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鬼怪的论文题目

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里，鬼神文化在构成本民族身份与想象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源于祖先崇拜的鬼神文化以严密的系统、逻辑，不仅给原始初民们打上了明晰的地域性烙印，更以缺席而在场的方式为深陷困境的人们许下了一个因果善报的伦理诺言，有效地约束了社会人群的道德规范。法国学者格罗特说：“在中国人那里……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① 所谓“最密切的接触”、“支配”，透露出在敬畏基础上的人鬼相亲。 从现代的人性观来说，以鬼怪片为代表的非理性类型电影，在用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映照现实人性缺陷这一方面上有着显著的优点。对此，胡克归结得好：“如果没有非现实电影类型的开拓，至少还会造成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于人性的理解会造成偏差，难以充分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其次难以表现人的深层欲望，反文化因素也就缺少更多的表现机会。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难以更大地冲破视觉禁忌，造成视觉冲击力，使观众在精神上和艺术上更多地获得解放。”② 在目前国内电影创作中，这三方面都是匮乏的。确切地说，由于鬼神文化与现代文明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统鬼神因广泛的崇拜基础而具备较为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到了今天却只能龟缩在藏污纳垢的民间，这在相当程度上致使鬼神类型电影的发挥空间日益狭窄；以批判迷信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启蒙思潮彻底解构了鬼神的精神意义，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面目日益模糊。这种情形在当下大陆的鬼神片中比比皆是。 一、中国鬼怪的尴尬：何处是家园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鬼怪类型片是缺席的。个中原因在于，鬼怪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即便在目前的接受情境中，唯物论也仍成了鬼怪电影的创作障碍。鬼怪在失去了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精神家园后，只能是一种无处告白的尴尬；国内鬼怪片摇摆于诸多类型，在凶杀、吸毒、枪战、情色等等类型元素中，鬼怪总是退居次席，仅是刺激感官的视听元素，而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无关。如上所说，鬼怪类型片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当代社会中分崩离析的鬼怪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崇拜的意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被斥之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遭受了多次打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了民主与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广泛驱除了作为文化存在的鬼神阴影(在以科学破迷信的启蒙中，国民性批判与鬼神批判始终联系在一起)，从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层面上，截断了鬼神文化承续扩散的可能；那么，文化大革命极端粗暴的非学理形式则在观念形态画上了一条巨大的伤痕，严重亵渎了具有精神崇拜意味的鬼神文化，继而影响到当下社会的集体心理。当人们每每赞美高扬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沉痛控诉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往往疏漏了标志民族身份的文化传统被迫散落到民间角落的事实。然而很快，鬼怪们寄身的民间这一文化空间又遭致商业文化的鲸吞蚕食。伴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兴起，西方快餐式的大众文化进一步争夺瓜分文化市场，这导致本已独木难支的民间文化空间雪上加霜，毋庸讳言，同质化的全球想象严重威胁到传统鬼怪本已日渐窘迫的存身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鬼怪类型片呈现的文化症候是复杂的。国内鬼怪类型片处于幼稚不成熟状态，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电影审查的体制问题。近年出现的如《闪灵凶猛》、《凶宅幽灵》、《七夜》、《午夜惊魂》等鬼怪片在恐怖气氛、血腥场面的营造上，并不逊色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鬼怪片，但是难以叙述一个具备文化意义的鬼故事，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鬼怪类型片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所面对标准化的观众群体(the mass)，在性别意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等等，与鬼神文化所寄身的民间俗众(the folk)已有较大的区别。与热衷传统鬼怪的香港恐怖片相比，大陆的鬼怪片显然有所不同。专门研究恐怖片的阿甘曾这样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有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事，但我不喜欢缺乏根据的幻想，比如转世投胎的事，这太玄了，超出了广大观众的生活范围和理解范围。”