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莉妹妹论文先前研究局限性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后经综合分析而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 它是科学文献的一种。 格式与写法 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特别是阳性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在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 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 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 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 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关于参考文献的使用方法，录著项目及格式与研究论文相同，不再重复。

【摘 要】德莱塞生活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开始盛行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的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飞速发展，一方面，商品经济和人们的物质生活空前繁荣，另一方面，工业发展也破坏了人们自然的生存环境，尤其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腐蚀人们的心灵和美好的感情。社会上到处弥漫着拜金主义风尚，人们对物质和财富产生近乎病态的依赖，整个社会的精神圈都出现了危机和失衡。嘉莉妹妹也深陷欲望泥沼不能自拔，成为面临精神生态危机的千千万万个美国人之一。【关键词】德莱塞；嘉莉妹妹；精神生态危机；物化Abstract: Theodore Dreiser lived at the turn of 19th and 20th century when the doctrines of the consumptionism and hedonism were gaining momentum, when industrial booms on the one hand enabled people an enormous material enjoyment in life, on the other hand destroyed the natural living conditions and particularly the capitalist code of values undermined and eroded the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life of every individual. The whole society was stifled with avid material acquisition and morbid worship of money and fortune. The personal spiritual ecosystem as well as the whole social spiritual ecosystem were disrupted and endangered. Sister Carrie was only of the victims. This essay tried to interpreted and deciphered Sister Carrie’s choice of lifestyle through analyzing the code of values and spirit ecosystem of the whole society at that time.Key words: Dreiser; Sister Carrie; spirit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materialized德莱塞是美国自然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著名文学批评家艾伦·泰特把他与海明威、福克纳并列，称他是美国现代最重要的三位小说家之一。他的主要成就在于真实而有力地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中，残酷的社会竞争和人与人之间更加冷酷的金钱关系。他的小说《嘉莉妹妹》描绘了一位农村姑娘嘉莉，移民到芝加哥城市，不名一文，却深陷欲望泥沼，先后和两个男人同居，以满足自己对物质的需求和欲望。德莱塞生活的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的垄断阶段。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自然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大行其道，人们对物质产生近乎病态的依赖，人的精神受到污染，处在精神危机的边缘。弗罗姆说“过多的有用东西生产会生产出过多的无用人口。在精神健康意义上，20世纪比19世纪甚至病得更厉害。”(弗洛姆73)这个过程可以说是随资本主义和都市商业的发展而发生的。