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律思修论文

写作思路及要点：以思修论文为题，围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展开描写，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

正文：

时间无情的在我们年轻的脸上留下岁月的痕迹，不知不觉间，来到石家庄计算机职业学院将近一个学期了。在这段时间里面，伴随着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的变化，使我们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充满了迷茫，显现出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

就在我们处在迷茫的时候，它走进了我们的身旁，更走进了我们的心间。它就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它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疼爱我们；像老师一样的关心我们；像朋友一样的帮助我们。在它那盏明灯的指引下，我们走出了人生的迷茫期，大步的迈向幸福的阳光大道。

通过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使我们形成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弘扬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为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合格者和接班人，打下了扎实的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意义重大而深远。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连接社会的桥梁。我们应该追求远大的理想，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意识具有能动性，正确的意识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而理想属于意识范畴，科学的理想信念是当代大学生乘风破浪，搏击沧海的灯塔和动力之源。是健康成长，成功就业和开创未来的精神支柱。

科学的理想信念引导大学生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指引大学生什么样的道路，激发大学生为什么而学。大学生追求崇高的理想信念，在为实现社会理想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理想，是自身成才的需要，是国家和人民的殷切希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

我们生在和平的年代，我们应该感到庆幸，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继续继承爱国主义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做生生不息，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爱国主义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做一个忠诚的爱国者，是对当代大学生的基本要求。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不能忽略一个问题，它就是价值观问题。价值观是指关于价值的特殊观念系统。进一步说，它是人们在处理价值问题，特别是那些普遍性价值问题所持的立场、观点、态度的总和。

价值观特有的形式，是人们头脑中有关的信念、信仰和理想系统。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和文化领域，还是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普遍地存在着价值问题。人们如何理解和对待这些问题，内心深处究竟相信什么、需要什么、坚持和追求什么，都是价值观所特有的思想内容。

社会意识归根到底反映社会存在。人们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是同他们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条件相联系的，是基于自身利益和需要的产物。正因为如此，作为人的有意识的选择和追求，价值观就有了自觉与盲目、真实与虚幻、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等性质和程度上的差别。

一种价值观是否科学、合理、先进，归根到底要看它如何反映和反映了什么样的主体利益、条件和需要，是否同事物发展的规律和人类历史进步的趋势相一致。

价值观对主体的行为有着深层的导向作用。人的信念、信仰、理想总是像心目中的“坐标”、“天平”和“尺子”一样，随时都在起着价值判断的作用，以确定自己行为的方向、态度和方式。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生活，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和行为取向。因此，我们要重视价值观问题。

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法律层面，使我们正确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内涵，了解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概况，熟悉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运行机抽，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任务；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养成自觉依法办事的习惯。

增强国家安全的义务；培养社会主义法律思维方式，努力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

下面是我整理的道德与法律思修论文，供各位阅读与借鉴。

第1章 引言

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今天，法律和道德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们是考察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在社会治理中，根本上来说法律与道德要相辅相成，相互适应。但是由于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在实践中，法律和道德的结合往往不能达到人们期望的状态，正确认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在社会中更好的发挥二者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因此，本文力图通过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分析研究，针对我国社会现状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对法与道德关系的完善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促进我国法与道德关系协调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以达到双方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第2章 法律与道德的概述

2.1法律的概念和特征

2.1.1法律的概念

法律是人类在社会层次的规则，它起到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作用，正义是其存在的基础，以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其实施。法治和法律要逐渐变得适当宽容以利于减少社会矛盾。法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基础决定法律，法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而为其服务。法的目的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一项重要手段[1]。所以，法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它随着阶级斗争之间的产生、发展而出现，法律将随着阶级斗争之间的消灭而自行消亡。

2.1.2法律的特征

(1)具有规范性和普遍性。

法律的规范性是指法律规范是一种一般的、抽象的行为规则，不针对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事，而是为人们规定一种行为模式或行为准则，在相同的情况下可以反复适用。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规范在国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对全体社会成员有效，每个人都必须遵守。

(2)具有严格的结构和层次。

每个法律规范在逻辑上都由假定模式、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个部分组成;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法律制度和不同法律部门构成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法律有法定的创制方法和表现形式，不同等级的规范文件之间有严格的效力和从属关系。

2.2道德的概念和特征

2.2.1道德的概念

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看，道德是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讲：“大多数的道德论总的来说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诞生物。而对于社会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不断运动发展的。所以道德永远是阶级社会的道德[2]。”这就突出了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改变;对于以不同的物质生活基础存在的不同社会团体，他们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念，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观念具有阶级性质。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略的总结为：道德是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们关于善良与恶毒、荣耀与羞耻、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爱、霸道与谦卑等观念、规范以及原则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大综合的矛盾对立统一的思想体系。

2.2.2道德的特征

(1)道德是以善恶为判断标准的社会准则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对自己和他人行为做一些简单的判断，每一个判断，都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做出的。有时候道德是根据自身的内在感受做出来的;有时候是依据法律做出来的;有时候是依据善恶的不同标准来判断做出的。道德是人们行为的判断准则，同时还是人们思想意识领域的判断准则之一[3]。人们有的时候对自己的某一个内心想法会作出否定的答案，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道德的，或者有时候通过人的谈吐行为来作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慈悲的，这些都是以道德的作为判断准则。

(2)道德是以社会舆论、内心信念来维系的

道德和法律是社会的两大行为准则，如果哪个人违反了法律规定，就会有司法机关强制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到处罚，但如果有人违反了道德准则，但不会有哪个具体的人或机关强制其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他内心的不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会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很多相应的代价。

