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漫专业开题报告
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动画(animation或anime)和漫画(comics,manga;特别是故事性的漫画)之间相互取其所长,逐渐形成一种名为动漫的影视艺术。换而言之,动漫及时动画和漫画的合称与缩写。
“动漫影响及其研究”的课题
开题报告
一、问题产生的背景
动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变的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对学生。可有时,当我们再看漫画,再看动画片时,就会听到有人这样说:“长这么大了还看这个,幼稚”“别老想着看动漫,读书要紧。”可动漫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对动漫的影响及其研究作了调查和讨论。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动漫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让中学生认识到动漫,了解动漫。
(二)研究意义
通过此次研究性学习,我们对于所热衷的动漫了解得多了很多了。同时我们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增强,并深刻体会到大家团结一至的重要性。
三、研究过程
• (一)文献研究法:图书馆,网络查阅相关资料,了解相关动漫信息。
• (二)采访法:对一部分中学生进行采访,收集同学眼中喜爱的动漫作品。
四、实施步骤
•
(一)准备阶段
•5月21日——5月27日,将组员分为两组进行对两种课题的研究。上网查找资料,将资料进行整理。制定好可实施的方案,用纸笔记录下来,然后交给指导教师修改。
• (二)实施阶段
•5月28日——5月30日,各小组做好准备,做出最后方案。6月1日—7日,邀请指导老师参与,展示动漫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组长将其中动漫影响收集记录下来。全组成员一起讨论。全组成员对研究过程作一个小结,每人写下心得体会。然后对研究资料进行研究总结,从中分析整理出自己对动漫影响的感觉,并和其他同学交流
• (三)总结阶段
•6月7日——6月10日,最后写出的研究报告任老师指导修改后,就落制到实际中去,可以通过班级宣传的形式告诉大家动漫的影响。
五、预期成果
完成调查报告和研究报告。
六、条件分析
主观条件:全体组员对课题十分感兴趣,十分积极。团结协作。
客观条件:学校有微机室,家中有电脑方便查询资料,老师十分配合我们。
参考文献:《动漫对中学生的影响》
当下,随着文化全球化的不断扩张。动画作为一种国家文化的输出,它广泛的运用在电影、游戏、娱乐综艺节目、MV等一些视频文件中,结合了漫画、数字媒体、电影、绘画等多种表现形态,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自身的娱乐性和功能性使得人们越来越认可它的存在价值。一个成功的动画不仅仅是有好的故事剧本,更重要的是有角色造型的设计。动画的角色造型设计是将剧本中的角色视觉化,具体化,让一种抽象的符号变成有灵魂的角色。它直接影响到了整部动画的成败与整个动画的风格。一部好的动画能充分的表现故事的人物性格特征和故事的主要内容,让观众产生共鸣。目前来看,欧美和日韩的等国家的动画角色比较深入人心。有小黄人、叮当猫、大白等代表作品。而现如今的中国,动画产量虽然有不小的增长,仅2011年开始,我国动画产量就突破26万分分钟。远超日本和美国。但是深入人心的动画角色并不多,其中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等造型都体现了中国动画的弊端。
目前我国动漫市场份额中,日本动漫占60%,欧美动漫占29%,中国原创动漫占11%。近90%的动画份额都是被国外垄断。为了保护本土文化,挽救中国动画。我国从2006年4月25号,中央财政部设立为了扶持动漫产业发展专项资金。2008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强电视动画片播出管理的通知。2012年国家文化部更是发布了“十二五”期间国家动漫产业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伴随着国家对动画产业的重视和扶持,我国动画也开始慢慢的有了进步。有一些比较良好的作品比如《魁拔》《秦时明月》等动画受到观众的喜爱。今年上映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更是杀出一匹黑马。这部动画巧妙的融合了东方美学取法大自然的淡彩风韵,如市井街头皮影戏、屋角一枝梅的烟雨、大桃树下红扑扑的果实,石拱桥上的暴雨将至,山前江畔的帆船,以及大BOSS的书生造型。
相对于早期,20世纪中国动画较有特色的有水墨动画、剪纸动画等等,在人物造型中更是有民族特色。融入了中国画、水墨画、皮影、剪纸、年画等多种中国元素。充分的体现了中国特色。例如《大闹天宫》等古代神话题材,人物造型和场景都具备中国独有的特色。中国传统元素有书法、京剧、武术、皮影、传统乐器、太极拳、象棋、龙等一系列的素材。都可以融合到动画造型中,创造出凸显民族特色的作品。国外也有借鉴中国元素创造出优秀的动画。例如《功夫熊猫12》和《花木兰》等都是经典的动画,《功夫熊猫》里面的人物造型更是用中国的国宝熊猫来做主角。猴子、竹叶青蛇、丹顶鹤、华南虎、螳螂则是中国传统武术中几路最知名且最具特色的拳法武术的代表,代表着中国功夫中的“猴拳”、“蛇拳”、“虎鹤双形”、“螳螂拳”等拳法武术。
