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的研究论文

1 反垄断法概述垄断的法律概念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日益激化，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损害，迫使各国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对这些占有市场优势的市场主体阻碍竞争的行为规制而形成的。因此，一般都认为反垄断法是禁止行为人排除或者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或统称为反竞争行为）的法律部门或者法律规范的总称；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反竞争行为有购并、联合行为或者滥用市场支配力量行为等。从形式意义上讲，反垄断法是调整反垄断法律关系的法典，也即是指法典意义上的反垄断法；实质意义上的反垄断法是指调整反垄断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禁止限制性协议、决议或者协同行为的内容横向联合横向联合主要是指卡特尔，即法律上相互独立的企业为了共同的目的， 相互在市场方面达成限制竞争的协议或进行某种协调，从而限制企业在市场竞争方面的自主权。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把卡特尔分为两类，一类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即出现这类卡特尔即视为违法，无论其造成的具体后果如何，一般包括价格卡特尔、限定生产数量的卡特尔和划分销售市场的卡特尔；除此之外其他类型的卡特尔应适用"合理原则"，即根据订立卡特尔的目的和后果判断是否严重损害了竞争。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条至第8条就以列举的方式提出了一系列适用合理原则的卡特尔，包括条件卡特尔、折扣卡特尔、结构危机卡特尔、合理化卡特尔、专业化卡特尔等九类，又根据它们的影响程度分为登记卡特尔、可驳回卡特尔和需批准的卡特尔。这些卡特尔增强了企业的生命力并创造了较高的经济效益。[1]纵向联合纵向联合指不同经济阶段的企业间所订立的协议，主要表现为限定转售价格、垄断用户后向一体化、独家销售协议、知识产权协议以及纵向非价格约束等。其中限定转售价格应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其他的纵向联合可适用合理原则。1.2禁止滥用独占地位（支配地位）的行为 企业通过正当竞争或者法律规定等合法取得独占地位，是在所难免和合法的，法律一般对此不予干涉。但如果具有独占地位的企业滥用其独占地位，实施限制竞争行为，如排挤竞争对手，损害消费者权益，则为反垄断法所禁止。1.3控制集中或者并购 控制集中或者并购。"集中"（concentra-tion）主要是欧盟竞争法的用语，是指企业通过合并、收购或者联营等方式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控制集中的制度是反垄断法的重要内容，包括符合竞争法规定条件具有限制竞争可能的集中的核准制度等。

只是建议 网上怎么会找不到呢？要不到书店看看吧。竞争法宗旨探讨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6-09-30 12:00:00 ] 作者：雷驰 编辑：studa20摘要： 本文探讨了竞争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上和伦理上的作用，以此说明竞争机制的维护在竞争法中的重要价值；在对竞争法中其他目标地位的探讨基础上，说明应当维护竞争机制的优先地位，同时兼顾其他价值和利益，而且对后者的肯定是在不明显反竞争或者采取对竞争限制最小的方式为前提——这才是竞争法的宗旨，而对消费者的保护是落实竞争法根本宗旨的手段。 引 言 竞争法及其适用被认为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来源于事实判断的复杂性（比如，经营者的某行为对竞争、市场结构以及市场各参与方利益所产生影响的判断）；另一方面来源于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因为通常认为竞争法所追求的目标是多元的，包括维护市场竞争机制、保护消费者利益以及对其他社会经济目标的追求等，当具体到某一特定案件特别是当不同目标发生冲突时进行价值排序、利益衡量就是一个难题。但是作为一部实际运行的法律，竞争法应该便于法官准确适用、便于经营者准确预测自己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因而在此处，便有了一种对于确定性的诉求，至少是相对的确定性。本文将从竞争法宗旨i入手，力图通过对其分析探讨找到寻求确定性的钥匙。 从竞争在经济上和伦理上的作用说起 “竞争”一词我们在多种场合用到，当将竞争与合作相对时，可以看到竞争中主体之间的对抗性和利益对立性。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四条对“竞争”做了如下定义：“本法所称竞争，谓二以上事业在市场上以较有利之价格、数量、品质、服务或其他条件，争取交易机会之行为”。从该定义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竞争的上述特性，而且更明确了竞争必定是存在于多个独立的利益主体间的，只有一个利益主体是不存在竞争的。此外还可进一步发现，这多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在争夺交易机会时决定采取何种策略（比如提供什么产品或服务、制定多高的价格等等）时是分散的。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竞争是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行为，因为后者就是多个买者和卖者在相互交易时通过他们的分散决策配置资源的经济。ii所以，竞争在经济中的作用是指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竞争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当被看作是“一系列事件的连续”，在现实生活中，任何时候一般都只有一个生产者能以最低的成本制造某一特定产品，而且事实上能以低于仅次于他的成功竞争者的成本售出，但当他在试图扩大其市场时常常被他人赶上，而后来者又会被他人赶上而无法占领整个市场……iii这样，竞争过程就可以产生两个效果：一是商品和服务的最低价格；二是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类型及质量有自由选择的余地，iv从而使得竞争被认为是最理想的资源分配手段。