(3)道德的内容因时代的不同会有所变化

在历史不相同的时代，人们的道德观念是不一样的。过去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现代人的道德观念是不相同的，社会中的几代人和几代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也会有所不一样[4]。思想文化的背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一些是其他文化的传播进入，使固有的本土的道德文化和人们的道德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认为不对的事，现在也认为是正确的了，也可能发生质的改变;另一些是因为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会促使人们的道德观念也随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3章 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讨

东方伦理法与西方自然法都主张把外在的法律内化为人们自觉的意识，法律只有成为人们的心理、情感需要，才能得到普遍自觉的遵守。法律与道德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相互转化的。法律总是代表着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追求。

3.1 法律与道德关系在中西方历史的渊源

3.1.1法律与道德关系在中国历史的渊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作用机制是道德法律一体化。在思想家们的理论论证和理想设计中，道德和法律不可分离。道德法律一体化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度化力量，而在人们的行为品质领域里“孝忠”更能彰显这种力量。道德法律一体化的运行，一方面道德法律化，即道德作为社会调节器的“软件”被硬化或“格式化”具有了政治法律的属性和功能，从而成为解决社会法律问题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法律道德化，即政治法律作为作为社会调节器中的“硬件”又被赋予道德的属性和功能，成为解决道德问题的有效、有力手段。而这一点也凸现了中国道德建设的成功之处：一是划类界定道德规范，并把其上升到“礼”(当时的“法”)的范畴，而形成“礼教”[5]。这种做法是避免道德宣教流于空谈，使道德在实际上成为指导中国古代从事政治建设的“国家宪法”;二是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以道德作为准绳，这样避免了如当代西方国家法律与道德的脱离，导致犯罪分子不能有效打击;三是强调道德修身，从我做起，实际上要求官吏带头从事道德修身，以己达彼，最终取得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效果。

3.1.2法律与道德关系在西方历史的渊源

西方国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索与讨论也非常久远。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认为，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一种手段，正义就是以善待亲朋好友，以恶毒对付敌人。还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主张守法是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责任，法律的制定必须着眼于道德和善良。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法律应当是实现公平、社会美德和家庭幸福的各项基本原则。西方社会大多数有名法学家也都认为，人们对社会道德理想的向往也是由法治表现出来的。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国人民都能进行公平正义和善良道德的制度。他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多学派的自然法学观念，它对罗马法律和罗马法学的制定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自然法学的宗旨就是认为法律是善良的和公正的规范，自然法构建了自然、和谐、公平、民主的价值观念。18、19世纪以后，自然法学思想观念又被大部分资产阶级法学家们作为反对封建统治者专制的强力手段。自然法学派最突出主张是认为符合道德的法才是善法，才是符合效力的。与道德冲突的法则是恶法。在西方社会传统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关于“守法”的道德观念，如柏拉图的“人们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的规定，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禽兽一样野蛮”的名言;近代的“热爱法律”作为“公民道德”的核心价值等等。这些道德观强调守法是公民的道德责任，慎独自律就是对法治的强有力的保障支持。

在西方，不同于中国。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能够自给自足，然而西方民族众多，彼此相邻，各国联系主要靠商业，西方的商品经济是十分发达的，因此调整商品经济领域的私法就十分发达[6]。人们更希望能够在一个自由，平等，公平的环境下自由生活，因此，具有自由，平等，公平精神的道德便推动了法律向这一方向进化。例如，美国著名法学家海默说：在不平等的竞争中，近年来由法院和立法机关所进行的一些改革，一定要在道德感的增强和提升中起到作用，以及由此而发生的一系列思维观念，即市场经济社会必须依靠比道德谴责更为有效的保护方法才能排斥一些应受指责的缺少道德的经营行为。此外，在欺诈性广告领域范围内也有了一些突出的发展。他认为，一些商业道德是应该赋予法律强制作用的。一个最基本的民商法原则，将一种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因此，从西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西方的法律进化发展是成功的，至今为许多东方国家所借鉴，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3.2 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法律和道德都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它们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社会主义的法德目的和方向都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为维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7]。

3.2.1社会主义的法律与道德有着相同的价值导向

人对活着意义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目标，对正确错误、美德良善、善恶美丑的价值选择和评价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动物界是不会存在的。这种价值追求和信仰存在于每个不同的时代、每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同样，社会主义社会也应是具有相同的评价善恶美丑、正确错误价值标准的统一体。社会主义所制定的法律和所追求的道德准则都要体现这种价值标准和价值追求，两者体现了具有一定意义的相同价值导向。

3.2.2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与道德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的保障。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有文明与落后之区分。道德是多层次的，而且是多元的，不可能用同一个相同标准去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况且社会上还总有些对于基本道德于不顾的自私自利主义者。为了保护广大老百姓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必须有法律强制力保障实施，这种强制力就是对违反基本道德的震慑。法律一旦形成，对社会主义道德起着补充、深化和保护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要想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国家强的制力来维持，但如果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国家的发言权将会受到威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的实施和遵守，必须依赖于道德的支持为基础。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的道德准则，体现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核心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和价值观念。如果法律违背了社会主义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不仅得不到广大老百姓的承认，而且也会破坏经济基础，阻碍社会的长久平衡稳定发展。

3.2.3法律与道德并举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

法律和道德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二者在功能上是相辅相成的，最早的法律就是由道德演化而来，是将积极的道德标准规定为法律应遵循的准则，公正严明的法律可以促进道德教化作用，而加强道德建设也可促进公民遵纪守法，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随着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公众的法制意识普遍增强，诉讼已经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选择，司法对社会的规制作用无可替代，社会对司法的期望值也日益增加。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我们法制建设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法律不是万能的，在一些方面也很大的局限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在严格公正执法、发挥法律规制作用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发挥道德强大的引导作用。