中国动画的不断发展中,不仅仅是动画的发展, 更要深刻的探讨如何借鉴欧美、日韩动画的经验。更要将中国传统艺术造型元素融入到动画角色设计中,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特色的民间艺术。也要让价值观念、审美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凸显中华民族的独特东方文化。 课题提出的`意义
目前中国动画市场上充斥着的大多数是欧美和日韩的动画片,3-10岁的小孩子喜欢看奥特曼、倒霉熊等一系列日韩动画,青少年更热衷于《火影》《海贼王》等连载动画,去年上映
的《超能陆战队》 更是迷倒了各种少女心。但这些动画都是来自日韩和美国。动画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艺术传播的媒介。应该传达出一种文化的内涵,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中国元素是中国文化精髓的凝结,也是我国文化的象征。而现今我们却丢弃了对本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使得当代动画与其他欧美日韩动画中失去了竞争力。动画作为一个艺术文明的代表符号,应该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影响人们的思维意识。因此课题提出的意义在于创造出具备中国特色的动画造型,弘扬中国元素,传播中国文化,我们应该学习早期中国动画的特点,更好的融入中国元素中的民族特色和传统内涵。创作出优秀的民族化动画。
研究方法
1.理论分析法:通过查阅和收集资料,分析中国传统元素的历史渊源和特征,并且进行归纳和总结。
2.对比论证和举例论证:经过对中外经典动画中角色造型的研究,分析中国传统元素在动画角色设计中的应用思路和动画角色造型背后所隐含的寓意。如分析中国元素在角色中的服饰、线描、色彩、形态等运用。对已经用到动画角色中的元素进行分析和思考。
3.运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分析和论证的研究方法,将动画特效中的美学、文化学、民族性、制作工艺等融入课题研究中。
主要内容:
本文是采用分析和论证的方法,论文是由六个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绪论。
第二部分,研究中国传统艺术造型中的内容和它所包含的元素。
第三部分,通过对中外经典动画角色设计的成功案例和对角色设计的意义,来分析角色造型设计背后有哪些文化内涵和审美特征。
第四部分,研究如何把中国传统艺术造型元素融合到动画角色设计中进行论述。
第五部分,分析当今我国动画产业的不足,并且结合当代的设计理念,将中国元素进一步融合到角色设计中。
第六部分,结论。
研究的主要问题
将中国元素的东西融洽运用到动画造型中,把动画角色造型形式单一、幼稚呆板演变成风格多变,具有民族特色的动画。以多元化的创新来达到动画造型的突破。
纵观国内外的动画,做的成功的动画造型比比皆是。但是现今的中国动画市场上做的好的却并不多,很多中国动画都是盲目跟风、抄袭模仿、缺乏性格依据和表现特征,没有更好的把中国元素表达出来,一味的接受美国动画的风格,而丢掉了自己原有的风格,这是解决的首要问题,如何将中国元素与动画造型结合。
另外中国动漫产业过分的追求科学技术的含量,忽略了创意这决定作品最终成功的关键,中国的动画虽然采用了大量的高科技技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却没有早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三个和尚》《小蝌蚪找妈妈》等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动画片好,所以要如何在动画造型中塑造深入人心的角色也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研究条件
在本次研究中,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可以方便搜集相关资料和文献,并且有导师的指导和充足的研究时间。
预期结果
我国动画虽然在数量上发展的很快,但是在其角色造型上缺乏创意,范围狭窄。本文通过对中国元素如何融入到动画造型中的研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希望能对中国元素运用到动画
角色造型中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创造出属于中国特色动画的优秀民族动画。
这样的议论文很多,你可以去站点再细细选择一下,很多的,都是初三的,一共7页,每页29个篇这里只给你粘一篇 ^-^小议错别字--------------------------------------------------------------文字,人类文明的象征。通过自然界的优胜劣汰,通过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劳动,最终古猿变成了人。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人也是最具有聪明才智的。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与文字,用它们来交流彼此的感情。作为沟通的工具,文字更加显示出了它跨时代的意义。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可人们又是怎样知道过去的事呢?历史不是空白,它给文明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载。就是有了这些文字记载,才能使人们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和感知未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汉字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从复杂到简单。