嘉莉的美国梦，她成长和发迹的过程，最终的迷惑、空虚和精神危机，无数的美国人、美国女性曾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德莱塞在作品中采用一种像科学家般只尊重事实的客观态度，把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所暴露的丑陋和危机，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物质商品化·心灵拜物化1860年至1865年的内战之后，美国的工商业迅猛发展，为了维持这种发展定制的移民政策已经在改变旧式的美国，美国从一个田园式的农村农场国家变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从1860年到1900年，美国人口从三千一百万猛增到七千六百万，并开始从农村向城市集中，城镇在一夜间兴起，不到十年就扩建为大城市。芝加哥最引人注目：1833年还只是个仅有三百五十人的村落，到1870年，已增至三十万人；1880年又增至五十万；1890年竟超过百万大关，发展速度之快惊人，似乎已无法以常规来衡量。庞大的工业才兴起，就被更庞大的工业吞并，置于千头万绪的金融资本控制下；少数几个豪富如：卡内基、弗里克、落克菲勒等显然是靠别人养肥了自己，加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大量的人口从乡村或世界各地的无依无靠的贫民移民涌进纽约、匹兹堡、芝加哥等城市，在城市中形成贫民窟。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厂，远远不能满足像潮水般从各地涌进的移民人口的需要。无数工厂浓雾滚滚、垃圾堆积成山、工业废水危及生命、噪音让人无法入睡。如德莱塞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新建筑物上的铁锤声随处都可听见”“The sound of the hammer engaged upon established erection of new structures was heard everywhere heard.”(Dreiser11) 这种跨越式、掠夺式的发展必然导致的是环境的破坏、生态的失衡。“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受制于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文化的基础。对于人的生活质量来说，环境质量是一个必要条件。”(罗尔斯顿4) 社会发展中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在不知不觉中向与环境成有机一体人类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蔓延，造成“精神污染”或曰“精神生态危机”。 如果在早期的资本主义那里还有带有浓重色彩的禁欲和节俭，那么在垄断资本主义那里，“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开始慢慢枯死，让位与世俗的功利”，“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开始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物质力量”，“变成一只铁的牢笼”。(韦伯138,142) 因而拜物化现象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它被看作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特征，即人把自己生产的商品当作异己的对象盲目崇拜。在商品化的社会中，人被完全指代为“消费者”。消费成了生活的唯一目的、最大的快乐，甚至成了像抽烟、酗酒、吸食海洛因一样顽固的瘾嗜。中产阶级的家庭购电冰箱、洗衣机和吸尘器，男人戴手表、抽雪茄烟，女人买化妆品和时装。在连锁店或者超级市场里到处都可以购买到半成品食品。广告商则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把自己看成是“美国经济增长的经纪人，他们在为产品做广告时赋予产品以魅力和影响力。”(Current 715) 商品和广告影像“教会了人们根据商品市场来定义自己的需求和生活风格。”(Parenti 65)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的想象力被广告和媒体所左右。(Parenti 65) 。最能说明消费热潮的是美国人以疯狂的态度对待日渐普及的汽车，“汽车已不仅是运输工具，而且成为第一个全国都着迷的消费品”。 嘉莉在前往芝加哥的火车上，脑子里充满了对物的梦想，而不是做苦工。推销员把芝加哥描绘成琳琅满目的大商场。他自己的外表装束就是一则很好的广告：“扣着很大镀金袖纽，上面镶着叫做‘猫儿眼’的黄玛瑙。手指上戴着好几个戒指…，背心的口袋外垂着精致的表链…”(Dreiser 3)。这种用金银和物质堆砌起来的时髦的外表，以及鼓鼓的钱包，使嘉莉朦胧感觉到他就是财富世界的中心。置身芝加哥这个富丽堂皇的繁华大都市后，嘉莉她完全迷失了，她认为“城市是为女人提供了一切使她生色的东西——财富、时髦、安逸”(Dreiser 18)，她“对耀眼的陈列着的饰物、服装、鞋子、文具、珠宝等商品非常羡慕”，(Dreiser 17)“每一件饰物，每一件值钱的东西对她都有切实的吸引力”，(Dreiser 17)“精致的拖鞋和长统袜子、优美的绉边衬衫和花裙子，花边、缎带、发梳、荷边，一切都牵动她的个人欲望”。(Dreiser 17)当杜洛埃提出要与她同居时，她经受不住物质和金钱的的诱惑而投入他的怀抱:他邀请她到大饭店就餐，给她买新衣，带她去剧院，并承诺他们将有新车。虽然“欲望”从内部解释了嘉莉的动机，而崇尚金钱、物欲横流的城市则是诱惑嘉莉并改变其命运的外在原因，为了真正地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为了不被湮没于人群之中，她必须或者自食其力或者寻找能够依附的男人。微薄的收入在强烈的物欲面前是那么微不足道，而一旦自食其力的愿望成为泡影时，她就只有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过着不是妓女的妓女生活。