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报纸研究敌人形态论文

要了解美国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此消彼长，不得不从美国的历史说起。美国最早的移民，都是欧洲移民过来的虔诚清教徒，自由主义的开国精神是内含在基督教传统之中的。罗伯特•贝拉在其名著《心灵的习性》里面分析说，在美国的历史传统里面，有深厚的基督教和共和主义传统，美国的个人主义是以这两种传统为自身基础的：“古典共和主义提出了为公共利益尽心尽力的积极公民形象，宗教改革的基督精神，以清教主义与教派主义的形式，倡导以个人的自愿参与为基础的政府观念。然而，以上两种传统都把个人的自主性置于道德与宗教责任的背景之下。” 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的内在结合，使得美国直到1950年代，一直是一个在道德价值上非常保守的国家。所谓的保守，实际上是一种以基督教为背景的个人主义，或者崇尚个人价值的基督教主义：既尊重个人的道德自主性，同时个人又对家庭、社群、国家和上帝负有责任。美国是一个有着共同宗教背景和价值观的文化大熔炉，新的移民不管你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都要融入这个以基督教为主流价值的自由社会。 然而，1960年代的文化反叛和种族平权运动，使得美国发生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反叛和种族平权，虽然是两场相互平行的运功，前者是青年一代对上一代人所奉行的基督教价值的文化反抗，后者是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群争取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但二者在精神目标上却有着内在的默契和联系：解构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社会主流价值，为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打开决堤的闸门。《白宫中的上帝》作者哈切森这样写道：“60年代文化反叛造成的根本变化之一，乃是新教主流派与美国社会的主流利益之间互相支持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愤怒的敌对关系。……面临激增的多元化和在公众生活中明显缺乏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犹太－基督教传统受到明显的侵蚀，随之造成了公共道德的衰退。这一衰退正是美国基督教中日益发展的福音派潮流主要关心的事情”。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重心，战后的美国，如果说1950年代的重心在意识形态冷战，1960－1970年代在种族平权的话，那么，1980年代以后的社会焦点，就逐渐转移向宗教、道德和文化价值的分歧。由于美国的早期移民具有基督教的共同背景，而二战以后的新移民大量来自非基督教民族，美国成为了一个文化多元主义与基督教福音主义同时并存的国家，因而在文化价值上似乎也分裂成了两个美国：一个是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美国，它存在于学院和媒体，在地域上主要分布于东西海岸，另一个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美国，它扎根于美国的草根社会，占据了南方和中部这些腹部地区。近年来，围绕着堕胎、同性恋等问题的大争论，正是两个美国之间的文化较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小布什与克里较量的“胜负手”所在。 一方面是文化激进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波涛汹涌，以及多元文化传统提出的“差异的政治”和“承认的政治”，另一方面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强烈反弹，夹在中间的自由主义真是左右为难，苦于应付。作为建制化的自由主义，本来作为“公民的宗教”，本来在文化价值上与基督教个人主义并不冲突，而且后者还是自由主义的伦理基础之一，然而，如今被文化激进主义一冲击，自由主义就陷入了价值上的尴尬境地：正如甘阳所分析的：“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美国自由主义近年来可以说一直在辩护两个多少有点矛盾的立场。即第一他们要维护美国的新政自由主义传统，从而论证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合理根据；但第二他们作为对六十年代种族、性别、文化问题上所谓‘文化多元化’的支持者，则强烈论证国家不能干预道德宗教文化领域。”（《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 已故的哈佛名教授罗尔斯作为美国自由主义的一代理论宗师，在《正义论》里面做的前一项工作：论证国家要在经济领域实行合理的干预，实现“公平的正义”；而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重点论证的是后一项工作：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自由民主社会中，如何达成关于正义的“重叠共识”？作为建制化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一方面要回应后现代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将价值的诸神时代作为一个合理的事实予以确认，另一方面又要应对基督教传统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避免滑落到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为社会整合找到一个共识的基础。罗尔斯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调整：将自由主义从一个整全性的伦理政治学说，改变为仅仅是一种政治社会的组织原则。自由主义首先将善(good)与正当(right)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区别开来，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美好的人生这些伦理价值问题，自由主义没有任何特定的立场。自由主义只是坚信：人是有理性的，他能够为自己决定什么是最好的价值，只有自主选择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因而，各种互相冲突的宗教、道德和哲学，从它们各自的价值立场来说都是可理解的、合理的、可证成的。自由主义对它们保持完全的价值中立。