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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关于教育指导思想。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其二】，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 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 ”、“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例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三】，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四，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再说关于学习———————————————————————— 《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学习的态度。 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 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针对冉求在学习问题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的思想，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故。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要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得道。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2、关于学习的方法。 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3、关于学习的内容。 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种东西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在重视博学的同时，也强调学习要抓根本的东西，孔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这里孔子间接地说明了博与精的关系，值得借鉴。4、关于学习的目的。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国，又不能独立作主应对；这样，虽然书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也就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由此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路》）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也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论语》、 《四大名哲之孔子》、《史记之列传》或《百家讲坛之孔子》

因材施教教育思想的来源及历史意义上传: 吴景清 更新时间：2012-5-16 10:29:04 因材施教教育思想的来源及历史意义 因材施教是从孔子开始的，这可以说是雏形的或始发的因材施教。这种因材施教模式在教学上的主要表现，是对不同“材”的问同而答异，抑强而励弱，使之均得到发展，它贯穿着孔子的“忠恕”思想。同是问仁、问孝、问政等，孔子对不同发问对象的回答完不同。如：仲弓问仁，孔子回答说：“出外工作好象去接待贵宾，使唤老百姓好象去承当大的祀典，都得严肃认真，小心谨慎。自己不喜欢干的事，便不要给别人去干。在工作岗位上不对工作有怨恨，就是不在工作岗位也没有怨恨。”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司马牛问仁，孔子答道：“仁人，他的言语迟钝。”颜渊问仁，孔子的回答又是：“抑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就是仁。一旦这样做到了，天下的人都称赞你是仁人。实践仁的道德，完全凭自己，难道还凭别人吗？”（《论语·颜渊》）。颜回和仲弓，不仅悦子之道，而且具有仁德，所以，孔子对他们的回答就深，司马牛“多言而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樊迟志向不高， 就回答得浅而有针对性。因此孔子通过谈话、观察、提问等方式，深入了解学生的个别差异，掌握学生的兴趣、能力、性格、志向、学习态度和学习专长以及年龄差异等进行施教。运用启发诱导的方法，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实现培养目标。其实施成功的因材施教的方式可归结为以下几种：①根据学生不同的智力水平和接受能力，给予不同的教育。②针对学生不同的优缺点，对症下药，补偏救弊，使学生能正常发展，这种有扬有抑、救弊补偏的教育，正体现了孔子辩证法的思想。③顺应学生的爱好而发展其特殊才能。孔子是承认人的特殊爱好和才能的存在的。例如他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知”“不欲”“勇”和“艺”，就是说明他了解到了臧仲武等四人各具有不同的特殊才能。又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④量力而行。例如：“阙党童子”有“速成”的思想，孔子马上使人传命来教育他们，矫正他们的错误思想和行动。⑤个别谈话，因人制宜。⑥批评和表扬相结合。⑦分科教学，培养特长。孔子对已“深通六艺”的弟子，再进行德行、言论、政事、文学等分科的教育，区别对待。《论语 ·先进》有一段话：“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由、子夏。”说明孔子进行过分科教学。所以他教出来的学生成就各有不同。孔子的这种因材施教，看起来虽然是朴素的，浅显的，但是，它开了我国教育史上因材施教的先河。 孟子继承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主张“教亦多术矣”。（《孟子》：《告子下》）他从性善论出发，认为人生来虽具有同样的善性，但由于环境和个人修养的不同，从而造成了才能上的个别差异。因此，他先把教育对象给以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法。他说：“君子教育的方式有五种：有象及时的雨水那样沾溉万物的，有成全品德的，有培养才能的，有解答疑问的，还有以风流余韵为后人私自学习的。这五种便是君子教育的方法。”也就是说，对才能最高类型的学生只需及时点化；对长于德行类型的学生加以熏陶使他成为德行完全的人；对长于才能类型的学生加以正确指导，使他成为通达的人；对于一般类型的学生可以用答其所问的方法，以排其所难、解其疑惑，使其成为有用的人；还有那些不能及门受业类型的学生，可以通过私取他人、自学成才的方法，达到受教育的目的。孟子的这种因材施教超出了孔子因材施教模式的范围，即他把不同特点的施教个体，扩大到不同类型的施教群体，无形中扩大了被教育者的数量，提高了教育的社会效益。这是对孔子因材施教思想的发展。 先秦时期儒家教育思想的总结性著作《学记》主张“长善救失”，强调在了解学生特点的基础上因材施教，并且对学生在学习上的各种特点做出更具体的分析，“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失也。教与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师要“知其善恶”，以善补恶，长善救失，才能做到因材施教。