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研究的论文

个人所得税（以下简称“个税”）是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开征的税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在筹集资金、调节收入、监督管理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具体国情不同，开征个人所得税的目的和制度选择不同，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应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目标定位 税收目标也称税收政策目标，是指实施某一税收政策或制度所期望达到和实现的目的。它是税收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税收政策的核心内容。税收政策目标通常包括：①财政目标。征税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②政治目标。征税是为了实现国家一定的政治目的和要求；③经济目标。征税以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为目标；④社会目标。征税以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社会目标是税收政策诸目标的最终落脚点。税收分配总的说是为了实现上述四个目标，但在特定时期或对特定税种来说，其目标集中为一个或两个。 个人所得税作为在大多数国家普遍开征的重要税种，有其自身的特定目标，这就是财政目标与社会目标，不过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选择。有的选择社会目标为主，强调公平税负，重点调节，缩小收入差距，缓和社会矛盾；有的选择财政目标为主，坚持中性原则，强调普遍征收和效率优先，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放在首位；有的强调兼顾财政目标与社会目标，兼顾公平与效率，实行普遍征收与重点调节相结合。 一国个人所得税征税目标的确定，并不是人们主观意愿的结果，而是客观要求的产物。其主要依据是： （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一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决定该国个人所得税征税目标选择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同一时间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个人的收入会普遍提高，这就为普遍征收提供了税源，创造了条件。因此，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一般以组织财政收入为主要目标，强调效率优先，实行普遍征收；而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国家，由于人们的收入少，多数人贫困，少数人富裕，社会矛盾尖锐，只能选择社会目标，强调重点调节，缩小贫富差距；而处于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人们的收入虽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基本生活已得到保障，大多数人有一定的纳税能力，这时宜选择普遍征收与重点调节相结合的方法。 （二）人们的收入差距 确定个人所得税的征税目标，不仅要看一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要看社会的分配状况，考虑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在一般情况下生产力水平高低，决定人们收入的多少，但在生产力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由于分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之间收入差距的大小并不相同。因此，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大从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国家，应以征税公平为目标，强调重点调节；而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同时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则应以组织财政收入、以效率为目标，实行普遍征收。 （三）百姓的纳税意识 个人所得税征税目标的确定，还要考虑百姓的纳税意识。一般来说，百姓的纳税意识受一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程度和传统习惯的影响。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百姓的纳税意识强，能自觉交纳税款，有利于实行普遍征收；百姓的纳税意识弱，宜加强对重点税源的监管，实行重点调节。 （四）政府的征管水平 政府的税收征管水平对征税目标的确定有直接影响，政府的税收征管水平高，有利于保证普遍征收目标的实现；如果政府的征管水平低，宜选择以重点调节为主的目标，集中力量加强对重点税源的监控和对高收入者的调节。 （五）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任务 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任务不同，对征税目标的确定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例如，在某一时期如果国家处于战争状态，自然以组织财政收入为目标，实行普遍征收，以保证战争对资金的需要；而在和平时期，除财政目标外，还可能以实现税负公平和社会公平为目标，实行重点调节或重点调节与普遍征收相结合。 一个国家确定不同的征税目标，自然选择不同的征税制度，采用不同的征收管理办法。如果个人所得税以公平为目标，就应该实行重点调节，在制度上选择累进税率，并制定较高的边际税率或实行加成征收，同时提高费用扣除标准，缩小征税面，使低收入者免于征税；如果以组织财政收入、以效率为目标，就应实行普遍征收，在制度上尽量降低费用扣除额，扩大征税范围，使更多的人成为纳税人。 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应以实现公平为主要目标，以调节纳税人特别是高收入者的收入为主要任务。