不过，对于什么是正当、什么是正义这些政治价值问题，自由主义容不得半点的价值相对主义，它坚信“正当优先于善”，不管你在信仰的私人领域里供奉的是哪路神仙，或者什么也不相信，在政治的公共领域，必须遵从由宪法的核心观念和程序规定的公共理性，遵从普遍的正义原则。而这一普遍的正义，是各种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通过公共讨论和对话，反复的“反思平衡”最终达成的“重叠共识”。 罗尔斯虽然是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但他所论证的政治哲学，正是当代美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公平的正义”乃是从罗斯福新政到六十年代种族平权法的合法性论证，而政治自由主义则是多元文化时代解决公共认同问题的自由派纲领。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以克里为代表的民主党自由派人士，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来回应同性恋、堕胎等辣手的价值冲突问题。然而，这次克里的败选，表面上是民主党的政治失败，从深层来说，乃暴露了政治自由主义深刻的理论困境。 自由主义放弃了自己特定的整全性学说，退而成为社会政治层面的组织原则，本来期望收到双刃剑的效果：以价值中立主义回应多元文化，以正义的“重叠共识”整合社会，与文化虚无主义划清界限。但是，从这几年美国国会、总统大选中，保守主义屡屡得胜、自由主义连续失败之中可以看到，在道德价值这一当今时代焦点问题上，政治自由主义显得苍白无力，交不出一张令选民满意的答卷。为了使正义原则在一个多元价值的社会中能够获得最广泛的认同，政治自由主义不惜放弃自己的整全性，将价值问题搁置起来，把它驱逐到私人领域。然而，从前门被公共事务驱逐的东西，又从后门溜回来了，不仅回来，而且成为公共领域各方舆论瞩目的主角。 以当今争得一塌糊涂的堕胎和同性恋问题来说，按照政治自由主义的逻辑，这些都属于私人的价值偏好，属于个人的怀孕意向或性取向，与公共领域的正义问题无涉。不过，自由派人士忽略了，在这个政府权力空前扩张的时代里面，过去属于宗教或道德管制的私人事务，如今统统变成了由法律和政治来管理的公共事务：堕胎是否合法？几个月大的胎儿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同性恋可以合法化吗？他们（她们）是否享有与异性恋同等的合法婚姻权利？――这一系列高度分歧的社会文化问题，保守主义的回答十分干脆，而政治自由主义则像克里在大选中的回答一样，含含糊糊，莫棱两可。文化价值不仅是个人的取向，也同时是公共事务，任何个人的价值选择都离不开公共的价值标准，政治自由主义的善与正当二分的基本预设，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却处处碰壁，文化冲突的本质就是政治，政治背后也是文化的分歧，所谓的“文化政治”是也。 当然，罗尔斯早就预见到私人的价值（善）与公共正义（正当）之间并非那样井水不犯河水，他所论证的政治自由主义，设定了一条核心的基本原则：“正当优先于善”。也就是说，当自己的宗教、道德或哲学学说与社会正义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普遍的正义相对于特殊的善，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先性。然而，问题在于,“正当优先于善”，只是自由主义的特殊信念，而不是社会普遍的规范认同，不要说各种宗教学说坚信信仰的绝对优先性，社会的正当性只可能来自宗教价值上的善，而且连社群主义、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等各种保守主义，都反对抽离善的价值观念来预设正当的优先性。“正当优先于善”这条政治自由主义的第一原理，在一个价值多元的自由主义社会里面，它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甚至是不可通约的分歧性。当今美国社会的主要分歧，几乎都发生在文化道德领域。那些善与善之间的价值冲突，以“是否正当”的政治方式体现出来，而且无法用法律或政治的普遍正义原则来裁定它们。 政治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来自各种宗教、道德或哲学学说的重叠共识，然而，由于价值上的分歧，有些可以通过理性的合理对话形成重叠共识，有些则不可通约，难以形成共识，比如同性恋问题、堕胎问题就是这样，越是涉及到世界观的核心价值，就越是难以找到共通点。罗尔斯之所以认为在不同信仰的人群中间，能够形成“重叠共识”，乃是有一个“政治人”的预设：相信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有可能按照公共理性来进行公共对话，以“正当优先于善”的方式进行价值选择。然而，即使美国这个有着两百多年立宪民主历史的国家，由于多数人依然是基督教徒，凡是涉及到文化政治的诸多社会问题，他们更多地不是从法律的程序正当性，而是从上帝那里寻求选择的答案。薛涌在书中分析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后来的历史发展使得宗教一分为二，一个是理性宗教，相信政教分离，他们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基本上是一批投票给克里的自由派，主要分布在东西海岸的大都市里，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另一个是情感宗教，其信徒大多是一些投票给小布什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者，他们云集在南部和中部地区，生活在半封闭的小城镇里，每个周末要上教堂，向上帝祈祷。 两个美国，两种宗教。克里所抓住的只是理性化的美国，这个美国相信罗尔斯，相信“正当优先于善”。就像很多中国人以为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就是美国一样，他们也以为理性化的自由主义代表了美国精神。殊不知还有另外一个美国，另外一种美国精神。那就是小布什所依靠的美国，基督教福音主义所代表的情感宗教精神。这些生活在乡下的传统“杨基佬”，平时是沉默的大多数，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这些全国性大报上，看不到他们的踪影，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但是他们确确实实在地存在，每当选举年的时候，这些相信信仰高于一切、善优先于正当的虔诚教徒们，就成为了左右白宫的力量。这次决定布什和克里最后命运的俄亥俄州，虽然经济衰退，但多数选民最终还是选了布什。他们所作的选择，不是功利自由主义的“经济人”选择，也不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人”选择，而是虔诚地相信上帝、相信信仰高于一切的“宗教人”选择。正如一位俄亥俄州选民所说：“这四年我收入少了三分之一，但我不会责怪布什。工作来了又去，但信仰却是永恒的”。 