道德是公民精神的自律和主体意识的自觉。道德是提升公民素质、保障法律实施、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精神力量。我们要将这种力量相互递送、广泛传播，让道德的涓涓细流凝聚成浩瀚大海，使其与法律共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推动力量。这是时代的呼唤，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可见，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因此，科学地评价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并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两种资源，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第4章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4.1 正确认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及他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下，我们所认可的法治，就是以党为领导核心，从而使国家权力机构、行政机构、 司法机构和社会中的人民团体，实施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方略，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通过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作用，增强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推进国家经济作用、政治作用、文化作用、社会生活法制协调规范化，逐步形成社会公平正义强有力的保障体系;我们所认可的德治，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指导地位，树立 “坚持以热爱我们的祖国为光荣、以危害我们的祖国为耻辱，以服务广大人民为光荣、以背离广大人民为耻辱，以崇尚科学技术为光荣、以愚昧迷信无知为耻辱，以辛勤热爱劳动为光荣、以好逸恶劳懒惰为耻辱，以团结互相帮助为光荣、以损人利己自私为耻辱，以诚实守信为光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辱，以遵纪守法为光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辱，以艰苦奋斗精神为光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辱。”为主要标准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领域形成知道荣辱、讲究正气、促进和谐的新道德风尚，形成广大的男女平等、尊重老人，爱护幼儿、辅助贫困地区、礼貌待人的人际和谐关系[8]。可以这样说，法治是德治的进一步升华出来的，德治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思想前提和基础，二者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制度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律治国解决的是民主制度中“硬件标准”方面的问题，它使民主有法律可以依靠，它具有优秀的对违反民主法制行为的规避作用和有效地制止这些行为的社会强制力的保障作用。道德治国解决的是民主制度 “软件标准”这一方面的问题，它通过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素质和民主权利意识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良性循环运转。法治约束力非常强，但有明显的“治标”特点和落后的滞后性，德治约束力比较软弱，但是扎根于“治本性”并具有超前的特点。二者既相互区别，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正确了解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发展。一般而言，凡是法律禁止的行为， 通常也是道德所不提倡的，但并不是说所有道德不提倡的法律一概都是禁止的。因为道德是依据群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日积月累、约定俗成而形成的一定的思维模式，它根据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与行为规范来判断善恶好坏，并且在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要求人们自觉地做出放弃自己的某些权利和一定的自我牺牲。而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 则侧重于在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保证私权利的不受侵犯。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要把二者区分开来，既不能说要把道德问题当作法律问题来操作，也不能将法律问题当作道德问题来应对，划清二者的行为与目的责任，科学的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突出的矛盾问题及其产生的背景，积极主动地去面对矛盾、避免扩大紧张的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既充分调动了社会群体的生命力，又确保了社会安定有序的良性循环发展。

第二、有利于发挥法与道德的双重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对于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稳定，对于一个国家能否能够长治久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应该看到道德作用是调整社会关系、 划定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是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和人们相处关系的重要保证。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相同的道德规范，一旦失去了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就无法使人们的精神境界得到更有效地提升，无法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互相关系，自然也就无法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了：“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条件，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正平等的基本保证。”深刻领会并准确把握《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在非常有力的法治基础之上，还必须用法律制度来帮助实现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就是在完善法律制度基础上、保障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的进程中始终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先锋作用;为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法律强有力的保障;把坚持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完善法律制度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据此，充分发挥法与道德的共同优势， 才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服务和强有力的保障[9]。

第三、有利于促进人们之间关系和谐与人的心理健康，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当今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道德观念、道德理念和犯罪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和谐社会离不开文明道德的规范和保护。而人们之间关系和谐与人的心理健康是文明道德风尚的具体体现，因此，建立和遵守道德规范，着眼于形成广大的男女平等、尊重老人，爱护幼儿、辅助贫困地区、礼貌待人的人际和谐关系;着眼于促进人的心理健康，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名誉和利益，对于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有着十分重要的保证作用[10]。没有浓郁的文明道德氛围和强有力的道德谴责，单纯地依靠法律单方面的治理是难以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因此，必须坚持把加强人民群众道德建设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不断的加强全体社会成员良好的道德文化素质，从而防范和避免违法犯罪行为的大量发生。

第四、有利于在法制建设中培育良好的文明道德风尚“法律制度调整各种社会基础关系，一定要讲求平衡的。”据此，在法律制定过程中， 应对道德的一些重要原则加以维护和保障，如对家庭成员的侮辱、殴打行为，如果后果非常恶劣就不仅仅是不道德的行为，而应按照侮辱罪、故意伤害罪进行刑事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的立法要体现道德的基本原则，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本质的要求。司法机构适用法律规范的行为，就是惩恶扬善、褒是抑非的行为， 同时也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的行为，其影响不只涉及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有当事人自身，而且会在整个社会中产生一种震慑力。因此，要有效地利用法律强制手段， 促进社会的公德、职业的道德、家庭的美德在人民群众中逐步形成优良的传统和一定习惯作用[11]。

4.2 努力探索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首先，要认真领会、 深刻理解党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内涵，规避认识上的局限性。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律制度建设与道德制度建设之间的密切联系，一定要成为治国过程中的重要方略。因为法律是在惩罚已经是违法的犯罪人，而道德则重在劝告教育的作用，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使他们不会去犯罪，法律是治疗已经“发病”的人，道德是治疗没有“发病”的人。因此，从一定作用上来说，刑罚是治标的，而道德建设才是治本的[12]。只有通过大力加强道德教育，思想文化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才能使法制建设和法治得到经久不衰的保证，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保障社会有序发展。

