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24期发表重要文章

10月16日，一个重要日子。

这一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中国新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强音。

现在，我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重大判断，是历史关口的重大选择。

从宏观到金融到房地产的具体解读触目皆是。绵延难解的房产税，更是成为关注重点的重点。

诸如，要不要征房产税？什么时候开征房产税？怎么征收房产税？

仅从房地产角度解读房产税，格局太小。

了解一件事，只能回到原点和核心来解读，目前的中国经济的核心就是新历史阶段的任务，共同富裕，一切都是围绕着新历史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出发。

新华社刊发的解读，提到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有三个时间节点，这是我们完成“KPI”的时间：

1.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2.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

3.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居民消费水平、收入水平的差距在现有基础上越来越小，绝不能越来越大。低收入居民占比必须下降，形成中等收入人群为主的稳定的橄榄型社会。

而现在，离这个目标相当远。共同富裕是如此重要，这一代人任重道远。

这两个群体 财产收入差距160倍

10月15日，《南都观察》对话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收入分配最权威的专业学者之一李实，提供了详实的数据。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已是收入差距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当前世界上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0.5的国家并不很多，中国多年来实际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

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的最高值为1，基尼系数越高，说明差距越大；一般认为，基尼系数位于0.3-0.4区间，贫富差距比较合理；进入0.4-0.5区间，差距过大，大于0.5时则收入差距悬殊。

除了收入差距，财产差距也在扩大。 近20年来，中国财产差距在不断扩大，2020年，中国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0.704，比收入差距大得多。

9月20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引述瑞信《全球财富报告2021》数据，2020年中国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0.704，虽然低于巴西、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但高于法国、意大利与日本等国家。

财产顶端的10%的人群，和财产最少的10%的人群，财产份额差距急剧扩大。

2002年差距约为37倍，财产最少的10%人群，财产占居民财产的1%份额；财产最多的10%人群，财产份额占37%。

到2013年差距大概是160倍，原有财产最少的10%人群，财产份额下降到0.3%；财产最多的10%人群，财产份额上升到48%。

目前的情况是，低收入群体收入虽然在增长，但远远赶不上头部群体的增速。

另外，我们人口基数大，低收入群体数量庞大。

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口约7.1亿人，占总人口（14.11亿人）的一半以上。

李实研究团队利用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课题组2018年住户调查数据，在假定两年期间居民收入分布不变的情况下，计算出月收入500元以下、1000元以下、2000元以下人群的分布比例和规模。

相应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7.5%、23.5%、50.7%，由此推算，总体人数分别是1.1亿、3.1亿和7.1亿。

有如此多的低收入群体期待阶层向上，期待未来的生活改善，共同富裕正是对此呼声的回音。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现在一批收入过高、不断炫富的人，相当于在作死。

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不要再作了，不能再作了。

财产收入差距最大来源 房地产

财产差距的扩大，主要与房地产、房价有关。

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最近几年变化不大，说明仅靠收入，还无法扩大贫富差距的鸿沟。

如果把高低收入各20%的群体排除在外，其他60%的居民纳入中等收入家庭，他们的财产收入不应该相差过高。

主要是财产收入，其中重要的是房产，占居民财产的70%以上的份额，房价上涨，有房的与没房的人之间，财产差距就扩大了。

房价越是上涨，财产收入的差距越大，这是贫富差距扩大的关键因素之一。房地产引起的关注和反弹，原因正在于此。

除了房地产，财产性收入的第二大类应该是证券。

2021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指出，如果把房产和股票这两大类资产相加，中国资产总市值不如美国，而且，资产所占本国GDP的比例相差也没多大。

中国486% VS 美国402%

从上面这张图看，两国结构差异明显：

美国住房和股票市值相对均匀，住房总市值是股票总市值的三分之二，如果只计算美国自己的上市公司，美国住房和股票的市值差不多；中国住房市值是股票市值的4倍多。

美国的财产溢价来自于房地产、华尔街，以及具有创新能力的头部公司，如苹果、微软、亚马逊等公司的高估值。中国财产溢价，主要来自于房地产，以及头部的垄断溢价。

因此，共同富裕就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除了要继续创造财富、提供进阶机会之外，还有，反对基于市场垄断等形成的财富垄断。通过再分配、三次分配、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基本的财富均衡。