在文化道德问题上，政治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政策，实际结果是对文化激进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宽容。自由主义对它们的步步退让，使得后者不断挑战政治和法律的底线：先是自由堕胎，然后是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大麻合法化？自由克隆后代？…这些在政治自由主义看来属于个人自由选择的非公共性问题，已经或者即将成为公共问题的焦点。难道生活伦理真的仅仅是私人事务？难道在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这些问题上，真的什么都行？文化激进主义者当然会这样认为，自由主义者虽然内心不赞成，但碍于价值中立主义的原则，只能保持宽容，就像克里对待切尼副总统的女儿同性恋的态度一样，有着过多的暧昧。 当文化激进主义步步紧逼，而自由主义只能对此保持绥靖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保守主义的强烈反弹，保守主义在精英层中，表现为施特劳斯的古典贵族政治哲学对罗尔斯主流自由主义的挑战，在民间草根阶层，则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再度崛起。这两股势力，一个是强烈置疑从自由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潮，另一个是诉诸信仰和情感的宗教大众，它们正是小布什政府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 这些保守主义的力量，本来是一盘散沙，分散在学院的边缘和民间的草根，不要说没有建制化，连组织化都谈不上。然而，小布什政府上台以后，以白宫为中心，保守主义终于获得了建制化的机会。特别是9•11以后，小布什以反恐战争为借口，为美国制造了一个外部的敌人――自由制度和基督教文明的敌人，并且大打新“政治正确”的爱国主义牌，试图以保守的基督教价值观，重新将上帝召唤回世俗社会，整合美国的道德基础和价值基础。 去年，亨廷顿发表了他的新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此书已由新华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译本），这位美国学院保守主义权威人物将“文明冲突”的视线从国际社会外部转向了美国社会内部。在他看来，美国的国家认同，过去有四个组成部分：民族（不列颠民族）、种族（白人）、文化（基督新教）和政治（美国宪法），经过一个多世纪中欧、南欧、东欧移民、拉丁美洲移民和亚洲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冲击，如今只剩下一个东西：共同的政治信念。这也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立论的基本事实基础。不过，在亨廷顿看来，仅仅靠政治信念立国是非常危险的，当初的罗马帝国、苏联帝国就是因为缺乏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而靠国家意识形态的粘合力维持整合，最好这些帝国无一例外，通通崩溃解体。为美国之未来忧心忡忡的亨廷顿大声疾呼：要坚决抵制国家认同中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坚定地捍卫盎格鲁－基督新教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核心地位，这一由“五月花号”船带来的原初定居者的文化，正是美国国家的立国之本。显然，亨廷顿这本书提出的观点，为白宫的基督教复兴作了理论上的背书。 一方面是文化激进主义的咄咄逼人，另一方面是保守主义的强大复兴，自由主义何去何从？相信价值中立的自由派何去何从？这次民主党的败选，不仅是克里个人的失败，而且是其背后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重大挫折。自由主义所预设的“正当优先于善”只能是一半美国人的公共理性，无法整合另一半美国人，因而在如今冲突最激烈的道德价值问题上，自由主义显得左右为难，拿不出一个让多数人服气的方案，这正是政治自由主义的现实困境所在。 在政治社会经济权利的公平安排上，自由主义基本实现了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之间的重叠共识，但是在更核心的道德价值问题上，因为各自有各自对善的理解，重叠共识何其之难！政治自由主义的重叠共识，其背后的价值基础是比较单薄的，虽然它有其道德基础：对人的尊重和对不同信仰的尊重，但当不同的信仰发生冲突时，中立的自由主义就很难像解决分配公正一样，给予弱势者以适当的补偿。善的失落、美好生活的丧失，是无法用任何其它的物质或精神方式所能补偿的。 理性的美国，情感的美国。这是两个美国，也是同一个美国，分别体现了美国精神的两个侧面。这是美国有活力之处，也是麻烦之处。搞得好，理性与信仰、精英与草根，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动和平衡的互补；搞得不好，冲突频频，威胁国家的社会道德整合。自由主义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整合另一个美国，另一个信仰的美国、基督教的美国；是如何回应文化道德价值问题，不再是用消极的办法，用括号将善的问题搁置起来，将之放逐到私人领域，而是积极地面对价值的分歧，重新将之置于公共领域予以对话和讨论，寻找自由民主生活最一般的伦理基础和价值底线。 马克斯•韦伯当年指出现代性就是“祛除魅力”的过程，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祛魅”的产物，是世俗化时代的公共宗教。它相信随着世俗化的发展，人会越来越告别传统的宗教、信念和情感，成为“理性人”，这也是自由主义对自由民主秩序理性王国乐观其成的缘由所在。然而，自由主义忘记了韦伯当年对“祛魅”以后“价值诸神”冲突的忧虑，世俗化越是深入，神圣、超越这些价值之物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以更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自由只能提供给人选择的可能，民主赋予人以平等的尊严，但它们并不能因此给人的生活带来意义，告诉你美好的价值何在。而只有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才是完美的人生。然而，现代性的世俗化以工具理性的方式摧毁了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道德生活的完整性，使得价值危机在民主化以后格外地凸现出来。9•11事件所触动的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世俗社会最深处的一根宗教神经”，（哈贝马斯语） 而布什、克里之争所反映的，正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民族国家内部同样的问题：世俗社会的“价值诸神”冲突。 2004年美国总统的选举，预示着美国的自由主义不得不面临新的突破，在实践层面期待着一位像罗斯福、肯尼迪一样能够改变美国历史的伟大总统，在理论层面则期盼着一位自洛克、康德、罗尔斯以后有能力开创自由主义新生命的一代大师。不过，这一切都可望不可即，或许几年，或许几十年，将是下一代人看到的故事。

