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张伯驹研究的论文

当时的他在收藏了《丛碧山房》 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然后陆续收藏了西晋陆机《平复帖》，并且后来将其捐赠给湖北。

1927年，张伯驹收藏了第一件墨宝——康熙皇帝的御笔横幅《丛碧山房》，因张伯驹住处好植蕉竹花木，从此以“丛碧”为号，开启了收藏之路。

一、西晋陆机《平复帖》

张伯驹害怕《平复帖》被盗买，便委托阅古斋韩君转告溥心畲，不要再使其流出国外，如果愿让，张伯驹可收，如果溥心畲急需用钱，也可以此帖抵押。1937年，叶遐庵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委托张大千致意溥心畲，以6万元求让。溥心畲仍要价20万，未成。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张伯驹原想以《平复帖》作抵押借给溥心畲1万元。第二天，傅增湘告诉张伯驹，溥心畲现下只要价4万元，不如直接买下。于是，张伯驹年前先付了2万元，余款分2个月付完。《平复帖》由傅增湘转交张伯驹，并题跋于其后。那时白坚甫打算买下《平复帖》转售日人，20万的价格也是很容易的，但《平复帖》已到张伯驹手中。

二、隋展子虔《游春图》卷

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到了马霁川手里，要价800两黄金。此卷在《宣和画谱》中有著录，为存世最古的画迹。张伯驹和于思泊去找马衡，告诉他此卷必应收归故宫博物院，院方应先致函古玩商会不准出境，然后议价。如果院方经费不足，张伯驹愿代为周转。但马衡没有同意。张伯驹只得自己出面购藏，警告厂商，此卷有关历史，不能出境，以致流出国外。后由墨宝斋马宝山出面洽商，以黄金220两定价。那时张伯驹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不得不售出所居房产付款。一个多月后，南京政府张群来京询此卷，愿意花四五百两黄金买这幅画，马霁川悔之晚矣。

三、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

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是1950年经琉璃厂论文斋靳伯声的弟弟在东北收到，持来北京。秦仲文告诉张伯驹这卷书法在惠孝同手中，担心他知道了以后一定会买。但张伯驹问惠孝同的时候，得知他并没有留，已被靳带去上海了。张伯驹急忙托马宝山追寻此卷，不到一个月就被追回，狂喜的张伯驹花了5000多将其买下。

在1960年以前，张伯驹所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便有117件，虽然数量并不庞大，但却涵盖了中国的历代书画史。其中唐代及以前的书画珍品6件，宋代书画13件，元代书画11件，明代书画40件，清代书画47件。除了上述几件，李白《上阳台帖》、宋徽宗《雪江归棹图》等藏品也堪称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煊赫巨迹。