其次，要运用制定法律、执行法律、法律宣传活动等多种手段，促进法治与德治的相互交流。一要通过公正执法和惩治一些不道德败类行为，增强公民社会公德意识、职业道德意识和家庭美德意识。在对违反最低限度道德义务的行为依法予以制止的情况下，对先进道德模范行为，依法给予各种物质和精神的奖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模范榜样学习，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和道德品质。二要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转化为法律标准，使之取得全社会整体遵守法律的强制力。要探索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的运行手段，把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的导向作用体现在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当中。社会主义道德靠群众个人的良知和社会威慑来保障实施。然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今天，良知和舆论的作用尚不足以防止违反道德行为的发生[13]。在道德观念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它们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和谐秩序能否继续存在，因此，必须利用法律手段使之上升为法律义务，以法律作用为保障加以强制执行[14]。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作用，使之从“软约束力”变为“硬约束力”，从这种作用上来说，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三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向广大人民群众法律宣传的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良好的道德基础。要把思想道德教育的导向性体现在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过程中，把基本的道德要求贯穿于各行各业制定的工作制度、行业学习、乡政府规定村民约定中和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过程中，使自律与他律、内在强制与外在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各级行政部门、社会管理部门和行业组织协会，要逐步建立健全运行有效的道德自律机制、监督保障机制和奖励惩罚机制[15]。

再次，要发动人民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道德守则、公约，并通过法律法规对这种活动给予支持。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又是基层民主建设、实行基层组织自治的重要内容。要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的精神态度，坚持依法治国这个以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最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各项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来，更好保障人民群众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因此，要积极探索出一条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在全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道德文化教育多种活动，并同法制教育相结合起来。在创建文明的社区服务站、文明单位团体、文明家庭生活，创建文明城市社会、文明行业发展、文明村镇建设，做人民满意的公务人员等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当中，始终贯穿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多种内容，使广大干部群众在大量的道德实践过程中受到熏染，逐步在全社会形成宣讲道德、实践道德、知行合一的良好社会风气。

最后，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成为遵纪守法和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表率。党员作风正派则干部群众和睦相处，干部群众和睦则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老百姓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一定要把思想道德监督作为党员作风监督、社会群众监督和行政机关监督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发挥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部门监察监督机关在道德层次方面的监督检查作用。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这一党领导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快速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系列问题，做好新形势下新阶段群众工作。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的优质服务制度。坚持做到问政于老百姓、问需于老百姓、问计于老百姓，从人民伟大实践中吸收智慧和力量。坚持实干才能使老百姓富裕、实干才能使国家兴旺发达，敢于开拓创新，勇于担当各种责任，多干一些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坚持艰苦奋斗精神、勤俭节约优良传统，一定要下决心改进所谓的文风会风，着力整治部分党员庸懒散奢的不良作风，坚决克服一些形象工程、官僚霸道，以优良党员作风凝聚各种社会力量、带动政府风气人民风气。支持社会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妇联组织等人民团体充分发挥党和群众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反映群众呼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一定要坚持认真贯彻执行党员作风和廉政建设责任制度，巩固和发展全党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局面，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从而带动民风建设，营造出党员群众和谐的友好稳定关系。

“社会和谐能够凝聚广大群众的力量，社会和谐能够成就国家的光辉伟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只要我们从我国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认真思考全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法治和德治实践做出的经验，开阔胸怀的吸收和参考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必然会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制度和模式，从而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第5章 结论

一直以来，道德与法律问题都是中外学者们所研究的 热点 。两者之间既有外在的联系，又有内在的共性，它们是社会的两大主要调控手段，其作用及意义更是显而易见。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道德法律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我国 经济 的飞速 发展 ， 法律 的完善日益体现人性化和道德性。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在新时期下又有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完善。同时，法律和道德的密不可分性又反过来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生活的幸福体验，即所谓的幸福感在法和理的间隙最近偶那个得到看更好的提高。作为新时期下的大学生，要带头学法、懂法、守法，在道德和法律的世界中寻找幸福。

关键词：法律 道德 幸福感 大学生

正文：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继续，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大幅度比例逐年提高，社会各个层面也在不断的完善和提高中。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我国正在加快融入法制社会。这对置身在未来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 法律知识 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 自然 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 现代 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关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值得人们不断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早在古代奴隶制的希腊，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人就提出要由少数有德性的贤人来治理国家。《牛津法律指南》一书中对道德是如此定义的“道德和伦理与惯例、社会习俗、法律、习惯和舆论的含义是重叠的，一般说来人们可以说，道德是社会所接受的和生活于社会中的阶层所接受的行为准则……法律总的说来是确证并强化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行为;在这个社会中，法律控制并否证和惩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法律和所承认的道德之间并不是完全符合一致的，所谓道德并不是一部分法律条文或原则性法规，但它毕竟是描绘良心和社会控制良好行为的力量的一种名称，有时它是与自然法同义的”。可见，法律不是由国家制定的，是自然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准则。而，法律和道德是两个层次上的东西，法律属于制度上的范畴，但是道德却是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范畴。从唯物的角度上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即所谓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恩格斯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

但是，法律和道德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它们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途径，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动力，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没有道德的法律是冷冰冰的束缚，它只会规定各种人类改做的和不该做的事情，并且对犯错的人依法进行法律的制裁，这样的法律注定是不会被人民接受和认同的，注定会被人民所推翻。同样，只有道德的法律是不完整的，它失去了法律所该有的最原始的意义，对任何人不构成警醒和约束，因而国家也就无法依法治理好它的人民。所以，真正的法律不是完全撇开了道德的范畴，它以道德为依据，并且用法的手段来提高人们对道德的认识。这样，法律和道德也就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了。

然而一个成功的人不仅要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同时也要有相当多的法律意识。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一个人的道德素养无法真正得到实现。只有心中有法的存在，人们在做人行事方面才会有所顾忌，才不会越过法律的界限做出不合法的事情。