图灵（Turing）奖”是美国计算机协会（ACM，Association for Computer Machinery）干 1966年设立的，专门奖励那些对计算机科学研究与推动计算机技术发展有卓越贡献的杰出科学家。设立的初衷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到20世纪60年代，其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有影响的学科，信息产业亦逐步形成，但在这一产业中却一直没有一项类似“诺贝尔”、“普利策”等的奖项来促进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于是“图灵”奖便应运而生，它被公认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图 灵”为 何 如 此 幸 运不少人梦寐以求的国际计算机的最高奖项——图灵奖，为何它如此幸运，真是说来话长。阿兰·图灵（Alan Turing），1912年6月23日出生于英国伦敦，他被认为成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谁也没有想到他的名字会和计算机产业挂钩。20世纪的数学界正在热烈的讨论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 ——昆特.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在那以前，数学家们总认为，一个数学问题虽然要找到答案也许会很困难，但理论上总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一个数学命题，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而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指出：在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的数学公理系统中，总存在那样的命题，我们既不能证明它是真的，也不能证明它是假的。数学家们大吃一惊，发现以往大家认为绝对严密的数学中，原来有令人如此不安的不确定性。每个逻辑学家都在苦苦思索，试图为陷入了危机的数学找到一条出路，这些逻辑学家包括当时在剑桥的贝特朗.罗素( Bertrand Russell ) 、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路德维格.维特斯根坦 ( Ludwig Wittgenstein) 等著名的逻辑学家。这时的图灵正在剑桥求学，他也同样为此问题陷入了困境。1936年，图灵作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科学贡献，他在其著名的论文《论可计算数在判定问题中的应用（On Computer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 -problem）》一文中，以布尔代数[i]为基础，将逻辑中的任意命题（即可用数学符号）用一种通用的机器来表示和完成，并能按照一定的规则推导出结论。这篇论文被誉为现代计算机原理开山之作,它描述了一种假想的可实现通用计算的机器，后人称之为“图灵机”。这种假想的机器由一个控制器和一个两端无限长的工作带组成。工作带被划分成一个个大小相同的方格，方格内记载着给定字母表上的符号。控制器带有读写头并且能在工作带上按要求左右移动。随着控制器的移动，其上的读写头可读出方格上的符号，也能改写方格上的符号。这种机器能进行多种运算并可用于证明一些著名的定理。这是最早给出的通用计算机的模型。图灵还从理论上证明了这种假想机的可能性。尽管图灵机当时还只是一纸空文，但其思想奠定了整个现代计算机发展的理论基础。1945年，图灵被调往英国国家物理研究所工作。他结合自己多年的理论研究和战时制造密码破译机的经验，起草了一份关于研制自动计算机器（ACE：Automatic Computer Engine ）的报告，以期实现他曾提出的通用计算机的设计思想。通过长期研究和深入思考，图灵预言，总有一天计算机可通过编程获得能与人类竞争的智能。1950年10月，图灵发表了题为《 机器能思考吗？》的论文，在计算机科学界引起巨大震撼，为人工智能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同年，图灵花费4万英镑，用了约800个电子管的ACE样机研制成功，它的存储容量比爱尼亚克[ii]大了许多。在公开演示会上，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功能最强的计算机之一。图灵还设计了著名的“模仿游戏试验”，后人称之为“图灵测试”。该实验把被提问的一个人和一台计算机分别隔离在两间屋子，让提问者用人和计算机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进行问答测试。如果提问者分不清回答者是人还是机器，那就证明计算机已具备人的智能（1993年美国波士顿计算机博物馆举行的著名的“图灵测试” [iii]充分验证了图灵的预言）。这让我想起前几年IBM公司研制的计算机“深蓝”与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进行的那场人机大战，最终以“深蓝”战胜卡斯帕罗夫而宣告结束，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图灵的天才预言。现代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iv]生前曾多次谦虚地说：如果不考虑巴贝奇[v]等人早先提出的有关思想，现代计算机的概念当属于阿兰·图灵。冯·诺依曼能把“计算机之父”的桂冠戴在比自己小10岁的图灵头上，足见图灵对计算机科学影响之巨大。毒 液 浸 透 苹 果，如 睡 之 死 渗 入 ……身为一名数学家, 图灵模型研制计算机的梦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粉碎。当时，德国法西斯正对英伦三岛狂轰滥炸，图灵的祖国危在旦夕,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图灵前往英国外交部承担“超级机密”研究工作，即主持对德军通讯密码的破译工作。图灵便和历史上著名的布莱奇利公园以及加密电子机械装置ENIGMA联系在了一起。ENIGMA是德国发明家亚瑟.谢尔比乌斯（Arthur Scherbius）发明的一种加密电子器,它被证明是有史以来最可靠的加密系统之一，二战期间它开始被德军大量用于铁路、企业当中。英国第40局（英国政府负责破译密码的间谍机构）开始恐慌，因为出现了大量他们无法破译的电文。在整整13年里，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认为ENIGMA是不可破译的。