汉字的数目也是越发展越多。于是人们在写字时也不免出现一些错别字。错字与别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错字是指将某个字写错,这个错字既不为人知,也无任何意义,完全是写字的人自己编造出来的;别字是指写出的字与正确的字音同或音近,但意思却不同。别字多的文章,词不达意,别字文章中心内容的表现,有时也会闹出笑话。从前一个穷秀才托人将成熟的枇筢果送给朋友,并写了一张便条:“琵琶结果,请与仁兄共尝。”朋友笑他写了白字,也写了一张字条给他,上面写着:“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可见,写错别字原因之一则是平时对词汇的积累太少。如果一篇文章中错字、别字过多,可以肯定地说文章作者并没有把自己的母语学好。连自己民族的语言都学不好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去学习其它功课呢?现在文明所用的某些字、词也是从很早以前人们写的错别字中沿用下来的。例如,现代汉语有这样一个词:逃之夭夭。它的意思是形容人逃跑的样子。而在《诗经. 周南. 桃夭》中,有“桃之夭夭”一句,它形容桃花的美丽与妖艳。这两个字意思显然不同,但“逃之夭夭”却来自“桃之夭夭”,是在词语“桃之夭夭”基础上创造的新词语。这是古人对于新事物的概括,也是他们对于文字、语言的创新,是我们民族拥有光辉灿烂文化的原因之一。然而,如今我们汉字的数目已经很多,我们在汉字使用中,在一般情况下,确实已经没有再创造“新汉字(错别字)”的意义了。避免错别字的出现,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只要平时注意词汇的积累,读书时体会每一个字词在句中的意思,勤查字典和辞典、透彻理解每一个字词的意思。这样,在使用汉字时,肯定就不易出现错别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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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之夭夭》约稿函
1、有情节感的古风小短篇,文字精美有意境,或嘻笑或忧伤皆可。字数:3000 1篇
2、名人新解:历史名人的爱情故事,以历史为依据,侧面解说其爱情故事。字数“3000 1篇
3、天狼星:相当于“主编推荐”的栏目,本期杂志所定稿子中最为优秀的稿件,便可放在此版块排版最靠前。登上本版块的作者将以高出镜率出现在当期杂志的互动栏目中。字数:8000-10000 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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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玄武殿:能引优美文笔及环环相扣的情节来紧紧抓住读者视线的古代悬疑推理稿,其中穿插主角们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令让读者充满想象。阴谋?复仇?神怪?一切真相都将在最后揭开……可以营造氛围上的惊悚效果,但拒绝血腥暴力。字数:8000-10000 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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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
《逃之夭夭》是湖南魅丽文化花火工作室策划的古风小言杂志,是大型少女网络古言杂志,集合了秦汉唐宋元明清民国……每个时期特定文化背景的故事增加了网络词汇以及网络风格。《逃之夭夭》各大报刊亭均有销售。
读者定位:12-18岁青少年读者
杂志定位:集古风、神话、魔幻、悬疑、推理于一身的小说集锦杂志。
杂志口号:古风小言第一刊
杂志主编:夜祺
魅丽文化就是以提供青少年丰富的阅读产品为己任,在不断创造新鲜的阅读内容过程中,引领着国内青少年阅读市场方向。现已成为具有产品策划、制作,培养并打造原创作者和内容,独立发行资质的中国综合实力超群的出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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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狼星】:相当于“主编推荐”的栏目,本期杂志所定稿子中最为优秀的稿件,便可放在此版块排版最靠前。登上本版块的作者将以高出镜率出现在当期杂志的互动栏目中。字数:8000-10000字1篇
【锁清秋】:民国稿子,无论是军阀大帅与小妾的爱情,还是抗战英雄与女学生的故事,都需突显战火纷飞的特殊年代背景,必须是新意。字数:8000-10000字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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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劫】:神仙妖怪,怪兽神兽,小妖老妖的爱情。仙侠文。8000-10000字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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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艺术成就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历史上由于封建“诗教”的影响,《诗经》研究走了很大的弯路,“诗三百篇,各有其旨,传注之学,多失其本意。