这是由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性质、特征以及现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 首先，从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税收体系中的地位来看，应以调节收入为主，以实现公平为目标。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提高效率。因此，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国力，我国的税收政策总的说应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效率优先”只是税收政策的总目标，并不是每个税种的具体目标，不同税种由于其性质、特征和所处的地位不同，在税收体系中要求起不同的作用，有不同的目标。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纯收入的征税，其在我国税收体系中主要发挥兼顾公平的作用，目标是调节纳税人特别是高收入者的收入，缩小人们的收入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 其次，从个人所得税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来看，在我国现阶段应以调节收入为主，注重社会目标。我们知道，就一般规律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收入差距相对缩小，个人所得税的征税目标也由社会目标为主转为以财政目标为主，由公平为主转为以效率为主，从重点调节转为普遍征收。但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之间的差距很大。某些地区由于受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历史原因和政策支持等因素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经济发展较快；一部分人由于劳动能力比较强，天资比较高，或者占有比较好的资源，遇到比较好的机会等，收入比较多，率先富裕起来，从而形成并扩大了人们的收入差距，加大了人们之间的社会矛盾。从地区差距来看，作为全国第一财政大省的广东差距就非常大，在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中，珠江三角洲7个地级以上市的财政收入占了全省财政收入的85%强，税收收入也超过全省税收收入的80%，而其余粤东、粤西和粤北14个地级市的财政收入只占全省财政收入不足15%，税收收入也只有全省税收总额不到20%。全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据统计，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全国尚有22.8%的县未上温饱线，86%的县未达小康线，5%的贫困县与5%的富裕县人均GDP 相差16.4倍。（白景明、周雪飞，2003）从城乡居民收入看，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扩大了3.58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扩大了3.94倍。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5年为0.388，1996年为0.424，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白景明、周雪飞，2003） 2003年居民收入的总体基尼系数已接近0.48。到2004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2610万，贫困人口和其他人群收入的差距在扩大，从1992年到2004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从2.33∶1扩大到3.2∶1，贫困人口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的收入差距从1∶2.45扩大到了1∶4.39。（夏杰长，2005）我国由于国土大，加上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人们不可能同时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只能先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在现阶段，人们的收入存在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但要防止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当今在人们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的情况下，自然需要加强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收入特别是高收入的调节作用，以缩小人们的收入差距，缓和社会矛盾。 再次，从当前社会的分配状况来看，也要求个人所得税以公平为目标。当前我国初次分配秩序混乱，个人收入多元化、隐性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法制不健全，管理不规范，初次分配的秩序比较混乱。例如，某些企业建多本帐、设立小金库，乱发奖金和补贴，发放实物，以及给个人买保险、公款负担个人费用、分解发放劳务费或稿酬等，增加个人灰色收入，结果工资表外的收入接近甚至超过工资表内的收入；还有，某些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额外收入，并通过各种形式转为个人所有，形成不合理的高收入；另外，某些干部还通过腐败方式和违法手段取得大笔黑色收入。这一切进一步加大了个人收入的差距，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加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需要国家通过税收等手段，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所带来的矛盾。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个人纯收入的税种，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因此，调节高收入、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实现社会公平，自然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标。 