精神真空化·行动无能化如上所述，这时的资本主义已经向垄断阶段过渡，在精神领域，“宗教信仰已经不能像支持老一代人那样支撑年轻一代了。”与此同时，“人们把希望寄托于科学，认为科学会是宗教的强有力的替代物。”(Elliott 527) 并且深信：“先进的、卓越的工业技术一定会给他们带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Elliott 715)在社会文化思想领域，消费意识形态逐渐占上峰，“强调花费和位置占有，它削弱了勤俭、节约、自控等传统道德标准”，群众性消费“导致了清教理论让位于消费享乐主义。这种享乐主义崇尚生活中的享乐和满足”。( Spindler 108) 如果说马克·吐温、豪威尔思、詹姆斯等三四十年出生的作家保持的是工业前达尔文时代的道德理想，主人公可以进行道德选择，可以通过选择定自己的命运但对70年代的作家德莱塞而言，中产阶级道德已经无关紧要，个人无法把自己的命运个人的物质生存远比精神完美更加重要。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新时代的本质是由非神化、由上帝和神灵从世上消失所决定的，科学技术将人“从大地上连根拔起，”，“丢失了精神家园”(绍伊博尔德165) 。嘉莉就处在这样一个精神的“真空状态”。一方面，“上帝死了”，传统的清教道德和信仰框架被打破，另一方面，又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寻找到新的可以依赖的，聊以慰藉心灵的精神力量。更为严重的是现代工业物欲文化和商品经济又堵塞了人们的心灵渠道，腐蚀了人们美好、淳朴的感情，由此形成精神的荒漠。嘉莉是一位只顾享受，“强烈的欲望指向哪里，她便走向那里”(Dreiser 58)的姑娘。她关心的永远是“与金钱、容貌、衣着和娱乐有关的事情”，“善于学习有钱人的派头——有钱人的外表。看到一件东西，她立即就了想了解，倘使弄到手便能把自己打扮得怎样漂亮”，(Dreiser 77)“华丽的衣服对她有巨大的诱惑力”。对于物质过分的执着和痴迷，仅仅从本能的欲望是无从解释的，更多是社会熏陶以及对生活耳濡目染的结果。这个时期，城市工业的发展把城乡生活水平大幅度拉大，农村的落后与城市的先进形成鲜明的反差。反映在妇女身上，城市革命之后，城市里产生了一批相当人数可观的中产阶级妇女。“20世纪来临之际，美国男女一起在公共场所游玩，如上戏院、看电影、跳舞和逛公园，慢慢成为都市生活的一大景观和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标志。”（Evans322）而在农村，“除了少数大庄园的大家闺秀之外，绝大多数妇女仍然过着‘日出劳作，日落息工’的生活。” （王恩铭67） 这种对农村生活方式的不满情绪，为后来大批农村姑娘告别乡村、投奔城市埋下了种子。嘉莉妹妹是来自贫穷农村的成千上万的姑娘之一。如小说中描述的有钱人过着歌舞升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对嘉莉有着强大的诱惑力，而“农村”和“劳动女性”双重压力使她在社会中处在无奈的劣势地位。 城市中有闲有钱的中产阶级妇女担忧的是怎样通过逛剧院、购物等娱乐来打发她们的“多余”的空暇时间，那么像嘉莉这样的劳动妇女烦恼的是怎样找到工作生存下来。当劳动妇女外出寻找工作时，她们最关注的是找到一份工作，工资待遇乃是其次。对嘉莉而言，“只要薪水，比如说开头的时候五块周薪，那么干什么都可以”。(Dreiser11 )她作为来自农村的劳动妇女更容易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即便是种报酬极低的工作，嘉莉也因为一场病，请了几天假而最终被解雇了。经济飞速增长的代价是人们尤其是像嘉莉这样的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普遍感觉到“不能主宰自己的日常活动”个人身心承受着无形的控制和压迫，个人是行为越来越无能为力，越来越依赖成性，引发内心的紧张和焦虑。初到芝家哥时，她感到自己“像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落入了狂涛翻滚的无情大海”。(Dreiser8 )找工作无门时，觉得“这个商业区从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严峻而冷酷无情。她似乎已经没有门路可以投奔了，这场斗争太激烈了……”(Dreiser20 )嘉莉面临的选择是：继续把自己当作芝加哥无特殊技能劳力市场上的商品，以处女之身穿着雪水透入的廉价靴子在大风横扫的街道上跋涉呢，还是满足德鲁埃的肉欲，成为身价稍高的商品呢？在这一过程中，她不是没有做出努力，而是她的任何努力，最终都是无力和苍白的。这种无能感和无助感将她推向了社会道德和精神的边缘，推向了德鲁埃和赫斯渥。尽管那个时期妇女的生活的地平线开始从家庭延伸到社会，可以说“美国妇女身上已明显地体现出现代妇女的独立自主性，其最大的特大特征是追求个性、向往自由、充满信心、敢于创新。”( Rosenberg25-35) 但与当时的男性相比较，美国的妇女地位仍相距甚远。著名的女权主义夏洛特·戈尔曼说，20世纪初，美国妇女的地位取决于，“与她们相关的男性的社会地位。” (Gilman10) 20世纪初时，美国主流社会在评判男性社会时，主要是根据他所从事的工作，而评判女性社会时，则主要根据她的家庭背景和婚姻关系，由此可见，从整体上讲，20世纪初的美国妇女仍处于从属于男性的社会地位。女人需要依附男人，更要依附于有金钱和地位的男人，能依附怎样的男人可以决定女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无衣食之忧的中产阶级妇女尚且地位如此，更何况是她这样一个孤立无助，身无分文，一无所长的年轻女孩。因而，嘉莉的选择是自主的，说是她的选择，毋宁说是社会的选择，是环境的选择。如果她有任何的罪恶，有任何的不道德，遭到任何的非议的话，更应该批判和诅咒的是这个日益物化和实利化的社会。