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教育支出论文文献综述

多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为缓解这种矛盾，各级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理论部门就如何增加地方财力的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但有限的收入增长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财政困难依旧，甚至有增无减。它表明，对于问题的解决而言，上述思路的能量是有限的。笔者认为，财政收入作为对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互为因果，而且，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财政收入是以财政支出为基本前提的。因此，认真研究地方财政支出是促进地方财政状况改善的更有效的手段。 一 自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地方财政支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明显，财政支出结构也亟待优化。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加以剖析： 1.支出总量高速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自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1983年，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中中央和地方所占份额分别为49.7％、50.3％；34.3％、65.7％。到1995年，上述指标分别变为29.2％、70.8％；15.1％、84.9％。（注：从1993年起，预算外收支中不含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支。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格局，相反，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和地方实际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即地方是主角，中央是配角。）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已形成“大地方、小中央”的格局。十余年来，地方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其增幅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1986年～1992年同口径比较，地方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1.6％和14.3％；从绝对量上看，1996 年的财政支出是1985 年的4.79倍。然而，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大幅增长的同进， 财政资金所产生的效用并没有同步增长，且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其基本表现是： 一是地方经常性财政支出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建设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而使地方财政具有明显的“吃饭”型财政特征。1992年～1996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情况显示，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从未达到过本级财政支出的30％。这种状况似乎表明政府正逐步退出私人商品领域，但问题在于，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中绝大部分项目均属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二是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中， 行政经费日益膨胀。 1992 年、 1994年和1996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之和分别为388.36亿元、670.56亿元和969.36亿元，其占当年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9.89％、22.43％和22.14％。行政经费的膨胀， 大量挤占了急需的地方公共支出项目，表明我国公共劳务提供的成本过高。 三是在各单项支出中，人头经费远远超过公用经费。以1994年为例，我国文教卫生事业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类支出中人头经费均在80％左右。（注：人头经费包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和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和差额补助。）尤其是工资改革后，人头经费在大部分支出项目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经费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因此，支出总量的扩大，不仅未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相反还导致了更为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合理。 2.越背越重的赤字“包袱”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财政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资金调度空前困难，部分地方财政不能按期发放工资，不能及时足额报销差旅费、医药费，上级财政拨付的专款因被挪用而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因此，部分地方财政成为实实在在的“吃饭”财政，少数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资料表明，从1986年开始，预算内财政收支中，地方财政几乎年年出现为数不小的财政赤字。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赤字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赤字面也呈扩大趋势，使地方财政支出仅限于保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这种“双保”又限于低水平，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以欠帐“包袱”的加重来换取赤字的减少。而这种状况必然影响“九五”乃至更长时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基础的稳固，也必然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产生矛盾，从而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教育的“根本”地位，计划生育的“国策”地位，公检法的“重点”地位，无法从财政上得到保证，也使得缓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变得极为困难。 3.预算内收入短缺与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矛盾 统计资料显示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几乎是年年赤字，这表明预算内收入短缺，无法满足正常的财政资金需要。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干部和职工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上档次、上台阶。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其直接原因在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及非规范性创收活动的“合法化”。它起码带来如下三个后果：其一，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二，为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提供可能；其三，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平衡的“蓄水池”，有关机构与部门难以获得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及其它真实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本上只能从预算外收入这个侧面来考查预算内收入短缺而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直接原因。 从全国来看， 同口径比较， 1992 年全国地方预算外收入总额是1984年的2.99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4.7％，而同期地方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只有12.5％。