可见，《学记》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教学原则。不仅儒家教育学生如此，墨家的墨子对弟子的教育也决非千篇一律，他要求弟子“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耕柱》)。特别是还根据弟子水平程度的深浅和能力强弱的差异进行教育，“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墨子·大取》)。而战国时问世的儒家经典《孟子》一书，也记载着孟子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教学方法的大量事例。如孟子在拒绝齐威王赠金之后，对陈臻解释“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收受财物)乎”的道理;在离开齐国时，对虞充阐释“不怨天不尤人”的道理(《公孙丑下》);向公孙丑阐述“四十不动心”、“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道理(《公孙丑下》);以及向彭更讲述“食志”与“食功”的道理;向万章分析“东征西怨”的道理;向公都子阐明“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道理(《滕文公下》);等等。 秦汉时期，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王朝正式确立，特别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后，创立了封建国家兴办的中央官学太学和郡县道邑地方学校，使封建社会的教育开始走向了学校化、系统化、规范化、社会化。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因材施教被封建教育视为一条宝贵经验而为历朝的教育家普遍采用。汉朝自董仲舒以下的一些教育家，大都主张因材施教，并对因材施教有各自的论述。董仲舒说：“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又）慎其行……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春秋繁露·玉杯》。郑玄说：“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论语注》“救其失者，多与易则抑之，寡与止则进之”。《礼记·学记注》。徐干说：“导人者必因其性，治水者必因势，是以功无败而言无弃也。”《中论》这些都是说教育要因人而施，才能取得积极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家同样也注重因材施教。如南朝文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了个体在先天遗传素质上的相互差异，既然有这种先天差异，那么各人的学习方式方法应有所不同，每个人应当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来确定学习的方向和方法，根据自己的天赋条件来培养、发展才能。刘勰“因性以练才”的观点，是对传统的因材施教教育方法论在学习理论中的演变和发展，值得予以充分肯定。 隋唐时期，科举考试开始成为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一种考试制度，学校制度逐步走向完备，特别是私学也比较发达，出现了一些名师大儒，他们注重对学生因材施教，为当时社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隋朝王通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教学经验因材施教，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如他看出魏征的个性是“直而遂”，同时魏征也在他面前表明了“愿事明王，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中说·天地第二》)的志愿。因此，他对魏征有针对性地施教，后来魏征事唐太宗，果然能够尽忠进谏。唐代的孔颖达在教学方法上也十分重视因材施教，认为“教人之法，当随其年才。若年长而聪明者则教以大事而多与之;若年幼而又顽钝者当教以小事又与之少。”(《礼记正义·学记》)韩愈，则另辟蹊径，从因材而用的思路来看待因材施教。他主张教育者应如精明的木匠分别使用木料，使各类木料各得其宜一样，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才能;这就是说，培养人才就象建造房子需用的木材一样，大小各有用处，教师不应千篇一律，爱大弃小，应该根据学生的质地成就他们，使其成为大小不同的有用之才，这就是教师的责任。显然，这是别开生面的因材施教。同时，他热心培养文学青年，指导他们进行文学创作，发挥他们的才能;而且，他还要求当权者在用人方面也做到人尽其材。可见，韩愈把因材施教和因材使用统一了起来。中唐时期的柳宗元认为教育的关键是顺应儿童的天性，适应儿童成长与发展的自然规律，他曾经以种树为例阐明这个道理。要按照自然规律教育学生，即“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不害其长”。（《种树郭橐驼传》）这种从儿童自身发展规律出发探讨教育方法的观点是对孔子因材施教理论的新发展。教学实践打破了学校教学的范围，在教学生时，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积极用世方面，指导青年成才。正因为这样，当时学子才踵门求教，以图仕进。 北宋初年著名教育家胡瑗首创分斋教学和主副科制度，其思想理论基础正是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创立了一套独特的完整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史称“苏湖教法”。在教学中，他善于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来组织教学，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各就其性之所近，选定专攻科目，因此，每个人都能够各尽其材，学有所得。胡门弟子中，“有好尚经术者，有好谈兵者，好文艺者，好节义者”，他把这些学生按其才能兴趣分为“经义”、“治事”两斋，“使各以类群居讲习”。（陈澧：《东塾读书记》）“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其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这种因材施教，不仅具有分科教学的性质，把学生培养成专业有用之才，而且具有为学生选定致力于事业方向的指导作用，使学生获得就职就业的知识技能。这是教育上的一个创举。经胡瑗二十余年在苏湖两地及京师太学的教育教学实践，培养了“先后至一千七百余弟子”，皆能裨于世用，被宋仁宗于公元1044年诏定为太学法，由一地方教学法跃升成为了中央高等学府的教学法。在中国教育制度史上，胡瑗先生的“苏湖教法”第一次在同一所学校中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第一次将实用学科与儒学经典放在同等地位上；第一次创立并实施分科教学和必修、选修制度，第一个提出了在集体教学的条件下通过分科进行因材施教，比以往在个别教学条件下的因材施教大大前进了一步。在世界教学制度史上，“早于世界各国400年之久”。张载认为“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张子语录·语录抄七则》)，并要求教师对学问道德有精深的造诣，对人有全面的了解。张载的因材施教、尽人之材的教学观点，既继承了孔子、《学记》的思想，又有自己的体会和发明，内涵丰富全面，比他的前辈和同辈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