现代社会的法律也正朝着人性化的一面发展和完善，法律再不是过去的只讲道理不看事情的真相。正是因为法律的道德性，人们的幸福感日益增加。再大力倡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物质条件的改善虽然带来了很多的新鲜事物，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人们的幸福感反而日渐减少，再日常生活中，人们要担心的事情太多，抢劫、偷窃现象屡见不鲜，有的人甚至患上了恐惧症。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求国家对有关法律的完善。

前不久看的一部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中，主人公在十年前犯了法，但他因为害怕受到 法律 的制裁而隐瞒真相十年。十年后，他再也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和不安主动向警方自首，本以为等待他的是无尽的牢狱之灾，但是他却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这个案列不是告诉我们法律的不公平性，而恰恰是从侧面告诉我们法律的人性化。他是犯罪了，虽然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这十年中，他所受的痛苦和煎熬远超过与法律带来的。他受到来自自己的和社会各方的道德谴责，在这个层面上，他已经经历了自己的“牢狱之灾”。在这个事件中，法律的人性化和道德性体现的完美无暇。正像剧中的人所说，现在的法律也是讲理的，这正体现了新时期下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和要求。法律的底线是道德的自我约束，或许正是因为有些人们的道德自我约束力不够才要求有一种强制力的诞生来调解社会的矛盾，而法律就恰好扮演了这样子的一个强制力的角色。因而法律也就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称成为了一种信仰。就我个人而言，法律应当成为一种信仰。“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 名言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

有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保障，幸福感便也会迅速上升。有了法和德相互作用，社会才有可能出现家家晚上不用闭门的和谐现象。在法律的人性化的旗帜下，人们更确定了社会主义旗帜的正确性，才会对社会主义 现代 化建设充满信心。当人们致力于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时代，无论做什么都是有意义的，是可以感到幸福的。幸福的定义是什么?不是说一定要生活富裕了，手里有钱了，我们所讲的幸福要上升到精神层面。幸福就是人们的心理得到了满足，人们对生活充满希望和憧憬，至少他有动力去为了美好的未来去奋斗，这就是幸福了。

最后来 说说 关于大学生所要担负的关于法律责任和道德义务。毫无疑问，大学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 中国 的未来还要靠这一批特殊的人来创造。所以，作为大学生的我们肩上的胆子着实不轻。思想道德的修养当然是相当要紧，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要学习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在守法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扬中华民族流传了几千年的美好品德。要学法、懂法、守法，在法制的轨道上，做一个有着良好道德素养的人。

参考 文献 ：《道德与人的幸福》 《法律知识是幸福快乐人生的保障》《法律的道德性》 《让你变的更自信》

摘 要 法律与道德问题的讨论,最激烈的莫过于实证主义法学家哈特同自然法学家富勒长达17年的一场论战。实证主义法学派坚持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分离,即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学说或者分离命题,而自然法学派则主张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即关于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离的学说或结合命题。但仅以此定义并未能反映出双方论战所具有的现实意识及对待问题的态度。本文试从富勒所著 文章 《实证主义与忠实于法律――答哈特教授》的角度出发,解析其背后所具有的实践性意义。

关键词 法的道德性 实证主义 良法 恶法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2-001-02

一、哈特:引出争论的着力点

在哈特教授发表《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这篇具有深远意义同时又备受争议的论文之前,实证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关于法律是什么的争论就始终存在,从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再到边沁,实证法学派在对法发展不同定义的同时,始终面对着来自自然法学派的批判。但在哈特教授之前,双方学派的争论始终未能深层次的展开,而是仅陷入了表面概念的争执,富勒教授认为,究其原因在于“我们遇到一系列定义性的命令。法律规则是,也就是说法律规则真的是、不过是并且总是,主权者的命令,法官定下的规则,对未来国家力量触及范围的预测,官员的行为模式等等。当我们问这些定义的服务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的答案是:怎么还要有目的,除了准确地描述对应于‘法律’这个词的社会现实,这些定义没有任何目的。当我们反问道:但是在我看来,法律看上去并不是这个样子。这时我们得到的回答是:好啦,在我看来就是这个样子。在此,争论就不得不停下来。”①

可见在实证主义法学派学者看来,没有必要太多停留在“法律是什么”这种纯粹的概念性判断层面,对于一项实际在发挥着作用的事物,无需在它的定义上花费太多的精力,问题总是出现在眼前的,何况即便是不深入探讨和争论关于法律的定义,法律依然作为一种现实的并在不停发挥作用的事物而存在着,太多形而上的争执无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然而由于哈特教授的观点的出现,实证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原本浅显且波澜不惊的“对抗”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哈特教授的论文,这场讨论开启了新的、富有希望的转折。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双方都承认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够最好地定义对法律忠诚这一理想,并服务于这一理想。法律作为值得人们效忠的某种东西,它一定表达了某种人类的成就;它不可能是权力的简单命令,或者是在国家官员的行为中才能辨识出来可以重复的行为模式。” ②富勒教授认为,哈特教授的论文及其学术思想坦率的提出了可供实证主义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共同探讨的论点,即忠实于法律的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就是恶法是不是法,有没有发挥效力的基础,且人们有没有遵从恶法的义务的问题。

二、富勒:以纳粹政权为例,对实证主义法学进行批判

在各种争论性的文章中,批判对方错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以一个鲜明的具有说服力的例证来加以驳斥。富勒教授在他的这篇著作中也是采取了这样的方式,他以德国纳粹政权的暴政为例。因为德国法西斯当政时期,无论是希特勒的上台掌权还是后来通过的许多反人道的立法,皆遵循了当时的法定程序,且得到了国内最广泛的遵从。富勒教授认为,当时纳粹的立法之所以甚嚣尘上,原因便在于实证主义法学的关于忠实于法律的观点从中作崇。“告密者案”是一个非常好的印证,在该案件中如果赋予纳粹时期的立法以“正确的、实在法的效力”那么许多利用该法从事罪恶行为的人就获得了正当理由并可以此出罪。同时“在整个的纳粹统治期间,纳粹频繁运用了一种对美国立法者来说并非一无所知的手段,即制定具有溯及力的法律来矫治过去法律上的无规律性(irregularities)。这种具有溯及力的法律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运用是发生在1934年7月3日的“ROEHM清洗”后。③