而且分散决策减少了昂贵的错误风险，因为部分企业的错误决策可以在整个市场得到抵消和化解，而同样的错误在中央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或者当政府制定产业计划时是要付出很高代价的v，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说也是无力作出调整的。另外，竞争还有利于促进所谓动态效率，即促进创新与技术进步。所以，保护一个不受歪曲的竞争制度在一个社会中应当享有优先地位。 对于竞争在伦理上的作用，亚当•斯密做过很精辟的说明，他认为人的自私，尤其是商人的自私确有许多应该受到谴责的地方；但他认为，在竞争的作用下这一欲望会去掉其对社会有害的成分，并且由于与效益原则、节俭的愿望以及勤劳相结合而成为一种人们不得不予以社会和道德上承认的美德。vi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傅立叶曾说过，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商希望大火烧掉城市的四分之一，玻璃商希望冰雹砸碎所有人家的玻璃窗，这是受到道德谴责的；但是当存在竞争时，这些玻璃商、建筑商们会绞尽脑汁提供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同时也会尽全力节约成本、降低价格，哪怕这种价格只降低至恰好使竞争对手退出其生产领域，它也使得消费者受益，同时也实现了社会资源的节约。在古典经济哲学中，只有消费者的利益是唯一具有直接存在合理性的经济利益，生产者的利益只有在需要它增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被顾及，因而只具有间接存在的合理性。vii 另一方面，就经营者自身而言，它在享有盈利机会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接受了亏损、退出经营的风险，而后者换来了前者的合法性，“竞争是自由的收益导向经济的道德准则”。viii那种一边要求得到追求收益的自由，一边又享有压制竞争ix的权力的存在状态或制度安排，解除了效益原则对私人收益追求的约束，损伤的不仅是制度本身运行的效力，也导致了制度耐以存在的道德基础的丧失。从另一角度来说，对于享有压制竞争权力的居于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无论是因为法律规定或者通过正当经济竞争取得的，其追求收益的自由是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受到限制的，这也是反垄断法规制居于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限制其某些如处在自由竞争状态下应当享有的自由的道德基础。 当19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集中、大型企业不断出现，人们认可它们所带来的高效率，同时畏惧它们所拥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为了保留其优势、限制其经济权力的滥用美国反托拉斯法诞生，并成为美国的“社会信仰”；x二战后这种思想也在为建立统一市场的欧共体树立，xi并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国家所普遍接受。与此同时，反不正当竞争法也不再只是单纯保护竞争对手个体权益的特殊民事侵权法，它也同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与反垄断法一道维护着正当竞争和自由竞争机制的正常发挥。xii 另外，经济竞争还被认为是导向拥有个人自由的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可见，竞争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维护竞争机制就是竞争法的首要任务。在一般情况下，某一市场行为合法性的判断就看其是促进竞争（pro-competitive）的还是反竞争（anti-competitive）的。 非竞争因素在竞争法及其适用中的地位 竞争机制的运行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像所有其他制度一样都会有制度运行成本。 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全世界商品价格普遍下滑，各国公司纷纷组成卡特尔以抵抗这种下滑。1897年德国帝国法院认为，“如果价格持续走低，以致于经济崩溃威胁到企业家生存，那么他们的卡特尔联盟不仅仅是一种寻求自保的合理手段，而且是一种维护整体利益的措施。” 20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使得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崩溃，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实行货币贬值，国际市场收缩使得出口商走向了联合，大多数国家政府也都支持卡特尔的发展。xiii而且学界和政府普遍认为卡特尔是一种“更高级的”经济组织形式，它以合作制度取代了野蛮的竞争xiv——这种对卡特尔的赞扬在1945年前的欧洲大陆工业国中是普遍存在的。同时期的美国，《谢尔曼法》在其颁布的最初十年（1890-1901年）以及从一战开始到罗斯福“新政”后期以前的若干年中，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xv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市场的萎缩、币值不稳定、出口受限以及政治前景的不明朗，都将导致一国无法实行竞争机制，或者说无法承受竞争带来的风险。 竞争带来的风险在社会正常情况下也是存在的，这也可看作是竞争机制的运行成本，而且对这种风险的不同认识导致了欧洲和美国两种不同的竞争意识，即所谓的“正当竞争”和“经济竞争”。xvi在前者看来，竞争的对抗可能会威胁群体的凝聚力，如果对抗是群体中的突出关系，则集体团结就会被破坏；而且，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多余”企业能否平稳退出经营，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xvii往往经济的发展需要劳动者作出至少是暂时的牺牲，所以为了保持凝聚力，就应调和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尤指禁止用非法手段在经营中获利），并且避免消费者利益因竞争者的对立而受损，同时对竞争给生产者利益带来的影响予以更多的关注，因为降低失业率也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在后者看来，效率是第一位的，不寻求对于消费者的特别保护，消费者被认为是根据理性行事；同时对于竞争者也没有必要给予更多的保护，xviii只要他们能用其产品或服务的优势赢得消费者，就能获得成功；权力机构不再试图消除团体内的对抗，寻求凝聚力的途径更多是通过可用物资，只要生产了足够的物资，就可以有令人满意的凝聚力。