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克尔论文范文资料

罗伊 帕特里克 克尔（Roy Patrick Kerr）教授，1934年出生于新西兰，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当代享有盛誉的物理学家之一。与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近代物理学家一样，克尔教授不仅是物理学家，还是数学家、天文学家。他毕生从事广义相对论、引力论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解决了旋转黑洞（即克尔黑洞）的引力场和时空问题，催生了相对论天体物理、黑洞物理等新兴研究领域。1963年，年轻的克尔求解出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的一组精确解，该解描述了不带电的轴对称旋转物体在其外部所产生的引力场和相应的时空，天文学中通常称之为克尔度规（Kerr metric或Kerr vacuum）。克尔的这一理论发现是革命性的，被许多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给予高度评价，被誉为是“所有物理学方程解中最重要的精确解”。克尔教授的这一理论发现具有重要的天文学和物理学意义，给天文学和物理学带来勃勃生机。尤其是随着类星体1963年被发现，天文学家认识到，类星体等活动星系核的能源不可能是恒星中的核聚变，而只能是其中心的大质量黑洞通过吸积周围气体释放引力势能，而这些黑洞都是旋转的，即克尔黑洞。

数学史上出现的三次数学危机,与其说是“数学的危机”,不如说是“数学哲学的危机”.下面我给你分享三次数学危机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数学史上的三次危机的产生与消除，针对它们的本质浅谈自己的认识，实际导致这三次危机原因在与人的认识。第一次数学危机是人们对万物皆数的误解，随着无理数的发现，把第一次数学危机度过了。第二次数学危机是人们对无穷小的误解，微积分的出现产生了一种新的方法，即分析方法，分析方法是算和证的结合。是通过无穷趋近而确定某一结果。罗素悖论的发现，给数学界以极大的震动，导致了数学史上的第三次危机。为了探求其根源和解决难题的途径，在数学界逻辑界进行了不懈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并在不知不觉中大大推动了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

关键词：危机;万物皆数;无穷小;分析方法;集合

一、前言

数学常常被人们认为是自然科学中发展得最完善的一门学科，但在数学的发展史中，却经历了三次危机，人们为了使数学向前发展，从而引入一些新的东西使问题化解，在第一次危机中导致无理数的产生;第二次危机发生在十七世纪微积分诞生后，无穷小量的刻画问题，最后是柯西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三次危机发生在19世纪末，罗素悖论的产生引起数学界的轩然大波，最后是将集合论建立在一组公理之上，以回避悖论来缓解数学危机。本文回顾了数学上三次危机的产生与发展，并给出了自己对这三次危机的看法，最后得出确定性丧失的结论。

二、数学史上的第一次“危机”

第一次数学危机是发生在公元前580-568年之间的古希腊。那时的数学正值昌盛，忒被是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毕氏学派对数的认识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万物旨数”。所谓数就是指整数，他们确定数的目的是企图通过揭示数的奥秘来探索宇宙的永恒真理，信条是：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能归结为整数或整数之比，即世界上只存在整数与分数，除此之外他们不认识也不承认别的数。在那个时期。上述思想是绝对权威、是“真理”。但是不久人们发现即使边长为1的正方形对角线不是可比数。这样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是不成立的，绝对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证明单位正方形对角线的长不是整数分数，按照他们的观点，这种长度不是数!另一方面，他们不承认自己的观点有问题，这就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这是第一次数学危机。

三、第二次数学危机

第二次数学危机发生在十七世纪。十七世纪微积分诞生后，由于推敲微积分的理论基础问题，数学界出现混乱局面，即第二次数学危机。其实我翻了一下有关数学史的资料，阿基米德的逼近法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无限小分析的基本要素，直到很多年后。牛顿和莱布尼兹开辟了新的天地――微积分。微积分的主要创始人牛顿在一些典型的推导过程中，第一步用了无穷小量作分母进行除法，当然无穷小量不能为零;第二步牛顿又把无穷小量看作零，去掉那些包含它的项，从而得到所要的公式，在力学和几何学的应用证明了这些公式是正确的，但它的数学推导过程却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直到19世纪，柯西详细而有系统地发展了极限理论。柯西认为把无穷小量作为确定的量，即使是零，都说不过去，它会与极限的定义发生矛盾。无穷小量应该是要怎样小就怎样小的量，因此本质上它是变量，而且是以零为极限的量，至此柯西澄清了前人的无穷小的概念，另外Weistrass创立了极限理论，加上实数理论，集合论的建立，从而把无穷小量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第二次数学危机基本解决。

四、数学史上的第三次危机

1.悖论的产生及意义

(1)什么是悖论

悖论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多想一想”。这个次的意义比较丰富，它包括一切与人的知觉和日常经验相矛盾的数学结论，那些结论会使我们惊异无比。悖论是自相矛盾的命题，即如果承认这个命题成立，就可推出它的否定命题成立;反之，如果承认这个命题的否定命题成立，又可推出原命题成立。如果承认它是真的，经过一系列正确的推理，却又得出它是假的;如果承认它是假的，经过一系列正确的推理，却又得出它是真的。古今中外有不少著名的悖论，他们震撼了逻辑学和数学的基础，激发了人们求知和精密的思考，吸引了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和爱好者的注意力。解决悖论难题需要创造性的思考，悖论的解决又往往可以给人带来全新的观念。

(2)悖论产生的意义

疏忽学悖论是在数学学科理论体系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才出现的。它是对数学学科理论体系可能存在的内在矛盾的揭示。虽然暂时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对正常的科学研究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冲击，但它对于揭露原有理论体系中的逻辑矛盾，对于揭露原有理论的缺陷或局限性，对于这一步深入理解，任何和评价原有科学理念，对于原有的科学概念或理论的进一步充实完善和促进科学管理的产生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科学研究提供新的课题和研究方向。