观念实利化·生存疏离化随着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趋向理性化和实利化，金钱和利益成为人际关系转移的标准和准绳，乡村式的亲切的、单纯的微笑的面庞，在城市开始变得模糊和遥远。人们体味到的是城市文明的残酷与薄情。人们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享受而没有精神追求，形成极端不健全的人格。以至于血溶于水的血肉亲情在强大的金钱攻势面前也化为了泡影。嘉莉的姐姐接受她来芝家哥仅仅是因为“她要自找工作，自付膳食费”，“她每周付房钱四块钱房钱”，就可以为她省下不少钱。对他的姐夫而言，嘉莉“在不在和他是不相干的。她的到来对他并不发生任何影响，他只关心家里多一个人挣钱，而不关心别的。”而她失去工作时，她姐夫又急不可待要送走她，生怕给他自己增加任何的麻烦和负担。商业化城市化、使现代人“从自然中被错置出来，失去了与基本的自我感的联系，越来越远离自然的生活，金钱与官僚机构代替了自然产品和感情，人完全被金钱所控制。”(Lehan61) 在嘉莉妹妹中金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嘉莉这样一个去芝加哥谋生，贫穷而又充满欲望的农家女来说，钱是得到她渴求的生活中的一切东西的手段。 著名评论家克拉克·米切儿说：“德莱塞在欲望和都市之间划上等号，他对都市描写的细致，可谓前无古人，德莱塞成了美国城市生活最伟大的记录者。”(67) 城市一开始发展，对它的赞扬和诅咒就同时存在着。城市代表着人与自足世界的分离，是把人的秩序强加到由神力创造的自然秩序中。城市人是现代文明的发祥和集散地，也是诸多“工业文明病”产生与传播的源头。城市的人文和道德环境促成了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人的疏离、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疏离，加剧了人的精神生态危机。当时的美国“经济的增长更多的依赖工人，每天按时到工厂打卡上班生产，不再只依靠农民按照大自然缓慢的季节变更次序进行耕作，” (Elliott717) 每个人不过是社会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一个小钉子，自我和个性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儿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指出：“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利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个体在他使用的机器面前消失不见了……”。(4)大资本家的工业生产流水线和上下班的打卡机等等很大程度是由机器控制人的行为，人成了机器的奴隶。人们远离自然，只与自己的制造是商品，诸如尼龙、涤纶、塑料、涂料、钢筋、水泥、汽车做着单一向度的独白。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达尔问理论被用到社会生活领域，过度强调和滥用竞争，将人和人之间的关爱、同情、无私奉献等情感击得粉碎。嘉莉来到芝家哥之后面对是工业化、机械化、物质化、商品化，她失去了人赖以生存和独立的土地和自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方向。在这样的社会中，连最为复杂的两性关系也被简化了，生物性代替了精神性的爱欲，性的技术取代了爱的艺术。爱，几乎全部被成功的清除去。如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所说：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男女之间共同建筑一种亲密关系，共同分享趣味、梦想、憧憬，共同寄希望于未来和分担过去的忧愁——所有这一切似乎比共同上床更令人害羞和尴尬。” (38) 男人和女人之间，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和物质的交易。女人也被视为男人的消费品之一，性也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年轻、漂亮的小妞除了能满足男人的性欲外，更能在深层次上满足他们占有和炫耀的欲望。在杜洛埃的眼中女人就像陈列在橱窗中的商品一样，“他在街上留心一些服装时髦或容貌俏丽的女子，对她们品头论足”。而当赫斯特伍德更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他衣着考究，生活奢侈，竭力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生理的需要。他撇开相伴多年已经徐娘半老的妻子，而钟情于年轻貌美、听从自己支配的嘉莉。男人富有时女人们投怀送抱，一旦千金散尽时，也就是遭遇遗弃时。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嘉莉为什么“根据一般女性的眼光，用衣服来划分界线，认为穿礼服的是有地位的，有道德，有声望的人物，穿工装裤和短外套的都是些丑陋的人，连看都不值得一看”（Dreiser31）。一旦遇到比“旅行推销员”德鲁埃更有钱，更有地位的豪华餐厅经理赫斯特伍德之后，她毫不犹豫得更换主人，而赫斯特伍德为了她背井离乡，最终穷困潦倒，身无分文的时候，又被她无情抛弃。在这个经济转轨，文化转型，整个社会被“物化”，精神被日益“边缘化”的背景下，嘉莉对物质的欲望，在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价值观的熏陶下，极度膨胀，加上精神生活又极端空虚，一无所长的她，只有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换取实际的物质和奢侈的生活。