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女子书店20世纪30年代初，承“五四”运动后兴起不久的“妇女解放”、“妇女运动”势头，上海出现了“女子书店”这样一家独树一帜的书店，并发行《女子月刊》，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当时，老牌的《妇女杂志》（商务印书馆）已于1931年停刊，而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尚未创刊，《女子月刊》和女子书店的出现，曾经引起妇女界以及热心支持妇女运动人士的关心。热心支持妇女运动的暨南大学教授姚名达和夫人黄心勉就是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创办人。姚名达和夫人黄心勉要从事的妇女工作，并不只是开办女子书店、编辑《女子月刊》，而是有一整套为妇女服务的计划。除了书店和月刊之外，还有女子图书馆、女子义务函授学校、女子奖学金等要同时兴办，并已分头进行，拟好缘起、章程等，并开展工作。他们发宏愿要为妇女做种种工作，最初萌芽于1929年。当时姚名达还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他感到女性没有自己的历史，缺乏对自身的认识，没有为她们所需要的专用图书馆，提供她们需要的知识，因而立志研究妇女史，要撰写一部《妇女中国史》，创办一所女子图书馆。为此，他不断积累有关妇女的史料，购置了几千册的妇女图书，并进行《妇女中国史》的写作。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在炸毁商务印书馆的同时，也炸毁了姚名达夫妇的家。为女子图书馆和《妇女中国史》积累的图书、史料以及写就的部分书稿，都被日寇付之一炬了。整个地摧垮了他为妇女拟做工作的计划。经此重创之余，他心忧的不是家业毁失，而是如何帮助妇女解放的事业，从而产生了要办《女子月刊》，推动妇女觉醒的念头。他把这计划与各地友人函商，虽然获得广泛的支持，但也不止一人建议，办刊物先要有书店为发行依托才好，于是又有先办女子书店的决定。所以，办书店的动机源于办月刊，而办月刊之动机则又源于启发妇女民智，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女子书店是靠姚名达、黄心勉夫妇掏出他们的稿费和积蓄启动的，所以经济力量很薄弱。但他们有许多朋友支持，甘愿放弃稿酬供给他们书稿。就这样，从最初租用圆明园的一个写字间筹办到1932年“九·一八”这天，迁移至霞飞路铭德里8号成立。一年多后，迁霞飞路523号，再后又迁至萨坡赛路219号。《女子月刊》一度被当局查扣，遭受意外打击，后来出书就寥寥无几，出现困局。这时姚名达在店务、刊务方面担负了更多的事务，并将批发部委任新中国书局代办，但黄心勉已心力交瘁，就在女子书店成立3周年刚过不久的5月初病逝。姚名达突遭如此巨大打击，一时无法接受，如他自己在《女子月刊》上一则启事中所说“心绪不宁”，将《女子月刊》委请封禾子（即凤子）主编，对《女子文库》和女子书店业务，自然也就疏于料理。《女子文库》一时陷于停顿，而女子书店也就似乎渐趋沉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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