显然,在纳粹期间由于立法权及立法程序的异化,确实产生了很多罪恶的法令并由这些法令引发了无数的罪恶行为,但这些“法律”之所以当时被称之为法并被赋予了法的效力,并非像富勒教授所批判的那样,是全然受了实证主义法学的影响,而是在其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

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首先是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的。在纳粹盛行之前,德国国内哲学的主流是黑格尔的哲学观,沉稳、厚重而踏实的学术思想,凝聚了日耳曼民族最精华的智慧同时对全世界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恩格斯曾称赞黑格尔为奥林匹亚山上的宙斯。但是,由于当时经济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黑格尔的哲学逐渐不适合原本并不发达且日益在周边环境影响下变得浮躁的德国民众,因此最终黑格尔的思想遭到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原本在黑格尔时期默默无闻的叔本华的哲学思想。这是一种相当激进并带有一定暴力色彩的哲学理念,虽然当时叔本华早已离世,但他老人家没想到在他死去多年之后自己曾经面临绝望时所写的书最终成为了国家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后来叔本华的思想被尼采所继承,并在激进程度上予以了放大。与此同时,德国兴起了“概念法学”,事实上这是源自于德国本土的一种法学思想,但其在形式上同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奥斯丁的思想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后来“概念法学”多被认为是对奥斯丁实证法学的继承,从而也给实证主义法学蒙上了阴影。富勒教授在引用纳粹例证的时候,显然是接受了这一观点。

事实上,富勒教授所引用的纳粹例证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良好的法律若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必定自身存在良好的值得人们推崇的道德性,此种道德可以防止恶法的产生。尽管纳粹德国的事例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订立和遵从恶法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众所周知 经验 与历史需要结合其发生时的背景来理解,只对其某一方面的意义加以放大是一种断章取义的行为。

哈特教授认为,如果执意要将道德注入法律,就很难避免罪恶的道德向法律的渗透。道德的善恶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我们事实上很难断定在纳粹时期制定的法律确实完全背离了当时民众普遍的道德观,甚至如种族灭绝之类的暴行也由于得到了源于所谓“人种优越”之类的德国民众普遍共识的价值观而使行为者避免了良心上的不安。而且记录显示,当时的德国并非处于恐怖与混乱的边缘,相反国力呈现出上升趋势。且在二战初期将素有“良法之治”的英国、法国逼到了敦刻尔克的边缘。由于德国的战败,其纳粹时期的立法成为了鲜明的反例并为众多的自然法学派学者所诟病,但二战的结果若是以德国的胜利而告终,则其在纳粹政权时期的制定法事实上则发挥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这就返回到了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关于忠实于法律含义的领地。

因此,富勒教授主张的关于法律需要内在道德性支持的观点确实无法避免罪恶道德向法注入的情形,而且是否存在普遍共识的善良道德观实难确定,就算确定,该种善良的道德能否发挥出有利于社会的功效亦存未知。而以当前所认定的罪恶的道德为基础的法律又是否只起着助纣为虐的作用,亦难以判定。所以,富勒教授关于纳粹例证的引用及论证存在着起点上的瑕疵。“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 ,④如果这里的福利像卡多佐所说的,是更宽泛的含义,那么以此福利为标准检验有关法律是否值得忠诚才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三、道德性还是实证性

值得肯定的是,虽然富勒教授从善良道德的角度出发对忠实法律的意义进行的论述存在一定缺陷,但显然他的态度是一种“实证的”而非“自然的”。在《实证主义与忠实于法律――答哈特教授》整篇文章中,我们都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富勒教授现实的心态。显然,他与哈特教授的学术之争并非只停留在概念与概念对决的智识层面,而是一种真正的以现实为出发点的争论。二人都希望通过对“何为法?何谓良法?恶法是不是法”这一系列概念的阐述,达到影响实质法的运行的目的,从而最大化社会福利。这样的学术态度无疑是非常可贵的。

富勒教授所主张的自然法和法的道德性的观点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如根据他所阐述的理论 反思 或构建现行的法律制度,无疑在社会层面是能产生积极作用的。但倘若进一步,能以一种实用主义的心态对自然法的道德概念进行“利用”或“解释”无疑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在这里引用一个国内的案例进行论证。1999年9月10日辽宁省沈阳市颁布了《沈阳市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因行人交通违章而发生的机动车与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员不负责任,由行人负全部责任。随后,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作出相似规定。