2.第三次数学危机的产生与解决

(1)第三次数学危机的产生

第三次数学危机发生在1902年，罗素悖论的产生震撼了整个数学界，号称天衣无缝，绝对正确的数学出现了自相矛盾。

罗素在该悖论中所定义的集合R，被几乎所有集合论研究者都认为是在朴素集合论中可以合法存在的集合。事实虽是这样但原因却又是什么呢?这是由于R是集合，若R含有自身作为元素，就有R R，那么从集合的角度就有RR。一个集合真包含它自己，这样的集合显然是不存在的。因为既要R有异于R的元素，又要R与R是相同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集合都必须遵循R R的基本原则，否则就是不合法的集合。这样看来，罗素悖论中所定义的一切R R的集合，就应该是一切合法集合的集合，也就是所有集合的集合，这就是同类事物包含所有的同类事物，必会引出最大的这类事物。归根结底，R也就是包含一切集合的“最大的集合”了。因此可以明确了，实质上，罗素悖论就是一个以否定形式陈述的最大集合悖论。

(2)第三次数学危机的解决

罗素的悖论产生后，数学家们就开始为这场危机寻找解决的办法，其中之一是把集合论建立在一组公理之上，以回避悖论。首先进行这个工作的是德国数学家策梅罗，他提出七条公理，建立了一种不会产生悖论的集合论，又经过德国的另一位数学家弗芝克尔的改进，形成了一个无矛盾的集合论公理系统(即所谓zF公理系统)，这场数学危机到此缓和下来。

现在，我们通过离散数学的学习，知道集合论主要分为Cantor集合论和Axiomatic集合论，集合是先定义了全集I，空集，在经过一系列一元和二元运算而得来的。而在七条公理上建立起来的集合论系统避开了罗素悖论，使现代数学得以发展。

三次数学危机是我们数学史发展中的一个奠基，他为我们日后更详细、深入的研究数学做了很好的铺垫，我我想以后也许会有第四次数学危机，但数学家也会把它化解掉，只有出现危机，才能使我们的数学研究达到更高的境界。

数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新教材中，任何一个新概念的引入，都特别强调它的现实背景、数学理论发展背景或数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感到知识发展水到渠成。所以特别希望在教学中能不时渗透数学史的相关知识，充分发挥和利用数学史的教育价值，使学生通过了解数学史，而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理解数学、感悟数学。

一、集合论的诞生

一般认为，集合论诞生于1873年底。1873年11月29日，康托尔(G.Gsntor，1845-1918)在给戴德金(JuliusWilhelmRichardDedekind，1831—1916)的信中提问“正整数集合与实数集合之间能否一一对应起来?”这是一个导致集合论产生的大问题。几天后，康托尔用反证法证明了此问题的否定性结果，“实数是不可数集”，并将这一结果以标题为《关于全体实代数数集合的一个性质》的论文发表在德国《克莱尔数学杂志》上，这是“关于无穷集合论的第一篇革命性论文”，在其系列论文中，他首次定义了集合、无穷集合、导集、序数、集合运算等，康托尔的这篇文章标志着集合论的诞生。

二、集合论成为现代数学大厦的基础

康托尔的集合论是数学史上最具革命性和创造性的理论，他处理了数学上最棘手的对象——无穷集合，让无数因“无穷”而困扰许久的数学家们在这种神奇的数学世界找回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它的概念和方法渗透到了代数、拓扑和分析等许多数学分支，甚至渗透到物理学等其他自然学科，为这些学科提供了奠基的方法。几乎可以说，没有集合论的观点，很难对现代数学获得一个深刻的理解。

集合论诞生的前后20年里，经历千辛万苦，但最终获得了世界的承认，到了20世纪初，集合论已经得到数学家们的普遍赞同，大家一致认为，一切数学成果都可以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之上了，简言之，借助集合论的概念，便可以建立起整个数学大厦，就连集合论诞生之初强烈反对的著名数学家庞加莱(JulesHenriPoincaré，1854-1912)也兴高采烈地在1900年的第二次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宣布：“借助集合论概念，我们可以建造整个数学大厦。今天，我们可以说绝对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然而，好景不长，一个震惊数学界的消息传出，集合论是有漏洞的!如果是这样，则意味着数学大厦的基础出现了漏洞，对数学界来说，这将是多么可怕啊!

三、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悖论导致第三次数学危机

1903年，英国数学家罗素在《数学原理》一书上给出一个悖论，很清楚地表现出集合论的矛盾，从而动摇了整个数学的基础，导致了数学危机的产生，史称“第三次数学危机”。

罗素构造了一个所有不属于自身(即不包含自身作为元素)的集合R，现在问R是否属于R?如果R属于R，则R满足R的定义，因此R不属于自身，即R不属于R。另一方面，如果R不属于R，则R不满足R的定义，因此R应属于自身，即R属于R，这样，不论任何情况都存在矛盾，这就是有名的罗素悖论(也称理发师悖论)。

罗素悖论不仅动摇了整个数学大厦的基础，也波及到了逻辑领域，德国的著名逻辑学家弗里兹在他的关于集合的基础理论完稿而即将付印时，收到了罗素关于这一悖论的信，他立刻发现，自己忙了很久得出的一系列结果却被这条悖论搅得一团糟，他只能在自己著作的末尾写道：“一个科学家所碰到的最倒霉的事，莫过于是在他的工作即将完成时却发现所干的工作的基础崩溃了。”这样，罗素悖论就影响到了一向被认为极为严谨的两门学科——数学和逻辑学。

四、消除悖论，化解危机

罗素悖论的存在，明确地表示集合论的某些地方是有毛病的，由于20世纪的数学是建立在集合论上的，因此，许多数学家开始致力于消除矛盾，化解危机。数学家纷纷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希望能够通过对康托尔的集合论进行改造，通过对集合定义加以限制来排除悖论，这就需要建立新的原则。

在20世纪初，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1908年由数学家策梅洛(Zermelo，ErnstFriedrichFerdinand，1871～1953)提出的公理化集合论，把原来直观的集合概念建立在严格的公理基础上，对集合加以充分的限制以消除所知道的矛盾，从而避免悖论的出现，这就是集合论发展的第二阶段：公理化集合。

解铃还须系铃人，在此之前，危机的制造者罗素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层次的理论以解决这个矛盾，又称分支类型化。不过这个层次理论十分复杂，而策梅洛则把这个方法加以简化，提出了“决定性公理(外延公理)、初等集合公理、分离公理组、幂集合公理、并集合公理、选择公理和无穷公理”，通过引进这七条公理限制排除了一些不适当的集合，从而消除了罗素悖论产生的条件。后来，策梅洛的公理系统又经其他人，特别是弗兰克尔(A.A.Fraenkel)和斯科伦(T.Skolem)的修正和补充，成为现代标准的“策梅洛——弗兰克尔公理系统(简称ZF系统)”，这样，数学又回到严谨和无矛盾的领域，而且更促使一门新的数学分支——《基础数学》迅速发展。