而流俗狃习,至不知处尚多。”(《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在诗的主旨被严重歪曲的情况下,艺术性的研究就更谈不上了。真正注意并开始研究《诗经》艺术特征的自然不是那些封建经学家,而是道学气味较少的有关学者。所以,历史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突破封建“诗教”束缚的结果。自先秦至“五四”以前,关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诗经》的艺术风格。艺术风格是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总和的认识,突出地体现在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上。古代最先注意到《诗经》艺术风格的是孔子。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南宋郑樵解释说《关雎》使“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而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所以为美也。”(《通志》卷七十五)孔子显然是从他的中庸哲学出发来评价《关雎》的艺术风格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他认为《关雎》符合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所以才对它大加肯定。其实,《关雎》本无哀伤的内容,孔子的话本是就乐而言(《诗》有《关雎》,《乐》亦有《关雎》),这一点郑樵《通志》、刘台拱《论语骈技》早已指出。虽然如此,孔子之说对后来的《诗经》艺术风格研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我们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为了搞清来龙去脉,也就不得不“舍近求远”,从孔子关于《关雎》的论断谈起。西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这些关于《诗经》风格的论述,多从把握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中和”程度上着眼,因而,无论在具体内容上还是在方法模式上都没有完全摆脱孔子的窠臼。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穆如清风’,‘肃雍和鸣’,《雅》、《颂》之赘,两言可蔽。”这虽无“中和”味道,但由于仅是概而言之,“得其大意”(《艺概·叙》)而没有展开具体论证,所以也只能给人一个大概的轮廓。总之,历史上关于《诗经》艺术风格的研究,多流于模式化、简单化,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没达到应有的程度。(二)从生活实际和真情实感出发反映现实。这个问题当然主要是就《国风》和其他优秀作品而言。创作的出发点与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原则和特点密切相关。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司马迁,他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其次是东汉的何休,他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但是,作出较为深刻而系统论述的则是南朝的刘勰。由先秦时代至齐梁,在文体上由诗而辞赋,由散文而骈文;在文风上由要约而淫滥,由质朴而华靡,这引起了他对创作出发点的思考,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他将二者作了对比论述: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刘勰认为“三百篇”的作者从现实生活出发,根据现实生活所激发“志思”情怀来吟咏“造文”,这样的诗作都是有感而发,有为而发,既有真情实感和充实内容,又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因而可以较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这里,刘勰实际巳经触及到《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某些方面。由于“三百篇”是“为情造文”,所以具有内在的艺术魅力。即使是十分单纯的诗歌,如《周南·芣苢》这样一首采摘车前子的劳动歌,也自有其难以企及的绝妙诗意。王夫之说它“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姜斋诗话》卷一)所谓“自然生其气象”,方玉润有过十分生动形象的描绘:“此诗之妙,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机,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即汉乐府《江南曲》一首鱼戏莲叶数语,初读之亦毫无意义,然不害其为千古绝唱,情真景真故也。”