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吕思勉论文范文资料

吕思勉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16岁 自学 古史典籍，1920年在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6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兼系主任，1940年避居沪上租界，1951年任华东师范大学终生教授，那么你知道史学大师吕思勉的著作介绍都有哪些吗?下面由我为你提供的史学大师吕思勉的著作介绍，希望能帮到你。 史学大师吕思勉的著作介绍 吕思勉是我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近代 历史 学家和 国学 大师，他是江苏常州人，笔名程芸。他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的主任和代理校长，所以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吕思绵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吕思绵出生于1884年，在1957年十月的时候因病逝世。在他的一生中，他创作的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有很多，那么吕思勉有哪些著作呢? 吕思勉的著作主要包括 历史学 方面和文学方面两部分。他的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代文学》、《中国民族史》等。由于吕思勉一生致力于我国 文化 史和历史的研究，所以他在历史方面和文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主要表现在他的著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上。 除了以上这些关于历史的著作而外，吕思勉还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那么在文学方面吕思勉有哪些著作呢?吕思勉由于常在光华大学任教，所以他对文学和 教育 都有一定的研究，正是因为他的这段经历，所以他才创造了《吕思勉讲中国文化》这部著作。 这部作品深刻的阐述了吕思勉的教育理念。他在这部著作中不仅探讨了历史的定义和价值，而且将历史和教育联系在一起，论述了历史教育的目。通过这部著作，他将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及对教育方面的研究阐述给了世人，所以在吕思勉的众多作品中，这部作品是至关重要的一部。 以上的这些论述，对吕思勉有哪些著作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吕思勉在我国文化史、历史以及教育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历史文化和教育事业的研究。正因为他这样的精神，所以才为后人留下了很多著作。吕思勉的这些作品都是他一生精神和思想的浓缩，值得后人去研究与探讨。 史学大师吕思勉的简介 吕思勉，1884年生于江苏常州，终其一生致力于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自幼饱读诗书，并研读经史子集。13岁便能作文;21岁便在小学讲授国文和历史;23岁致力于研究历史，并辗转去中学教历史和 地理 ;36岁第一次发表题为《致廖仲恺、朱执信论学公开信》的学术 论文 。 37岁开始经常在期刊上发表文章，比较著名的有在《沈阳高师周刊》上发表的《整理旧籍之方法》、《中国古代哲学与道德的关系》、《中国 医学 的变迁》等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39岁出版自己的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话本国史》，史学大家顾颉刚更是称这部书“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从此之后吕思勉就更加深入的研究历史，由吕思勉著述的各种断代史、通史、专史等都被编入至《吕思勉史学论著》。1939年吕思勉著作《中国通史》出版发行，《中国通史》章节分明，内容涵盖广阔，从经济、社会到 政治 、文化;从春秋战国到封建帝制的覆灭，以纵横两个切入点论述中国的历史。 既然是吕思勉简介，就一定要说一下他“贬岳尊秦”(即：贬低岳飞，尊崇秦桧)的观点，他深厚的文化涵养，和论著之功就是因为这个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观点受到质疑。其实吕思勉作为史学大家，在当代社会有这种观点完全合乎情理，但是那是人们思想领域较窄，无法接受是正常的，加之有些人只是徒听吕思勉的这种观点，并未亲读著作去找寻原因，所以一直争议不断。 以上便是吕思勉简介，通过这则简介我们大致了解了吕思勉。现代人对吕思勉的评论就好比吕思勉对古人的评论，说到底，是非黑白到头来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心中有数便是。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诞生於江苏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农历八月十六日)病逝於上海华东医院。吕先生童年受的是旧式教育，六岁起就跟随私塾教师读书，三年以后，因家道中落而无力延师教授，改由父母及姐姐指导教学。此后，在父母、师友的帮助下，他开始系统地阅读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各种文史典籍。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吕先生夙抱大同思想，毕生关注国计民生，学习新文化，吸取新思想，与时俱进，至老弥笃。吕先生长期从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一九0五年起开始任教，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一九0七年)、常州府中学堂(一九0七年至一九0九年)、南通国文专修科(一九一0年至一九一一年)、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等学校任教。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先后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其后，又在渖阳高等师范学校(一九二0年至一九二二年)、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上海沪江大学(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上海光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其中，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最久，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一直在该校任教授兼历史系系主任，并一度担任该校代校长。一九五一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并人华东师范大学，吕先生遂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吕先生是教学与研究相互推动的模范，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吕先生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文学史、文字学等方面写下大量的论著，计有通史两部：《白话本国史》( 一九二三年)、《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一九四。