五、危机的启示

从康托尔集合论的提出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数学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一切都与康托尔的开拓性工作密不可分，也和数学家们的艰辛努力密不可分。从危机的产生到解决，我们可以看到，数学的发展跟提出问题和面对困难是离不开的，期间要经历无数的挫折和失败，但是只要坚持，终会走向成功。

矛盾的消除，危机的化解，往往给数学带来新的内容，新的变化，甚至革命性的变革，这也反映出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历史性动力的基本原理。正如数学家克莱因(FelixChristianKlein1849-1925)在《数学——确定性丧失》中说：“与未来的数学相关的不确定性和可疑，将取代过去的确定性和自满，虽然这次悖论已经找到解释，危机也已化解，但是更多的还是未知，因为只要仔细分析，矛盾又将会被认识更为深刻的研究者发现，这种发现不应该被认为是‘危机’，而应该感到，下一个突破的机会来到了。”

参考文献：

1.《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必修1》教师教学用，人民教育出版社

2.胡作玄，《第三次数学危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揭开了新的篇章，我国数学科学的研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以下是我搜集的一篇关于三次数学危机探讨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从我国数学的发展看三次数学危机。

1 引言

数学中有大大小小的许多矛盾，比如正与负、加法与减法、微分与积分、有理数与无理数、实数与虚数等等。但是整个数学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深刻的矛盾，例如有穷与无穷，连续与离散，乃至存在与构造，逻辑与直观，具体对象与抽象对象，概念与计算等等。在整个数学发展的历史上，贯穿着矛盾的斗争与解决。而在矛盾激化到涉及整个数学的基础时，就产生数学危机。整个数学的发展史就是矛盾斗争的历史，斗争的结果就是数学领域的发展。

2 三次数学危机

第一次数学危机发生在古希腊，源于毕达哥拉斯的以数为基础的宇宙模型和数是可公度的信条。毕达哥拉斯认为，事物的本质是由数构成的，并以数为基础，构造了宇宙模型[1].在毕达哥拉斯看来，数就是整数或整数之比。但这一信条后来遇到了困难。因为有些数是不可公度的。这一矛盾，导致了毕达哥拉斯关于数的信条的破产，并进一步导致了毕达哥拉斯以数为基础的宇宙模型的破产。这在当时产生的震动太大了，因此历史上称之为第一次数学危机。

17、18世纪关于微积分发生的激烈的争论，被称为第二次数学危机[2].在17世纪晚期，形成了微积分学。牛顿和莱布尼茨被公认为微积分的奠基者。他们的功绩主要在于把各种有关问题的解法统一成微积分，有明确的计算步骤，微分法和积分法互为逆运算[3].由于新诞生的微积分方法中隐含着逻辑推理上的严重缺陷，导致了无穷小悖论[4].当时牛顿等人不能自圆其说，而且，其后一百年间的数学家也未能有力的回答贝克莱的质问，由此而引起数学界甚至哲学界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争论，造成第二次数学危机.

19世纪末分析严格化的最高成就--集合论，似乎给数学家们带来了一劳永逸摆脱基础危机的希望。庞加莱甚至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大会上宣称：现在我们可以说，完全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5]但就在第二年，一场摇撼整个数学大厦基础的暴风雨来临了，英国数学家罗素以一个简单明了的集合论悖论打破了人们的上述希望，引起了关于数学基础的新争论。他把关于集合论的一个着名悖论用故事通俗地表述出来。

它和其它一些集合论悖论一样，对数学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刻、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动摇了整个数学的基础，并导致了第三次数学危机。

3 从我国数学的发展看三次数学危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揭开了新的篇章，我国数学科学的研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是我们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结果，

数学论文《从我国数学的发展看三次数学危机。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开始筹建数学研究所，1952年正式成立。全国各高等院校普遍设置了数学系，《数学学报》和《数学通报》复刊。1958年~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数学基础理论研究受到很大冲击，积极的一面是明确了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的奋斗目标，也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线性规划得到大力推广并创造了切实可行的图上作业法,运筹学由此在我国发展起来。在发展我国高科技过程中，例如1965年9月17日，我国科学工作者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我们不能不承认，数学对于现实生活的影晌正在与日俱增。许多学科都在悄悄地经历着一场数学化的进程。现在，已经没有哪个领域能够抵御得住数学方法的渗透。因此，对于数学，特别是现代数学加以普及，使得数学和数学家的工作能对现实生活产生应有的积极影响，这已成为人们日益重视的课题。

4 总结

综上所述三次数学危机对数学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第一次数学危机中产生的欧几里德几何对树立天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一次数学危机使古希腊数学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古希腊的数学基础转向几何。第二次数学危机中波尔查诺给出了连续性的正确定义;阿贝尔指出要严格限制滥用级数展开及求和;柯西指出无穷小量和无穷大量都是变量，并且定义了导数和积分;狄利克雷给出了函数的现代定义;美国数理逻辑学家罗宾逊又利用无穷小量引进超实数的概念，建立了非标准分析，同样也能精确的描述微积分，解决无穷小悖论。第三次数学危机建立了实数理论，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极限的基本定理，使数学分析建立在实数理论的严格基础之上，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而且还产生了公理化方法论和数理逻辑等一批新颖学科。我国以至世界各国的数学发展也都依赖于三次数学危机中产生的数学的新内容。整个数学的发展是一个层层深入、层层递进的过程。

参考文献：

[1]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数学室着.现代数学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张光远.现代化知识文库：二十世纪数学史话[M].知识出版社，1984.2

[3]袁小明.数学史话[M].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4]于寅.近代数学基础[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3.