针对这一情况，40局新设了它的机构——英国政府代码及加密学校（GC&CS ,Government Code and Cipher School），总部坐落在白金汉郡的布莱奇利公园。在布莱奇利公园有一大批为破译ENIGMA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们，图灵无疑是他们当中最值得叙述的一个。图灵发明了绰号为“炸弹” （Bombes）的解密机器，他被看成一位天才解密分析专家。战争结束，布莱奇利公园被关闭，“炸弹”被拆毁，所有战时有关密码分析和破译的档案资料都被销毁，直到1967年波兰出版第一本关于波兰破译ENIGMA方面的书，以及1974年温特伯坦姆写的《超级机密The Ultra Secret》一书出版，人们才知道图灵在分析解密方面的贡献。1938年迪斯尼公司著名的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上映，图灵也观看了这部影片，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的同事常常听见他哼电影中巫婆王后泡制毒苹果的台词：“毒液 浸透苹果如睡之死渗入……”而图灵的一生正是在这首歌词中结束。图灵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没有机会看到自己被当作一个解密英雄来尊敬，相反，由于他同性恋的性倾向而倍受折磨。1952年因小偷入室行窃，图灵向警察报了案，但他却忘了向警察掩藏他和另一位男士同居的事实，同年他被警方逮捕，以“有伤风化罪”罪名遭到起诉，并被判为有罪。而这期间，他不得不忍受报纸媒体对他案件的公开全面报道。性倾向被公开，私生活曝光于大众，政府也取消了他情报部门的工作。他的脾气变的躁怒不安，性格阴沉郁悒。1954年6月8日，人们在图灵的寓所发现了他的尸体。他在自己的住处服用沾过氰化物的苹果而自杀。临死的前夜，也许图灵的耳边还回响着那首歌：“毒液浸透苹果如睡之死渗入……”迄今为止，作为计算机界“诺贝尔奖”的图灵奖已走过了36个春秋。40多位图灵奖得主均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创新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在珍惜自己所获崇高荣誉的同时，也深切怀念阿兰·图灵这位在计算机创新史上永放光芒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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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人心 清代乾隆年间，南昌城有一点心店主李沙庚，以货真价实赢得顾客满门。但其赚钱后便掺杂使假，对顾客也怠慢起来，生意日渐冷落。一日，书画名家郑板桥来店进餐，李沙庚惊喜万分，恭请题写店名。郑板桥挥毫题定“李沙庚点心店”六字，墨宝苍劲有力，引来众人观看，但还是无人进餐。原来“心”字少写了一点，李沙庚请求补写一点。但郑板桥却说：“没有错啊，你以前生意兴隆，是因为‘心’有了这一点，而今生意清淡，正因为‘心’少了这一点。”李沙庚感悟，才知道经营人生的重要。从此以后，痛改前非，又一次赢得了人心，赢得了市场。 人心是一笔无形资产，是一笔不可忽视的巨大财富。对于企业、商家而言，经营人心是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平凡与不平凡 海尔总裁张瑞敏先生在比较中日两个民族的认真精神时曾说：如果让一个日本人每天擦桌子六次，日本人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每天都会坚持擦六次；可是如果让一个中国人去做，那么他第一天可能擦六次，第二天可能擦六遍，但到了第三天，可能就会擦五次、四次、三次。到后来，就不了了之。有鉴于此，他表示，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三）成功之道 一个青年向一个富翁请教成功之道，富翁却拿了三块大小不一的西瓜放在青年面前，“如果每块西瓜代表一定程度的利益，你选那块？” “当然是最大的那块！”青年毫不犹豫地回答。 富翁一笑：“那好，请吧！”富翁把那块最大的西瓜递给青年，而自己却吃起了最小的那块。 很快，富翁就吃完了，随后拿起桌上的最后一块西瓜得意地在青年面前晃了晃，大口吃起来。 青年马上明白了富翁的意思：富翁吃的瓜虽无青年的瓜大，却比青年吃得多。 如果每块西瓜代表一定程度的利益，那么富翁占有的利益自然比青年多。 吃完西瓜，富翁对青年说：“要想成功，就要学会放弃，只有放弃眼前利益，才能获取长远大利，这就是我的成功之道。” （四）和为贵思想协调人类发展 在20世纪，人类开始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重要性。一些学者更发现已有基本理论观念存在问题，导致人类社会一系列危机的存在，民族冲突、文化冲突日益激烈，甚至有人放言，文明冲突将代替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成为世界的主题。针对这种现象，专家引用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博士生的话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一些学者认为，在道德伦理层面，孔子智慧可以起到主导作用已为大家公认。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主要指多样性的统一，多样性是“和”的先决条件，同时亦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事物仅停留在多样性是不够的，还要多种事物和谐相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人类社会的发展表明，少数几个大国瓜分世界的局面是不可能长久的。 （五）苦难是道加法题 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集团老总，在40岁以前，穷困潦倒，家徒四壁，没有人看得起他，包括他的妻子。但他只身下海，从小本生意开始，在短短的十年内，把一家手工作坊扩张成了资产达亿元的私营企业。 有记者采访他：“如果你出生在城市，受良好的教育，有稳定的生活环境，你现在的成就会更大。”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也许可能。但我相信，如果我不是生活在农村，没有经受过那么多苦难，而像其他城市人一样有衣穿，有房住，有人看得起，我会心安理得地过下去，绝不会开办自的家庭作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要感谢生活。” 苦难并不意味着永远苦难，幸福也并不意味着永远幸福。人们最出色的工作往往是处于逆境中做出的，思想上的压力甚至肉体上的痛苦，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兴奋剂。美国曾对一千位富翁做了抽样调查，结果发现，他们大都出生在普通人的家庭，甚至有一部分少年是在黑人区里度过的。