵略波兰早8年，比1941年6月德国进攻莫斯科和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早10年。尽管这时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局部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地立即发起了抗战号召和组织开展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即9月19日、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就先后分别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和《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1932年4月，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早9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武装当时虽然力量还很弱小，而且没有所谓的合法地位，还不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但是，却表现出了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开展了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由局部抗战逐步转向全民族抗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奋起抵抗，组织了各种抵抗武装。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武装力量的联系，并组织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在此前后中共中央陆续派出了杨靖宇、赵一曼等多批干部到东北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 领导力 量。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最后都英勇牺牲，成为受后人景仰的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英雄。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等几支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陆续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 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共有11个军3万多人，开辟了三大游击区，同日伪军进行了数千次的战斗，曾粉碎敌人上百次“讨伐”，歼灭日军1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努力下，中国大地形成了一股要求团结抗日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参与和推动国民党内的抗日派进行局部抵抗。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国民党第19路军发起淞沪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支援。1933年6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等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掀起了察哈尔抗战，中国共产党派遣了300多名共产党员参与其中，这次抗战曾乘胜收复了察东重镇多伦等大部分失地。吉鸿昌就是这次抗战中涌现出的闻名全国的抗日民族英雄。1936年，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发起了绥远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声援。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了抗日民族先锋的历史重任。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2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 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是根本保证。那么，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力量是由谁团结凝聚起来的呢?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全民族抗战是谁领导和主导的呢?按理说应该由当时处在全国执政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和主导。但是，从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过程看，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历史的特殊原因，中国的抗战则是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主导的。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是如何形成的?又是谁倡导的、谁促成的、谁坚持和维护下来的呢?历史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 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尔后，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顺应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早在1933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并开始在东北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又适时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政策转变。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十年内战的结束，两党合作抗日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始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宽广胸怀，捐弃前嫌，放下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人血腥屠杀的深仇大恨，努力促成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完全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始终尽力维护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抗战就有倒退的危险，就有失败的危险，也就有使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局出发，提出“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在抗战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较大损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手段，英美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再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敌视和畏惧，中国抗日几度出现逆转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和原则，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避免了倒退，克服了危险，防止了分裂，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也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坚强政治领导核心。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3 我谈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正确战略的提出者、指导者和引领者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军事力量又非常弱小，如何抗战、怎样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就至关重要。从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实行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途径，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这与国民党实行的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形成鲜明对照。这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决定着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同方向和中国人民的不同命运。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而且这个胜利将会是人民的胜利。如果按照国民党片面的抗战路线，则会得到相反的结果。