理性与非理性的交叠对峙400多年来,在法国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一直是纠结在一起的两条主线.时而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时而非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蒙田是法国哲学的先驱,他对于17世纪的笛卡尔和帕斯卡尔产生了双重的影响.首先,蒙田的怀疑主义影响了笛卡尔“怀疑一切”的方法论和自由的批判精神.蒙田的座右铭“我知道什么?”运用古罗马时期的皮罗主义的论据来说明,一切事物都是值得怀疑的.蒙田被人们看作是具有批判精神的自由思想家.笛卡尔对于从经验获得的知识以及以往科学知识的怀疑,对现成的知识进行批判,敢于怀疑一切,都是受到了蒙田的影响.蒙田也影响了帕斯卡尔的非理性主义和人学.文艺复兴以来的一些人文主义者颂扬了人类的伟大、尊严和理性,而蒙田揭示了人类的渺小、可悲和信仰.这就使得帕斯卡尔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综合,既让我们看到人的伟大和尊严,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可悲；既看到人类理性能力的作用,同时又看到理性的无能和信仰对它的超越.帕斯卡尔充分肯定了几何学的作用,并且在他的科学研究中也广泛地运用了几何学中的证明和推演方法.然而,帕斯卡尔也认为几何学的方法是有限的.在他看来,过分抬高理性或理智的作用是一种理性的独断,而以人心或内心为基础的敏感性的精神、微妙的精神及精确性的精神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们的一种良好洞见力.在笛卡尔和帕斯卡尔之后,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得以确立.18世纪是理性主义的时代.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将由上一个世纪的哲学家所确立的理性主义变成一种现实的政治原则.理性主义成为他们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勾画新社会蓝图的标尺.理性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以往的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19世纪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双峰对峙的时代.19世纪的法国哲学中雷诺维耶的新批判主义和孔德的实证主义继承了启蒙哲学的传统,而比朗、柏格森和布隆代尔这三位改变法国哲学发展方向、奠定法国现代哲学基础的哲人,则继承了非理性主义的传统.到了20世纪,除巴什拉等人的科学哲学和结构主义哲学体现了理性主义的原则之外,萨特的存在主义是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属于非理性主义的一种体现.德里达、福柯、德鲁兹等人追随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由笛卡尔直至康德、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但从总体上来看,20世纪的法国哲学是非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可见,400多年来,在法国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一直是纠结在一起的两条主线.时而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时而非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这种纠结的状态一直贯穿始终.“进步”与“解放”的价值重估对于“进步”,后现代主义有一系列疑问：人类的历史是否真是在不断进步的?“进步”难道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再则,“进步”真是一件好事情吗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成为法国哲学讨论的重要主题.崇尚理性、自由、平等、进步的启蒙精神是现代性的突出体现.卢梭是现代性最早的批判者.他通过把自然和文明对立起来,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社会政治制度和教育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卢梭意识到,科学艺术的进步和发展是与人民的幸福相矛盾的,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与人的道德水准未必成正比.因为假如现实生活中的文化被以奢侈、金钱和低级趣味为主体的时尚所左右,就会完全变成一种“金钱文化”和低格调的“俗文化”.卢梭认为,从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状态,就使人类从平等进入到不平等.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不平等就加深一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评价卢梭这一学说时写道：“这样,卢梭就看到了不平等的产生是进步.可是这种进步包含着对抗,它同时又是退步……文明向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进一步……压迫者被压迫,这就是否定的否定.”如恩格斯所说,卢梭的这部著作“可说是精彩地显示了自己的辩证的起源”.它不但是对人类只是在上帝面前才是平等的那种基督教封建学说进行思想斗争的武器；同时,它也包括了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口号“平等、自由、博爱”.法国革命爆发以前35年,卢梭就不但已经认识到革命的必然性,而且在哲学上、在法理上证明了革命的正当性.当然,卢梭并不是认为,在社会状态中,人就注定是不自由和不平等的.恰恰相反,卢梭把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状态看作是不合理的社会状态.卢梭想要实现的否定之否定,是使人在一种全新的社会状态中达到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的自由和平等.后来,卢梭的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黑格尔思想的形成.如何看待理性和进步,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思考的两个问题.福柯等人反对理性的总体性、理性的暴力和理性的极权主义.“进步”以及与它相联系的“解放”概念也是后现代主义要“解构”的.对于“进步”,后现代主义有一系列疑问：人类的历史是否真是在不断进步的?“进步”难道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再则,“进步”真是一件好事情吗?“进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怎么看到“进步”所带来的人的自由的不断丧失、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对于 “解放”,后现代主义也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后现代主义认为,“解放”是一个宏大叙事和元话语,是为后现代主义所摈弃的；其次,人的解放的过程也是逐渐取得主体地位、成为独立主体的过程,而主体的形成、建构过程,同时也是人逐渐被规训化的过程,因而最终是限制人、制约人,使人丧失自由.至此,后现代主义不仅解构了法国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原则,同时还把启蒙哲学的“进步”和“解放”概念也解构了.最后,后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有可能使人走入误区,制造出灭绝人类的武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过度滥用,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使地球越来越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为严重的是,科学不能解决人的精神问题——无论是人的道德、价值、理想信念,还是人的终极关怀等,都不是科学和理性所能解决的.人文与社会的多重呈现和其他国家的哲学相比较,法国哲学更注重对人和社会的研究.法国哲学家们不只沉湎于理智王国而缺乏情感,他们中的不少人同时又是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同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相比,法国近代哲学似乎有以下几个风格和特征：第一,法国哲学一直贯穿着一种怀疑精神和崇尚理性的精神.怀疑精神和崇尚理性的精神可以说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说,怀疑是否定的、批判的一面,那么,崇尚理性则是肯定的、有建树的一面.怀疑的目的就是要崇尚理性,或者说怀疑只是理性的一种手段.从中世纪的唯名论者阿伯拉尔、文艺复兴时期的蒙田,到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18世纪的贝尔、伏尔泰等人的怀疑论,这种敢向传统、权威挑战的怀疑精神,在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甚至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也体现了怀疑精神.它怀疑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怀疑历史进步论和启蒙精神,怀疑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成果等.第二,人和社会是法国哲学聚焦的对象.自然和人是哲学的永恒主题.而和其他国家的哲学相比较,法国哲学更注重对人和社会的研究——爱尔维修注重人的灵性、强调人的精神性,把人作为一个文化的对象、教育的产物.存在主义哲学就是一种人学.而孔德直接就是近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从涂尔干到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他们都十分注重对于现代社会的研究.这些都应该看作是法国哲学对人类社会认识的贡献.后现代主义对于后工业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对于正在大力推进现代化的我们不亚于一剂清醒剂.第三,开放性.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极大地吸收了英国唯物主义哲学（特别是洛克的经验论）,狄德罗还极大地吸收了莱布尼兹哲学中的辩证法因素.19世纪,不仅勒努维埃的新批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康德哲学的继承,而且阿默兰的唯心主义和黑格尔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3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3M”（马克思、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和尼采都是德国哲学家,克尔凯格尔是丹麦哲学家,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的心理学家,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元素都影响着20世纪法国哲学的面貌.第四,社会参与性.法国哲学不是书斋里的哲学,而是与现实斗争紧密相连的哲学.法国哲学家不喜欢身居斗室去进行玄学的思辨,而更加关注社会的变革和政治的斗争.他们有一种使命感和时代感,是现实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第五,和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法国哲学家们不只沉湎于理智王国而缺乏情感,他们中的不少人同时又是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不仅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是名垂史册的文学家、戏剧家、文艺批评家,擅长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比他们晚一些的柏格森、萨特和加缪,更是捧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法国哲学的中国传播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法国哲学的兴趣逐渐超过了对德国哲学的兴趣.这种在学术兴趣点上的变化,和法国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相关,也与中国哲学界学术生态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联从近100年来法国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来看,中国人对于法国哲学的主要兴趣大致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笛卡尔哲学.中国人对笛卡尔哲学有着双重的兴趣：一方面是他高扬主体性的哲学和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另一方面是他的二元论哲学在物理学领域坚持了机械唯物主义、他的唯物主义对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有着重要的启发、他的心身关系学说开启了西方心灵哲学之先河.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对于主体性问题、认识论问题和对于西方心灵哲学研究的加强,笛卡尔哲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8世纪的启蒙哲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由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三位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18世纪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孔德的实证哲学.孔德的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及其实证哲学的基本原则,是我们了解英美实证主义哲学的基础,对于我们理解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理解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都具有导引意义.孔德的实证社会学和涂尔干的社会学,被中国人看作是社会学的开山鼻祖.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20世纪初,柏格森关于生命创造进化的哲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一起被传进中国,为当时想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生命的活力.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大学校园里曾经一度流行“萨特热”和“尼采热”.尽管萨特所强调的“存在先于本质”等一些极端个人主义和绝对自由观不尽合理,但他强调青年人要自我奋斗、自我创造,在自主选择的时候,要主动承担责任.这些观念正好契合了当时青年人乐于自我谋划、自我选择的想法,对于解放思想、焕发社会活力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法国现象学思潮.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流传到法国,在法国产生了广泛和长久的影响,出现了现象学思潮.它对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和德里达、福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都产生了影响.近十年来,随着对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研究的深入,年轻一代中国学者也对法国现象学家的研究和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结构主义.上世纪末,中国研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众多.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于拉康的后弗洛伊德主义的研究,在中国学界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对于深受阿尔都塞和拉康影响的巴丢的研究在中国也逐渐升温.后现代主义哲学.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形成了新的研究热潮.包括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勒兹、鲍德里亚在内,都成为中国哲学专业博士论文的重要研究对象.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是对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西方几百年现代化进程、尤其是西方的现代性理论的一种反省和批判.他们反对技术至上,反对过分强调以人为中心,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不能过分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了价值理性等.这些观点对现当代中国的发展（尤其是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法国哲学研究的兴趣逐渐超过了对德国哲学的兴趣.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于17、18世纪法国哲学、对于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感兴趣,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法国哲学中的现象学思潮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更感兴趣.这种在学术兴趣点上的变化,与法国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相关,也与中国哲学界学术生态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联.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个年轻的国家，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她的 文化 是英国文化的移植和再创造。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澳大利亚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澳大利亚文化认同转型