1996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较之1993年的增幅更是高达171.78％。从积极的方面看，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和政府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的控制，对各级政府综合平衡社会财力，补充国家预算资金的不足，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单位办公条件（包括办公楼和办公设施）的改善，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职工福利（包括职工住宅、补贴、津贴）等额外消费的增加，而这些支出基本上是个人、集团消费方面的非建设性支出。它进一步使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一头沉”的不合理局面。 4.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级次之间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极为悬殊。从收入来看，1996年青海省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广东的2％； 从支出来看，排序最末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上海的11.93％。 此种情况直接导致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例如，仅从财政经费占支出的份额来看，1996年上海、北京、天津行政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3.55％、5.32％、5.55％，而青海、贵州、西藏分别为15.99 ％、14.86％、21.75％。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除满足政权建设和一般支出需要外，还有财力进行建设性支出，而不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工资和最低水平的公务支出。这种差别除导致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外，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述现象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之间也同样存在，它使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统一的支出标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带来地区内部不同级次之间的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的失衡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某种或某几种现象上找到原因。当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离不开以下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十分明确，即市场能做且做得好的应尽量交给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好或不能做的才应由政府去做。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轨变型期，政府、市场、企业的分工尚未相应转轨，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和财政困难。例如，单纯从我国当前吃“皇粮”者众多，且增长过猛，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就可以说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的改革尚未触及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大政府行政机构这一历史“遗产”相关。 第二，由于历史、地缘、政策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总量、人均占有量、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沿海部分发达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地区的15倍以上；以省份为例，1996年，贵州人均GDP与上海相差26倍。不仅如此， 在同一省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例如，1992年广东最富的珠海市与最穷的河源市，人无GDP相差16.4倍。 而地方财政状况作为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本身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财政收不抵支、财政巨额赤字、中央财政补助比重高，很大程度上即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表现形式。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水平悬殊，财政收支状况迥异，则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反映。 第三，财政体制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制度，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大部分年份实行的是五花八门的财政包干制，即使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实行操作中也沿袭包干制下的陈旧做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未能从法律上规范，因此地方各级的分配关系也不可能规范，在各级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地区结构的优化亦难以有效进行。 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对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增大。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范围项目与规模。其一般发展规律是：范围、项目由少到多，规模则由小到大。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公共商品，但是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有限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而“创收”制度合法化的情况下，各种税外收费、摊派、罚款、赞助、集资等非规范性的收入形式大量衍生且鱼目混珠，从而导致大量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 三 显然，目前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不是或主要不是财政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在财政上的反映。因此，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大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使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当前，必须从财政内外部着手，改造现有环境，并重点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对政府作用进行正确定位，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思路与原体制截然不同，因此，列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层次，即主要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地方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提供需要成本，但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技术装置使公共商品的享用者为之付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财政收入是公民为消费地方公共商品而付出的价格或费用。而从公共需要的决定到公共商品提供出来，中间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需要政府设立相应的科层组织。而且，在公民付费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设立的科层组织越庞大，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越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数量越少，质量越差。