二、现行“个税”目标欠明确，制度不健全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是1994年税制改革时建立的。现行个人所得税法，选择地域税收管辖权与居民税收管辖权相结合的征税原则，实行分项课征制度，对个人不同来源、不同项目的收入，分别制定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规定不同的免征数额，适用不同的税率，按照不同的所得计算办法征税；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相结合的税率制度；实行定额与定率相结合的、全国划一但内外不同的法定费用扣除制度。这一制度适应上一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有： （一）征税目标不明确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征税目标不够明确。大家知道，在上一世纪的80年代初，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税目标非常明确，这就是调节高收入。具体表现在当时制定的边际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都比较高，只有少数高收入者成为纳税人。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生活费用随之上涨，而税法所规定的边际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却一直不变，这在客观上降低了征税的门槛，扩大了征税的范围。不仅对高收入者征收，而且对中等收入甚至在个别地方的部分低收入者也征税，挫伤了部分劳动者的积极性。 （二）税收负担不公平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法单一，规定明确，易于理解，有利于降低税收成本，节省征收费用；同时，实行分类所得税制，按所得来源不同分类征收，方便实行源泉扣缴，有利于加强征管，减少税收流失，有效发挥对特定所得的调节作用，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但现阶段实行分类征收制度，缺陷非常明显：一是不能有效反映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能力，不能依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确定税收负担，不能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例如，甲纳税人某月取得工薪收入1000元，要交10元税，而乙纳税人同期分别取得工薪收入800元，劳务报酬收入800元，稿酬收入800元共2400元，则不用交税。这样，收入来源广、项目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少缴甚至不用缴税，而收入来源少、项目单一、收入相对集中的纳税人，则要缴税或多缴税，税收负担不公平；二是这一制度也为某些纳税人分解收入、化整为零，逃税、避税提供了条件，影响了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作用的发挥。因此，需要对个人所得税的课征模式进行改革和调整。 （三）纳税人划分标准不够科学 1994年我国在税制改革时，借鉴了许多国家的做法，依居住地标准和居住时间标准来划分居民纳税人与非居民纳税人，使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更加完善。但居住时间标准规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居住满1年为居民纳税人不科学，给纳税人留下了许多避税的空子，甚至成为某些纳税人规避纳税义务的绿色通道，造成居民纳税人与非居民纳税人税收负担不公平。 （四）费用扣除制度不合理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采用的法定费用扣除办法，一是规定过于原则，扣除标准全国一刀切，不能反映不同纳税人所在地的物价水平和居民的支出状况；二是费用扣除标准长期不变，物价上涨了，消费范围扩大了，消费支出增加了，但费用扣除标准却20多年不变，扣除标准与纳税人的实际费用支出相差甚远；三是工薪收入的费用扣除标准不仅内外有别，而且数额相差很大，后者为前者的五倍,与现实状况不相符。现行费用扣除制度不合理，造成了税收负担的不公平。 （五）税率制度不完善 现行税率，档次过多，规定复杂，既有累进税率，又有比例税率。累进税率既有5级超额累进，又有9级超额累进；比例税率，既有按规定税率征收，又有加成征收和减征规定。同时，劳动所得的税率高于非劳动所得，对劳动所得累进征收，对非劳动所得则等比征收。这样，既不利于贯彻公平税负的原则，也不方便纳税人交纳和税务机关管理。 （六）减免税制度不规范，征税范围不清晰 一是减免税列举的项目过多，变动过快，难以掌握；二是有些免税规定不科学。如规定，对企业或个人按政府规定的比例提取并实际缴付的住房公积金免税。由于在现实中许多地区没有规定明确的扣除比例，有些单位便趁机为员工多提住房公积金，逃避纳税。同时，对省、部、军级以上单位颁发的奖金免税，而对地、厅、师级及以下单位颁发的奖金则要征税，没有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税收歧视；三是没有把个人的各种收入纳入征税范围。如个人接受捐赠的收入等，没有明确是否属于征税的范围。由于征税范围不清晰，有些单位便利用扩大职工福利开支，提供免费用餐，发放购物券，分配实物，组织旅游活动，增加交通补贴和通讯补助等方式，增加灰色收入，逃避个人所得税；部分私营企业主则将个人消费列入企业成本，既减少个人所得，又加大经营成本，既逃避了个人所得税，又少交了企业所得税。 三、调整“个税”制度，强化“个税”征管，实现公平目标 为了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职能作用，必须明确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税目标，完善税收制度，强化征收管理。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的仍然是调节收入，特别是调节高收入，应改变目前个人所得税大部分来自工薪阶层，主要调节中等收入者的状况。 （一）正确选择课税模式 我国目前实行的分项征收模式，总的说是适合当时实际的，但这一模式难以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也容易逃避纳税。因此，应对这一课征模式进行改革和调整，选择适合我国实际的课税模式。当前由于受征收管理水平的制约，暂时难以实行综合所得税制。