(《诗经原始》)“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从切身的生活感受出发,喜怒哀乐皆发自内心,如实写来,而不斤斤于外在形式的华美,赋予“三百篇”以淳朴自然的美质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这正是《诗经》鲜明的艺术特征之一。(三)抒情的方式和特点。“三百篇”中,特别是《国风》中多抒情诗,因此,其抒情特点早就为研究者所注意。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两点:(1)主客观相结合,情与义相统一。抒情诗主要是通过抒发主观情怀来展现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从而塑造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反映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一般说来,“三百篇”不作抽象的抒情,而常常是在对客观物象的描述中,在情与义的统一中,比较自然地完成抒情的过程,从容地达到抒情的目的。杨慎《升庵集·诗史》云:“‘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杨慎这段话明确指出了“三百篇”“意在言外,使人自悟”的“含蓄”之处,道出了寓主观情怀于客观描写之中,这确实是“三百篇”重要的抒情特点。明清之际贺贻孙《水居田遗书·文集》所谓“‘三百篇’惟不言理,故理至焉”,说得也是这个特点。关于情义关系和情景关系,刘熙载《艺概》说得更加清楚,他引真西山《文章正宗纲目》云:“‘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下,即所谓义理也。’余谓诗或寓义于情而义愈至,或寓情于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遗意也。”他不但指出了《诗经》寓义于情、寓情于景的抒情特点,而且指出了这种抒情方式比抽象抒情的优长。(2)诗中直接议论,斥责邪恶。“三百篇”在指斥奸佞当道、是非颠倒的黑暗现实时,有时直接议论,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若他诗有所指斥,则皇父、尹氏、暴公,不惮直斥其名,历数其愚,而且自显其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夫,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诗人面对邪恶势力,愤怒之情不可抑制,自然流注笔端,形成了直接议论、指斥的抒情特点,这是不同于前边所说的将主观感情寓于客观描写的另一种抒情方式。王夫之对这种抒情方式给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无所畏惧,无所规避,其“光昭之志”可与日月同行。王氏之说不受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束缚,表现出杰出的见地和胆识,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四)关于形象塑造和艺术描写。关于“三百篇”的形象塑造,前人注意到两个方面:一是形象完整统一。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句绝而语不绝,韵变而意不变,此诗家必不容昧之几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降者,玄鸟降也,句可绝而未终也。‘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意相承而韵移也。尽古今作者,未有不率由乎此,不然,气绝神散,如断蛇剖瓜矣。”他还认为《郑风·将仲子》等诗皆浑然整体,“意藏篇中”。《诗经》虽分章而咏,但绝不是各章彼此孤立,自为起结,更不是形象破碎割裂,词语堆砌,而是气脉贯通,浑然成章,意转处韵联,韵转处意属,塑造出难以句摘的完整形象;其次是形象塑造的角度灵活多变。王夫之认为《小雅·出车》是征人自叙之词,“征人归矣,度其妇方采蘩,而闻归师之凯旋,故迟迟之日,萋萋之草,鸟鸣之和,皆为助喜;而南仲之功,震于闺阁。室家之欣幸,遥想其然,而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称‘南仲’,又影中取影,曲尽人情之极至者也。”(《姜斋诗话》卷一)所谓“影中取影”即设想对方而出现的画面,全是想象之词。方玉润《诗经原始》注意到《周南·卷耳》也具有这一特点:“下三章皆从对面着笔,思想其劳苦之状,末乃极意摹写,有急管繁弦之意。”这种写法角度新颖,便于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着笔,达到曲尽人情的目的。另外,“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姜斋诗话》卷一)在形象塑造上也是别具新意,同为“三百篇”之创格。关于《诗经》艺术描写的特点和成就,前人早已注意到。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张戒《岁寒堂诗话》:“‘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这些都总结出《诗经》描写形象具体、生动鲜明,抓住特征,传神写照的特点。(五)关于《诗经》的句式和结构。最早论及《诗经》的句式和结构的是挚虞的《文章流别》,后成伯玙《毛诗指说》等也有论述。明徐师曾《文体明辨》云:“古诗三百五篇,大率以四言成篇。