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应切切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政府作用领域进行正确定位，借第七次机构改革的东风，下大力撤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因岗设人，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2.配合市场化改革进程，认真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及供给成本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来的差额预算单位已变为或逐渐变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许多原统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偿供给的商品与劳务已变为有偿供给，并逐渐由低价位供给改为高价位供给，而且，许多单位的收入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如自1997年起，大中专院校招生全面并轨，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交费上学，学费收入已成为此类事业单位的固定收入。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应十分注意配合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适时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对已经或已具备条件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单位不再由财政供给资金。同时，重新调整财政供给标准，对提供纯公共商品的单位，应足额供应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经费的过快增长；对提供混合商品、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则可分别具体情况采用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核拨经费，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真正限于公共需要的满足。 3.整顿分配秩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当前，非规范的、混乱的分配秩序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主要表现。因此，必须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整顿分配秩序。首先，应将现行各种收费、基金中宜于采用税收形式的非规范收入纳入税收征收轨道；其次，应适应分税制改革，逐步下放税权，适当开征地方性税种，以使地方财政收入能随着地方公共商品需求增加而增长；第三，明确费权，并统一预算管理。费与税均属财政收入的必要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界限：一般来说，涉及面较广，延续时间较长，收入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而受益的地域性和边界性相对模糊者应用用税收形式；而涉及面较窄，延续时间较短，收入用于专项支出，则受益的地域性、边界性相对明确者可采用收费形式。因此，在确保税收收入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同进，可通过制定收费决策程序及相应的决策制衡机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乡一级政府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公共收入体系的建立，而且，对于我国分配秩序的改善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也是大有裨益的。 4.加强中央及省一级地方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具有配置资源、平衡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其中，后两个事关全局利益的职能主要应赋予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听任这种不平衡发展，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出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收入让渡。这里，主要是指前者。由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包括中央、省、市、县、乡5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制度， 其前提条件是加强中央和省一级支付的财权和财力，即应使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省级财政收入在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央财政和省一级地方财政能够以各种灵活多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其下级财政进行补助，以平衡不同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实现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基本职能。

自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行超强的巨集观经济调控，起到了相当明显的作用。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关于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篇一 积极财政政策下的财政支农政策探讨 摘 要：自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行超强的巨集观经济调控，起到了相当明显的作用。但大量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妨碍了民生工程。2009年，我国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农村财政政策方面也有许多改变。该文通过分析我国近两年的财政支农政策，以及借鉴外国经验，对我国的农村财政提出建议。 关键字：农村财政;农业;积极财政;支农;补贴 一、文献综述 对支农政策的研究很多，其中侧重于效果和不足的研究。蒋和平、辛岭***2009***认为农业补贴是 *** 对农业支援与保护的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温铁军、刘海英***2009***认为“家电下乡”一类的农村补贴由于任何外部主体进入农村都与极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之间存在高昂的交易成本，实行效果不佳。 这些研究都确定了我国三农政策的可行性，并承认它们的实际效果，同时也看到了不足，提出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经验，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政策。但是关于危机后农业财政政策却没有单独归纳出来。 本文将结合当今时代背景，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一些农村农业方面的财政政策及变化，通过分析它们产生的效果来作出评价。 二、我国的支农财政政策发展 ***一***政策总介绍 从2004年开始，中央每年的一号档案内容都是“三农”问题，2009年为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加大“三农”、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投入，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2009年底到2010年初，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旨在促进“三农”的政策，如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从2009年开始实施，2009年新增农资综合补贴集中用于粮食基础能力建设，加强新增补贴资金管理，完善使用机制等。 ***二***取得成效 1.农村低保方面 2009年继续推进农村低保的应保尽保，保障人数达到4700多万，月人均补助达到60元。城市低保实现了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保障人数达到2340多万人，月人均补助达到160元。五保供养人数556万，年人均保障水平集中供养为2500多元、分散供养为1800多元。城乡医疗救助已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全年救助6500万人次。临时救助制度正在建立健全，全年救助800多万人次。为城乡低保家庭、五保物件、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物件和城乡老党员发放了一次性节日生活补贴，惠及7400多万人。 2.农业补贴方面 我国对农业的补贴绝大部分是“黄箱”补贴，即价格支援、营销贷款、面积补贴以及种子肥料等补贴，这些补贴约占整个农业补贴的70%，从补贴形式来看，暗补是补贴的主要形式，其通过流通领域实现，而明补只占补贴的25%左右。 