该法案在出台后法学界批评声不断,质疑的核心在于该法案违背了最根本的立法原则,即权利价值的位阶问题。通说认为,以宪法为根据,人的生命权是最高的权利,机动车道路行驶的相关权利不能与之抗衡并成为驾驶员出罪的理由。若以自然法学派所主张的道德性来衡量该法案,这无疑是一条恶法,因为其侵犯了人最根本的自然的权利――生命权。这些批评同时具有现实上和道德上的说服力,该法案在一片声讨中于2003年底被废除。显然,从该法案出台伊始其命运就不会有善终,这一事件从发生到结束似乎没有令人感到意外的地方,但究其过程,却存在某些值得反思的方面。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当初订立该法案时立法者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规范行人违章过马路的行为。由于道路承载力的有限性和车辆无节制的扩容性之间的矛盾,国内较大城市多半拥堵不堪。此时在缓解交通压力方面,交通法规便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机动车的违章行为实施制裁并不困难,但行人多半有违章的习惯且对其的惩罚往往难以具有操作性,因而在某些情况下,道路堵塞是由行人不遵守交通信号灯造成的。在此种境况下,沈阳“撞了白撞”法案率先出台,目的便在于规制行人违章,疏导交通。如果仅从立法目的看,很难直接下结论说该法就是恶法。因为毕竟其没有直接剥夺本属于某些个体的正常权利,行人对于违章过马路并不是不可选择的。事实上他们是权衡了守法与违法的成本后才做出了违章的决定,其意志是自由的。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行为自然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这里的后果就是有可能被“白撞”。因此,从“撞死白撞法”的实际立法目的和逻辑结构上看,该法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恶法,相反还具有良法的基本特征,如严谨的逻辑性。毕竟法只是提供一种为当事人所知的预测结果,而并不表示该行为就必须要发生。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当行人在该法规的约束下权衡了利弊、考虑了结果之后,会做出合乎理智的选择。由此,违章行为便可能得到根治。

但该法案从出台到最终被废除,听到的反对声多来自于位阶方面,即所谓自然法的道德方面的批判,而鲜有人能以实践的眼光来看待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诚然,该法规确实违宪,而且与普遍的共识亦严重不符,但是在声讨和废止之后,似乎便没了下文。最终,解决问题的 方法 没有提出,有建设性意义的法案也没有出台。在这整个过程中,法律的道德性只被当做批判的武器来使用,而其核心的实用意义没有得到发挥。因此可以说在当前的环境下,法律道德性的批判仅停留在了否定的层面,而欠缺向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趋势,这样的境况是很令人担忧的。

四、结语

笔者并非支持诸如“撞了白撞”之类的法案,更非支持将善良的道德性从法的基础和特征中驱逐出去,而是希望将二者结合起来。以道德性所具备的天生的同一般民众善良和传统的心理相呼应的特点支持实际法的有效运作。如上,虽然废除原立法符合大众的评判标准且势在必行,但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可以修改该法案内容,以他种权利的损失代替生命权,如规定机动车无过错责任原则,虽令其给予受害者赔偿但由官方宣布其免责并对受害人的行为进行否定性的评价,从而使违规者在道德、信用方面遭受不利,承担痛苦。与此同时,于法规公布时给予法理上的解释,使之产生公信力,令公众相信两种权利在宪法上的同位阶性并自觉遵守,从而方能达到良好的现实效果。

总之,富勒教授与哈特教授的学术之争不仅是智识上的,更是 文化 与现实的,对当今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巨大的启迪作用。

注释:

①②③[美]朗・富勒.实证主义与忠实于法律――答哈特教授.智识@IdeoBook网.