其他三言如‘麟之趾’(《周南·麟之趾》篇)、‘江有犯’(《召南·江有犯》篇)之类,五言如‘维以不永怀’(《周南·卷耳》篇)、‘谁谓雀无角’(《召南·行露》篇)之类,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周南·卷耳》篇)、‘政事一埤益我’(《邶风·北门》篇)之类,七言如‘送我乎淇之上矣’《(鄘风·桑中》篇)、‘还予授子之粲兮’《(郑风·缁衣》篇)之类,八言如‘胡瞻尔庭有悬貆兮(《魏风·伐檀》篇)、‘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小雅·十月之交》篇)之类,九言如‘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豳风·七月》篇)、‘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大雅·洞酌》篇)之类,则皆间见杂出,不以成章,况成篇乎?是诗以四言为主也。然分章复句,易字互文,以致反覆磋叹咏歌之趣者居多。”[1]这里不只是谈了“三百篇”的句式特点,而且涉及到诗章结构的特点,是重章迭唱的复沓结构。(六)关于《诗经》的韵律。明陈第《毛诗古音考》开始研究《诗经》的用韵,而首先发现《诗经》用韵之法的是清代顾炎武,他的《诗本音》即通过“三百篇”之章句,求古韵之分合。其后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等都有研究。孔广森《诗声分例》列《诗经》有偶韵例、奇韵例、偶句从奇韵例等二十七例。此外,古人早已注意到双声叠韵读起来抑扬顿挫,有余音回旋之美,这也是《诗经》韵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钱大昕《潜研堂集》和《十驾斋养新录》等著作中对此有集中论述。可以看出,历史上关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主要揭示了《诗经》在艺术风格、诗歌形象、形式结构和表现方法方面的一些特点。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局限在艺术技巧、艺术方法等艺术形式范畴自身,而未能将它们与历史背景、社会生活特点、诗人的思想立场、作品内容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结合或联系起来,进行辩证的考察和综合的分析,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作为艺术成就研究,这些诗话式的随笔和断想,也显得零散片断,缺乏严格的系统性和概括性。“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达到了新的水平,无论在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出现了新的可喜的变化。现将“五四”以后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特点总结如下:“五四”以后至今,《诗经》艺术成就研究,有些是历史上所没有触及的,属于新的发掘和开拓;有些是在历史成果基础上的继续,属于研究的提高和加深。总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很多论者在分析《诗经》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反映现实的本质的时候,都能密切联系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地位,联系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爱僧感情,说明《诗经》真实地反映生活并非偶然,而有其内在的原因。“古代劳动人民虽然还处在生产力发展较低的历史阶段,但由于他们长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就逐渐养成了敏锐的观察力,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善恶,发现事物的特征,并且通过口头语言和歌舞场景表现出来。”[2]这正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和前提,现实主义文学无论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其题材都会具有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性。《诗经》中的叙事史诗和情诗、叙事诗正是这样。但是它们“并非全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生活中的原型,而是对其素材经过不同程度的选择、剪裁、集中和概括的,因而也都具有典型性”。[3]所以,《国风》中的抒情诗尽管很短小,但是由于从生活本身和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出发,总是通过对某些具体事物和生活场景的描述,突出生活或人物的某一侧面和特征,反映出现实的本质,抒写作者的感情和认识,体现了题材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这些诗歌“不失为概括抒写的好诗”。[4](二)《诗经》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观点。到目前为止,从美学的角度研究《诗经》,主要集中在研究它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及其社会历史根源。例如由很多诗歌所咏唱的美女、美男子都具有“硕大”、“硕”的特点,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上古时代人们审美趣味的历史具体性。《诗经》所赞美的猎人都是勇敢慓悍、敢于同猛兽搏斗的英雄,他们具有无限的力量和战胜大自然的信心,充满了昂扬乐观的情怀。