③ 而事实上，鬼怪、幽灵、凶杀、报应甚至情色等内容恰恰是鬼怪文化的必要构成因素。正如此，困惑于怎样运用传统文化(甚至有些是糟粕的部分)参与现代的文化消费，当下的鬼怪电影难以建立起富有传统文化气质的鬼神叙事逻辑，出现了文化身份的混乱，具体表现为： 1、目前国内的鬼怪片一大难题就是寻找一个鬼怪出没的合理性空间。实际上，这是传统基于血缘相承的家庭向现代横向小家庭转换的结果。在传统观念中，“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神秘的血缘关系在生死的衔接、容纳鬼怪上存在着广阔空间；而基于现代文明建立起的非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从根本上缺少容纳鬼神的余地。因此，大多鬼怪片或者简单地设置一个偏离现代的边缘的自然空间，以时间停止流动保存了传统文化中鬼怪出没的合理性，如《闪灵凶猛》中探险者盘桓的古寨；或者以“现代人闯入旧家庭”的叙事模式，如《七夜》新婚回来的古宅，但如此绝缘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假想空间难以引起观众的切身感触。 2、国内鬼怪片始终立足于阐释现代文明与传统迷信的启蒙主题，这导致影片内部存在着呈现鬼怪却又否定鬼怪的矛盾。现代性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出现的社会意识，否定鬼怪存在的观念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加之主流意识对鬼怪存在的否认，也使得鬼怪难以真正地扎根于当代社会。因此，国内鬼怪片主体部分虽然充斥着令人惊悚的鬼怪形象与声响，结尾却又回归到现代社会的现实逻辑上来，从根本上消解了整部影片重点渲染的鬼怪，如《闪灵凶猛》最后归结到保护自然生态的问题，而《七夜》中的鬼怪，既不是古代上吊的三姨太太，也不是源自现代冤死的妹妹云袖，这些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装神弄鬼，影片所归结的制毒、贩毒、凶杀等现实社会问题严重羁绊了鬼怪片超现实的想象力，与《午夜惊魂》非常类似。这种否认鬼怪的存在，在一部鬼怪片中可能会用惊悚的视听效果遮掩了负面影响，但很不利于整个鬼怪类型电影形成特有的叙事逻辑。 3、笃信启蒙理性的当下中国以科学为发展大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终极关怀的兴趣。如果说提炼、契合当下社会心理的热点、难题是类型电影叙事的根本，那么，我们不能不说，科学促使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也加剧了迷恋现世的享乐主义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由此导致肤浅地理解鬼怪。鬼怪与死亡的联系，古已有之，《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这也是当下国内鬼怪类型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鬼怪把死亡、恐怖勾连起来，但又由于鬼怪存在遭到根本否认，死亡与恐怖也失去了表达的力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鬼怪表达恐怖绝非传统文化的特征，人鬼相通、相亲同样可能形成最富魅力的文化亮点。《尔雅·释训》云：“鬼之为言归也。”郭璞注引《尸子》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可见鬼怪绝非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可怖。正如应锦囊先生所说：“中国早期关于鬼怪的叙述文体，虽是以志怪为主，但简单朴质，没有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当它们沿着唐代传奇发展成为很完美的小说时，更不以恐怖为审美感情……恐怖必然会破坏那含情脉脉的使人深思的愉悦与哀伤的境界。”④ 鬼怪理解的狭隘化把鬼怪与性爱相连的传统元素也割舍掉了。《七夜》在表现新婚夫妻亲热时的羞涩与犹豫(从演员到镜头语言，都是如此)足以证明。的确，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格局中，“鬼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恣意泼洒才情的地方。中国作家可以借助鬼神世界表达自己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或在非现实的面罩掩护下，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挞伐，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⑤ 鬼怪类型片尽管是“曲折的现实倒影”，但毕竟也是表达现实之一种策略，从这个角度说，对现实生存与死亡体验的匮乏，也促使了国内鬼怪类型片的苍白单调。 二、日本鬼怪类型：透视现代人性的曙光 当我国鬼怪片较多地把叙事视点限定在成人的时候，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则将视点控制在未成年人身上(尤其是中小学生)，虚拟的鬼怪世界在学校这样一个传播现代知识的场域中出现，恰恰利用了知识理性在滥觞时虽触及到神秘的生命存在而又充满困惑的矛盾性。《午夜凶铃》中那盘贞子复仇的录像带首先就在学校中流传开来，血腥而诡秘的《情杀》主要叙述学校里那群青春而敏感女生的情爱故事，《学校怪谈》从影名上就标示出学校这一特殊场合。日本鬼怪片把学校设定成鬼怪出没的领域，又把传播知识的老师们排除在外，对深受神秘力量支配的学生无力援助。这表现出日本鬼怪类型片一方面充分利用儿童强烈的好奇心与不堪惊吓的脆弱心灵，迅速地将恐惧害怕传达出来，以极具传染的力量，形成让成年观众恐惧的氛围；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将传统鬼怪文化的恐怖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社会关系简化后的孩童们与成人隔离开来，以弱小群体在巨大能量面前的孤立无援构成了一个人类存在的文化隐喻。 尽管日本鬼怪类型片将叙事视点限定在未成年人上，但是又大多将审美诉求拓展开来，延伸到成年的世界。这种矛盾的定位反映了深具传统文化特征的鬼怪文化积极融化现代文明。之所以限定在未成年人的叙事视点，因为孩童思维具有人类早期的混沌特征，能够真实保存与还原传统的鬼神观念，给鬼怪的出现与存在留下颇具说服力的叙事空间；而观众诉求点之所以能够拓展，就在于已成传统的鬼怪类型片持久地刺激、保存散落在当下社会群体中的鬼神崇拜，积极回应传统的鬼文化，体认独具特色的民族身份。