如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儿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社会下层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时候，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地位的下降。这一点明显表现为精神不断媚俗化。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必然会走向消亡。”(4)美国评论家法瑞尔也不加掩饰地说，嘉莉做出的选择是因为美国社会邪恶熏陶的结果。他说：“嘉莉走得是一条典型的道路。那个时期，城市对农村正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这样的时期，她离开了农村，眼看着自己被抛进了芝加哥的混乱世界。她可以高升，可以得到豪华的服饰与奢侈的享受。但这些只能通过一条罪恶的道路才能到达。”( 龙文佩322) 【参考文献】[1] Elliott, Emory, ed.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1] Dreiser, Theodore. Sister Carrie. Beijing: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y Publishing House, 2002,12. [2]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3] Rolston, Holmes. Environmental Ethics. Yang Jintong. Beij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2004.[4] 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5]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6] Parenti, Michael. Inventing Reality: The politics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86.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作家。《嘉莉妹妹》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一九00年。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芝加哥和纽约。小说主要围绕女主人公嘉莉和赫斯特伍德展开。嘉莉出生在芝加哥附近的农村。她家境贫寒，但她虚荣心很强，向往城市的富裕生活。她较为典型地代表了当时一心想往上爬的美国下层人民。然而，她到了芝加哥后马上就成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陷入贫困和疾病的泥潭。这时，嘉莉意识到贫富的极大差异性：一方面是贫困潦倒，另一方面是朱门酒肉臭。她依靠做工获得她幻想的幸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她先后成了青年推销员德鲁埃和酒店经理赫斯特伍德的情人。后来，她在纽约偶然成了一位名演员，挤入了资产阶级的“上流”社会。这时的嘉莉发现她原来梦想的生活并不是那么诱人了，相反，她发现自己非常空虚和无聊。德莱塞在此小说中还刻意描写了赫斯特伍德。他是美国上层社会的一个成员。在物质上，他过着优裕富足的生活，但在精神上，他却是个十足的贫困儿。他与妻子和子女缺乏交流，没有感情。因此，他遇到嘉莉后立即“感觉到她的青春与朝气……感到神清气爽，好像在烈日炎炎的夏季突然吹过一阵清凉的春风”（第117—118页），并对她倾心相爱。他与嘉莉的性关系被发现后，他受到舆论的指责，因此而身败名裂。 德莱塞在《嘉莉妹妹》中描写了蔑视社会和婚姻道德、被认为“有伤风化”的主人公，所以，它的出版可谓困难重重。道布尔戴出版公司虽然最终同意出版，但仅装订了五百五十八本。而且公司没有对此书进行任何促销，所以最初一版只售出去五百册。至一九0二年，美国已对此书禁销。 《嘉莉妹妹》问世早期，美国舆论对此书的评论可分为两大派。《先驱时报》和《内务报》等将德莱塞视为美国的左拉，认为《嘉莉妹妹》是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虽然这些评论也认为在嘉莉妹妹和赫斯特伍德身上缺乏坚定的道德感，但它们总体上是肯定《嘉莉妹妹》的艺术地位的。在肯定德莱塞的批评家中最突出和最早的是H．L．门肯。他指出，德莱塞并不是弗兰克·诺里斯和左拉的追随者，因为他吸取了霍桑、欧文、赫伯特·斯潘塞等对他有用的思想，将“深刻的惊奇感引入文学”。对《嘉莉妹妹》持赞赏态度的还有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查尔斯·鲍德温（Charles Baldwin）、伯顿·拉斯科（Burton Rascoe）以及F．O．马西森（Matthiessen）等人。鲍德温认为德莱塞是美国最伟大最独特的小说家，在精神上和写作水平上都超过了英国小说家；拉斯科则为《嘉莉妹妹》中的非道德辩护，认为德莱塞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自由思想的倡导者；马西森将《嘉莉妹妹》视为德莱塞生活时代历史史实的记载。另一派以《生活》和《商务报》为代表的评论则在总体上对《嘉莉妹妹》持贬斥的态度。这一派的评论家认为《嘉莉妹妹》宣扬道德沦丧和败坏。它们使用了诸如“现实性太过了”、“使人沮丧的”或者“太一般了”等字眼。对德莱塞攻击得最厉害也最有影响的是斯图尔特·舍曼（Stuart Sher-Kazin）。