如果说《诗经》对人的外形美的咏唱实际是歌颂了“属于人身体的自然力”(马克思语)的美的话,那么,它热烈咏唱猎人、歌颂粗犷、刚劲的运动的美,则是“向我们展示了上古人们对生活的信念以及不屈不挠地与自然搏斗的毅力”。[5]这种审美趣味产生于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奴隶制社会,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又如《周南·关雎》歌泳的“窈窕淑女”,外形美而不轻佻,内心美而不严峻,“曲折说明了诗中的男主人公在物色对象时所坚持的美学标准是全面的”,他对待爱情,“既不矫情,也不违理,因而保全了一种健全的人格”。[6]而这“正是那一时期的民情世态在文学艺术中的真实反映”。[7]《诗经》的美学理想与社会理想是一致的。把握作品的审美特征可把艺术分析引向广阔的前景,有助于问题的深化和升华,有些论者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由于《诗经》的美学探讨起步较晚,直到目前还仅仅处于摸索阶段,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尚未展开,所以更有赖于学者们的加倍努力,去填补这项空白。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新课题。(三)活灵活现的人物性格,鲜明生动的诗歌形象。塑造诗歌形象和人物性格的成功是《诗经》的艺术成就的重要方面之一。学者们也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如同是写弃妇,《卫风·氓》主人公悲愤决绝,《邶风·谷风》主人公则哀怨痴情,同是写男女相思,《唐风·葛生》的主人公经受着生死隔绝的苦痛,孤苦凄惨,具有浓重的悲剧气氛,而《邶风·静女》的主人公虽然经受着时间的折磨,焦急烦躁,但却充满了期待的幸福与喜悦,笼罩着喜剧的色彩。各有其鲜明的人物特征。至于《周南·芣苢》的热烈流转,《魏风·十亩之间》的悠闲从容,《豳风·七月》朴素自然的叙述,《小雅·无羊》形色俱备的铺阵,都是非常个性化的。在对诗歌艺术形象的分析方面,栾勋的《试论(关雎>》[8]一文是颇具特色的。他认为这首诗写君子对淑女的倾慕,先写君子对淑女的美好印象,次写他的执意追求,再写长夜难眠的相思心理和“辗转反侧”的动作,表现相思之苦已达顶点。“如果沿着同一个方向继续写下去,文情势必难于生发。于是回波逆折,于低沉中忽起高昂之调,荡开去写他的美好的愿望……妙在这一切写得真实可信,绝非为文而造情。我们在一片文情起伏变幻之中,亲切地感受到了男主人公既有热烈的情感又有清醒的理智,而且是一个充满美好愿望的乐观主义者。当着他的情感与理智发生冲突时,理性制约了情感,而在极度痛苦中激发起来的美好愿望有力地反映了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一切聚合在一起,构成了他的坚强性格。”文中的论断虽有可商榷之处,但它抓住主人公心理的曲折变化和感情与理智的冲突,努力去把握诗歌形象的具体性质和特点,都是应当肯定的。(四)丰富多采的艺术表现手法。关于《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很多学者都做过研究,他们的意见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通过丰富的联想,加以艺术夸张,开拓意境,强化感情,使诗歌形象鲜明突出,增强艺术魅力。如《王风·采葛》、《卫风·河广》等。(2)通过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以虚拟或推测的方法,以虚代实来虚构情节。如《周南·卷耳》、《魏风·陟姑》等。运用这种表现手法的诗歌多具有构思巧妙、意境阔大的特点,因而更显得内涵蕴藉、深微,给人以真切的艺术感受。(3)从人物的语言、行动、心理活动以及细节刻划来塑造诗歌形象,抒发主观情怀。如《郑风·女曰鸡鸣》、《邶风·静女》、《陈风·泽陂》等。(4)将主观情怀与客观环境的描写结合起来,构成典型意境,以环境景物衬托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如《王风·君子于役》、《秦风·蒹葭》等。(5)对人物不作正面的勾画和描绘,而迂回回到侧面,集中从美的效果方面来渲染和暗示其特征,这样可以以最经济的笔墨表现尽量丰富的内容。如《周南·关雎》、《郑风·出其东门》等。由于运用了这些富于表现力的艺术手法,很多诗篇构思巧妙,形象鲜明,意境深远,精炼生动,细致委婉地表现分复杂微妙的感情。(五)《诗经》的结构艺术:复沓和“重章互足”。关于《诗经》的复沓结构《毛传》和《集传》已有朦胧认识,这从它们的说诗可以看出。不过,它们都没有专门研究这一问题,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论断。最早正式研究这个问题的是“五四”以后的“古史辨”派。他们考察了《诗经》的结构特点,正式提出了“重沓”、“重奏复沓”、“复叠”的概念。但在具体认识上彼此有很大分歧:顾颉刚认为复沓“不是歌谣的本相”,[9]完全是音乐的关系,各章的意思相同,只是换了几个字。魏建功和钟敬文不同意这一点,认为复沓各章有意义的不同,如程度的深浅和次序的进退。[10]复沓各章在意义上有什么关系,“重章互足”说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对这个问题做了系统研究的是钱钟书和黄焯。这个概念由黄焯首先提出。所谓“重章互足”是指把一个完整的意思分置于复沓的各章之中;读诗时须将各章相互参照而为补足,使意义复归完整。具体说来有这样几种情况:将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或环节分置于各章中,如《周南·芣苢》;将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分置于各章中,如《齐风·卢令》,将同一事物的整体分置于各章中,如《王风·葛藟》;将事物的原因、结果或条件、推论分置于各章中,如《召南·行露》;将协韵同义词分置于各章中,如《王风·黍离》;将事物的必然关联分置于各章中,如《小雅·鹤鸣》。