根据《求是》的这篇重要文章，促进共同富裕，有一系列重大举措：

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资本性所得包含在六条重大举措中，是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在第四条之内。

第四，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

在依法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要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要加大消费环节税收调节力度，研究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要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要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加大对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管理，整顿收入分配秩序，清理借改革之名变相增加高管收入等分配乱象。要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坚决遏制权钱交易，坚决打击内幕交易、操纵股市、财务造假、偷税漏税等获取非法收入行为。

过高的个人所得需要后续调整，与房地产相关的是房地产税，如果未来证券市场规模扩张到房地产的水准，相信对证券市场的税收规划也将提上议事日程。

打击内幕交易、操纵股市，这些都列入在重大举措之内，因为操纵股市与房价大幅上涨一样，都会短时间内急剧扩大贫富差距，惹起民众情绪的极大反弹。

现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反垄断；既要稳定市场，也要反垄断反内幕交易，既要提高效率，也要顾及公平。

历史进入新阶段，共同富裕是到本世纪中叶的目标，是发展的引擎，也是消弥风险的最大稳定器。

房地产税，不过是屋顶上最扎眼的一个风向标。

我们必须重视，但对一个明确的预期，没必要过度解读。

在完成脱贫攻坚后，中国瞄准共同富裕，并给出一个有挑战的长远目标：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要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外，规范和调节高收入也是一大重点。近日，《求是》杂志发表了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下称“文章”)。文章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文章在谈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六大要点工作中，其中之一是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而具体举措中不少跟税收制度改革相关，涉及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消费税等。多位财税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要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文章在加强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上，指出了税制改革新方向：个人所得税中高收入人群的资本所得征管将明显加强；房地产税在立法推进同时，近期有望选取部分城市率先开展试点；消费税在征收环节后移的同时，一些奢侈品、高消费行为有望纳入征税范围；公益慈善税收优惠支持力度会加大，以鼓励捐赠。高收入个税征管强化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自2008年达到峰值(0.491)后，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不过这一数值仍处于较高水平。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需要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等。文章指出，在依法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要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要加大消费环节税收调节力度，研究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要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告诉第一财经，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税种。目前真正的高收入人群中，不少收入来自于利息、股息、红利、财产转让等资本性收入，部分人通过隐瞒这部分收入或恶意税收筹划等手段偷逃税。因此需要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即通过强化征管，使得高收入人群资本性个税收入应收尽收，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范子英也认为，未来个税改革，将会进一步加强对资本所得的征管。事实上，高收入人群征管已经在不断强化。9月底国家税务总局罕见首次披露三起高收入偷逃税案例，一起是安徽某药业公司老板利用“阴阳合同”隐瞒股权转让收入逃税案，另两起是网红主播偷逃税案。税务总局表示，为维护正常的经济税收秩序，各地税务稽查部门与公安等部门通力合作，持续加强对高风险行业和个人的税收监管，严厉打击增值税发票虚开税和隐瞒高收入未如实申报纳税等各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持续净化税收营商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要依法加强对高收入高净值人员的税费服务与监管。随后包括北京等省市出台的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方案中，要求提高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高收入高净值人员的税费服务和监管水平。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李旭红教授告诉第一财经，资本利得的征税关系到高收入的调节，但是，高收入规范的税收调节不一定从税率上调节，也可以从有效征收率上着手，当有效征税率提高之后，税收的调节效应更为显现，不但促进了税收公平，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税收的调节效率，使其发挥实际作用，促进共同富裕，并不会抑制高收入人群及企业对于社会贡献的积极性。