在《西奥多·德莱塞先生的自然主义》一文中，他指责德莱塞没有真实地描写美国社会和人，而是将人视为动物，“有意忽略小说家的崇高职责——理解和表现人物的发展”。在批评德莱塞的同时，舍曼连整个自然主义文学也一起否定了。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小说表现人的行为，而自然主义小说则表现动物行为”。阿尔弗莱德·卡津（Alfred Kain）和查尔斯·夏皮罗（Charles Shapiro）合编的《气度不凡的西奥多·德莱塞》（1955）一书收集了许多批评文章，其中有门肯、特林、沃卡特等人的文章。这本书是当时较有价值的综合性论集。在英国批评界，《嘉莉妹妹》得到了较高评价。《每日邮报》认为它是美国人写的一部了不起的小说。《捍卫者》指出，《嘉莉妹妹》“真实、敏锐、毫无偏见，它是美国历史上有史料价值的‘文件’”。还有批评家认为，《嘉莉妹妹》“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观察准确，笔调富有同情心，充满抒情和戏剧力量”。 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对《嘉莉妹妹》的批评可谓汗牛充栋、连篇累牍。从方法论上看，这些早期批评大多属于传统历史传记式批评，将作家的作品和社会、生活等同起来。应该承认，这些批评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德莱塞和《嘉莉妹妹》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存在着局限性：过分强调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而忽视了作品的独立性以及它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对《嘉莉妹妹》进行的文本分析是对传统批评的反拨，但文本分析所采取的细读法虽然弥补了传统批评的不足，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将文本视为脱离于历史和社会的“精制的瓮”。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德莱塞批评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批评方法，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女权主义批评和后结构主义批评。这些新方法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德莱塞及其作品的新视角，但同时，它们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例如，它们在微观层面上尽管十分有意义，但在宏观上却表现出力不从心。 鉴于德莱塞作品的复杂性和变化性，笔者拟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化批评和文本分析方法试图对《嘉莉妹妹》进行解读，意在揭示德莱塞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他虽然拥有自己相对独立主体和特殊经历，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持批评态度，但他实际上也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共谋，成了服务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意识形态机构一重要分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已发生重大变化，但这些变化并非革命性的或剧烈的，因为基本的传统价值信条，如新教的工作伦理、聚财伦理和等级伦理依然被那些保守的得利阶层信奉。卡津对当时社会有一段评论：“它已变得毫无生机，僵化、保守，整日希望固守传统，不思任何变革和创新。这里的空气凝固，不利于学术精神的出现。”具有预见性的作家们开始倡导新的进步的思想，但他们仍然摆脱不了一些传统思想的影响。 德莱塞是倡导新的意识形态的作家之一。在创作风格上对传统风格的越界以及对主人公嘉莉对社会、家庭道德越界的展示表现了作者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和批判，但我们不能就依此定论他是一个社会批评家，企图玷污他的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危险分子。正相反，他这样做不仅不是为了颠覆，而是为了调整意识形态内部的关系，为进步的和符合新的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摇旗呐喊，在意识形态上巩固当时的政治社会制度。德莱塞在创作《嘉莉妹妹》时正值达尔文进化论和适者生存理论盛行，以生产为主的意识形态正逐渐被消费意识形态代替的时代。消费意识形态“强调花费和物质占有，它削弱了勤俭、节约、自控等传统道德标准”。丹尼尔·贝尔指出，群众性消费“导致了清教伦理让位于消费享乐主义。这种消费享乐主义崇尚享乐和满足的生活方式”。当时的社会文化处于“肆无忌惮的生意手段，如贿赂政客、践踏别人的财产权、过多投资股票甚至敲榨勒索，和倡导‘平等’的社会律法”之间的张力之中。作为一个社会主体，德莱塞毫无疑问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因此，《嘉莉妹妹》一方面表现了嘉莉的追求上进的形象，引起了读者的同情和羡慕，另一方面，又表明了对与嘉莉类似人物的违法和不道德行为的批评和抑制。所以《嘉莉妹妹》这部小说表明，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德莱塞归类为社会批评家或坚持现存制度的保守分子，而应把他看成是对新兴的消费意识形态表现出复杂态度的作家。