我们知道，日本鬼怪借用佛教中牛头马面、罗刹夜叉等形象，狰狞而恐怖，生性尤其残暴，一出现就以吃人为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化的鬼怪存在很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物质高度发达，科技理性日益昌明，单纯的鬼神恐惧以及承载其上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传统鬼文化有所淡薄，而形貌狰狞、丑怪的鬼则在现代人心灵深处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淳朴可爱之感。在许多地方民俗中，鬼起到赐福于人，监督行为的作用。显然，在现代科学观念疏离与间隔后，传统鬼文化令人恐怖的一面逐渐置换成祛除功利后的审丑愉悦。日本学者高平鸣海在《鬼》一书中提到，“我其实喜欢鬼，虽说鬼有各种各样，但他们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即使最后被打败的鬼，其形象也十分纯洁。”⑥ 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照此逻辑，日本动画片出现大量的鬼怪内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千与千寻》就是典型的例子。从类型上说，这部动画片无可争议地属于鬼怪片类型，宫崎骏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无论从影像的空间造型上，还是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严格遵照传统文化的鬼怪体系，如以隧道将阴阳世界分割，契合古代洞天的空间观，环绕四周的冥河、高崛的奈何桥、日息夜作的习惯以及父母因贪吃而成为猪，均符合佛教对地狱的设置。与此同时，电影叙事也遵照传统鬼怪逻辑：人类误入鬼神领地触犯禁规、遭致惩罚，而人格亮点最终解除魔法重归人间。影片中拯救父母、突现孝道的传统伦理(从一定程度上说，《千与千寻》与传统鬼戏《目连救母》有着相似之处)在日本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中难以见到，而《千与千寻》将之融合在儿童题材，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千寻身处厄境时，善良、坚韧、勤俭、谦敬等传统道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说，日本的本土文化借助儿童、鬼怪题材获得了极其生动的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千与千寻》就只有传统文化，影片在传统鬼怪叙事的框架中融合了现代人性观，千寻与小白的情感契合冲淡了传统孝道的伦理色彩，主体部分两人的交往过程被编导释读为一段在互助过程中浪漫唯美的爱情，而这打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 弱化道德观念导致因果报应的传统叙事链条松懈，好人善报的观点已大为改观。如《情杀》中大方热情的田中并未因为良好的道德素养而获得善报的结果，相反她也在众人面前自杀殉情，极为惨烈；而罪魁祸首的柴山武彦与情人在死去后也并未受到恶报，这与传统鬼怪片就完全不同了。再如《午夜凶铃》中冤死的贞子是报怨复仇的恶鬼，然而在报复中完全不顾对象善恶的道德区分，在相当程度上质变成一场鬼与人的战争，因此《午夜凶铃》的第二部就逐渐滑向了科幻类型(贞子的录像带之所以具有杀伤力，是因为带有易于传播的病毒)，偏离了传统鬼文化匡正道德、监督行为的功能轨道。而从影像叙事看，利用鬼怪文化的神秘、诡异、恐惧、尊崇等传统的心理惯性，在视觉效果、氛围苦下工夫，这可算是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历来的一大特点，然而伴随着社会观念的现代改变，也出现了祛除鬼怪恐惧、增强人鬼相亲的倾向，以个人成长的类型来拓展单一审美效果，使之逾越单纯宣泄恐怖、绝望等心理的藩篱，呈现出坚强而自信的现代人性观。《情杀》联系阴阳两界的是绿子与尼之介相约路旁小庙的承诺，由于这承诺使已然发疯的绿子与母亲从病院逃出，与尼之介相会，也才引发学校这一场血腥的恋爱悲剧。《学校怪谈》也以承诺的方式实现故事的逆转。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注重人格尊严、个人独立的现代人性观对日本鬼怪片的改写，具有相当的文化表征意味，从人鬼相斗到人鬼相亲，富有魅力的现代人格在鬼怪类型片中崛起，暗示了西方现代文明在日本强劲增长的态势，积极促进了当下日本大众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三、韩国鬼怪类型：回归传统的现代 众所周知，韩国影视剧自由地穿行于注重传统人伦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这突出表现在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的青春偶像片，时尚的消费、靓丽的容貌、张扬的个性使之载负着清晰的现代感，而在都市现代的面具下，仁厚、含蓄、专一等传统道德形成最令现代人怦然心动的人格亮点。与电影相对，韩国电视剧尤其是家庭亲情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等，充裕地传达现代家庭中的传统文化品格，以传统家庭的伦理观照现代社会中小家庭的缺陷。应该说，执守本土题材、关注本土道德观念，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文化个性，这是韩国影视剧成功的关键，从中可以透视出民族强烈自尊与自信。简单地说，物质繁盛，经济腾飞，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为韩国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叙事提供了坚定的本土立场，为观剧者提供了现代的消费想象，而且，现实的成功使影视剧编导们在表现如上信息时无比自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⑦。与日本电影一样，韩国影视剧对当下韩国民众体认、增强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伴随着韩国影视剧在整个亚洲文化市场的猛进如潮，韩国本土文化弥散开来，乃至刺激了亚洲的文化自觉。