2019年个税改革一大要点，是首次将工薪、劳务报酬四项收入合并为综合所得，施行3%~45%统一超额累进税率，迈出综合税制第一步。财政部也曾公开表示“十四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综合所得范围。学界热议资本所得是否纳入综合所得范围。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罗志恒告诉第一财经，目前劳动所得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资本所得税率为20%，未来可能推动实现所有收入一视同仁，将资本所得纳入综合所得。房地产税试点除了个税外，房地产税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税种。中国对个人住房免征房产税，而当前税制改革一大方向，正是对个人住房开征房地产税，取代当前的房产税等税种。房地产税法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会同财政部组织起草。文章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房地产税涉及方方面面，较为敏感，因此推进非常慎重。中国不少成功改革采取先试点，然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后，再全面推开。房地产税改革也是如此，在立法推进的同时也开展试点，而试点经验可以更好地推进立法工作。”施正文说。5月11日，财政部官网发布消息称，当天财政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税务总局负责同志在京主持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听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及部分专家学者对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李旭红表示，房地产税在促进共同富裕上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由于其是重要的财产税，可以发挥对于所得税补充的调节收入分配效应，因为财富分配的调节，不仅仅是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的调节，还包括资本利得、财产性收入的调节，所以房产税与所得税相互配合才能够发挥协同效应。“但是毕竟房产税征收与房产的所在地密切相关，而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结构、特点及规模不一样，运用试点的方式可以更为结合中国地方经济的现实情况，并且发挥更好的调节效应。”李旭红说。罗志恒认为，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且试点箭在弦上，先试点再总结经验并全国推行，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在全面贯彻“房住不炒”以及推动中国从房地产繁荣走向科技和制造强国的大背景下，房地产税不能缺位。他表示，房地产税开征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动其回归住房属性。在当前共同富裕背景下，房地产税能够削峰填谷，促进社会更加公平。在当前房地产调控继续强力进行，土地出让市场快速降温，此时必须要有新的税种弥补土地出让收入不足，并且要尽快实施。消费税扩围中国消费税是针对特殊消费品征税，其中包括高档手表、游艇、高尔夫球及球具等奢侈品，也能起到一定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2014年起实施的消费税改革，对征收范围、部分税目税率进行调整，比如2016年对超豪华小汽车加征10%消费税等。文章指出，要加大消费环节税收调节力度，研究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施正文表示，目前消费税征收环节主要在生产端，而目前国务院明确的改革重点之一，正是将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至批发零售端，因此即便税率不变，由于征收环节后移就能起到加大消费环节税收调节力度。文章明确要研究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未来更多的奢侈品、高档会所等服务消费、高污染产品有望被纳入。罗志恒认为，可以考虑对新增奢侈品(如私人飞机)和高消费行为(如高级会所消费等)、高碳产品征收消费税。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的研究表明，消费税扩围可以将高标准、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纳入，比如私人飞机、高档皮草产品、高档箱包、红木家具、不可降解包装物等。一些高档生活性服务、高耗能、高污染服务类产品也可以考虑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比如高尔夫、高档演出等文化娱乐产品、高档医疗保健服务类产品、高档桑拿洗浴、赛车等高档体育等。文章指出，要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为了推动共同富裕，中国正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其中第三次分配主要体现在公益慈善，而这基于自愿并非强制，为了鼓励高收入人群慈善捐赠，国家通常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施正文表示，目前在慈善捐赠激励力度上还不够，比如实物捐赠视同销售需要缴纳增值税等，捐赠扣税有比例限制等等。上述文章明确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未来这方面激励力度会加大。李旭红认为，可以扩大对个人捐赠所能享受的最高优惠扣除比例额度，同时适当降低对于慈善捐赠税收激励的门槛限制，包括适当扩大公益性社会团体的范围等。此外，还应当合理简化免税退税的程序，让企业和个人真正享受到捐赠相关税收优惠的好处，提高其开展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助力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罗志恒建议，可以考虑不设置慈善捐赠的税前扣除金额限制，据实扣除。减少认证程序，降低抵扣的认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