举凡世间之事皆讲求机缘，似乎冥冥之中有一双巨手，把天下苦乐、悲喜、冷暖、逆顺揉捏于一处，方生出如此万般人生况味。农历乙酉岁末，出差于北京，候机的余暇闲逛于机场售书小店。偶然间，一本书封面上熟稔的黑白倩影照片从静态、昏黄中立体地折射出来，如磁石般吸附了我的目光。俊美、端丽、雅致、从容，这就是我的旧作《张伯驹和潘素》中的潘素摄于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机缘更为巧合的是，不多时日后的一个晚上，我接到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电话，说他们正在组织出版“中国文化百年”系列丛书。张伯驹是中国现当代文人学者、收藏家中的翘楚，在百年中国文化历史中应有一席之地。他们选定了《张伯驹和潘素》，拟作为丛书之一重新出版。我一面惊奇于机缘之巧，一面有些犹豫。的确，于张潘二位先生的资料研究和经营访察用去了我七八年的业余时间，而成书只用了一个半月，实为一部“急就章”。我一直等待着经历了岁月沉淀与淘洗之后再去理解和感悟，期盼着何时能潜下心来再重写一次。源远流长、浩浩荡荡、无际无涯的中国文化，滋养出难以计数的大略雄才、仁人志士。而历数其间，张伯驹实为数千年泱泱文化精粹孕育出的当世“才”和“士”的一个典型。先生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早年曾与张学良、袁寒云、溥侗比肩民国“四大公子”之列；先生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于诗词、书法、绘画、文物鉴藏、戏曲色色俱精，集诸艺于一身，且臻于峰巅之境，如斯国学修养渊深之人，实世间罕有；而其作为一代艺苑宗师，尤以词之成就最高，他的诗词创作，“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与其格律相谐、化典圆熟的词作相配的是他的书法，超拔脱俗、独步高标，世称“鸟羽体”；他在戏曲上，尤以京剧功力精深，当年名伶傍戏，盛极一时，“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先生身为贵胄门第，不惜倾家荡产、甚至典质借贷抢收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书法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现存最早的山水画珍迹隋朝展子虔《游春图》等价值连城的文物珍宝，终以悉数捐公，而于国家奖励的20万元分文不取。随后被错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他对此漠然一笑，淡然处之。先生虽出生富豪之家，却一生坎坷多劫、苦乐兼备而苦多于乐；但其性情与心怀坦荡超逸，博雅通脱，慷慨率真，不因时世迁移，不因境遇更改，本性一生、本色一生，堪可谓“是真名士自风流”啊想来，中国“士”的精神最基本的要义是学识和道义。先生作为一代高流名士，他的多才不仅仅是中国文化薪火传承的表象，他所承载的不仅仅是禀赋、学识、涵量，更传承了中国“士”的精神——大仁、大义、大德，尤其是“士”的精魂——重道、崇道、循道。这样在文化领地、艺术苑圃和精神境界俱臻高峰之人，竟为世人罕知，渐次在国人记忆中走远，岂不悲哉！我于改革开放初期动意为先生立传并开始搜集整理资料，至今也已有二十余载的光景。回想改革肇始之时的中国大地，举目萧疏，百废待兴，看今日神州繁华昌茂、欣欣向荣。物力的增长、国力的攀升扶摇直上。但其间精神家国、价值取向的变迁也有些沧海桑田。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国学传承面临挑战，民族文化精神被消解。我们的精神家园迫切需要民族精神、优秀文化琼浆圣水的浇灌。令人欣慰的是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和政府愈加重视并不断推出重大举措。不仅国人对传统文化、对国学的专注与日俱增，且全球范围内也一次次掀起尊崇和传播中国文化之风潮。而正如一些方家所言，在当今时代研习国学、光大国学则不能不了解张伯驹、不能不学习张伯驹。拙作的再版如能让先生高风不泯、世代永志，让晚生后辈“知今世有如斯大妙人实千秋江山之福祉也”；如能让我实现夙存于胸的梦想——为中国文化之传承和复兴添砖加瓦而尽一己绵薄之力，幸甚。拙作的写作出版，也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媒介，联系起我与当世诸多著名学者、方家书翰交契的机缘。我有幸小住后海南沿潘素先生家中，与之促膝谈心，围炉夜话，追怀伯驹先生的记忆历久弥新；两次在钓鱼台国宾馆造访刘海粟先生，海老泪花充盈，在饱含着激情的叙述中充满了对伯驹先生的追怀与敬慕。拙作出版后辗转到香港年已97岁的海老手里，他翻阅后便在书的扉页上用激动得有些颤抖的手写下了“释回增美”的赠言，又转托回赠于作者；还在萧劳（钟美）四壁堆满了书籍和画轴的书斋里听他长谈与伯驹先生作为至交间的词墨友谊；去红庙北里周汝昌先生家中拜访，他神情专注、侃侃而谈，从与张伯驹的忘年之交谈到词学、红学，从人生遭际谈到人品性情，敬意之情溢于言表，所作书序洋洋洒洒间饱蘸着缅怀师长的深情令人心动。此后又数次通过信函，周先生不仅对作者多有鼓励且于为学、为人、为文之道均有精深表述；启功先生亲赐墨宝，题写书名；罗继祖先生数寄信函，品评斧正……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从张伯驹先生及他所感染的几代民族文化精英身上，我感受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久远。世态倏然，机缘万千。想当年，17年前拙作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潘素先生尚在。其时潘老捧读书作，满噙泪花说，这是对伯驹仙逝10年的纪念，是对其一生的告慰。今日再版之时，潘素、刘海粟、萧劳、启功……一代大家、大师遽归道山，令人悲思无限。惟愿此书的再版，能告慰于先人与来者，能成为后学对文化的敬重和对民族文化做出贡献的人们的景仰，终有了一点点聊以寄托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