这种方法有以下作用:“从篇章上讲,它可以使结构紧凑匀称,复沓回环;从词语的运用上讲,它表现为用词的灵活丰富,多姿摇曳,从语法上讲,它能使句式变化多样,错落有致;从修辞上讲,它既受音律所限,又能使韵味自出,它既省略了某些成分,但又能造成句子成分的相互包容。”[12]自“重章互足”说提出之后,其名称虽未见普遍采用,但其内容已被广泛接受。此说道出《诗经》结构艺术一个重要特点,已成不刊之论。(六)《诗经》的语言特点和音乐美。《诗经》的语言,特别是《国风》的语言是在民间语言的基础上经过乐官的加工锤炼而成的规范化的文学语言。所以它既有民间语言的朴素、明快,又有“雅言”的典丽、严整。它准确、鲜明、生动,丰富多彩,表现力强。据统计,仅是表现手的动作的字就有五十多个,各类名词和形容词就更是不可胜数了。形象的描绘和传神的写照自不必说,就是一些抽象的事物如感觉等也能通过比喻性的词语予以形象的表述。当时通行单音词,但是《诗经》却提炼出很多双音词和四字词组(很多发展成后来的成语)。这些词语词义明确,彼此界限清楚,富于艺术表现力,早已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中比较活跃的组成部分。《诗经》用韵也比较自由,用韵与否随内容的需要而变化,韵位有三种不同情况:“停头”、“停身”和“停尾”。加上灵活多变的语气词的运用,使“三百篇”读起来琅琅上口,韵律和谐悦耳,优美自然,高低变化,舒缓自如,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对《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值得注意:(一)一般说来,对艺术成就和艺术特点不作孤立静止的考察和研究,而是密切联系社会历史背景、诗人的思想倾向和作品的内容进行辩证的分析,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这方面的局限性。如论证《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能从诗人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倾向寻找主观原因;论证《诗经》的审美特征能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予以说明,结合内容研究《诗经》句式的特点;注意《诗经》的语言对汉民族语言发展的作用等。(二)既注意研究细微之处,更注意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建国后的研究注重从整体上作宏观的考察,克服传统研究之不足。如从情与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阐明诗歌形象的塑造和诗歌意境的构成及动态描写、以虚代实在诗歌形象塑造中的作用。又如“重章互足”的发现也具有普遍性,运用它可以解决一些聚讼纷纭的问题。(三)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探索《诗经》艺术特点的统一性。《诗经》的取材、描写、比兴方法和艺术概括都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有人从这方面予以阐明并与浪漫主义方法相对比,加深和开拓了研究的深广程度。(四)开展了比较研究和美学欣赏的分析。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不但将《诗经》中的某些篇章相互比较,而且将它们与后代诗歌以致小说、戏曲、外国文学作品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如将《周南·汉广》、《秦风·蒹葭》与古罗马桓吉尔的诗歌、德国古代民歌以及但丁的《神曲》相比较,显其精微之义,有助于人们认识《诗经》的特点。对于《诗经》某些篇章的美学赏析也已经开始,这是人们试图从微观上把握《诗经》艺术的美学特征所作的尝试性努力。注释:[1]“还予授子之粲兮”、“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诸句断句欠妥,分别似应断为:“还,予授子之粲兮”、“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2]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一册37页。[3]蔡守湘等《从<诗经>、两汉乐府民歌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武汉大学学报》1981、1)。[4]张西堂《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54页。[5]修森等《<诗经>对人体美的描写》(《江汉论坛》82、6)。[6][7]栾勋《试论<关雎>——<诗经>美学思想札记》(《美学评林》第一辑)。[8]《美学评林》第一辑。[9]见顾颉刚《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10]分别见魏建功《歌谣表现法之最要紧者—重奏复杳》和钟敬文《关于<诗经>中章段复叠之诗篇的一点意见》。[11]分别见钱钟书《管锥编·笔诗正义》和黄焯《诗义重章互足说》(《武汉大学学报》1959、6)和《诗说》一书的有关部分。[12]曹文安等《说<诗经>“重章互足”法》(《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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