在发放程式规范上，在各项补贴资金的发放过程中，先向群众与社会公开补贴政策、标准、数量等，后让农民在“五到户”表册上签名盖章认可，再兑付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封闭执行。从2005年开始，采取在银行建立农民个人账户，以存摺形式直接发放到户的办法，把各种补贴资金直接计入农户或受益者个人账户，有效防止了各项补贴资金被截留挪用或抵扣现象的发生。 三、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财政政策在面对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频发的环境下，有其独特的发展空间。但这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在财政政策制定上，农民处于被动地位 无论是改善农民的福利状况也好，还是加快城镇化程序也好，解决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对农民放权让利，提高他们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权利与博弈能力。没有权利的提升，农民的福利依然是 *** 财政的“嗟来之食”，没有明晰的土地产权和土地流转的自 *** ，农民将无法解决城镇化后的安家住房问题，城镇化也会成为一句空话。此外，如果农民没有足够的自 *** ，城镇化将缺乏内生的动力，也不可能形成合理的自发市场经济秩序。现在实行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将民主财政的概念贯彻，但有待改进。 ***二***农村低保、补贴的标准评定，甄别程式等存在漏洞 农村低保和补贴是对农民直接相关的两个转移性收入来源。以低保为例，以收入为基础的准入条件，因为资料来源可能不真实，在现在看来不尽合理，另外在基础评定中也可能出现违规操作的道德风险。现在虽然实行直接发放的政策，但是中间仍会出现 *** 现象，影响农民切实利益。 ***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仍然不足 现在的农村水利设施存在病险水库多，灌溉渠道老化的问题，另外我国河流纵横交错，旱涝频发，但防汛抗旱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滞后。一些地方农村饮水安全专案实施缓慢。 四、政策建议 ***一***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突出支农投入重点 不断加大对农村水利设施、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饮水安全等工程的投入，突出重点地区和专案，因地制宜，整合支农资金。中央财政要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取消对中西部地区财政困难市县农村公益性建设专案的资金配套要求吗，以达到“保增长，保民生，保发展”的目标。 ***二***加强支农政策立法，完善农业投入保障机制 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保障法制的实施，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外统一、公开透明的农业补贴法律体系。强化农业补贴法律法规建设，要以保障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为核心。优化“绿箱政策”结构，设定必要的“黄箱政策”条款。是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对农业补贴的投入量，同时规定补贴结构及补贴方式。 ***三***加强支农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财政部、农业部等部门和地方各级 *** 应进一步建立健全责任机制，切实加强对支农专项资金和建设专案的全程跟踪检查与绩效评估，严肃查处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中的违法违规问题，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确保财政支农资金安全、规范、高效地使用。 参考文献： [1]蒋和平,辛岭.改善我国农业补贴的政策建议[J].农产品加工，2009，***7***. [2]王佳伟.关于农村低保制度发展方向的几点思考[J].中国民政,2009,***12***. [3]温铁军,刘海英.家电下乡与问题分析[J].中国金融,2009,***6***. 篇二 “积极+稳健”，改革是关键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组合”已连续实施5年。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延续这样的政策“组合”，既体现了巨集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颇有新意和深意 2015年离我们越来越近。辞旧迎新之际，很多人盘点着今年的得与失，也对明年充满更多期待：安居保障房，能不能轮到我家有一套?办企业做生意，贷款能不能更容易些?融资成本能不能再低一点?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明年巨集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定了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积极+稳健”，这一“组合”连续实施进入第五个年头。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延续这样的政策“组合”，充分体现了巨集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在具体操作上又颇有新意和深意，方向更明确，重点更突出。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三期叠加”，下行压力增大。这一压力也明显传导到了市场和企业。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压力、激发市场活力，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发力，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发力，这套“组合拳”打出去，对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常态下，新机遇、新利好很多，但困难和挑战也不少。比如，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市场需求疲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尚未完全缓解。“积极+稳健”这一政策组合，如何主动适应新常态，为明年和今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提供动力? 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握好稳中求进的主基调。“稳”，就是保证经济转型平稳进行，既不要过度 *** ，追求快速增长，也不能忽视经济下行带来的风险，确保经济执行平稳;“进”，就是要唱好改革的“重头戏”，更多地释放改革红利，使中国经济内生动力澎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明年的财政赤字将会扩大。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这样的“积极”取向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必要。适当扩大赤字的同时，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当放在如何把财政资金用在实处、花出效益。财政资金有限，就要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分清轻重缓急，优先保障民生，加大社会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投入，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应稳步推进财税改革，加强预算管理和公开力度，让公众了解国家的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产生了哪些效果;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完善，进一步公平税负，减轻小微企业负担，让市场活起来。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要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执行。特别是在当前融资依然“难且贵”的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下大力气消除经济执行中的“梗阻”，让“金融血液”源源不断流入实体经济，让广大企业获得更充足的发展动力。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快金融改革步伐，打破垄断，鼓励民营银行积极发展，创新网际网路金融，提供更多“量身定制”的服务，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地位举足轻重;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牵一发动全身。深入推进财税金融改革，是明年“积极+稳健”政策组合实施的应有之义。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改革措施到位，释放红利充分，经济的基础才会筑得更牢，百姓得到的实惠也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