有论者就认为：“韩国电影如今已从单方面的观赏、娱乐，变成东方意识自我认识的桥梁，在亚洲，正担负着更加宽广的文化使命。”⑧ 应该看到，韩国影视艺术的崛起与强化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尽管与青春偶像片相较，韩国鬼怪类型片在观众票房以及艺术成就上有所逊色，但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突破。青春偶像片强调容貌靓丽、个性张扬的现代特点，但又以传统儒家中和的美学原则，强行控制激情的迸发：传统与现代出现一种交织复杂的状态。相对说来，鬼怪类型片中的传统与现代交锋则简单得多，它无意表达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性，而重在体认鬼怪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目前韩国类型电影(包括大量的文艺片)积极体认、严格遵循本民族文化身份下，具有悠久传统的鬼怪必将进入电影，鬼怪类型片迟早都会焕发出令人惊悸震颤的审美效果。如近年来就集中出现了如《指甲》、《圈套》、《女校怪谈》、《退魔录》以及《凶咒》等等一批鬼怪类型片。应该说，《红眼》(导演金东斌)更是成熟地运用大光比的布光、低色调、不均衡构图，空洞的车厢对人类的挤压等等黑色电影的影像风格；并且，影片充分发挥了声响效果，如偶然响起令人悚然的火车汽笛声，这显示出韩国鬼怪类型片的导演们已经成熟地运用鬼怪类型的诸多元素，在形成惊悚的视听效果方面，即使与擅长营造恐怖气氛的日本鬼怪片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日本鬼怪片不同的是，韩国鬼怪类型片叙事结构更具有强烈的传统鬼怪文化色彩，现实的人与想象的鬼怪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比附关系。如果说日本鬼怪片一方面遵循并强化传统文化中的鬼怪观念(如凶狠的恶鬼形象)，另一方面又以日常理性获得了审美距离，形成颇具现代意味的审丑效果；那么，韩国鬼怪片则始终沿循传统鬼怪文化的发展轨道，以作为文化观念而存在的鬼怪监督并规范着人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举动。如上所说，日本鬼怪片注重以现代人性观改写传统鬼怪囿于人伦善恶的叙事逻辑，而韩国鬼怪片更强调传统鬼怪文化中的道德因素。 韩国鬼怪类型片注重鬼怪与人类的比照关系，深入挖掘了多重的鬼怪空间。这与我国传统小说颇有相似之处，“开拓或者更确切地说臆造了一个幻想的、虚妄的鬼神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神秘的世界，是一个想像或幻想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或符号的空间。它与人世构成了相互对立、比照、对抗、互补等多重关系。”⑨ 只有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人才能进入这个臆造的鬼怪空间，并与之交流、解决现实的困境。如《死亡幽灵》中建筑在中央博物馆地下的迷宫，是鬼怪亡灵出没的地方；而故事情节也曲折反映出韩国民众敌视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实，表达了立足本土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性。而在发达科技的事实影响下，现代网络的虚拟空间也给传统的鬼怪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如《血瞳》中，玛丽妇科门诊网站成为死亡网站，点入者均死亡。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空间是怎样在韩国鬼怪片中叠加在起来，又是凭借什么获得文化黏合力的呢？依靠的就是神秘的时间。如《红眼》中，现实中的列车把凶杀、恋人情感冲突组建在一起，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现时叙事；并以阴暗的色调、空荡荡的空间、诡秘的行动，在同一列火车中又划分出另一个臆造的鬼怪空间。现实与鬼怪空间利用时间的相似性叠加在一起，用快速推拉的镜头、闪白等方式模拟主观幻觉，以身体与灵魂分离的传统鬼怪逻辑为依据，挣脱出肉身的灵魂进入了鬼怪的幽灵空间。这在韩国鬼怪片中屡屡可见。混淆人鬼的空间叠加迷惑了观众，增加了观赏的难度，并且也确定了以现实与鬼怪的空间分离而使故事出现了终止的逻辑基础。时间的另一个神秘性表现，就是循环往复的时间倒流，说到底，这种循环时间观是原始初民在四季轮换的时间经验中积淀下来的，给传统鬼怪文化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日常生活经验，也给韩国鬼怪片热衷的生命复活主题提供了叙事逻辑。如《笔仙》中火烧惨死的金仁淑借助同样被烧死的母亲贞英而重获生命；《血瞳》的“以复活代替被爱”的宣言，真切而愤怒地呈现了当下社会的缺陷。如果说前者是铭刻了农村形态对女性的歧视，强烈批判了基于男权意识的学校教育，那么后者揭示了当下社会爱情的脆弱性，尤其表达了对追求事业、而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男性愤怒之情。不仅如此，循环的时间观也被积极吸纳到电影的叙事中。如《死亡幽灵》以鬼怪追踪张德熙的画面循环出现，分点介绍朋友的死亡，新颖而独到地组织了不同时空的画面，一片诡秘的死亡气氛由此扩散开来。 综上所述，韩国鬼怪电影的传统道德烙印在东亚电影群落中是十分清晰的。它既不同于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的鬼怪片，在失去传统文化的支持后，叙事最终回落到现实社会，鬼怪仅仅成为了确证唯物主义的变相注脚；它也不同于日本鬼怪类型片以传统的鬼怪文化来注解西式的个人主义，以别样的人性风景，窥见西方文明侵蚀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来说，执守本土意识的韩国鬼怪电影，在体认民族文化身份、呼唤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韩国电影之所以如此，与国民道德教育密不可分，正如有学者所说：“纵观各国青少年道德教育，韩国是其中体系最为完整、与本民族文化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国家。韩剧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熏陶出来。