摘 要：澳大利亚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土著文化阶段、民族文化阶段和多元文化阶段。其每一阶段向另一阶段的转化都有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年轻的澳大利亚是在多次的文化认同转型中走向成熟的，其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利用外界发展自身的典范。

关键词：澳大利亚;文化认同;转型

对于澳大利亚文化性格的建立，黄源深老师在其著作中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澳大利亚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土著文化阶段、民族文化阶段以及多元文化阶段。土著文化即在澳洲延续四万年的原住民文化，虽然几近被随英国殖民的西方文明所入侵与扼杀，但仍对后来澳洲文化的发展存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至于民族文化阶段则是从1788年英国进入澳洲的殖民文化开始，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演化，才逐渐发展成可称为“澳大利亚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格。就在其移民社会丰富内涵以及开放发展的趋势下，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多元性渐成为其文化社会的重要成份。自70年代起，这种对多元宽容态度的提倡，便成为澳大利亚政府主要的文化政策方向。黄源深认为，澳大利亚的当代文化表现在社会层面上是粗犷豁达、平等实际、物质文明、浪漫无羁。这种民族文化融合了宽容多元的精神，在多元异种文化刺激下而能绽放出丰富的生命力。

18世纪经历圈地运动及工业革命的英国，大量的农村人口为了谋生而集中到城市。然而过度拥挤的人口以及高消费使得谋生并不容易，城市里出现了大批穷苦的劳工及贫民。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与尖锐摩擦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城市里犯罪率不断上升，英国政府的对应 方法 则是不断加重及扩大刑罚严惩以期吓阻。为了解决监狱人满为患及城市人口过度拥挤的问题，英国政府开始将囚犯流放至美澳等地，且往往将底层民众所犯的轻罪加重判刑以符合流放标准。如此做法一方面可以舒缓城市人口压力及社会问题，二来又可以拓展海外殖民地。

由于在北美爆发脱离英国的独立战争，澳洲成为英国政府继北美之后替代流放罪犯的地方。1788年，英国派出由菲利浦总督(Arthur Phillip)率领的第一舰队载来首批移民抵达澳洲，罪犯及军人构成了澳洲这批最早移民的主要成员，其后在澳洲发现金矿后及移民奖励政策下，自由移民才逐渐成为多数，直到1868年全澳废除流犯政策为止，英国已经在澳洲流放多达168,000名罪犯。在今天，一般便以1788年作为现今澳大利亚联邦创建所能追溯到最早的一年。

