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关于中国保护区的研究趋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动植物以及保护物管理者或政府反映的问题上(韩, 2000; 缪, 2000; 吴 以及其他人,2002)这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忽视了群众的利益,忽视了群众在保护区的计划、管理和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Harkness, 1998; 缪, 2000).为了改进对保护区的管理,需要对参与者的的观念和态度进行研究,正如Swell(1973)说的,这样做可以使管理工作更好地得到保证,并能够帮助人们鉴定问题、发现潜在的解决方法,这样有助于形成合适的管理策略。此外,在这个过程中,决策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参与者的观念和态度(White, 1966)。如今有很多经验上的证据表明:在搜集有助于决策制定过程、有助于缓和人与自然地矛盾的信息时,分析并评价当地居民对保护区的反应是很关键的一步(Newmark 以及其他人, 1993; Fiallo和Jacobson, 1995; Ruchi, 1998; Streever 以及其他人, 1998;Gillingham和Lee, 1999;Trakolis, 2001; Jim 以及其他人,2002; Rao et al., 2003) 另一方面,当地居民的观念是由他们的价值观和参考框架(生态学,经济学,人种学\文化)决定的,这些都会导致个人需求、观念、态度方面的差异。人们已经发现,很多的人口学因素,例如年龄、教育、居住地、人口流入、种族起源等,都能够对当地居民的态度产生明显的影响(Newmark et al., 1993; Fiallo and Jacobson, 1995; Mehta and Heinen, 2001; Jim et al., 2002; Bandara and Tisdell,2003)。 总的来说,当地居民对保护区的理解取决于他们感知到的与保护区有关的代价及利益、他们对当地资源的依赖以及他们对保护区管理的认识。因为当地居民内部的不一致以及他们没有统一的标准,在个人和家庭两个方面,他们的利益和资源利用模式差别巨大。忽视他们的差异会对他们产生消极影响,阻碍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管理目标的实现(Agrawal and Gibson, 1999; Geoghegan and Renard,2002)。因此,管理者和规划者需要认清并理解当地居民的不同的利益,评估他们的动力,将相关的信息整合到管理过程中去。随着保护区数目的迅速增加,提高管理水平也就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