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不懈努力，历史和人民作了第一种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提供了战胜敌人的科学思想和正确 方法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即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的观点。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提出了通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方针。 1938年5月，他集中全党的智慧撰写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的军事哲学著作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科学揭示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正确回答了中国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的、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以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描绘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路线图。持久战总的战略方针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也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中产生积极影响，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全国抗战形势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理论及一系列与之相配合的战略战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略战术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它也是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下正确战略战术的展开和具体实施。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红军作战的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由于敌强我弱以及由此产生的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之深远后方独立作战，担负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它是长期贯穿于抗日战争的战争形式，是敌强我弱形势下人民战争的最佳方式，是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积小胜为大胜，从游击军和游击战逐步向正规军和正规战发展，最终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独特有效战法。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4 我谈的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成为整个抗战的有生力量、中坚力量和主力 如上所述，领导和主导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抗战的特殊领导和组织形式。而中国的抗日战场由于国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不同、抗战路线和战略战术不同，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这又造成了中国抗战的特殊战略布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领导的武装力量，采取先山区、后平原，波浪式向前推进的方式，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创建了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敌后战场的形成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不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图谋，而且构成了对日军后方的致命威胁。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侵华日军对中国停止战略进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成为敌我力量消长变化的关键因素。到战略反攻阶段时，敌后战场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沿阵地。敌后战场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轨迹，逐步成为中国坚持抗战和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这些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与敌人作战的立足点，是牵制、袭扰、消灭敌人的出发地和前沿阵地，是实施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这些区域不是从国民党政府的手中划定而得到的，而是从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又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夺回来的。在抗日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把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统一起来，加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 文化 建设。通过各项建设，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为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坚强阵地和全国抗战的重要堡垒，而且成为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和新中国社会的雏形。 这一切与国民党统治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强烈的反差。在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抗战的骨干和主力。在战略防御阶段，随着日军进攻的深入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八路军、新四军果断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遏止日军持续进攻的生力军。全民族抗战一开始，八路军115师就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信心。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时间里，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到5000万以上。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范围，从陕甘宁一隅迅速发展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造成对日军重点占领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局面。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洞和火车站260多处，导致日军赖以运输兵力和物资的华北主要交通线瘫痪，迫使日军将兵力转向后方，迟滞了日军南下的步伐。从抗战全局看，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对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在全民族的抗战中，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重要因素。 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个问题。从1938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1938年59%，1939年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与正面战场常规作战的一次次战役不同，敌后游击战的重点是面而不是点，是持续而不是阶段，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是战略而不是战役，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特殊的战略大会战。在极为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灵活多样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围困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等，使日伪军犹如困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可自拔。日本旧陆海军档案和战史丛书里，有众多“治安战”的记载，充斥着对中共游击战无可奈何的感叹。 