一方面，他对于代表新的消费意识形态的越界行为表示赞同，另一方面，他又害怕这些越界会破坏社会的稳定，所以倡导对它们进行抑制。 消费意识形态旨在诱导或鼓励人们摆阔性的消费。这种文化所倡导的道德标准是，有钱建豪宅、买昂贵服装、吸引和占有最美的女人在道德上就是正确、有价值的。这时的物品就像鲍德里拉所说的那样已经成为地位的象征，而不是仅仅满足基本的需要。因此，人们应该听从本能的驱使，“作为消费者的人将享乐看成是自己的义务，享乐和满足就像是一种事业”。鲍德里拉指出消费意识形态的欺性在于其“倡导的满足、富裕、享乐和‘冲破节俭的旧樊篱’”它使我们相信我们已从英雄的生产时期进入欢乐的消费时期。德莱塞写《嘉莉妹妹》时，美国妇女已开始受到消费主义影响。她们已开始向传统道德标准挑战：她们不再相信“妇女的责任是生养孩子”，“妇女生来就是做母亲的好料子”等信条。相反，她们认为应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富有性感，痛痛快快地享受性生活。于是，她们“为取悦丈夫，就极力挑选化妆品和具有魅力的衣服，同时，她们不愿孩子干预自己的婚姻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她们把自己同丈夫的性关系不再看成是沿袭生命的手段，而是娱乐的经历。 德莱塞在《嘉莉妹妹》中正是表现了这种消费意识形态。妇女、服装和豪宅已成为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有些批评家认为嘉莉妹妹是个淫荡的女人、道德败坏的女人，作者忘记了自己的崇高责任。这样的评论有其一定的道理，但这些批评家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德莱塞以艺术的方法表现主人公对女人、宅第和艺术品的追求，旨在表现他崇尚人的本能和享乐，表现他对新兴的消费意识形态的赞同和宣传。在这种意义上说，《嘉莉妹妹》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颠覆，而是对其进行宣传，因为人们对舒适和享乐的追求无疑会刺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 重新审视消费在小说中的作用，我们不难发现，消费弥补了社会能力的缺乏，并表达了乌托邦式的思变。费谢尔（Philip Fisher）说，德莱塞的作品是一种大众化通俗艺术。在费谢尔看来，德莱塞的作品不仅没有反驳大众意识形态，而且使读者在一个新的消费品世界中感到习以为常。在《嘉莉妹妹》中，德莱塞把婚姻和家庭生活变成了市场主题。当嘉莉乘火车到芝加哥时，小说一反把中产阶级家庭视为远离市场的地方的叙述方法。嘉莉和前来欢迎她的姐姐拥抱时，她感受不到火车上与德鲁埃在一起时的那种充满情爱的气氛。她发现自己被冷酷的现实所包围。汉森这个工人阶级家庭所住的房子并不是远离市场的安全港湾，而是与工厂连在一起的。汉森邀请她来同住，主要是为了使她能为他们承担一些房租，另外，汉森夫妇不愿在享乐或任何与工作没有关系的东西上花钱。他们一点点地攒钱，只是为了实现购买财产的长远计划。他们常常迟迟不愿满足自己的渴望。当嘉莉离开汉森家时，家庭生活与工作伦理已不再是叙述的中心了。本来汉森认为嘉莉来城市工作肯定要得到回报。嘉莉很快发现“挣面包”的想法是荒谬的，而留下一些东西可供出售才是极为重要的。为了逃避汉森家和工厂里周而复始的单调工作，嘉莉发现她惟有自己的身体好出卖以换取德鲁埃那两张软软的、漂亮的十美元绿色钞票。另一个主要人物赫斯特伍德，虽然属于不同阶级，但他的家仍是工作的延伸。他的工作要求他是活生生的广告，他的家庭挥霍消费是他成功和富裕的一面旗帜。嘉莉极力逃避工人阶级生活带来的幽闭恐怖，走出汉森家的公寓，进入推销员德鲁埃的世界。而赫斯特伍德则极力逃避呆板、索然无味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走进有名流交谈的地方。 嘉莉在前往芝加哥的火车上，脑子里充满了对物的梦想，而不是做苦工。德鲁埃则像伊甸园中的蛇一样，扮演了勾引人的角色。他的绵绵絮语引起了嘉莉对物的欲望。德鲁埃把芝加哥这个城市描绘成琳琅满目的大商场。他自己的外表装束也是一则很好的广告：“那只鼓鼓的钱包，那双锃亮的棕黄色皮鞋，那身漂亮的新套装，还有他举手投足时的那副派头，在她脑海里模模糊糊构筑起一个富有的世界”。（第7页）他好像是物的特使。 过去一般认为，家庭是远离市场的，在《嘉莉妹妹》中，满是消费品的市场成了躲避家庭和工作的避难所。嘉莉于黄昏时分到达芝加哥。当叙述从嘉莉对城市的第一印象移至下班的工人身上时，嘉莉开始渴望享有“卸下工作负担的激动”。劳动者的灵魂在轻轻自语：“我就要自由了。我要到快乐的地方，尽情享受了；那一条条街道，一盏盏街灯，还有那灯火辉煌的宴会大厅，全是为我而设的。那些戏院、礼堂、聚会、安静的大街，飘着歌声的小路——在夜里，这一切都是我的。”（第8页）这种渴望和幻想在嘉莉看到她姐姐那一刻破灭了，因为在她姐姐身上，嘉莉看到的是“生活的艰辛劳苦。”（第10页）虽然嘉莉是来芝加哥工作的，但她却渴望躲避工作。所以，小说将芝加哥分为两个部分：自由的夜晚是消费的时光，而白天是工作的时光。白天冷酷的现实压抑欲望。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变化都是发生在夜晚：如嘉莉与德鲁埃同居，与赫斯特伍德私奔等。即使在晚上工作，那也是一种较为轻松愉快的事。 嘉莉到达芝加哥的第一天去求职时，那些大街犹如一堵堵神秘的墙壁，把她排斥在丰富的物品之外。她在市区游荡寻找工作时深感自己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到处都显示着她所无法理解的力量与势力，使她不知所措。”（第15页）然而，嘉莉并未甘于碰壁，而是积极进取，努力在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城市寻找立足点。她将这个庞大城市中令人生畏的社会结构降级为可控制的消费话语，将城市看成是个可与她对话的可捉摸的商品陈列柜。她想像不出生产中的劳动者情形，也不问“他们做什么生意，怎样工作，最后是怎样的结果”等。