最佳的选择是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按年与按次征收相结合，对连续性、经营性的所得，如：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含独资、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稿酬所得等实行综合征收，按年计算，按月（或次）预缴，年终汇算多退少补；而对财产转让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则继续分类征收，按次或按期计算，源泉扣缴，年终不再汇算。这样，有利于简化税制，强化征收，减少逃税，贯彻所得多多征，所得少少征的公平税负原则。 （二）科学划分纳税人 借鉴国外划分居民与非居民纳税人的方法，调整我国居民与非居民纳税人的划分标准。对在我国有住所，或无住所但在我国境内连续居住达365天的个人（期间一年内累计离境时间不超过90天的为临时离境时间，不允许扣除），确定为居民纳税人，对其在境内、外取得的所得，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对不具备居民标准的非居民纳税人取得的所得，则行使地域税收管辖权。通过调整纳税人划分标准，使税负更加公平。 （三）合理设计税率 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简税制、低税率精神，同时考虑世界各国所得税制改革的趋势是逐步降低税率，笔者建议，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设计应以保护低收入者，适当照顾中等收入者，重点调节高收入者为原则，在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条件下，对综合所得征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对分项征收的所得，则继续实行比例税率。考虑到财政的承受能力和合理负担的要求，笔者认为，现阶段可对按年计征的综合所得实行5%～40%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年应税综合所得额在5万元以下的，税率为5%；超过5万元至10万元的部分，税率为10%；超过10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税率为20%；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的部分，税率为30%；超过100万元的部分税率为40%。另可视具体情况，对年综合所得额超过150万元的部分加成征收。对分项征收的股息和红利所得，考虑其已纳企业所得税，为减少重复征税，使税负更加合理，建议改按5%的税率征收，待条件成熟时停止征收；对其余的分项征收所得按15%的税率征收，条件成熟改为按累进税率征收。通过调整税率，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缩小个人收入差距的作用。 （四）适时调整费用扣除标准 为了贯彻公平税负的原则，应尽快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或称减除费用）标准，使费用扣除更切合纳税人的实际费用开支。我们知道，所谓费用是指为取得收入而发生的耗费。个人收入的扣除费用通常包括生活费用和必要费用两个部分，生活费用是指纳税人为自身生存和家庭成员生活或者说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费用；必要费用是指为取得某项收入而支付的费用。 个人支出费用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一定条件下纳税人的收入状况、消费范围、物价水平和管理体制。因此，确定费用扣除标准，应考虑各地纳税人不同的生活水平、消费范围和各地的物价状况；同时，还应考虑纳税人抚养子女（当然不能忽视计划生育的要求）、赡养老人，以及教育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保险费用支出以及物价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应允许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纳税，不同家庭人口结构不同，费用开支不同，费用扣除额应当有别。当然，如果考虑到目前由于征管力量不足等因素的制约，一时难以按各个家庭的实际情况确定费用扣除额，也可继续实行法定费用扣除制度，但费用扣除标准不应全国一刀切。 我们知道，由于我国各地的生活水平不同，目前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存在较大差别。如2004年7月1日起最低工资标准上海为每月635元，贵州为300-380元,广东（2004年12月1日起一类）为684元。因此，对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不应全国一刀切，建议实行统一与差别相结合的分类费用扣除办法，按不同来源的收入，分别确定按实际、幅度、统一三种费用扣除标准。如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收入、财产转让收入，按实际的成本费用扣除；工资薪金收入、劳务报酬收入、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收入，则实行幅度费用扣除标准。如工资薪金收入，全国可统一规定幅度费用扣除标准为每人每月1000—2000元，或者规定基准费用扣除标准为1500元，上下浮动30％。具体的执行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确定，或者为了防止各地争先恐后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影响个人所得税职能作用的发挥，可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各地的消费水平或工资类区确定；对稿酬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财产租赁收入，可继续实行目前全国统一的费用扣除标准；但利息、股息、红利，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不得扣除费用。 对部分个人收入实行幅度费用扣除标准，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选择。理由是：第一、从理论上看，我国国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物价指数和生活水平高低不同，费用扣除标准应能基本反映纳税人的费用开支状况。