xix 美国的经济竞争的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在欧洲盛行，特别是伴随着欧共体一体化进程加快，所谓没有竞争就没有共同体市场。xx1994年德国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此次修订被称为是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解除管制”，xxi删除了1986年才加入的关于禁止经营者在广告宣传中声称限量向消费者供应以及禁止在广告宣传中做新旧价格对比等规定。 另外，现代社会全球竞争加剧，国家被塑造为所谓“竞争性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成为具有明显自主性的实体，是有着独立目标和利益的社会行动者。xxii那些国家认为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较为重要的产业，为了加强其竞争力，国家会制定扶植促进其发展的产业政策。xxiii然而任何一个产业政策都会导致对市场现存结构的改变，影响市场竞争，例如1997年在美国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合并的情况下，欧共体有些人士提出欧共体是否有必要根据竞争法的规定抵制共同体内航天航空工业企业之间的合并，从欧共体产业政策出发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但是从竞争法角度来看，那些能导致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合并是应当加以禁止的。这里就涉及到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冲突的问题。 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对社会有益的一面，但也有一些本身无法克服的问题。首先，产业政策的制定是政府主观判断的结果，因而具有一切中央集中管理经济的弊端和政策（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同时还会导致个别企业为了争取有利政策进行权力寻租；其次，产业政策扶植个别产业、个别企业，会导致市场竞争的不公平。鉴于此，欧共体委员提出产业政策应当以竞争为导向，并将其产业政策称为“积极的竞争政策”，旨在推动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市场结构以实现社会资源更合理的配置；xxiv在20世纪80年代有些人呼吁美国应该建立一个类似日本MITI的部门以更好地协调美国企业间的行为，尤其是对高科技产业，而当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不景气而美国经济复苏并保持强劲增长时，此种呼声也渐渐销声匿迹。xxv 此外还有一些社会目标的追求，表面上看与竞争及效率因素无关，其实从本质上看是符合促进竞争的宗旨的。比如沃伦法官说反托拉斯法不保护竞争者，但15年后（即1977年）美国最高法院的Thurgood Marshall法官在另一案件中说，国会对集中的控制是有保护小企业的意图。xxvi因为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的出现一方面降低了成本，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中小企业的交易机会且增加了市场进入障碍。对集中的控制便可看作是对后者的保护，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非集中化——即通过促进竞争的方式来实现对上述法益的保护和目标的实现。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首先，竞争法适用的前提是一个良好市场经济秩序的存在，它与那种经济大萧条和整体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情形相对，所以危机卡特尔一般是得到反垄断豁免的。但需要明确的是，经济运行周期中正常的经济回落和不景气状态是不排斥竞争法的适用，因为经营者本来就应当在经济危机阶段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生产，在景气阶段通过盈利价格补回危机阶段的亏损并进行积累以应对将来的危机。那种当一个行业处于不景气阶段就要求卡特尔豁免的做法，是违背竞争法的宗旨的，他们抱怨如果展开竞争就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广大中小企业面临破产，于是制定声称合理的价格以排斥价格竞争。xxvii这种固定价格的做法只是保护了效益差的企业，延缓其退出市场的过程，同时损害了优秀企业的脱颖而出，竞争机制本来具备的优胜劣汰功能得不到发挥。 其次，维护竞争机制毫无疑问是竞争法的目标；同时消费者保护、就业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等等也是其无法忽视的因素，但是从长期和整体来看，良好的竞争机制的维护是对这些因素保护的最佳方式，从欧共体和美国竞争法的发展过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再次，在竞争法范围内，上述诸多因素中竞争因素应当予以优先考虑。这种优先考虑包含如下两层含义。第一，明显的反竞争行为应当予以禁止，而无需更多考察其他因素，这是竞争因素相对于其他因素的价值优越性的表现，在美国反托拉斯法律制度中，对这种类型的行为是适用本身违法原则，而欧共体等大陆法系国家则在成文法中以类型化的方式对其加以禁止。第二，某些行为对竞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因符合产业政策等原因带来了社会效益的提升（竞争机制与各目标间冲突的具体形式），这时，应当考虑为了实现所欲目标，对竞争的限制是否不可避免；如果无法避免是否采取了对竞争限制最小的方式为之，即适用比例原则或者是尽可能微小限制原则——即不仅要求目的合法，而且要求手段正当。xxviii在美国适用合理原则由法官判断此类行为的合法性；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上规定了适用除外制度，法官通过上述分析对行为加以识别，以决定是否适用除外制度。上述两层含义的总和也就是竞争法的宗旨，是在竞争法领域对行为进行定性的标准。 消费者保护在竞争法中的地位——竞争法宗旨的落实 消费者保护或者说消费者福利最大化往往被认为是竞争法所追求的社会目标，xxix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消费者究竟是消费者保护法所指称的与经营者交易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还是经济学计算消费者福祉（经济效率）时所指称的一个抽象的群体，显然竞争法中所指称和关注的是后者。 经营者相互竞争的实质是争夺交易机会，从根本上说是争夺与消费者缔约的机会，只有最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赢利——这是维护竞争机制的现实层面的表达，通过消费者的选择去实现竞争机制的功能。