这也无怪乎作为流行文化产品的韩剧承载了那么多的传统伦理美德，反过来对素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中国观众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教化。”⑩ 从呼唤本土意识的角度上说，这给当下文化身份混乱的中国电影以重要启示。 注释：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6-29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胡克：《中国内地类型电影经验》，《电影艺术》。 ③王迅：《中国恐怖片的“恐怖”极限》，《周末》2004年3月31日。 ④应锦囊：《中国鬼怪文化与小说》，《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⑤⑨刘登阁：《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⑥参见王鑫《中日两国鬼文化差异之探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卷增刊。 ⑦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论当下韩国电视剧的审美悖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⑧钱有珏：《影坛“韩流”之启示》，《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13日。 ⑩赵建华：《韩剧与道德教化》，《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那最早的要从日本的神话传说中的鬼怪开始说了，日本叫 昔话（むかしばなし）然后是代表性文学作品中的鬼怪。比如源氏物语中的妖魔鬼怪。发展到近现代，很多作家都有这方面的题材。比如森鸥外、芥川龙之介等等。他们不仅写日本的本土鬼怪，还有中国古典中的鬼怪。当今的我推荐你看些日本的恐怖电影或动画电影。比如宫崎骏的《平成狸合战》，那就是个妖怪大巡展

日本民俗学的奠基者柳田国男认为，日本妖怪最大特征就在于它具有两面性，善恶可以互相转换。比如怨魂，如好好供奉，也可以成为保护神。而西方的妖怪则善恶分明。所以在西方人眼中，日本的妖怪总是充满神秘感。而近年来，日本表现出的妖怪形象，要么是借助现代高科技制造出恐怖效果，要么是以可爱的精灵形象讨人喜欢，可以说走向了相离的两个极端。 由于日本文化源自中国，所以70%的妖怪来自中国，20%来自印度，10%才是日本本土妖怪。比如天狗原是来自中国《山海经》中的犬怪。传到日本后，渐渐和佛教中的天魔、道教中的山神等结合起来，融合成为现代的形象。而春分时“撒豆驱鬼”的习俗，则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追傩仪式。 日语里有很多和妖怪有关的俗语，这些俗语影响着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比方传说中河童爱吃黄瓜，所以海苔卷黄瓜这道菜就叫做“河童卷”；特别厉害的恶媳妇儿，叫做“鬼嫁”；说人生了个天狗鼻子，那是在批评人家骄傲自满；如果说“鬼生霍乱”，是指英雄也怕病来磨。 一向以认真刻板著称的日本人，已经将妖怪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去研究。号称“妖怪博士”的小松和彦教授带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人员收集了1.6万条有关各种妖怪的传闻，耗时六年，并制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以供研究。现在，“妖怪学”已经作为日本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正式确立，并在众多高校展开授课，不光日本学生，外国学生也听得津津有味呢。编辑本段日本妖怪形象世界各地对妖怪的形象通常是恐怖可怕的，由于日本人感情上的细腻，在日本的妖怪中很多可以说是介于怪和精之间的，而这些精怪身后的传说往往又凄凉悲苦，如骨女是个生时被人侮辱、欺负、蹂躏的女子，愤恨而死后，化为厉鬼向人索命。 不知道为什么，和中国一样日本妖怪中也是女妖占了很大比例，而在日本妖怪志的插图中很多没有性别的妖怪都被女人化，这可能和古代日本女子处于社会底层，所受的歧视和压迫有关，很多生前可怜的女子死后都化作厉鬼。 由于妖怪是人们思维中存在的事物，所以对妖怪形象的理解是每个人不同，只有一些出名的妖怪在人们的心目中形象可以统一化，如狐狸精的形象多为美貌的女子。编辑本段日本妖怪详解雨女雨天，一女子立在雨中，如果这时候有男子向她微笑，示意她共用一把伞的话，那她就会永远跟着他。此后，该男子就会一直生活在潮湿的环境中，因为普通人难以抵挡这么重的湿气，所以不久就会死去。 雨女桥姬见于《明治妖记》，是一些痴情女子的怨气，由于痴爱他人又不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就从桥上跳到水中自杀，如果晚上有男子过桥，就会出现，并把其引到水中溺死，如果有女子过桥，就会强行拉其入水，据说在日本女子不能轻易自杀，只能投河自杀，所以这种妖怪被称为比较可怜的妖怪。 桥姬飞头蛮见载于《百鬼夜行》，其实是人可是由于被妖怪附身，头在睡觉时会飞离身体，到处吓人为乐，而附身的妖怪名叫枭号，是一种鸟的灵魂，一般会附在喜欢杀虏鸟兽、吃鸟兽的人身上，被他附身的人在7天内会变成枯骨，这也是报应吧！ 飞头蛮 (Hitouban)，也就是传说中的长颈妖怪，或是「辘轳首」ろくろくび 飞头蛮(rokurokubi)，最早起源于干宝的《搜神记》，这是中国晋代著名的奇谭异闻录，其中提到的「落头氏」就是长颈妖怪。平时它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可是一到了夜里，等到众人都睡着了，妖怪的脖子开始伸长，甚至比长颈鹿的脖子还要长，然后头部从脖子的地方彻底和身体分离，曾有人亲眼看见身体还盖着棉被，好端端地睡在床上的人，她的头却连着脖子，一溜烟从窗外飞走了，直到鸡鸣时分才回到原来的身体，这时候头部和身体会重新结合在一起，醒来后就像正常人一样行动。本人往往不记得前一个晚上看到了什么，或做过了什么事？长颈妖怪在化身成人形的时候，有些人并不知道自己就是长颈妖怪，所以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受到驱使，长颈妖怪在飞行的时候，会吃虫子，以耳朵代替翅膀。骨女生时被人侮辱、欺负、蹂躏的女子，愤恨而死后，化为厉鬼向人索命，因为只剩下一堆骨头，所以会用人皮伪装自己，在中国叫画皮鬼（出自《聊斋志异》）它所报复的对象多为男性，而且多是些品性不良者，在《百鬼夜行》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所以日本民俗学家一般都会用它来做研究对象。 