生活有时真的像魔术，会变幻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 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认识到苦难本身蕴涵着无尽的契机，如果你认为它是一道减法题，那么答案你已经知道，它将减去你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如果你认为它是一道加法题，那么演算的结果可能就是一个无穷数。 （六）三个抄写员 黎锦熙（1890—1978）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民国头十年他在湖南办报，当时帮他誊写文稿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抄写员沉默寡言，只是老老实实地抄写文稿，错字、别字也照抄不误，后来这个人一直默默无闻。第二个抄写员则非常认真，对每份文稿都先进行认真仔细地检查然后才抄写。遇到错字、病句都要改正过来。后来，这个抄写员写了一首歌词，经聂耳作文库大全小升初中考满分高考满分高考零分谱曲后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他就是田汉。第三个抄写员则与众不同，他也仔细看每份文稿，但他只抄与自己意见相符的文稿，对那些意见不同的文稿则随手扔掉，一句话也不抄。后来，这个人建立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就是毛泽东。 （七）被斥责的勤奋 现代原子物理学的奠基者卢瑟福对思考极为推崇。一天深夜，他偶尔发现一位学生还在埋头实验，便好奇地问：“上午你在干什么？”学生回答：“在做实验。”卢瑟福不禁皱起了眉头，继续问：“那晚上呢？”“也在做实验。” 勤奋的学生本以为能够得到导师的一番夸奖，没想到卢瑟福居然大为发火，厉声斥责：“你一天到晚都在做实验，什么时间用于思考？” 勤奋的学生遭到斥责，看似委屈，实际上大师是在传遍真经啊。很多时候人们宁可让岁月淹没在仿佛很有价值的忙碌中，却极不情愿拿出时间进行思考，以至于思维在低水平的层次上徘徊，最终一无所获。 如果说智慧是创造的源泉，那思考便是智慧的起点。 （八）永远做一个勤奋的人 在美国，有一个人在一年之中的每一天里，几乎都做着同一件事：天刚放亮，就伏在打字机前开始一天的写作。这个男人名叫斯蒂芬•金，是国际上著名小说大师。 斯蒂芬•金的经历十分坎坷，他曾经潦倒得连电话费都交不出，电话公司因此而掐断了他的电话线。后来，他成了世界上著名的恐怖小说大师，整天稿约不断，常常是一部小说还在他的大脑中储存着，出版社高额的定金就支付给了他。如今，他算是世界大富翁了，可他仍然是在勤奋的创作中度过的。 斯蒂芬•金的秘诀很简单，只有两个字：勤奋。一年之中，他只有三天时间是例外的，不写作。这三天是：生日，圣诞节，美国独立日（国庆节）。勤奋给他带来的好处是，永不枯竭的灵感。学术大师季羡林老先生曾经说过：“勤奋出灵感。” （九）一加一可以大于二 一个犹太人如此教导儿子：“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智慧，当别人说1加1等于2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大于2。” 1974年，美国政府为清理给自由女神像翻新而产生的大堆废料，向社会广泛招标。但好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人应标，因为在纽约州，垃圾处理有严格规定，弄不好会受到环保组织的起诉。 犹太人的儿子当时正在法国旅行，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终止了休假，飞往纽约。看过自由女神像下堆积如山的铜块、螺丝和木料后，他一言不发，立即与政府部门签下了协议。 消息传开后，纽约的许多运输公司都在偷偷发笑，他的许多同僚也认为废料回收吃力不讨好，能回收的资源价值也实在有限，这一举动实乃愚蠢之极。 当这些人在看笑话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组织工人对废料进行分类。他让人把废铜熔化，铸成小自由女神像，旧木料则加工成底座，废铜、废铝的边角料则做成纽约广场的钥匙，他甚至把从女神像身上扫下来的灰尘都包装起来，出售给花店。 这些废铜、边角料、灰尘都以高出它们原来价值的数倍乃至数十倍卖出，且供不应求。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让这堆废料变成了350万美金，每磅铜的价格整整翻了1万倍。 商业化的社会永无等式可言，当你抱怨生意难做时，也许有人正在点钞票而累得气喘吁吁。这里面的奥妙在于：你认为1加1等于2，而他则坚持1加1可以大于2。 （十）沃尔玛：不看文凭 排名全球500强之首的美国零售帝国沃尔玛，被管理界公认为最具文化特色的公司之一。《财富》杂志评价它“通过培训方面花大钱和提升内部员工而赢得雇员的忠诚和热情。管理人员中有60%的人是从小工做起的。”在沃尔玛，很多员工都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拥有一张MBA文凭，并不见得能够赢得高级主管的赏识，除非通过自己的努力以杰出的工作业绩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但这并不是说公司不重视员工的素质，相反，公司在各方面鼓励员工积极进取，为每一位想提高自己的员工提供接受训练和提升的机会。在一般零售公司，没有十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根本不会被考虑提升为经理，而在沃尔玛，经过六个月的训练后，如果表现良好，具有管理好员工、管理好商品销售的潜力，公司就会给他们一试身手的机会。先做助理经理，或去协助开设新店，如果干得不错，就会有机会管理一个分店。因此，今天的沃尔玛公司的绝大多数经理人员，产生于公司的管理培训计划，是从公司内部提拔起来的。 （十一）索尼：不迷信专家 近几年，日本索尼公司在招聘大学生时，对学校名称采取“不准问，不准说，不准写”的“三不”方针。公司认为，在激烈竞争和多变时代，企业需要各种人才，只有将各种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发挥创造性，开发出新产品。只在少数名牌大学中招聘人才，会使企业失去活力。索尼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的井深大说：“我从不迷信专家，专家倾向于争辩你为什么不做或不能做某种事情，而我们经常强调的是从无到有去实干。”因此，索尼喜欢思想敏锐、不墨守成规、勇于探索创新的人，他们鼓励科技人才“跳槽”，可以在公司任何部门寻找新的职位，“毛遂自荐”参与项目的开发研究。公司认为，这种人思想开放，思维活跃，兴趣广泛，具有创造意识和创新精神，是实干家而不是空谈家，有培养和发展前途，应加以重用。 （十二）成功，只不过是一种心态 克里姆林宫内曾有位尽职尽责的老清洁工。她说：“我的工作和叶利钦的工作差不多，叶利钦是在收拾俄罗斯，我是在收拾克里姆林宫。每个人都是在做好自己的事。”她说得多么轻松、怡然，很使人感动，也很令人深思。 