如果费用扣除标准全国“一刀切”，必然使费用高的地区的纳税人的费用得不到全部减除，纳税人的其中一部分费用被作为所得征税，等于把本来不应交税的人列入了征税的范围，扩大了征税面。这既不符合所得税的征税原则，也影响这部分纳税人的生活开支，不能体现公平税负的要求。第二、从实践来看，全国不分南北同一时间统一穿棉袄或穿衬衣是不科学的。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由于全国一刀切，不适应各地的实际，所以，才会出现近年许多地区按照自己的实际调整或变相调整费用扣除标准的情况。第三、从外国的规定来看，许多国家的费用扣除标准并不是全国统一，而是各地有别的。如美国各州之间、加拿大各省之间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都各不相同。因此，全国一刀切的做法，不适应中国实际，在现实中难以实施。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人均月消费支出为598.5元，按人均负担率1.91计算，城镇职工的人均月负担消费支出为1143.14元，如果国家将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费用扣除的基本标准定为每人每月1500元，按此方法计算，广东省城镇单位职工2004年人均月负担消费支出为891.23元，按人均负担率1.89计算，城镇职工的人均月负担消费支出为1684.42元，是全国人均月负担消费支出的1.4735倍，广东省的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应定为每人每月2000—2200元。如果将来广东省的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同全国一样定为每月1500元，等于把其中500—700元的费用作为所得征税，这是不合理的。实行幅度费用扣除标准，既能保证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又使税法具有可操作性，税负具有公平性。 应当指出，无论全国的幅度费用扣除标准，还是各地实际执行的费用扣除标准，都应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适时做出调整。 （五）全面规范减免税制度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减免税制度很不规范，应全面清理。笔者认为，应借鉴国外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除列举少数几项收入如抚恤金、救济金、离休工资、见义勇为奖励金、军人转业费和复员费、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等给予免税外，其余各种收入如各类奖金(包括各级政府颁发的奖金。少量列举免税的除外)、各种补贴、各种名目的货币及实物收入等，都应列入征税收入的范围。这既有利于简化税制、拓宽税基，公平税负，也有利于加强征管，防止腐败，减少税收流失。 （六）不断完善征管办法 完善征管制度,强化征收管理,是发挥“个税”职能作用的重要保证。当前，一是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要认真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强化纳税人登记号管理，健全纳税档案，加强对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者的监督管理，发挥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的调节作用，缓和收入分配不公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二是建立严格的制约机制。在抓好单位代扣代缴的同时，实行全员申报制度和雇员与雇主双向申报制度；三是加强部门协作和中介监督。当前应加强部门协作，特别是税务机关与银行、工商行政管理、海关、公安等部门的协作，要通过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强化现金管理，减少现金流通，从资金流上掌握税源变动情况，强化源头管理。同时，应充分发挥中介机构、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减少逃税现象；四是重处罚。要坚持税制从简、税基从宽、税率从低，征管从严，处罚从重的原则，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各种违法逃税活动，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 应当指出，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加之税制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因此，对税制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循序渐进，分步实施，不应操之过急。

引言 研究背景中国改革开放经过 2 0 多年的发展，己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六位、综合国力明显提高.但是，在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的同时，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收入分化严重、基尼系数成倍增加的现实也不容回避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以国际通行的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为标准，调查显示我国目前已达 0．4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 0．4 警戒线，进入分配不公平区间.与此同时，一些社会矛盾也相继凸现出来，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严重威胁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和社会和谐，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个人所得税作为国家调节公民收入的重要经济杠杆，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可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个人所得税作为直接税的一种，是以个人的应税所得为对象征收的一种税.