而竞争法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保障消费者的选择权。 保障选择权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选择的可能，二是选择不被外界不正当误导、蒙蔽。要使得选择有可能，就应当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控制经营者集中、防止它们共谋排斥实质性竞争；要实现后者，就要求禁止经营者的违反商业伦理道德的行为。而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去维护竞争机制，在现实层面它们也实现了统一，也是从这个说消费者保护是竞争法宗旨的落实。 结 语 柏克（R.Bork）法官曾说过只有将竞争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的问题解决了，形成一种前后一致的实体规则才有可能。xxx本文就是想解决这一前提性问题，寻求一种观察、判断竞争法领域现象的确定性的方法。本文通过一系列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维护竞争机制是竞争法的优先价值，现实中通过保护消费者选择权来实现并在竞争立法中得到体现，当为了实现其他合理目标时应当采取对竞争限制最小的方式为之。 注释： i 本文区分“目标”和“宗旨”，后者是对前者进行考量、对多个目标加以价值排序的结果，对实际操作更具指导意义，提供一种相对确定的标准 ii [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iii [英]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9页 iv [美]马歇尔•霍华德著，孙南申译：《美国反托拉斯法与贸易法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v 日本在战后制定的产业政策被认为是其经济奇迹的原因之一，但政府控制过多未必没有负面影响，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不景气不能说与此无关。 vi 转引自[德]法兰茨•波姆：《竞争性经济过程的政权外（“自然的”）法则》，见[德]何梦笔主编，庞健、冯兴元译：《德国秩序政策理论与实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vii 法兰茨•波姆文，见前引书第88页 viii 法兰茨•波姆文，见前引书第92页 ix 压制竞争的目的既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高额利润，也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保障 x Wyatt Wells， Antitru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2002， p.1 xi 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xii 邵建东：《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xiii Wyatt Wells， Antitru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2， p.5，6，8，11 xiv Wyatt Wells，Antitru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 ，p.9 xv 文学国：《滥用与规制——反垄断法对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之规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2-94页 xvi [比]保罗•纽尔著，刘利译：《竞争与法律——权力机构、企业和消费者所处的地位》，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xvii 法兰茨•波姆文，见前引书第94页 xviii 即沃伦法官的那句名言，竞争法是保护竞争，而非竞争者 xix [比]保罗•纽尔著，刘利译：《竞争与法律——权力机构、企业和消费者所处的地位》，第6页 xx 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第23页 xxi 邵建东：《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第13页 xxii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潜在危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第2页 xxiii 此处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指积极的产业政策（即具有塑造性），仅维持现状的消极产业政策主要是指上文中提到的对于劳动者和生产者的关注 xxiv 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第39-41页 xxv 文学国：《滥用与规制——反垄断法对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之规制》，第51页 xxvi Ernest Gellhorn， William E.Kovacic，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in a nutshell， West Group， 1994， p.35 xxvii 《谢尔曼法》颁布后，美国最高法院于19世纪末受理了几个著名的关于固定价格的案例，其中“泛密苏里运输协会案”、“联合交通运输协会案”中被告均作此申辩，但没有为法官采纳 xxviii [德]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5-286页 xxix 文学国：《滥用与规制——反垄断法对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之规制》，第52页 xxx 转引自Ernest Gellhorn， William E.Kovacic，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in a nutshell， p.32