这种罪犯流放史的 经验 ，对澳大利亚民族的集体心理可能构成了深层的影响。1788年1月26日，菲利浦总督在悉尼湾(Sydney Cove)举办了简单隆重的典礼，宣告英国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正式成立，后来更成为澳大利亚联邦的 国庆节 。然而对今天的澳大利亚人民而言， 1788年并不是一个纯然荣耀的一年。1788年是英国正式将势力伸入澳洲建立殖民地，同时也是首批发配澳洲之流犯抵达的一年;它象征的是英国的荣耀，而不是澳大利亚的荣耀。和怀抱梦想前往美国的清教徒相比，这些澳大利亚早期的移民特质也不一样。这些早年来到澳洲的人们并非为寻找新天地而来，而是一群被英国政府及社会所放逐到遥远荒陆的有罪之人和社会底层民众，他们是被迫待在澳洲的一群无奈的英国人。在这个背景下早期移民澳大利亚的群体自然较难积极发展出独立的自我价值及荣耀，他们的荣耀理当来自于大不列颠帝国殖民的延伸，然而却是原本在国内的社会地位、文化、生活水平都较为低落的一群。澳大利亚在过去对母国的心态可以说是景仰却隐含有相形自卑的潜在意识，这使得他们早年似乎不断的在寻求英国的认同，并强调以身为不列颠人的身份为荣。这种自信的失落让他们可能特别意识到并强化在面对非西方文明时的优越感。

此外，在澳大利亚的早期移民建立其以白种移民为主社群组织后，便一直想象着一个脆弱的自我。这种想象的来源因素很多，除了前所提及的政经历史发展因素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其孤立偏远的地理位置所致。澳洲的偏远位置、晚起步的发展、相对稀少的人口，都让早年的澳洲白种移民感到不安，担心自己被西方遗弃。这种脆弱性的想象带来不安，使澳洲希望尽可能的以各种方式确认自己居于西方国家，并以身为大英帝国的一员为其归宿。而在外在物质的联系上，早期的澳洲移民时常必须依赖母国的接济，在经济开始发展后，与英国以及日后与美国的贸易，构成了经济上最大的支柱，而其国防在二战前更是依赖英国的保护。在这种脆弱不安感和前所提及的自信相对失落的背景下，澳人便倾向于追求心理上的归属感及外部实质上的依赖，导出澳人比 其它 国家更在意确保自己身为优越西方的一份子，且与强大英美均维持好友。

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便可能在这种心态下成为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的基本国策，对于中国和日本等亚太劳工移民的进入，澳大利亚以白人为主的社群在早期显得相当忧虑，澳人因为特别在意自己的西方身分而刻意对亚洲移民加以区隔歧视。如前所述，由于在西方世界内的自信相对不足，澳人在面对非西方文化时因而特别易于产生优越感，藉由歧视他们来获取自信失落的慰藉。虽然身处亚太，但澳大利亚过去在论述上认为亚洲是“另一个世界”，然而由于他们实际在地理位置上又和“另一个世界”较为接近，加以前述脆弱性的想象，使得他们对于“亚洲黄种人”可能带来的威胁特别敏感。让澳大利亚早期在亚洲特别感到威胁的国家有二，一为甫成为新兴强国的黄种日本，二为拥有庞大人口且被西方世界认为是最能代表“东方”的中国。一直到二次大战后，在澳洲开始转向多元开放的五零年代以前，澳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从纯粹西方国家的角度来想象自己，并透过英美来认识世界。

澳大利亚对母国英国从崇拜并安于其传统关系，到产生不满与 反思 ，在历史上有一次重大事件可作为转折点。澳大利亚早年在外交上仅关注于与母国的联系，对外并未有太多独立发展的外交政策，在外交制度上甚至由英国来代表澳大利亚。二次大战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本南侵瓦解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防线已经兵临澳洲本土之际，英国首相丘吉尔否决了澳洲朝野的求援请求，还准备将澳洲在中东战场的精锐第七师军团调往缅甸支持。在危急时刻澳洲国会通过召回澳洲第七师的决议，出身工党的科廷(John Curtin)并在激辩中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宣告澳大利亚认为太平洋战争对澳洲而言是一场主要的战争，澳大利亚应该要有自立的能力，并且在外交上将转而关注与美国的合作。太平洋战争确实引起了澳洲对自我身份的反思，澳大利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位于亚太的国家，而日本兵临城下与英国轻视帝国边陲战场的态度，强烈刺激了澳大利亚要保卫“自己”的这种想法，促成澳大利亚有别于大英帝国的自我独立意识。

二战后澳大利亚转向追随美国，然而这种追随已经和过去从属英国的关系不一样，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历史记忆中的政治位阶同属独立后的英国殖民地，美国像是澳大利亚的一个优秀的兄长。在这个时期，澳大利亚在政治上的主体性已渐崭露。二次大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和欧美各国有了实质性的政治交流和平等地位。在冷战格局下，澳大利亚追随着美国以两大阵营对峙的观点来认识世界。1972年，工党领袖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成为澳洲，取代了战后长期执政有着亲英美传统的自由党，采取了反战等非亲美策略，开启了新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上崭新的一页，同时白澳政策也在此时正式被废除。

不久之后，发生全澳震撼的政治事件，1975年工党的经济政策失误导致政治陷入僵局，惠特拉姆向时任总督一职的克尔(John Kerr)请求参议院改选，而寇尔竟宣布以总督职权解除民选惠特拉姆的职务。这个事件确实激起澳洲民众再次对自我走出英国关系的省思。且在此之前英国加入欧盟的这件事，其实已经对澳大利亚传统亲英的人士造成相当大的打击。70年代，先是美国反传统的浪潮影响到澳大利亚新兴社会风气，且各国移民的大量加入，使得多元民族的现实打破了文化一元的情况，澳大利亚政府在80年代宣布采取“多元文化”作为正式的政策方向。

澳大利亚所呈现的文化多元性似乎与美国不同，其既想要改变过去依附推崇英国文化作为唯一主流的立场，然而在自我价值相对薄弱下并没有很强的主体文化基础。由于他们不似美国拥有“美国精神”般的也有某种澳大利亚精神，或说澳大利亚精神是在后来才逐渐形成并以开放、多元和自然为期待，因此他们的文化主体性质可能更易接受各种外来的刺激影响。美国文化的多元性是将各种文化吸纳进美国这个主体，然而澳大利亚的文化主体则由于没有强烈的基本元素，而使得各种外来文化更容易生存且可能直接形塑文化构成，宽松开放的文化主体使澳大利亚能去追求展现出一种“世界性”特质的理想。