骨女溺之女深山温泉旅店经常出没的妖怪，如果看见浴池里泡着个美女，千万不要贸然靠近，也许她站起来，你就会发现她浸在水中的部分全是骸骨。 溺之女烟烟罗烟火的妖怪会让人视线不清源於人类对烟火的恐惧而来。 烟烟罗雪女在深山中居住，和人差不多，有着美丽的外表，常常把进入雪山的男人吸引到没人的地方，和他接吻，接吻的同时将其完全冰冻起来，取走其灵魂食用，雪女的孩子叫雪童，在日本认为雪童就是带来冬天第一场雪的妖怪。 雪女酒吞童子一个有着英俊少年外表的妖怪，专门勾引处女，将她们的乳房割下来做食物，在一些地方还有说是外表为变化的，是一个真正的处女杀手。 关于酒吞童子的身世，《御伽草子》等小说都记载其本是越后出身的小和尚，因为容貌俊秀故招来嫉妒，由于诸多恶念，遂使其化为鬼怪。此外还有「伊吹山明神（实际上是阎魔）与附近毫族姬君之子」的说法。如按前种传说所述，酒吞童子后来被察觉到其恶念的高僧赶出寺庙，从而结束了其幼年生活。 还有一说：酒吞童子又名酒天童子，是被大将军源赖光斩杀的百鬼之王，赖光的佩刀也因此名为安纲童子切，由于这奇特的来历，童子切与名刀大典太等又共称为“天下五剑”。 酒吞童子酒吞童子生活在990年的平安朝代，是震撼京都的著名妖怪。传说居住在丹波国大江山上的酒吞童子纠结了一伙恶鬼，他们无恶不作，私自修建了铁铸的宫殿，晚上潜入富豪家中偷窃财宝，并且掳走妇女和儿童作为他们的口中食粮。这样的事情连一条天皇也感到震惊，然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池田中纳言的女儿失踪了。阴阳师占卜的结果正是被大江山的鬼捉去了。河童在日本稻河神社附近都有一个小湖，名救身湖，湖中常有河童出现，由于河童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所以有很多的说法，比较常见的是：鸟头人身着有龟壳，头顶有一碗状的凹镜，内有满水，如其生命，水无则死，双手相通可伸缩，能以屁的力量飞天。在《百鬼夜行》《百物志》《万鬼录》《妖怪物语》……常见的民俗书籍中都有记载。 河童道成寺钟一个寺庙的钟化为妖怪，专把人变成和尚，而且会忘记自己以前的事。不知道真假如何。 传说：道成寺入钟。 古时，有个清姬，爱上了去熊野参拜菩萨的僧人安珍；安珍身为僧人，毅然离开了清姬，为了心爱的人，清姬千里迢迢追寻安珍而去，一路吃了不少苦，终于追到安珍时已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安珍被吓得拔腿就跑，清姬就一路追，安珍抢先一步度过一条大河，清姬追来时已经没船了，她还是跳进了河里，结果变成了一条大蛇继续追上岸，安珍跑呀跑呀跑到“道成寺”里去了，结果蛇也追来了，寺庙里的高僧都无法对付那条蛇，就把安珍藏在了大钟里，清姬追进来后几下子就知道他躲那里呢，呼啦一下子就把钟给缠住了，无奈大钟坚固，最后，清姬估计是无可奈何了，但又不愿放弃，于是就自燃起来，把自己连同钟，钟里的和尚都烧成了黑炭了。和心爱的人不能同生，那就同死。 按原文的感叹，这清姬当时是多么一种凄美，无奈和愤怒的心情啊！茨木童子有传说认为它是酒吞童子的部下。在著名的谣曲《罗生门》和歌舞伎《戻桥》中，它都被称为「罗生门之鬼」。红叶狩古时候人们就把秋天在野山观赏红叶叫做“红叶狩”，那是上至宫廷下至庶民都看重的活动。日本人更喜欢“枫叶红于二月花”的生机之感，而观赏红叶时往往都只能眺望，无法静静地凝视红叶，而传说红叶的颜色，是枫鬼的血染红的。枫鬼的忌辰就是红叶祭的次日。 传说—— 这位被称为「户隐鬼女」的红叶小姐，比起酒吞童子更可说是「风华绝代」。 幼年的红叶本名吴叶，其正体出自「第六天」的魔利支天（一说自在天）。受到细心照料、渐渐长大的吴叶虽然生得如花似玉，却也不幸暗合了「蛇蝎美人」这个词语。数年后，吴叶嫁入附近的豪族家中，然而新娘其实不过是妖女的一个分身。 之后，红叶改换名字，成为了源经基（赖光祖父）的小妾。不久，经基的正妻便突患重病，家中也不时出现鬼影。察觉到红叶阴谋的经基之子马上将红叶追放到户隐。 但是，红叶到达户隐后却集结了一批对朝廷不满的原贵族（多为平将门残党的子孙），他们头覆鬼面，在乡里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消息传到京城，天皇马上命令平维茂前去讨伐。 之后的事情当然是以“正义的力量不容忽视”作为结尾：红叶虽然以第六天魔王的力量进行反抗，但手持降魔利剑的维茂却毫不在乎——于是，怀抱荡平天下悲愿的红叶只得暂时匿身于六道之中；数百年后，以男子的形象复现世间，其新的名字叫做：「织田信长」獭狸也就是獭狸，日本民间有很多獭狸幻化为人报恩的故事，獭狸本来是动物的一种，其实它的真面目就是浣熊，为什么会成为先民们口耳相传的妖怪呢？很可能是因为肚子饿了，趁着夜晚（因为它本来就是夜行性动物）摸黑到附近有人住的村庄或是农田里找食物吃。有时候人们发现农作物不知道被谁吃了，原本放在仓库里的谷物也不知怎地，居然不翼而飞，以为有妖怪，却找不到半点踪迹。又有人传言，在晚上会看到像小孩一样的妖怪进入屋内发出怪响，吓得紧闭门户，这些后来都被怀疑是狸这家伙搞的鬼！姑获鸟又名“夜行游女”，“ 天帝少女”或是“鬼鸟”。能够吸取人的魂魄，所居住的地方都是磷火闪耀的，常在夜晚出来活动，披上羽毛即变成鸟，脱下羽毛就化作女人。传说是产妇所化（因此这类东东都是雌性的），最喜欢抱人家的孩子，如果那个有婴儿的家庭，夜晚忘记了收晾在屋外的婴儿衣服的话，那么一旦被它所发现，就会在上面留下两滴血作为记号……不过别担心，据说它们都是在7，8月的夜里才出来活动的。 姑获鸟（也被直接称作女鸟）在《玄中记》有记述：“姑获鸟能收人魂气，今人一云乳母鸟……时人亦名鬼鸟。“但肯定无法与煽动楚风的九头鸟相比。据学者考证，在中国古代，“九““鬼“两字为通用。这个长着九张人面的大鸟，因为头颅的左顾右盼造成了别扭的步态，据说与鸭子的步伐近似，一些怪异的表情麋集于一身，它出没于宫阙的后花园，并为暴虐的统治带来灾祸。 其一，滴血降灾，摄人魂气。唐人刘恂《岭表录异》云：“鬼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爱入人家摄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 其二，点血儿衣，取人小儿。《天中记》说：“姑获鸟能收人魂气，今人一云乳母鸟。言产妇死化作之。能取人之子以为已子。胸前有两乳，有小子之家则血点其衣以为志，今时人小儿衣不欲露者，为此也。” 其三，形象丑陋，性情凶暴。宋人周密《齐东野语》中说它：“身圆如箕，十脰环簇，其头有九，其一独无，而鲜血点滴，如世所传每脰各生两翅，当飞时，十八翼霍霍竟进，不相为用，至有争拗折伤者”。（脰，即脖子）。 此外，据说它还喜欢人们剪下的指甲，以便从中得知人们的祸福。谁有灾祸，它就落在谁家屋上鸣叫（《岭表录异》卷中）二口女《百鬼夜行》中记载：女子不检点，随地大小便、有夫偷人、淫贱下流的被稻荷神发现，而附身的，家中死过孩童（不满2岁），杀死自己幼儿的，被其童附身，在后颈会出现一口，且不停的要吃东西，最终将被附身人吃死（也可以说是撑死的）是很危险的妖怪，就算是你住的地方附近有过死童也有可能被附身。 