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也越来越广，涉及到千家万户，个人所得税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个人所得税的重要作用就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这也是广大群众关注的焦点.人的能力不同，收入多少也不同，收入多的多缴税，收入少的少缴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而的作用还很弱，拥有 80%财富的富人所交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个人所得税总量的 10%，收入分配相差很悬殊.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现状是:纳税意识低，工薪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的 46. 4%. 而应当作为主要群体的民营老板、歌星、影星、球星及建筑承包商等名副其实的富人群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 5% 左右.我国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工薪阶层，已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力军.个人所得税税款的大量流失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中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流失情况尤为突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2007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 3185 亿元，50%来源于工薪阶层，这一情形与较早开始收取个人所得税的美国恰恰相反.据统计，年收入在 10 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5早期对个人所得税流失的研究大多仅限于对纳税人态度的调查，或一些小型试验2如:Lewis 通过在英国广泛调查了解人们选择偷税的心理因素，3Friedland和 Spice:分别进行模拟试验以研究影响税收流失的原因.鉴于纳税遵从的研究具有潜在价值，Scholz 和 Witte 编辑的论文集《纳税人遵从》中收集了大量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对纳税遵从度估量的研究、影响纳税遵从的因素的研究、改善纳税遵从的措施的研究等等. 近年来，纳税遵从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特点是，伴随着现代信息经济学、博弈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对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纳税遵从行为以及征纳双方博弈的策略选择进行研究.Franzoni 提出了增加信息披露、设置激励机制以促进纳税人讲真话的优化税收执行模型.Wells 评述了在信息不对称制约下一种特定的税收征管实践—税收赦免(tax amnesty)的理论实践.Andreoni. Erard 和 Feinstein 撰文详细介绍了优化税收征管与税收遵从理论体系的新进展.4米尔列斯认为，过去一些国家奉行高额累进税制是与公平、效率目标和“激励性相容”原则相违背的.因为在劳动供给不受所得税影响的情况下，实现完全平等的最佳边际税率应等于 1.但是所得税不可能不影响劳动的积极性和供给，如果边际税率为 1，谁都不愿去工作，税前所得也就是 0.他认为，在可以自由选择边际税率的非线性所得税制下，对最高所得课征的最佳边际税率应当为 0.因为在税率既定的情况下，最高所得的个人在赚取 Y 美元之前，其适应的边际税率随所得的增加而提高，当他的所得超过 Y 美元后，如果增加的所得适用的边际税率为 0，最高所得者就可能觉得多工作更划算.倘若如此，他的境况就更好，而政府的税收并没有减少，这样，最高所得者的效应增加了，其他人的效用也没有减低，因而符合帕累托最优条件.米尔列斯关于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可以为零的理论发现，首先告诫政府，并非一定要通过对高收入者征重税才能使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函数达到最大.事实上，让高收入者承担过重的税负，其结果也会使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下降.在此基础上，米尔列斯进一步提出了所谓“倒U 型”优化所得税税率模式.具体内容是，根据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对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税率可以适当提高，因为减低低收入阶层的边际税率，有利于增2Lewis, A.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ax Mentality. Public Finance, vo1.34.3Friedland, N., Maital, S. and Rutendberg, A., A Simulation Study of Income Tax Evasion,Journal ofPublic4(美)斯蒂格利茨等著.经济学.吕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理，强化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发挥个人所得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对促进全民纳税意识的提高,树立义务观念，增加我国财政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完善其制度，一方面能体现个人所得税对税收制度实施有效的程度；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个人所得税征管手段是税制实施征管能力的内在因素，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研究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时，重视其征管方法和手段，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征收，特别是对高收入人群征收与监控，增加财政收入，增强财政的调节，关注弱势群体，帮助困难群众走出困境，也体现出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贫富差距正在逐步拉大，加强和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水平，有效调节个人收入己经变得极为迫切.