《合同法》与知识产权法的相互作用 /郑成思《民法草案与知识产权篇的专家建议稿》郑成思，《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我是怎样走上知识产权研究之路的？》，郑成思，《中华商标》2003年第1期。《《商标法》的发展及其在我国民法理论上的贡献》，郑成思，《中华商标》2003年第1期。《有关中国民法典中知识产权篇（专家建议稿）的几个问题》，《中国专利与商标》郑成思，2003年第1期。《中国民法典知识产权编条文（专家建议稿）与讲解》，郑成思，《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第1期。《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市场信息安全与信用制度的前提》，郑成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2期。《信息传播与版权历史》，郑成思，《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民法草案中知识产权篇（总则）的专家建议稿及说明（上）》，郑成思，《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第4期。《民法草案中知识产权篇（总则）的专家建议稿及说明（中）》，郑成思，《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第5期。《民法草案中知识产权篇（总则）的专家建议稿及说明（下）》，郑成思，《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第6期。《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郑成思，《知识产权》2003年第5期。《论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郑成思，《法学》2003年第11期。《知识产权法的完善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郑成思，《工商行政管理》2003年第23期。《侵权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与知识产权保护》，郑成思，《中国专利与商标》2004年第1期。《反不正当竞争 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郑成思，《法律适用》2004年第1期。《牵动知识产权这个“牛鼻子”》，郑成思，《人民论坛》2004年第2期。《从宪法修正案谈知识产权保护》，郑成思，《中国发明与专利》2004年第4期。《中国需要怎样的知识产权战略》，郑成思，《经济参考报》2004年4月17日版。《信息与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郑成思、朱谢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5期。《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郑成思，《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中国需要怎样的知识产权战略》，郑成思，《航天工业管理》2004年第6期。《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郑成思，《法律适用》2004年第7期。《“权利冲突”与外观设计保护》，郑成思，《中国知识产权报》2004年7月24日版。《私权、知识产权与物权的权利限制》，郑成思，《法学》2004年第9期。《知识产权与物权的权利限制》，郑成思，《法制日报》2004年9月2日版。《创新者成大业———知识产权与企业发展》，郑成思，《中国工商报》2004年11月11日版。《利益如何平衡——从“侵权手段”与“授权方式”的区别说起》，郑成思，《中国知识产权报》2004年12月4日版。《网上盗版不容忽视》，郑成思，《计算机世界》2004年12月6日版。《网络盗版与公众利益》，郑成思，《人民法院报》2004年12月10日版。《网络盗版与“利益平衡”》，郑成思，《中国信息界》2004年第24期。《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与定位问题》，郑成思，《今日中国论坛》2005年第1期。《“侵权即是获得授权”吗》，郑成思，《北京日报》2005年2月21日版。《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如何定位》，郑成思，《人民法院报》2005年2月28日版。《网络盗版与利益平衡》，郑成思，《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图书馆、网络服务商、网络盗版与“利益平衡”——中国社科院七位学者维权实践的理论贡献》，郑成思，《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年第3期。《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尚在十字路口》，郑成思，《WTO经济导刊》2005年第3期。《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与知识产权保护现状》，郑成思，《中华商标》2005年第4期。《中国需要怎样的知识产权战略》，郑成思，《中国汽车报》2005年5月30日版。《“数字图书馆”还是“数字公司”》，郑成思，《人民法院报》2005年7月11日版。《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定位与路径》，郑成思，《检察日报》2005年7月18日版。《有形资产积累要靠无形知识产权推动》，郑成思，《检察日报》2005年8月8日版。《“似我者死”：反思傍名牌》，郑成思，《北京日报》2005年11月21日版。《“公众利益”不是网上盗版理由》，郑成思，《经济参考报》2005年12月24日版。《信息与知识产权》，郑成思、朱谢群，《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郑成思，《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3期。《知识产权法学与民法学》，郑成思，《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中的知识产权战略与策略》，郑成思，《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6期。《我的知识产权研究之路》，郑成思，《上海人大月刊》2006年第6期。《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我国面临的挑战》，郑成思，《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6期。《观望的企业将往何处去？》，郑成思，《人民日报》2006年6月28日版。《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中的知识产权战略与策略》，郑成思，《中国经贸导刊》2006年第9期。《知识产权：弱保护还是强保护？》，郑成思，《人民论坛》2006年第11期。《知识产权视野中的民间文艺保护》，郑成思，《人民法院报》2006年12月18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