在有名的民间故事中也有出现的妖怪，嘴巴的位置有说是在头顶，但是长在后颈的附近才是正确的，这个嘴巴长的比前面的嘴巴更加大，可吃下数倍份量的东西，平时嘴巴是被头发遮盖着的，当没有人的时候，面前又有食物的话，便会把头发当触手使用，把食物吃掉。 在千叶流传这样的一个传说，讲述一名继母把前妻的儿子杀了而变成这样的妖怪的故事。在这故事中，继母的恶毒心肠杀了这孩子，因此那孩子的怨气而变成妖怪。 传说—— 千叶县有个男的在妻子死去后另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后母只疼爱自己所生的孩子，对前妻留下的孩子万般刻薄，甚至连饭也不给吃，最后某一天前妻的孩子就这样凄惨地饿死了。 在这个孩子死了后的第49天，砍柴回来的男人手里的斧头不小心碰伤了妻子的后头部，奇怪的是这个伤口怎么也治不好，到了后来竟然发现那伤口开始慢慢地形成一张嘴的模样，更令人吃惊的是连舌头和牙齿也出现了。 这个伤口常常疼的不得了，但奇怪的是只要把食物放进去就不疼了。而这个时候他妻子总是不自觉地对着空气喊着“对不起！对不起！”…… 另外还有一个传说，说是一个愚昧的农夫，他的择妻标准是“不吃饭”！！，结果这么变态的条件也有人满足了。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农夫发现他的妻子是没有吃饭，但厨房里的饭却每天都减少。感到奇怪的农夫某一天出去后立即偷偷地溜了回来，躲在天井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结果，他看到了他妻子的后脑竟然出现了一张嘴，然后把头发变成蛇一样的触手去端饭喂后脑的嘴吃饭……文车妖妃文车妖妃是日本奈良时代末期的天皇宠妃，妖艳无比，是风华绝代的佳人。只是由于当时天皇身边另外一宠妃藤原元方之女佑姬的嫉妒，擅长和歌和汉诗、将日本王朝文化培育开花的村上天皇平生最大的夙愿便是早得子嗣，但天不遂人愿，其后宫三千佳丽竟无一人怀有龙种——因此，谁能诞下第一皇子便成为了宫廷上下最为关注的事情，所以当文车妃产下第一子的同时，佑姬幽禁了她，并把婴儿杀掉喂了狗。文车妃子因此而疯掉，于3年后猝死。死前用血写下诅咒，伺此后佑姬虽然生了广平亲王，但是也过早猝死。据说广平亲王死前有人看到一个长得十分像文车妃的女人出现在广平亲王的宅邸…狐火成精的狐狸妖怪都会的妖术，以狐狸姿态时从尾巴发出，以人姿态时从指尖发出，但都是些唬人的障眼法而已。 狐火即是鬼火？ 根据《北越雪谱》的记载，狐狸会从嘴巴吐火。不过，仔细看则是狐狸呼出的气体在空气中燃烧。关于狐火的说法众说纷云，例如《想出着闻奇录》就记载了各地的说法，一说狐狸是叼着马骨发出火来，美浓国当地的说法则是点燃马的趾甲发出狐火。在晚上看见「狐火」的人，很可能走着走着就迷了路，或是身上遗失了什么东西，甚至还有人会变成狐狸，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除了狐狸作祟外，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来解释。山童即中国的山魈，乃为疾病与火灾之恶鬼，公元前334年，越国灭，山魈东迁，于日本九州西岸登陆，此后俗称“九州山童”。 山童，位于鸟山石燕《百鬼夜行》之前篇阴之章。顾名思义其为山妖，出没与深山之中，又特别是常出现于九州一带，（不仅在九州的边境，其他地方的秋东两季也有出现），由于是与河童有众多的联系，所以也有山童既河童的说法，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春秋两季山童来到河边变为河童，秋冬回到深山即为山童。山童既然也谓之童，也是因为其身形矮小如同孩子般而得名。主要特点是体毛浓密，似猿猴，头顶盘（与河童一样）、仅有一目，也有的叙述中为单足，能像人一样站立步行。别看他们身材矮小，他们的力气可是很大的，喜欢吃饭团，爱恶搞作弄人，但绝对没有恶意，最多也只是在山寺附近出现，偷和尚们的食物吃，不过却很讨厌有盐分的东西。 和河童类似的山童非但不会危害人，还非常乐于助人，特别是对于在山涧搬运的樵夫来说，常常离不开山童的帮助，但这也不是无偿的哟，不过只需要给山童们饭团吃，就能最大的调动其积极性了，特别是搬大树在翻越某些山峰遇到困难时，只要给与山童饭团，其必定每日前来帮忙。山童在与人合作搬运树木时，他不喜欢走在前面，而总是拖后，再怎么重的东东对他来说，都很轻松，毕竟其曾也是力大无比的山神。虽然山童热心，不过需要切记的是，可别在刚开始搬运的时候就给他饭团吃，否则可能还没等搬完他们中途就开溜，严重不守信用啊==||| 。所以一定要等事情完后再给饭团，这样第二天山童还会来帮忙。 不过说到山童不害人并不包括十恶不赦的恶人，对于恶人来说，山童就是会施与威惩的山神，将疫病与火灾赠与恶人。返魂香斯灵物也，香气闻数百里，死尸在地，闻气乃活。 这是《十洲记》上记载的一段异闻，传说虽有夸大之处，但返魂香去腐生肌的奇效确实无药可敌。 其实返魂香最早的传说来源于中国古代汉武帝时，西域月氏国贡返魂香三枚。，大如燕卵，黑如桑椹，据说燃此香，病者闻之即起，死未三日者，薰之即活。（详情见东方朔《海内十洲记》)《汉武帝内传》。） 当时中国正是香料贸易繁盛时期。由于有了真正的香料，使武帝时的香事变得格外繁盛起来，后世野史笔记屡称不绝。什么焚“月支神香”解除长安瘟疫（《香乘》卷8），燔“百和之香”以候王母（《汉武外传》），用东方朔“怀梦”香草在梦中与李夫人相见，直至烧“返魂香”使李夫人还魂－－ 至于日本为何有“返魂香”一词，是因为当时中日两国之间在香料的贸易中把这个传说带到了日本，日本很著名的一书《源氏物语》中也有记载。 《源氏物语》）第48回选段—— 天近黄昏时，阴沉沉，雨凄凄，北风呼号，落叶飘零。大女公子躺于床上，浮想翩翩，神情优雅无比。她身着白衫，秀发光艳，虽久不梳理，但纹丝不乱。久病以来，脸色微微苍白，却更显清丽动人，须得那情趣之人来欣赏这楚楚哀愁之态。狂乱的风声惊醒了昼疫的二女公子，她坐起身来。但见像棠色与淡紫色的衣衫绚丽异常。她面呈晕红，娇艳无忧，对姐姐说道：“我适才梦中见得父亲，他愁容满面，正在此四周环顾。”大女公子闻之又是悲伤，说道：“父亲逝去，常欲梦中相见，却从未梦得。”于是两人面对而哭。大女公子想：“近来我对父亲日夜思念，或许他的灵魂就在此处，也不得而知。我极欲伴了他去，但罪孽深重，不知行否。”竟在计虑后事了。她渴求中国古代的返魂香，希望与父亲灵魂相见。白粉婆平时以一副和蔼可亲的老婆婆的面目出现，喜欢欺容貌姣好的美少女，她们用自己做的一种白粉（类似与当时的胭脂的化装品）涂脸，称此粉能让少女们更加白皙漂亮，但涂抹了这种白粉的少女整张面皮会脱落下来，而白粉婆就将少女的面皮收为自己用。座敷童子它会以小孩子的姿态附在家中，传说只要有座敷童子在，家族就会繁盛。如果在一起玩耍的伙伴中，你看到的明明都是熟悉的面孔，却总感觉比最开始时要多出一人，这时候多半就是它搞的鬼。座敷童子是个只能被小孩子看到身形的很老实的妖怪。 