可以说，这一时期，敌后游击战成为消耗日军力量最为恰当的攻势战略，也成为消耗日军胆略与士气最为有效的心理战略，为改变中日战争力量对比，促使中国度过最为艰难、也最为重要的相持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43年敌后战场部分地区开展了攻势作战，1944年开始进入局部反攻阶段，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开始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上承担起对日军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到1945年底，在全面反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开辟的敌后战场，坚持长期艰苦抗战，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独当一面的抗日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坚力量。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写道：“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连当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认为：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由此可见，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游击战场的关键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是不容抹煞的，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5 我谈的第五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弘扬和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被侵略、受欺辱的中华民族能否取得胜利、能否获得解放，精神的力量不可或缺，精神的作用十分重要。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野蛮凶狠，惨无人道，其铁蹄践踏之下，中国大地到处是人间地狱，城市遭到轰炸，村庄遭到焚毁，无辜平民遭到杀戮，妇女遭到奸淫，大好河山遭到蹂躏。面对侵略者的残暴与横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以高昂的抗日热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感染和激励着中国人民。 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正像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国共产党人以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为铸就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输入了新鲜血液，注入了深刻内涵。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他们兵力弱小，装备落后，却要面对强大的日军的反复“扫荡”，而日本法西斯实行的是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人包围中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大多是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为贫乏，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怕困难，不畏强暴，英勇杀敌。因此，在消灭了大量敌人的同时，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其中，晋察冀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71万人，晋冀鲁豫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120余万人。 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最大时才100余万平方公里，只占全国总面积不到1/9。人口最多时也才约1亿，也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约1/4。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非常有限的资源，直接取得如此巨大的抗战胜利成果，实属不易。最后，我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点感悟作发言的结束语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和重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这段历史，它告诉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点，也成为人类和平正义事业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坐标。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候，它一诞生就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推动者、践行者，也是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的坚定捍卫者、维护者。历史启迪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所系，前途所在。今天，我们研究和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以此来唤醒我们的历史记忆。历史是不可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可以警示当下，烛照未来，它可以作为我们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进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天下论文一大抄，那些专家学者们的论文都经常爆料是抄袭而来的，我们大可模仿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写论文的话要看你写的是什么内容的，先查资料，网上的图书馆的都行，现在胸中打好腹稿，我这篇文章到底要写什么，写那几个方面，每个方面写多详细，最好列个提纲。然后就开始动笔了。写时参照你查好的资料，不行就东一块西一块的往起凑，其实军事理论论文很好写的，不用担心字数不够，只要你开始动笔到最后你定会发现自己已经HOLD不住了，我就写了5000多字，压缩版的。

经济学视角解读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的博弈发展摘要：哲学视角下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的关系，如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经济学视角下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的关系，如同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的螺旋向前发展如同商品需求与商品供给的博弈竞争，需求拉动供给，供给又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的竞争发展又与一国经济发展存在密切关系。关键词：经济与视角；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博弈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的关系，如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在人类战争实践的不同历史时期，二者的发展并不平衡。人类战争实践既需要军事技术，也需要军事理论，军事技术是手段，军事理论是指南，缺乏军事理论指导的军事技术发展只能是无的放矢，缺乏军事技术支撑的军事理论研究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的发展又和一国经济基础有着密切关系。一、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内涵以及经济学视角下二者发展关系解析军事理论通常也指军事思想是指关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包括战争观、战争问题方法论、战争指导思想、建军指导思想等基本内容。军事技术是物化技术与观念技术的结合。按照从古至今的军事技术发展，依据其不同的能量传递或转换关系，可明显区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机械能→化学能→核能。从横向关系看，军事技术体系是一种壳层结构，由外至内为生活装备技术、运输通信技术、军事工程技术、武器技术，军事技术的核心部分是武器技术。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达到目标，即达到政治目的的方法是多样的，但战争是唯一的手段，因此一切要服从用武器解决问题这个法则。”[1]战争不仅需要军事技术的支撑，还需要军事理论的支撑，研究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关系很有现实意义。二、经济学视角下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在博弈中发展（一）军事理论发展的需求创造军事技术的供给军事理论发展对军事技术产生需求时，各种资源就会流入军事技术部门促进其发展，生产军事技术消费品以满足需求。