这种澳大利亚对自己拥有“世界性”期待的理想，除了表现在尊重国内的多元文化共生外，还展现在澳洲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澳洲自二战后便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对事务的意见上，努力表现超然中立，从一种以世界为考虑的高度上去思考。在这种世界性的展现中，澳人可以找到了心理上属于自己的价值与荣耀。且由于站在这种高度去思考，而使澳大利亚能对以往极依赖的“西方”世界有所批判，例如在环保、军事等议题上皆曾与传统西方国家对立，而人权议题更在白澳政策废除后成为外交主题之一。澳大利亚对追求世界性的开展和对澳洲自我定位的省思是相关联的，澳大利亚在走出英国、反省一昧追随美国以及放弃极力确保自己为西方欧洲国家的进程中，开始逐步整理自己的身份定位。这时，澳大利亚的地理偏远位置反而能有利于在国际发声时显得超然中立，而国内多元民族文化的提倡以及原民传统则留下的自然思维等，皆有利于其对世界性追求的开展。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并不是说她的亲英美传统消失了，事实上无论是亲英美策略或者以国家战略利益考虑的态度一直都存在。而在社会上的各种文化元素中，根源英美的文化生活方式仍然是最强势的主流。英语能说得好，可说是在当地生活获得尊重的必要条件。白澳政策虽然已经废除，但部分澳洲白人仍有这种排斥亚裔以及多元文化政策的想法，白人作为主流优越的印象也仍存在一些澳洲民众的心中。1998年由激进种族主义者汉森(Pauline Hanson)所创立的一族党(One Nation Party)，主张排斥非白人移民，尤其针对影响日益增加的亚裔文化，该党竟在当年的选举获得89席中的11席国会席次。虽然一族党后来遭到不分族群许多民众的多次抗议并衰微解散，但可知种族主义思维仍然存在于澳洲，并可获得一些支持。

年轻的澳大利亚是在多次的文化认同转型中走向成熟的，原因就在于澳大利亚是一个善于利用、借鉴他国的国家。这种拥有多元性、开放性、世界性的自我期待，使澳大利亚社会逐渐走向开放和多元化，正在面向世界、融入世界。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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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

摘要：澳大利亚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而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确保了多民族文化的平等和谐发展，不仅丰富了国家的教育资源，而且使得社会得以全面的发展。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教育独具特色，这不仅反映在国家政策提供的有利保障，而且在具体的实施方法、策略、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关键词：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教育

一、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澳大利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移民的情况决定了社会的性质。其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移民浪潮：澳大利亚第一次移民潮是土著人，他们大约在6万年前到达澳洲。他们代表着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遗产，对现代澳洲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第二次移民浪潮从1788第一船队登陆植物湾起到1945年，主要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移民。1847年，90%的澳洲人口是英国人，其它来自欧洲.只有不到l%来自亚洲。第三次移民潮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澳洲接收了来自许多非欧洲国家与地区的新移民。这些新移民以他们不同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着澳大利亚的社会状况，尤其是近些来自印度支那的难民潮也更深地影响着澳大利亚社会特性。移民，澳大利亚这一主要的社会元素，给澳大利亚社会打上了多元文化的印记。

与此同时，移民结构的改变也决定了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发展演变。同时，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也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同化阶段(190l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1901年制定的这个移民限制法将移民的范畴仅仅局限在英国和爱尔兰，所有在澳洲定居下来的移民都应接受澳洲主流文化的同化，以便尽快融入澳大利亚社会。第二个阶段为融合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至1972年，出于改善国际形象的迫切要求和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同化政策开始改变。1966年政府开始改革移民法，并对非欧洲移民的限制进行了修改，允许“杰出”非欧洲移民澳大利亚，也对“白澳”政策进行了抑制。随着1972年惠特拉姆政府正式终止这个限制性的政策，并提出了尊重移民地位的主张。他指出解决移民政策就是多元文化主义。第三阶段是自1972起多元文化的实行。1973年，“多元文化”被政府正式提出，各个少数民族积极回应，纷纷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以便在主体文化中能够提倡或体现他们的传统与语言。

自1979年起，澳大利亚成立了多元文化事务学院.旨在进一步提高人们对多元文化的认识，加强澳洲社会的凝聚力，促进民族之间的理解与宽容。之后到1989年，多元文化事务顾问委员会在广泛咨询和接受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队国家议程》，并且确定了多元文化的三个方面，即文化认同、社会公正以及经济效益。随着这一议程的提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逐渐趋于完善，最终被确立为澳大利亚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的一项基本国策。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移民政策进行了新的调整，并且明确要坚持多元化的原则。1996年，霍华德向众议院提出了新的移民法案，重申文化多样性原则和无歧视的民族政策，议会一致通过。1999年，澳大利亚国民多远文化咨询委员会在名为《新世纪的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趋向包容性》的 报告 中阐明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方针原则和今后的发展方向。2000年，澳大利亚政府建立了多元化澳大利亚文员会，对多元文化进行监督和管理。2003年，澳政府再次颁布《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多元一体》，重申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要举措。

二、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的形成和发展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市随着多元文化政策的产生而产生，但是它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以前，澳大利亚一直奉行“白澳政策”，拒绝非欧洲地区的移民。当时澳大利亚的教育模式主要是借鉴英国的，实行同化教育，而且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和非欧洲移民接受到的教育是非常有限的。政府对移民学生采取“被动的通话教育”政策，政府认为移民学生自己必须主动去适应学习环境、语言和学习习惯，学校没有义务和责任做出任何改变，政府只允许学校使用英语进行授课，限制其他语言在课堂中的使用。