在座敷童子的传说流传最广的日本东北地区，人们甚至还为童子们修建了很多“住所”（现在可成了当地名胜啦！）。虽说是“只能被小孩子看到”，可现在的孩子有不少事要做，看起来比大人还要忙，这种时代的小孩子真的还能看到座敷童子么？如果他们已经看不见了，那么座敷童子要和谁玩儿好呢？婴儿时期，小孩子们总是会目不转睛地盯着某个空无一物的地方呢喃或傻笑，说不定那里就有个座敷童子吧。如果将能否看到座敷童子，作为区分大人和孩子的方法，那比起从前，人们可是越来越急、越来越早地结束童年，变成大人了呢。80年的人生中，能被叫做“孩子”的时代也不过短短的几年而已，想一想总觉得有些悲伤。话虽这么说，可像我这种感觉迟钝的人，不仅近在眼前也无法看到它，不留意的时候踢到或坐到它上面也有可能。可是，虽然看不到，确实是在心里想着“会不会在这儿呢？”的大人也还是有的，所以座敷童子，要打起精神来啊！ 座敷童子：虽然只要有它守在家里就会家族繁盛这一点的确不错，可是却也有传说它离开的话家族就会衰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蛮恐怖的，说是妖怪，其实也可以作为一种神明吧。如果真是只能被小孩子看到的话……也无所谓啦，只是大家要多多留心，不要让座敷童子孤单呀！ 另一种解说： 座敷童子，附在家中的游戏伙伴。 这个稍稍有些日本风格的妖精。它会以小孩子的姿态附在家中，传说只要有座敷童子在，家族就会繁盛。如果在一起玩耍的伙伴中，你看到的明明都是熟悉的面孔，却总感觉比最开始时多出一人，这时候多半就是它搞的鬼。座敷童子是个只能被小孩子看到身形的很老实的妖怪。也因为如此，常常有一些自私的家庭会请法力高深的法师，以结界困住他们，控制他们的自由。传说千万不要若恼了座敷童子不然你会……青行灯出自《百鬼夜行》（日），最早的传说是在日本江户时期，据说外貌不一，可是都是非常可怕的鬼怪，他本来不是人，而是地狱的小鬼，常常在冥界门口徘徊，会变成我们熟悉的人的样子教唆人们玩一种叫百鬼灯的游戏，百鬼灯：就是点100只白蜡烛，然后大家依次讲一个自己经历过的诡异而且恐怖的事情，每讲完一件就吹灭一只蜡烛，而第100个故事都是由主持的人讲，当最后的蜡烛熄灭时，所有参与游戏的人都将被带到地狱，把人拉入鬼门，所以在日本被称为比较危险的妖怪，日本认为鬼是神的分支，所以把好多东西说成妖怪。 具体说，它不是妖怪，而是更想《十日谈》之类的讲故事的行为：日本的怪谈也多半发生在夏夜。日本传统戏剧歌舞伎的故事里，有许多都是源自怪谈的传说，在江户时代（相当于西元一六○三年至一八六七年）还有一种叫做「百物语」的游戏，就是半夜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点起许多蜡烛，大家轮流说鬼故事，感受恐怖的气氛。据说，当第一百根蜡烛熄灭时，真正的鬼就会出现……所以往往说故事的人会心里有个警惕，轮到自己说故事的时候，千万不要变成最后一个，因为不知道说完第一百个故事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每次说到第九十九个，就会立即打住，没有人敢再继续说下去，这是一种集体召唤鬼魂的仪式。 江户时代的作家，浅井了意所着的《伽婢子就详细地记载了关于「百物语」的由来及玩法，简述如下：在进行「百物语」的游戏之前，参加的人一律身穿青衣，齐聚在同一间暗室里。在这间暗室隔壁的房间，准备了用蓝色纸糊的行灯，并且添上足够的灯油，然后点燃一百支灯芯并排在一起。行灯的旁边会安置一张小木桌，上头摆着一张镜子。每个人轮流说完一个怪谈后，就必须离开自己的座位摸黑走到隔壁点着行灯的房间里，把一支灯芯吹熄后。接着，从镜中照一下自己的脸才能回到原来的暗室，然后换下一个人。吹熄灯芯的过程中，一样继续说着怪谈，直到说完第九十九个怪谈后，剩下最后一支灯芯，就留着让它继续点着，然后大家继续围坐在一起等待黎明，直到太阳出来了就各自解散回家。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怪谈总是讲到第九十九个就结束，因为当时的人们很迷信这样说法，如果说到第一百个怪谈，就会发生什么怪异的事情，所以谁也不敢去碰触这项禁忌。 随着时代的不同，行灯也改为以蜡烛来取代，而且新的游戏规则是，最后一根蜡烛必须吹熄，百物语游戏就变成了恐怖的怪谈会，听说当最后一根蜡烛吹熄的时候，的确是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鸟山石燕所画的「青行灯」收录在《画图百鬼夜行》，正是描绘当时进行百物语的情景，青行灯快要吹灭的时候，许多好玩有趣的妖怪故事正在一群人的口中讲述着，并且有人用文字记录下来，这就是妖怪百物语的由来。猫又猫妖的一种，据说有两条尾巴，能直立行走。最早出现在《日本灵异记》的说话，描述一只猫死后产下的胎儿竟然变成人的故事。猫妖是上了年纪的老猫，通常以老太婆的形象显现，身体大约是人类体型的一倍，大只的猫妖甚至可以长得像小牛一般大小，尾巴在末端分叉为二，汉字写成「猫股」或「猫又」，意即「猫妖」或「猫怪」。所以，为了防止老猫变成猫妖，便把仔猫的尾端切掉，只留下短短的根部，这样一来，就不怕到时候猫尾巴分岔，变成猫妖在家中作祟了。 具有可怕魔力的猫妖，在吃早饭之前，会以人声说话，有时再将人吃掉后，转化成此人的肉体伺机寻找下一个猎物。通常猫妖只攻击它怨恨的人，但是如果遇到性情更凶狠、手段更残暴的猫精，只要一看到人，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伤害，传说中也有善良的猫妖，常变成少女模样以亲近人类，当然性格是很温顺的，平日喜欢吃鱼，身体轻盈，喜欢依靠人类，但是常被人伤害。猫、狸和狐都是日本传说中有着非凡能力的动物。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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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21.4%，发展到1995年的81.3%。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18.4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1.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19951997199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76252.21992 71247.111993 66948.231994 62948.351995 57745.131996 51142.21997 49747.521998 50750.181999 58854.722000 72064.62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