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人物功绩的论文用什么题目

可以直接用人物职业来做题目，也可以运用象征、比喻的手法来做题目，还可以用你要写的人物最明显的特征或者某个人物的外号、姓名来做题目。用人物职业做题目时，可以在写特殊职业的人物时选择，如《我的老师》、《不能忘怀的警察蜀黎》等。

警察的职业光环

用象征、比喻的手法取题目时，如果是一篇歌颂医生的文章，可以用《白衣天使》这个运用比喻手法的名字来赞颂医生的崇高。

白衣天使

在用人物外号、姓名做题目时，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初中课本中的一篇《老王》，通过这样一个直观的名字，我们可以直接得出故事的主人公是哪一位。

杨绛笔下的“老王”

一九二七年，40多岁的鲁迅把《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更名为《朝花夕拾》，在其上发表了此前他的10篇散文，把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情景事物呈现给了他人。相比于他杂文的严峻凛然、锋芒毕露、泼辣犀利、意味深长等特点，这些散文却透露着玲珑剔透、情趣盎然、细腻生动、鲜美可口（鲁迅自语，见《朝花夕拾》小引）的感觉。而我最为欣赏的则是其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其中表现出的少年儿童对大自然的热爱，是迄今为止我所读过的文章里最为清晰和强烈的。这是一篇回忆童年生活的优美散文。如果让我仅从文笔角度欣赏它的话，我想，最为重要的就是作者从字里行间体现出的真性情。文章非常清晰地抓住了事物的特点，具体、生动、真切地描写了自己所见的东西，即使在我们（当然，我指的是成人）看来，情趣了了，但在作者的生花妙笔下，却显得趣味盎然。这也充分体现了鲁迅从小热爱大自然、热爱自由生活、热爱探求知识的品性。文章里，非常分明地表现了两个情绪，一是百草园的景物，童年无限的生活情趣；二是三味书屋里教条、枯燥、乏味的读书经历。我喜欢对百草远的描写。“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这一句是理论界争论比较多的，而我恰恰非常喜欢它。 “似乎”和“确凿”两个词用在一起，好象是矛盾，而且也手到一些人的指摘。但我认为这恰恰体现出了鲁迅的语言功底非常好，运用得心应手、传神入化。这两个词精确地体现了鲁迅现时的特殊心境。这种心境无疑就是他对百草园的怀恋。百草园确实只有一些野草，所以说“确凿”，但这个百草园只是童年的印象，还不能十分肯定它的现在，所以又用了“似乎”，只有一些野草可能还不精准，但那的确是我的乐园，这是十分确凿的。文章的开始部分，就十分引人入胜：在百草园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鸣蝉、黄蜂、菜花、叫天子、油蛉、蟋蟀、蜈蚣、斑蝥、何首乌、木莲、覆盆子这么多景物，而且不是象流水帐一样毫无生气地罗列，是生动、细腻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点缀在前面的词汇使得这些景物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肥胖的黄蜂，轻捷的叫天子，油蛉在低唱，蟋蟀们弹琴……这让我想起自己在去年游览鲁迅故居时的感受，一个这么普通的园子，何以被鲁迅写得那么具有魅力和情趣呢？反思后顿悟，是我以成人的平常眼光去看，它才如此平淡，而作者却以儿童的眼光，看出了它美好的景色和无穷的趣味。这更我对这位民族斗士投以敬佩的目光，原来，鲁迅才是真的性情中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对于儿时的作者来说，百草园都有无穷的乐趣。冬天捕鸟的描写更始让人历历在目、蠢蠢欲动我当年初读此文时，一直想学着按文中的描写去尝试一下，这实在是被鲁迅的文笔煽动的，呵呵。至于三味书屋的描写，当然有它的动人之处。许多人说它批判了束缚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封建教育体制。我倒宁肯相信，那仍然是作者对儿时的一种记忆，虽然，它不够美好。常常想，这样一位“横眉冷对千夫指，伏首甘为孺子牛”、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充满大无畏精神的斗士，能够写出如此充满情调、洋溢着诗情画意的美文，是我们的幸运，也是鲁迅本人的幸运。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人。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到你，望采纳谢谢(*^__^*)

卖国实践翻案，为汪记“曲线救国”论招魂。他们甚至提出要重估汪伪政权的历史功过，要彻底摆脱国共两党原来对汪伪政权的观点，声称“汪记南京政府”是重庆国民政府的补充，它代表了广大“灰色地带”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代表日本法西斯的利益。与此同时，一些歪曲历史，美化汪精卫、陈璧君、周作人、胡兰成等汉奸的文章也纷纷出笼(22)。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背景极为复杂，其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迹象是这些历史人物的亲属及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所在地政府或团体的介入，使历史人物研究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许多本来并不难解决的问题成为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许多本不该翻案的问题也重新翻案，使问题越来越繁杂。方伯谦、严复等人的研究都存在这些问题。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后人和所在地的政府或团体希望对这些历史人物评价高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一些纪念性的讨论会多说好话，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科学研究毕竟是一种科学，如果历史学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事实，就只能沦为一种“史学广告”，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那确实是学术的堕落。至于某些研究者，由于知识背景和能力的限制，无法从宏观上把握所研究的对象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占有的实际地位，而是过多地介入感情，甚至可以说，许多研究者研究谁，就爱上谁，不仅自己不能从被研究者的身上疏离出来，而且有些过分武断者甚至不许别人对他的研究对象说一个不字。上述背景与原因还使90年代以来的近代历史人物研究出现一些过分翻案的倾向，使原本可以接受的结论变成不定的问题。如果说新时期的前十年的一些历史人物的翻案还带有拨乱反正的意义的话，那么最近十年的一些翻案文章，则更多地带有搅浑水的意味，带有黑格尔所说的“正反合”的意思。原来说是白的，他偏说成黑的。以否定之否定的研究方法，作为学术创新的捷径。凡此，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工作者所应该注意和克服的。注释：(1)据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49―1979》一书的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2)据徐立亭、熊炜编《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一书的统计，中华书局1983年版。(3)《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4)《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5)《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6)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7)吴泽、谢天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l期。(8)史苏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五题》，《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9)余志森：《研究历史人物不可忽视各人特点》，1984年10月15日《文汇报》。(10)简修伟：《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11)降大任：《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1983年6月29日《光明日报》。(12)彭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

对近代历史人物评价的论 较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