法律与道德是重要的行为规范，二者都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一直是法律理论的焦点问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道德与法律相关的思修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道德与法律相关的思修论文篇一 《论法律与道德》 摘要：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古今中外的哲人和智者都试图给出答案。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是不可能划上一条泾渭分明的楚汉河界的，它们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发挥着不能彼此相互替代的重要作用。唯有“法律”与“道德”携手，才能真正地达到法治的目的。法德相融，相互渗透与协调，法律适当道德化，道德适时法律化，“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才能营造出一个和谐社会。 关键词：法律;道德;道德法律化;限度;法律道德化 法律和道德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两大调控手段。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法律和道德就始终相伴、形影不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它们凭借着自身的独有优势规范着人们的言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人们习惯借用西方的一句 谚语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来定位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认为法律和道德调整着各自的领域。我不反对这种观点，但在法律调整而道德不调整的领域以及道德调整而法律不调整的领域外，还存在一个法律和道德交叉调整的领域。正如博登海默说：“道德和法律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的命令，其控制范围部分上是重叠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秩序的遵守，而这些道德规范仍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1]法律是在原始社会的末期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以及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换言之，法律与国家的产生同步，而在法律出现之前道德就已经存在了，早在原始社会就有氏族成员一致遵守的氏族习惯和宗教禁忌了;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规范，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它通常通过各种法律文书表现出来，而道德主要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意识，它是导向性的，没有强制力，它存在人们的思想中，无须通过书面文字表达出来;法律调整的只是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外化的言行，而道德不单单调整人的 言行举止 ，还调整着人们的动机和意识;法律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这也是法律的核心，而道德强调的是义务本位，它要求我们主动追求真善美，不去计较个人得失。可见，法律和道德产生的条件、表现的形式、调整的范围和具体内容有着明显的区别，因而他们应该有各自单独调整的领域。它们自律的领域是不可以相互干涉和侵蚀的。例如，国家机关的组织形式和规则，司法审判程序等只能由法律调整，而不随地吐痰和不讲粗言秽语之类只能由道德来规范。法律是道德的底线，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伦理和道德上升为法律，由国家使用强制力来约束人们遵守和履行。社会生活中最重要和基础的社会关系既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也是道德调整的对象;对这类社会关系的破坏既受法律的制裁，也受道德的谴责。在法律规范中我们可以常常看到道德的影子，比方说，在行政法中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要求，民法中以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为指导原则。从某个角度看，道德是法律的上位概念，道德的外延要宽于法律，法律所调整的很大一部分可以归入到道德范畴中来。庞德在《法律与道德》一书中提到“刑法不应调整的，交给行政法和民商法;而那些法律不该调整的，就交给当事人的良心和他们的牧师吧!” 有人说“越是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就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成为了一部道德规范的汇编。”[2]从中可以看出道德法律化的倾向。所谓道德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法律的、国家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3]中西方都不乏道德法律化的例子，较为典型的是中国古代的立法过程。周公制礼，就是将夏商的礼进行整理补充，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尊尊”、“亲亲”是周礼的基本原则，这种道德性要求成为法律中最重要的内容。礼和刑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在汉朝，道德法律化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深受汉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汉朝的法律中将符合儒家的原则均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唐朝是礼法结合的鼎盛时期，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一准乎礼”是对唐律的评价，礼不仅指导法律制定，而且直接入律。因为我国长期处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所以我们向来重视发挥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也一直存在道德法律化的趋势。 道德法律化有其必要性。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总会看到一些人明知道德的要求，但其行为却偏与道德相背。一个丧失良知、不知廉耻的人是不会考虑自己行为的道德后果的。这就需要将道德法律化，使人们的“所知”和“所做”一致起来。法律是权力和义务的统一体，而道德偏重于义务，将道德法律化能保障履行了道德义务的人得到相应的权力，当然，权力是可以放弃的，行为人可以做出主动放弃权利的抉择。这样，可以激励更多的人来履行道德义务。“把守法作为一种道德义务”[4]有利于法律的实施。“道德所能调节的社会关系，主要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和对抗性矛盾中非对抗性的行为。”[5]对于人们之间对抗性强、利益冲突激烈的矛盾必须由法律来调整。道德在一些情况下是无能为力的。“道德社会的维护，不仅需要很多人都有道德感，而且还需要所有的人都无条件地这样做。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只要一个人或者极少数的人不道德，它就可以摧毁整个社会的道德资源配置制度。”[5]道德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只是谴责而没有惩处功能，这显然是不够的，对于犯罪之类的行为需要严厉制裁。正是因为道德本身有不够完美之处，所以我们要“道德法律化。” 道德法律化应该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而不是一味地将所有的道德规范都纳入到法律范畴。法律应该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合理兼容。事实上，法律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也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转化成法律问题的。法律有其自身的缺憾和局限性，这是无法克服和避免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激发了人们不断完善法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梁启超先生在其《先秦政治思想》一书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法律的缺憾：“法律权力的渊源在于国家，一次过度迷信法治主义，便迷信国家权力，结果是自由都被国家吞灭了，此其一;法治主义，总不免机械观，万事都像一个模子里定制出来，妨害个性发展，此其二;逼着人民在法律范围内取巧，成了儒家所谓的‘民免而无耻’，此其三。”将道德都并入法律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最终目的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道德逐渐凸显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并且有被经常违反的风险，就有可能吸纳到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要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道德法律化是将部分道德赋予法律效力，而哪些道德需归入到法律中取决于人们对行为的认可程度。道德法律化的这个“度”，可以看成是普通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念所接受和需要的程度，法律对社会成员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整个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和个人素养参差不齐，对于道德品质高的人来说，法律的标准过低，对于道德品质低的人来说，法律的标准过高，所以法律要取一个“折中值”。一个人可以忽视道德，但是不可以违反法律。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就准确地反映了道德法律化及其限度。我国封建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重婚是普遍的、道德的、合法的。我们现代社会以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为道德要求，现行的婚姻法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原则，明确规定“禁止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且将重婚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及规定了无过错方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可以看出，现行的婚姻法较大程度地吸收现代社会的道德因素，加大了对重婚的惩罚力度，但现行婚姻法并没有把所有的婚外恋的情况都囊括在调整的范围内。婚姻家庭归根到底属于私人领域，还是要感情和亲情维系，法律不宜规定得过于苛刻。又如，有学者曾经提出将“见死不救”纳入刑法中的“杀人罪”的不作为犯罪。见义勇为、舍己为人是一种美德，也是我们一直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每个人都能这么做当然好。但是，我们不能不给一个人选择的权利，如果“救别人”要用自己的性命来换，那么我们起码要有权决定是否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如果法律硬性规定去“救别人”，就是强行用一条性命去换另一条性命，造成了两个生命权实质上的不对等。因而还是将是否“救别人”的问题留给道德来规范，通过社会舆论和社会公德来促使人们做出积极的回应。过分强调道德的法律化很可能导致道德的弱化，而且“国家的财力也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的执行成本。”[7]法律不能够也不可能完全代替道德。 在道德法律化的同时，我们还要使得法律道德化。法律道德化并非指将法律调整的对象吸收到道德范围内，而是说法律规范中的倡导性的规定和禁止性条文能内化为人们自觉遵守的对象，而非迫于国家的强制力和法律的约束力不得已而为之。道德是法律的升华。法律规范必须以伦理道德为基础，失去伦理道德这个基础，法律规范势必蜕变成立法者的专横意志。解决法律中现存的一些尴尬问题，需要在法律中注入道德的血液，灵活地运用法律，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换言之，道德化的法律要借助于道德的职能。何况人的思想、信仰、私人生活领域等都是法律不能调整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加强道德建设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法律道德化不仅有助于公民道德的提高，也是法治目标的实现。法律和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也都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推动作用。无论是“道德法律化”还是“法律道德化”都是当今法治社会的亮点，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迎合法治的需要。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古今中外的哲人和智者都试图给出答案。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是不可能划上一条泾渭分明的楚汉河界的，它们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发挥着不能彼此相互替代的重要作用。唯有“法律”与“道德”携手，才能真正地达到法治的目的。法德相融，相互渗透与协调，法律适当道德化，道德适时法律化，“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才能营造出一个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姬敬武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 方法 .华夏出版社，1987，P386. [2]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哲学研究，1997年第一期. [3]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法学评论，1998年第二期. [4]刘云林.论公民守法道德的养成.中州学刊，2003年第二期. [5]罗国杰.伦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P72. [6]王建国.人性的假设与市场经济.经济学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P75. [7]郝铁川.道德法律化.检察日报，1999-11-24.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道德与法律相关的思修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