克里姆林宫的老清洁工在达官显贵面前是地位低下的平民百姓，可她并不自卑，而且还幽默地把自己的工作和总统的工作相提并论，足见其心胸的豁达与坦荡。一国之君也好，一介草民也罢，他们都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所以，她每天都在认真地收拾红墙内的灰尘和垃圾，同时也把散落在心头的苦闷和迷惘一起清扫掉。 （十三）最大的不幸 一个人在他23岁时为人陷害，在牢房里呆了9年，后来冤案告破，他终于走出了监狱。出狱后，他开始了常年如一日的反复控诉、咒骂：“我真不幸，在最年轻有为的时候竟遭受冤屈，在监狱度过本应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样的监狱简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狭窄得连转身都困难。唯一的细小窗口里几乎看不到星点灿烂的阳光，冬天寒冷难忍；夏天蚊虫叮咬„„真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不惩罚那个陷害我的家伙，即使将他千刀万剐，也难以解我心头之恨啊！” 73岁那年，在贫病交加中，他终于卧床不起。弥留之际，牧师来到他的床边：“可怜的孩子，去天堂之前，忏悔你在人世间的一切罪恶吧„„”牧师的话音刚落，病床上的他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我没有什么需要忏悔，我需要的是诅咒，诅咒那些施予我不幸命运的人„„” 牧师问：“您因受冤屈在监狱呆了多少年？离开监狱后又生活了多少年？”他恶狠狠地将数字告诉了牧师。 牧师长叹了一口气：“可怜的人，您真是世上最不幸的人，对您的不幸，我真的感到万分同情和悲痛！但他人囚禁了你区区9年，而当你走出监牢本应获取永久自由的时候，您却用心底里的仇恨、抱怨、诅咒囚禁了自己整整41年！” （十四）老报纸的价值 旧报纸，若是卖给收废品的，一斤大约三四毛钱。 但上海吴江路就有一家老报纸馆专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文汇报》等老报纸，上世纪60年代的普通报纸，每张要卖218元，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普通报纸，每张也要卖128元。那些按理说没有收藏价值的普通旧报纸居然还卖得挺火。 原来，商家打出的宣传是这样的：为自己或者是亲人卖一份生日老报纸吧！颜色已发黄的老报纸配以充满怀旧情调的包装，就有一些历史韵味。顾客主要是二三十岁的上海市民，他们或者购买自己出生那一天的报纸，看看自己出生那天世界发生了哪些事，或者卖来赠送给长辈，以引起长辈对青春的记忆。 这老板叫刘德保，素有收集老报纸的兴趣。他将老报纸的卖点定位于生日礼物上，可谓别出心裁，既雅致，又有韵味；既可以满足青年人对出生那个年代的好奇，又会唤起中老年人对逝去岁月的缅怀。三四毛钱一斤的旧报纸得以卖出每张一二百元的高价，价钱翻了千倍以上，可谓极高附加值了！ （十五）科学史上因语文而失误例谈 1．美国化学家路易斯于1916年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共价键理论，但在本世纪20年代曾一度被称为朗缪尔理论。原因是路易斯虽很聪明，但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他提出共价键理论后，并未引起多大反响。致使这一理论濒临泯灭的困境。幸亏三年后，一位思想敏锐的化学家朗缪尔看出了共价键理论的重大意义，于是，一方面凭借生动活泼流畅的文笔在有影响的《美国化学学会志》等刊物发表系列论文，一方面又以滔滔不绝的口才在国内大型学术会议上多次发表演说，终于使这一理论走出了困境，得到普遍承认。 2．现在举世公认，美国科学家维纳是信息论的创始人，因为他在上世纪50年代对信息论做了系统阐述，并建立了维纳滤波理论和信号预测论。可早在30年代就提出信息论的竟是中国数学家申农。最先提出信息论的却没有成为创始者，其原因固然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申农未能充分利用语文工具对信息论进行系统阐述和广泛宣传，该是原因之一。 3．著名物理学家法拉第，早在1873年就已经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但由于他在论述这一现象时，用语晦涩，致使这项重大的科学发现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被束之高阁。后来幸亏酷爱诗歌的物理学家麦克斯韦以他特有的形象思维和精练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才使这一重大科学发现公之于众。 （十六）回报的方式 一对法国农民夫妇15岁的儿子得了一种恶性皮肤病，夫妇俩借了所有能借到的钱，领着儿子到处去看病。那年冬天，在马塞一家医院里，母亲陪护儿子治疗，儿子睡在病床上，母亲就和衣坐在冰凉的地板上，几十个日日夜夜，她没有安静地睡过一宿觉。母子俩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面包，大夫们实在看不下去，午餐的时候，总会给他们打来两份牛排，而母亲依旧吃冷面包，把牛排留给儿子吃。 后来，儿子的病情不断恶化，医生告诉母亲：“孩子的病治不好了，维持生命需要很多的钱。”母亲回到病房，默默地收拾行李，然后平静地对孩子说：“咱们回家吧。” 再后来，孩子的不幸遭遇被巴黎一些媒体报道了，好心的人们纷纷捐款，希望能留住他的生命。然而，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孩子还是死了。 孩子在离开人世之前，把能够知道姓名的好心人一个一个地记在笔记簿上，他告诉父母：“我不想死，可我知道自己的病拖累了你们。我死之后，一定把这些钱还给人家。” 埋葬了孩子，家里已是空荡荡的，连生活都成问题，但他们还没有忘记孩子的遗愿。夫妇俩变卖了家产，踏着积雪，敲开那一扇扇门，把钱一笔一笔地退给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并对那些好心人说：“孩子已经走了，多谢你们帮忙。” 人们拒绝接受，他们哭了：“孩子的心愿不能违呀！”大伙只好含着泪收下。那些无法退回的钱，他们建立了一个基金，谁家有病有灾的，尽可以拿去使。他们说，养了一年的牛可以卖了，种植的葡萄园也能收入点钱，他们想把那基金再充实一下„„ （十七）失败是最好的指南针 一个探险家出发去北极，最后却到了南极。当别人问他为什么时，他说：“我带的是指南针，找不到北极。”对方说：“怎么可能呢？南极的对面不就是北极吗？转过身就可以了。” 成功和失败本是同一片旷野，它是会令你溺水的深潭，也是能为你解渴的甘泉。谁能一开始便明察秋毫，寻觅到那通往柳暗花明的小径？必得经历失败，把所有不可能的假货、貌似合理的幻想一一排除，剩下的才会是唯一的正确。 当我们在生活中一次次被撞得晕头转向、头破血流的时候，失败是最好的指南针，以它恒久不变的指针说着错误的方向，并提示我们：转过向去，对面便是成功。 （十八）一枚金币的推销术 在法国的一个城市的偏僻小巷里，人们拥挤得水泄不通。只见一位50多岁的男人，拿出一瓶强力胶水，然后拿出一枚金币，他在金币的背后轻轻地涂上一层薄薄的胶水，再贴到墙上。不久，一个接一个的人都来碰运气，看谁能揭下墙上那枚价值5000法郎的金币。 