因此，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强化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矛盾，既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这对于解决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化解部分社会不稳定因素，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国家现有快速稳定发展局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税务稽查工作是税收征管体系的最后一道屏障，担负着打击偷漏税的任务，对于维护税法的尊严，创造公平、公正的税收环境，保证税收任务的较好完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税务稽查工作的特殊性，针对的对象差别很大，既有大公司，又有小企业，甚至个体工商业者，既有国有企业，又有集体、私营企业，而且每个企业的纳税意识，纳税行为又不一样。面对相对复杂的工作环境，在新时期如何做好税务稽查工作，充分发挥税务稽查的职能呢？结合工作实践，笔者认为应下好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方面，稽查人员要熟练掌握税收法律法规和财务知识，才能在工作中游刃有余，有的放矢，准确找出企业存在的税收问题，并最大限度地避免执法失误。有些纳税人对于财务和税收知识非常了解，偷税的手法相当隐蔽。如果税务人员掌握的知识还不如纳税人，那么就很难发现企业偷税的手段和方法，稽查工作也会收效不佳，而且一开始就会在心理上“输”给纳税人，不利于稽查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另一方面，准确把握税收政策，还可以给纳税人提供税收咨询，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纳税人按规定可以享受的政策，一定要明确传达给纳税人，并很好的贯彻执行；按规定不能享受的政策，应该及时向纳税人指出，以免给纳税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从而营造一种和谐的征纳关系，促进稽查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第二方面，要努力提高稽查质量。税务稽查的促收促管职能则是从其监督职能中派生出来的，主要是指通过对偷逃税行为的查处，从纳税人方面发现征管中存在的漏洞与不足，并将相关信息反馈给征管部门，促进其改进工作，加强管理。当前，提高稽查质量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改进选案方式，提高稽查的针对性。稽查部门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选案，把选案准确率纳入考核内容。要加强同征收管理部门的信息传递，把纳税评估、纳税信誉等级管理作为选案的重要手段。二是精心组织检查的实施，提高办案质量。要做好查前的准备工作，要结合现有的稽查力量，精心配备检查人员，要加强对重大案件、跨地区案件查处工作的指导。三是加大处罚力度和案件公告、曝光力度，增强震慑力。 第三方面，在作出税务处理时要把握好一定的尺度。作出税务处理是税务稽查主要工作的完结，稽查工作的好坏主要体现在税务处理的结果上，同时税务处理对于纳税人来说是利益的再一次分配，因此，作出税务处理在整个稽查流程中显得非常重要。作出税务处理时，既要合法，又要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联系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多方因素，既不能姑息迁就，又不能“一棍子”打死，同时兼顾效率、公平、公正。这样，才能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作出恰当的处理结果。 第四方面，要协调与基层税务分局的关系，建立税务稽查与税务管理的信息传递制度。税务稽查的目的是“外查内促”，即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建议征管部门改进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提高征管工作水平和效率。税务稽查不仅是查补税款，关键是通过稽查发现征管中存在的管理问题，改进工作，提高征收管理质量。首先，征管部门在税收征管工作中，对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改善管理的基础上，应及时提交稽查部门组织检查，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广泛的案源渠道，使偷逃税等违法行为置于监控之下。其次，稽查部门在税务稽查过程发现征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及时反馈给征管部门予以解决。再有，税务稽查与管理各部门之间应该建立一套规范的联系制度。把稽查、征收、管理各部门联系在一起，形成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衔接、相互制约的格局，设置统一的信息传递文书，使纳税申报资料、税收管理资料、税收稽查资料在各部门之间相互传递。 第五方面，要把握好与纳税人交往的度。与纳税人交往不能过于密切，以免影响公正执法。有些税务人员与纳税人过于亲密，造成在税务稽查工作中，碍于情面，放不开手脚，甚至马虎了事，根本发现不了问题，即使发现了问题，在作出税务处理时也是“高抬贵手”、“手下留情”。更有甚者，个别税务人员发生受贿等违纪行为，严重影响了稽查工作的开展。从另一方面来说，纳税人又是财政收入的创造者，对于发展地方经济，解决就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实施稽查过程中，我们应该给予纳税人充分的尊重，态度不能生硬，更不能高高在上。要做到执行税法“硬”，与人交往“软”。实践证明，与纳税人适当的交流、沟通，能成为工作中的润滑剂，相反，拒人于千里之外往往容易使工作陷入被动。 可见，税务稽查通过发挥其职能作用，从征纳两个方面促进了税收管理工作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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