这是先进的军事理论对军事科技有牵引和拉动并且刺激其发展的作用。有需求才有市场，有市场才有利润。马克思说过：“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4]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看，那种只重视军事技术、轻视军事理论不考虑需求的倾向使军事理论远远落后于军事技术是非常错误而且有害的。没有军事思想的指引，军事技术的长远发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二）军事技术的供给会创造对军事理论发展的需求军事技术对军事理论发展的影响是逐步由低层向高层辐射、扩散的，如同商品开发市场一样逐步开发占领。首先受其影响的通常是技击理论，《墨子》中的守城方法、戚继光的练兵理论，都讲到了战斗人员对兵器的掌握和使用问题，就体现了这一点，同样，商品都是先打开本地市场的。其次，军事科技在此基础上，会进一步影响到战术、战法的变革。如有了车兵，就必须有车战之术；有了骑兵，就必须要讲究骑战之法；有了水军，则一定要有水战之规；冷兵器时代交战多用密集队形，而火器时代交战则须用疏散队形等。总之，战役战术一般都要随着新兵器的大量使用而不断发生变化，就像商品稳定本地市场后会开发区域市场。再次，军事科技还会进而影响到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战略理论的研究，其中包括大战略层面的理论研究和顶层的“庙堂”设计，就像商品会进一步开发国内以及国际市场。如汉代的大集团骑兵远距离奔袭作战决策，唐太宗的轻骑兵灵活机动作战理论，明清时期的火器作战指导思想，近代的海防战略等，都是以当时的军事科技条件为基础才出现的。远交近攻是冷兵器时代强国只能采取的扩张性国家战略；但到了近现代，运载工具高度发达，这一原则已不再是发达国家对外扩张时的唯一战略选择，它们为了国家利益而实施远攻的事例，在近现代已并不少见，如美国攻击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这一原理，如同产品设计成熟，国内市场稳定后必然要开发国际市场一样。（三）军事技术以及军事理论发展与经济发展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的发展必须与一国经济发展相适应，不论是军事技术促进军事理论发展还是军事理论引导军事技术发展，都不能脱离经济的支持。军事建设的发展脱离经济发展能力的支持，欲速则不达。冷战曾促使苏联发展为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但冷战又给苏联以深刻的消极影响。冷战后很长时间，俄罗斯的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在与美国竞争中都处于下风，甚至停滞不前。美国也有类似案例，由于成本上升，军方不得不停止“十字军”火炮项目的采办。航母具有巨大作战效能，在发展航母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时不能不考虑经济承受能力。一艘尼米兹级航母编队全寿命费用高达430多亿美元，若按20%的通货膨胀率来计算，将近600亿美元，年均耗资20多亿美元，称为“吞金怪兽”毫不为过。在中国，毛泽东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凭借劣势技术装备运用先进军事理论，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下打赢了三大战争。胡主席则强调指出，要着眼于立足现有装备打仗，提高战术技术水平，提高指挥艺术，努力摸索和掌握对付高技术对手的有效方法。可见，军事理论以及军事技术与经济发展有内在关系。各国在推进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发展时要找到与经济发展的均衡点以实现最优化与均衡发展。恩格斯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4]国防经济实力是军事技术发展的直接物质基础，军事技术的经济价值是其发展的重要动力。三、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发展的外部性（一）军事技术发展的外部性联邦德国前国防副部长施特劳斯指出：“凡是技术和工业有所突破的领域，都是同重整军备有关的——这是一个古老的，也是痛苦的——真理。”科学学的奠基人贝尔纳在他著名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写道：“科学与战争一直是极其密切联系着的；实际上，除了19世纪的某一段期间，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大部分重要的技术和科学进展是海陆军的需要所直接促成的。”[2]苏联军事史教授M.M.基里扬也断言：“目前，实际上任何一个自然和技术部门都与武器的制造有联系。”[3]现代核能技术的广泛利用也是美国“曼哈顿工程”的溢出效应。军事技术运用于战争则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负的外部性效应。1945年8月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的爆炸，使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基本上夷为平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日本先后在中国13个省78个地区使用化学毒剂达1 600多次，使中国人民受到极大伤亡。十七大提出的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理论，在经济学视角中，则可以看成是军事技术发展的外部性效应内部化理论。（二）军事理论发展的外部性在中国，军事理论具有巨大的溢出效应，在世界上也是如此。把中国古老的《孙子兵法》与现代的经商之道结合起来，是几年来在西方挺时髦的研究做派。美作家潘威廉在其著书《企业兵法教程——战略分析、设计与实施》开头写下：“从西点军校的教官、美国工业界巨头、日本商业界的战略家们到全美最出色的篮球教练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看《孙子兵法》。”因为，凡事要获得成功，不论是商业、体育或者是战争，战略乃是关键之所在。美国西点军校不仅造就了麦克阿瑟、布莱德雷、史迪威、巴顿等一大批声赫世界的军事人物，还造就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两名总统以及内阁部长、议员、州长、外交官等政坛要人，而且造就了大批科技名流和商企巨贾，如土木工程创始人马汉·米基，领导曼哈顿工程的格罗夫斯，火药大王亨利·杜邦、曾任国际银行主席兼董事长的乔治·H.奥姆斯特德等。可见，军事思想发展的外部性是很大的，发展军事理论不仅是为战争作准备，而且可以推进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向前发展。四、结论与启示战争是充满未知、对抗激烈的领域，也是最需要不断创新的领域。党的十七大指出，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新要求，推进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创新，是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中国军事变革的主要内容。两个创新紧密联系、有机统一，军事理论创新是先导，军事技术创新是基础。恩格斯早就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4]军事理论的创新必须敢于迎接技术的挑战，同时也要善于引导技术的发展。这就要有更宽广的视野，更敏锐的思路，更远大的眼光，要善于引导装备建设广泛吸收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也包括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才能避免步人后尘，达至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目标，才能有力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深入展开。需求需要供给提供支撑而得以满足，供给需要需求提供支撑而得以生存。在军事领域同样如此，以军事技术发展推动军事理论创新，以军事理论创新推进军事技术发展，促进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的螺旋上升发展。军事建设中，避免因为军事理论的落后而被动挨打，避免军事技术的滞后而在技术、装备方面和敌人进行不对称竞争。战争要考虑国家经济的承受力和支撑力，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的发展也要考虑国家的承受力和支撑力。军事理论太过超前，则变成无用甚至有害的理论；军事技术超过财力支撑，则影响制约经济发展。军事技术、军事理论以及国家经济应该优化发展，均衡发展，和谐发展。参考文献：[1]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4.[2] 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41.[3] M.M.基里扬.军事技术进步与苏联武装力量[M].中译本.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M].中译本.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4.[5] 刘戟峰.军事技术史[M].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1.[6] 刘戟峰,赵阳辉,等.自然科学与军事技术史[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7]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 周来.现代国防经济学[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6.[9] 于大清.目击西点[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