小巷里的人来来往往，最终没有人能拿下那枚金币，金币牢牢地粘在墙上。 原来，那男人是个老板，由于他的商店位置偏僻，生意不景气，他便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广告办法：用出售的胶水把一枚价值5000法郎的金币粘在墙上，谁揭下，那枚金币就归谁。 那天，没有谁那下那枚金币，但是，大家认识了一种强力胶水。从此，那家商店的胶水供不应求。 （十九）选择 古希腊哲学大师苏格拉底的三个弟子曾求教老师，怎样才能找到理想的伴侣。苏格拉底没有正面回答，却让他们走田埂，只许前进，且仅给一次机会，要求是选摘一个最好最大的穗。 第一个弟子没走几步，就看见一个又大又漂亮的穗，高兴地摘下来了。但他继续前进时，发现前面有许多比他的那个大，但已经没有机会，只得遗憾地走完全程。 第二个弟子吸取了教训，每当他要摘时，总要提醒自己，后边还有更好的。可当他快到终点时，才发现机会全错过了。 第三个弟子吸取了前边两个弟子的教训。当走过全程三分之一时，即分出大中小三类；再走三分之一时，验证是否正确；等到最后三分之一时，他选择了属于大类中的一个美丽的穗。虽说，这穗不是田里最好最大的一个，但对他来说，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二十）愚顿的力量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做过一个实验：他从村子里找了两个人，一个愚顿且软弱，一个聪明且强壮。爱因斯坦找了一块两英亩左右的空地，给他俩同样的工具，让他们在其间比赛挖井，看谁最先挖到水。 愚顿的人接到工具后，二话没说，便脱掉上衣干起来。聪明的人稍作选择也大干起来。两个小时过去了，两人均挖了两米深，但均未见到水。聪明的人断定选择错了，觉得在原处继续挖下去是愚蠢的，便另选了块地方重挖。愚顿的人仍在原地吃力地挖着，又两个小时过去了，愚顿的人只挖了一米，而聪明的人又挖了两米深。愚顿的人仍在原地吃力地挖着，而聪明的人又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就又选了一块地方重挖。又两个小时过去了，愚顿的人挖了半米，而聪明人又挖了两米，但两人均未见到水。这时聪明人泄气了，断定此地无水，他放弃了挖掘，离去了。而愚顿的人此时体力不支了，但他还是在原地挖，在他刚把一锨土掘出时，奇迹出现了，只见一股清水汩汩而出。 比赛结果，这个愚顿的人获胜。爱因斯坦后来对学生说，看来智商稍高条件优越、聪明强壮者不一定会得到成功，成功有时需要一种近乎愚顿的力量啊！ （二十一）最坚强的东西 世间最坚强的东西是什么？是血肉之躯里深藏着的意志。摆在面前的有这样一个人的履历：他，21岁时做生意失败；22岁时，角逐州议员落选；24岁时，做生意再次失败；26岁时，爱侣去世；27岁时，一度精神崩溃，曾想到自杀；34岁时，角逐联邦众议员落选；36岁时，角逐联邦众议员再度落选； 45岁时，角逐联邦参议员落选；47岁时，提名副总统落选；49岁时，角逐联邦参议员再一次落选；52岁时，当选美国第16届总统。这个人，就是阿伯拉罕•林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二十二）为失败做准备 报载，在美伊战争中，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扬言，他已摆好城市游击巷战的阵势恭迎美国大兵。在摩加迪吃过巷战苦头的美军不敢掉以轻心，他们在苦练怎么打胜仗的同时，也在苦练打败仗后如何当俘虏。战俘训练课程的名称是“超压力灌输”，包含四大科目——野外生存、躲藏逃脱、积极抵抗、保命要紧。训练以近乎残酷的方式进行，但却是必要的。它可提高人的生理和心理承受能力，一旦身临绝境，就可以从容应付。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无数事实说明，谁能为失败做准备，谁就能化险为夷，反败为胜。 （二十三）拒绝诱惑 一位年轻人问老者：“我怎样才能成功地攀登到梦想的山巅？” 老者微微一笑，从地上捡起一张纸，叠只小船放在身边的小河，小船不喧哗，不急躁，借着水流，一声不吭地驶向前方。途中，蝴蝶、鲜花向它骚首弄姿，它不为所动，默默前行„„ 老者说：“人的一生，金钱、美色、地位、名誉、诱惑太多。选定了奋斗目标，途中因思谋金钱而驻足，因贪恋美色而沉沦，因渴求名誉而浮躁，因攫取地位而难眠，故难以像小船一样，不为诱惑所动，向着既定目标默然潜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做事往往半途而废，不能成功的原因。”年轻人恍然大悟，打点起行囊，迎着风向山顶爬去。 （二十四）贩卖水声赚大钱 美国有一个名叫费涅克的人，去过许多名山大川。有一次，他在旅途中被身边潺潺的水声所吸引。声音和谐动听，悠扬悦耳，让人流连忘返。于是，他灵机一动，用立体声录音机录下许多小溪、小河、小瀑布的流水声，回城复制后高价出售，购者络绎不绝。费涅克因此获利甚丰。 （二五）转换思维天地宽 在德国，有一个造纸工人在生产纸时，比小心弄错了配方，生产出了一批不能书写的废纸。因而，他被老板解雇。 正在他灰心丧气、愁眉不展时，他的一位朋友劝他：“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你不妨变换一种思路看看，也许从错误中找到有用的东西来。”于是，他发现，这批纸的吸水性能相当好，可以吸干家庭器具上的水分。接着，他把纸切成小块，取名“吸水纸”，拿到市场去卖，竟然十分畅销。后来，他申请了专利，独家生产吸水纸发了大财。 （二六）向你的敌人敬杯酒 康熙大帝在位执政60年之际，特举行“千叟宴”以示庆贺。宴会上，康熙敬了三杯酒：第一杯敬孝庄太皇太后，感谢孝庄辅佐他登上皇位，一统江山；第二杯敬众位大臣及天下万民，感谢众臣齐心协力尽忠朝廷，万民俯首农桑，天下昌盛；当康熙端起第三杯酒时说：“这杯酒敬给我的敌人，吴三桂、郑经、葛尔丹还有鰲拜。”众大臣目瞪口呆，康熙接着说：“是他们逼着朕建立了丰功伟绩，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朕，我感谢他们。” 一个人身价的高低，就看他的对手。对手总会给你带来压力，逼迫你努力地投入到“斗争”中，并想办法成为胜利者。在同对手的对抗中，才能真正地磨炼自己。从这一意义上说，你的敌人是你前进的动力，是你成功的催化剂。 （二七）别把聪明打碎了 如果花瓶碎了，怎么办？ 大多数人的做法是把碎片扔掉！那么，这里头有规律吗？有！将碎片按大小排列并称过重量之后，你会发现：10—100克的最少，1—10克的稍多，0.1克—1克的和0.1克以下的最多！尤其有趣的是，这些碎片的重量之间有着严整的倍数关系：最大碎片与次大碎片的重量比是16：1。次大碎片与中等碎片的重量比为16：1，中等碎片与较小碎片的重量比是16：1，较小碎片与最小碎片的重量也是16：1。于是，发现这一倍比关系的人便将此规律用于考古或天体研究，即只要有这个规律在，便可由已知文物、陨石的残片推测它的原状，从而迅速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 这就是思考的威力！这位聪明人就是丹麦科学家雅各布•博尔。不慎打碎花瓶的经历，我们肯定有过，可是，当包含其间

怎样写关于美军信息化战争的论文

你是军校学生吧，妈的。要你们干什么，论文要问别人，国家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