她只是在想像“那些遥远的大人物……整日数钱，穿戴华丽，出入坐马车”。（第16页）对商品和快乐的欲望驱使着嘉莉的行动。她愿意和沉默寡言的姐夫辩论，提出应花钱去剧院，而实际上她当时还无勇气到一家公司去求职。她第一次进一家百货公司时，“她隐隐约约意识到了这个城市都拥有些什么，那就是财富、时髦、安祥和自在——女人的装扮应有尽有。她内心充满了对穿戴和美貌的渴望。”（第22页）商店里的商品激起了嘉莉对一个没有实现的理想世界的渴望。 商品明显弥补了人在社会中的无能为力和无权。在家里，赫斯特伍德是没有权力的，因为他的家庭虽然富裕，极度享受着挥霍性消费，但在社会上缺少权力。既然他妻子和孩子都渴望进入上层社会，即银行家和工业家的阶层，赫斯特伍德在家里的权威性就受到怀疑和挑战。赫斯特伍德的模糊社会地位使他家人产生了他无法满足的欲望。他的无能继而又引起家庭不承认他的家主地位。作为一位权威人士，他对于越来越无法控制和无法理解的世界非常恼火，同时，他也从来没有控制过他的家庭。赫斯特伍德虽然在家里和社会上没有权力，但他的漂亮衣服、干净的亚麻制品、珍宝，使他悠然自得，自我感觉良好。这就弥补了无权力这一缺憾。另外，我们由此可以把他对嘉莉的情感看成是对他失去家庭权威的补偿，而不是浪漫式的爱情。嘉莉在赫斯特伍德眼里明显是个高级商品，可以表明他的身份、地位和权力。例如，嘉莉身上最使赫斯特伍德着迷的地方是顺从：举止上没有任何大胆的表现。生活还没有教会她统治。他初次感到家里开始失控时，自我安慰地想：家里的事由它去吧，反正外面有嘉莉呢。 从上面简短分析中可以看出，《嘉莉妹妹》中的人物总认为商品能够给他们带来满足，但每当获得所求商品时又产生不满足，从而又渴望得到新的商品。科林·坎贝尔在《浪漫主义伦理》中说，消费文化源于对物的不可抵制的欲望。在他看来，传统的享乐主义“将获得物质视为减轻不适的手段”，而现代享乐主义“则将与物的联系想像为引起使人快乐的不适的手段”。也就是说，现代享乐主义者“每当他们接触到现实就退缩，不断地将白日梦向前推移，使它们附属在新的物上，最后又从这些已获得的物上移开”。在谈到消费意识形态的危害性时，帕兰梯说：“消费意识形态不仅伪造出虚假的需求，而且以假乱真。例如，它宣传友谊、爱情、赞同、愉快，为自己和家庭寻找安全，摆脱单调乏味等。这些东西是人们极为关注的。消费意识形态更为有害的地方是它勾起我们挥霍消费欲望之外，还像媒介和其他虚假的意识一样，使人们误以为这些就是自己的真实而又不可满足的需求。”德莱塞表现人物不满足现状、背离传统社会道德标准、追求无尽的物质享受，正是表明了作者对当时旧的生产意识形态及其所倡导的其他行为准则持批评态度，而对于新兴的消费意识形态则持赞同态度。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德莱塞并非我们想像的这么简单。他对于消费意识形态的态度其实是复杂的。例如，他对于那些追求挥霍性消费人物最终穷困潦倒的刻意描写及对嘉莉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后不知所措的表现都说明作者对消费意识形态的怀疑。另外，对于运用不道德手段，尤其那些危害国家制度的手段，德莱塞是采取抑制态度的。例如，他对赫斯特伍德从公司保险柜里偷钱这一举止明显持不赞赏态度。批评挥霍性消费和不利于整个制度稳定的颠覆性行为这一思想在他的后来作品中表现得异常突出。可以说，在《堡垒》（1946）和《斯多葛》（1947）中，他已完全转向对超验精神世界的追求。总之，将德莱塞的《嘉莉妹妹》放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解读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挖掘出新的意义。作为生活在现实中的具有主体性的作家与当时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而不是我们原先所认为的单一性关系。也就是说，作家在受到当时的历史、思想和文化的影响的同时，也通过作品对当时的思想及意识形态产生影响，修正和调整意识形态内部的关系。

十九世纪末的美国正处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贫富之间的差异，劳资之间的矛盾，道德观念的败坏，人性的泯灭，正引起人们的日益关注。然而，当时的美国文坛却充斥着中世纪式的浪漫传奇、清教徒式的说教和穷孩子靠“勤劳”、“善良”而发迹的美国式奇遇，任何事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都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而遭到出版商的抵制。德莱塞在这时推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嘉莉妹妹》无疑给这一潭死水扔进了一块巨石；这块巨石引起的反响也就造成了《嘉莉妹妹》这部小说多的命运。《嘉莉妹妹》通过农村姑娘家莉到芝加哥谋生而成为名演员的故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的表面底下的失业、贫困和饥饿，对美国贫富对立的社会作了深刻的描写。《嘉莉妹妹》用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写成为美国文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地。它虽在美国被禁，后来却在英因出版。简介:嘉莉是个俊俏的农村姑娘，她羡慕大都市的物质生活来到了芝加哥谋生。严酷的现实破碎了她的美梦，迎接她的是失业和疾病。在走投无路时，她做了推销员杜洛埃的情妇，后来由于更大的欲望又做了酒店经理赫斯渥的情妇。与赫斯渥私奔后，在纽约由于偶然的机会她成了走红一时的演员，挤上了上流社会，实现了她的幻想。然而，所谓的“上流社会生活”又给她带来了什么呢？她感到空虚，找不到真正生活的意义，在寂寞和凄凉中，她坐在摇椅里梦想着那终不可得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