然而，变革不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它并没有得到现实的尊重。到了8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所有的州几乎都接受了多元文化政策。可以说，在澳大利亚，没有哪个学校没有受到多元文化政策的影响。教学资源的编制也反映了教育部门的政策。虽然各州的政策努力使教师融入到多元文化的政策中来，但是，真实的落实，尤其是没有较多移民学生的学校里，这些政策的落实都只是象征性的。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整个课程体系的实施都是各行其道，没有一个系统的标准，这就导致了1984年国家多元文化教育咨询文员会的建立。1973年.政府组建了多个移民教育调查委员会，并在各州学校成立组织委员会，并细致地调查了移民 儿童 的教育问题。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掀起了一股多元文化教育浪潮。到80年代，澳大利亚各州已完全接受了多元文化教育政策。从80年代初期开始，联邦政府以及各州开始制定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多元文化教育实施方法。1987年中期，联邦政府又制定出了国家语言政策，提出“非英语教学语言”。这就肯定了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价值，并提供资金在中小学、成人教育机构中进行英语为第二语言和非英语语言的教学研究。1989年出台的《关于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议程》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了实施纲领。该议程的实施，使得来自不同家庭、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经历和传统得到充分的尊重，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并且承认所有学生对学校、社区及社会所作的贡献。另外，联邦政府还制定了发展和提高土著居民教育的政策，以增加土著居民的教育、就业的机会。从此，澳大利亚由多民族、多种族人口形成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事业开始得到全面发展。

三、 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的具体体现

(一)政府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资金支持

澳大利亚政府非常重视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并成立组织了相关部门负责多元文化教育以及多元文化课程。国家设立多元文化教育委员会，各个州成立多元文化教育的政府顾问委员会或相应的管理机构，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不仅如此，澳大利益对土著居民的教育问题也日益重视，各州政府不但拨资金以提高土著学生入学率和教育质量，还在进行教育拨款时向土著学生较多的地区和州倾斜。

(二)构成了一套多元化的课程体系

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采取多元文化政策，为多元文化创造有利的条件，联邦政府和各州都高度重视并支持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并且成立相关的部门负责多元文化教育和多元文化课程。澳大利亚多元文化课程反映在课程文化背景、课程目的、课程设置以及课程管理实施中。课程的设立可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和已有的知识水平，充分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以满足学生的兴趣和要求。澳大利亚强调国家执行多元文化主义，而国家统一推动多元文化课程是其多远文化教育的一个新特点。澳大利亚在全国范围内把普通教育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所有人都必须重点学习的共同基础课程，其内容包括社会认为一切成员都应具备的知识观念、本领和价值观，具有规定性。另一部分是选修课程，是一套可以根据学生愿望、兴趣、才能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需要来确定的内容，由各州、各校自行选择。在课程管理方面，澳大利亚中小学实行分权、民主化的管理模式。联邦政府不直接管理全国中小学的课程.只对各州中小学课程发展给予指导和资助。学校也为教师提供课程发展的空间，允许教师自主开发多元文化课程。

(三)保护和发展本国语言的多元化特点

澳大利亚政府为了保护本国语言的多元化特色，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1997年澳大利亚颁布了《语言问题国家政策》，这是澳大利亚第一部明确的官方语言政策。该政策规定了英语为澳大利亚的国语和官方语言，并一直坚持以下四条澳大利亚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1)确保英语的支配地位;(2)保护其他语言的稳定发展;(3)提供英语外其他语言的服务工作;(4)提供学习第一语言的机会。同时注重土著语言的保护和研究。

(四)注重多元文化师资的培养

学生背景的多元化给教师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就使得教师必须学习如何满足多民族学生的需要，必须设计、安排出可行的课堂管理制度，必须设计有文化交融的课程进行教学。政府还在高等教育院校设置教师培训专业项目，主要为从事多元文化教学的各级各类学校培养教师，要求教师必须具有使用多元文化教学的知识和技能，使用批判性的教育方法和成熟的语言教学。此外，政府还招聘和培训土著教职员工，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土著学生的需要，同时要求所有任课教师掌握土著居民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政府为加强土著教师队伍建设，还制定了一系列的 措施 对土著居民教育的教师给予种种优惠等。

四、 澳大利亚多远文化教育对我国民族教育的启示

我国作为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经济发展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面临着处理教育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协调的问题。我国一直在不断努力探索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途径与模式，经过建国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如何切实提高教育的质量还是我们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澳大利亚宽容、开放、民主的多元化教育模式为我国民族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借鉴价值。

(一) 必须确立民族教育的多元化教育理念

我国的民族教育与澳洲多元文化教育在发生的背景、实施的内容和方法、目标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有各个级别的民族学校，甚至有民族学院和民族高等院校，但到目前并没有形成完整而科学的民族教育体系。长期以来，民族教育作为普通教育的一个补充部分，民族性没有得到体现;也没有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教学论;双语教育也是停留在摸索阶段.并没有一套体系遵循;课程设置上忽视民族 传统文化 建设，民族学校与内地同科目，开展“应试”与“升学”教育。因此，我国的民族教育要坚持开放、民主、宽容的态度，认识到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确立多元文化理念。充分体现我国社会的多元文化性，这样才能使教育的发展既有国家的一体性又彰显民族文化的多元化。

(二)教育政策要向民族教育倾斜

澳大利亚制定为多元化教育的实施和执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条文、法令、法规等，从而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和顺利实施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和政策上的依据。此外，这些法规法律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每项法律法规的制定都有相应的人员、财务和组织机构做保障。我国在制定公共教育政策时，要按照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的思路。在政策制定、实施、资金保障层面要确保我国民族教育多元化发展，建立民族地区教育补偿机制，加快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教育均衡发展。我们要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具体措施与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促进其本土化转化。

(三)为培养多元文化师资力量提供必要条件

师资力量的提高和完善是多元文化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必备条件。我国师资培养课程体系基本上全国趋同，很少有涉及对教师多元文化教育知能的训练。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要改善现有的多元文化背景中教师培养的课程设置.更新多元文化教师的教育观念，将培养具有多元文化教育知能纳人多元文化背景中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其次，少数民族可以聘请民间的一些艺人、长者、学者担任民族学校的客座教师，不定期和教师进行座谈交流，帮助教师加深对少数民族文化、历史、风俗习惯等的理解，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教师的业务水平。与此同时，学校和教育部门要定期定向拨款资助教师培训，同时注重对教师多元文化知识和跨文化教学能力的专业训练，能够使教师顺利应对跨文化的教育教学情境，辨别学生不同文化的行为模式，使用学生熟悉的教学法，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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