年、下册一九四四年)；断代史四部：《先秦史》(一九四一年)、《秦汉史》(一九四七年)、《两晋南北朝史》(一九四八年)、《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年)；近代史一部：《吕著中国近代史》(一九九七年)；专著若干种：《经子解题》(一九二六年)、《理学纲要》(一九三一年)、《宋代文学》(一九三一年)、《先秦学术概论》(一九三三年)、《中国民族史》(一九三四年)、《中国制度史》(一九八五年)、《文字学四种》(一九八五年)、《吕著史学与史籍>>(二。。二年) ；史学论文、札记及讲稿的汇编三部：《吕思勉读史札记》(包括《燕石札记>>、《燕石续札》，一九八二年)、《论学集林》(一九八七年)、《吕思勉遗文集》(一九九七年)；以及教材和文史通俗读物十多种，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字。他的这些著作，声名广播，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在港台、国外仍有多种翻印本和重印本。吕先生晚年体衰多病，计划中的六部断代史的最后两部《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做了史料的摘录，可惜未能完稿，是为史学界的一大遗憾。

光绪十年甲申二月初一（1884年2月27日），吕思勉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6-8-10号吕氏故居的东宅。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随同邑薛念辛受业，读《通鉴辑览》《水道提纲》《读史方舆纪要》等。 光绪十七年（1891年，辛卯），吕思勉读书颇早，自言此时与史学发生关系。是年，母亲、姐姐为吕思勉讲解《纲鉴正史约编》，其父亲令其读《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经世文编》等。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吕思勉选授江浦县学教谕，合家同往，至1897年归，吕思勉居江浦4年。晚年曾撰《青年时代的回忆》，记早年江浦之生活。光绪十九年（1893年，癸巳），吕思勉家境开始转坏，不再延师教读，改由其父亲自教，其父亲无暇，则由母亲、姐姐帮助讲解。母亲始授《说文解字》。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吕思勉始读新书报刊，所读之书有徐继畲《瀛环志略》、魏源《海国图志》、邹沅帆《五洲列国图》、日本冈本监辅《万国史记》、蔡尔康译《泰西新史揽要》、王韬《普法战记》、黄公度《日本国志》等，由此略知世界历史。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丙申），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经史子集，了解中国历史。吕思勉始读梁启超所编《时务报》，凡是梁启超的著作必读。其时最信康梁之说，深受影响。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吕思勉已能作文。从父命以所作就正于石小泉、薛以庄诸先生；又从族兄点读《通鉴辑览》，约半年毕。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己亥），吕思勉赴江阴应小试，考入阳湖县学。吕思勉父亲叮嘱多读书，不该兢兢于文字之末；是年始读正史，及《资治通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典》《通志》和《昭明文选》等，并写有史札和史论数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吕思勉始记日记，取名为《测晷录》，每岁一易名，冠有小序，沿为成例。然所记日记大都毁于抗战年间。是年，吕思勉始学填词作诗，自学古史典籍。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吕思勉自言“此时之所向往者，实为旧日所谓经济之学（按：旧时经济即“经世济民”、“经世济邦”之意）。于政务各门，皆知概略，但皆不深细”。是年著述《笔记·吕黻庭》（刊于《吕思勉编年事辑》）。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壬寅），吕思勉早年起即重视国计民生，大至水利、赋税、吏治，小至百姓衣食住行、物价变化，有所见闻，均一一载录，所集之资料大都毁于抗战年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吕思勉赴金陵应乡试，在场中代人作文多篇。因从小就爱好下棋，出场后不即返寓所，而去夫子庙茶肆观人弈棋，必至晚而归。吕思勉不仅棋艺精湛，对棋局、棋谱乃至弈史也深有研究，一生收集棋谱，自言“只缺三种”，后均散失。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在常州“读书阅报社”听元史专家屠寄讲元史，受其影响而关心民族问题；与虞菱（又名采兰）女士结婚。虞家世居常州，历代仕宦：祖父虞映溪，曾任浙江衢州知府，父亲虞树荪，是清代末年的贡生。虞氏机敏明察，处事谨严，操持家务，备极辛劳。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乙巳），是年1月至次年12月吕思勉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教书，讲授国文、历史。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11月5日吕思勉父亲逝世。遍读正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未），是年1月至6月，在苏州东吴大学教书，“因气味不相投，至暑假辞去”；是年（10月至1909年12月），应屠孝宽（屠寄之子）之延聘，任常州府中中学堂教员，教历史、地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是年8月11日吕思勉母亲逝世；与朝鲜学者秋景球交往。宣统元年（1909年，己酉），是年吕思勉与陈雨农、王冠时、刘脊生、钱叔陵等第一次结诗社，作诗并互相点评。其时，先生作诗填词的兴致极高，且常有佳作，晚年吕思勉自选诗作，后由家人整理汇编成《诚之诗稿》，油印成册，分赠各大图书馆及亲友。宣统二年（1910年，庚戊），应屠寄馆长之聘，在南通国文专修馆任教，教授公文写作。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与朝鲜志士金于霖交往。其时，先生颇留意民间歌谣的搜集与研究，辑录不少常州、南通等地民谣、谚语，一一圈点、评析，写成短文，刊于报端，以供同好者赏析。民国元年（1912年，壬子），是年1月至1914年6月在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任教，教授应用文字、商业地理、商业经济等，其时，能教授此类课程者“几如凤毛麟角”，吕思勉乃参考日文课本讲授之。民国三年（1914年，甲寅），旧历三月初一（3月27日）女吕翼仁诞生（此前，吕思勉曾有二子一女，皆夭折）。是年春夏间，与诗友管达如、汪千顷、赵敬谋、丁捷臣等在上海再结诗社，名为“心社”，每半月一集，后又有庄通百、陈雨农、李涤云、周启贤、张芷亭等加人，“凡二十七集而辍”。是年七月至民国七年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 民国四年（1915年，乙卯），旧历九月二十七日（10月31日），子吕正民诞生，乳名兴保。民国八年（1919年，己未），8月至12月，由吴研因介绍在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是年吕思勉由谢观（利恒）介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谢氏为武进名医，邀吕思勉入馆协助《中国医学词典》之编撰，吕思勉舅家世业儒医，从小耳濡目染，熟悉传统医书典籍，是年暑假写成《中国医籍源流考》一篇，实为一部以医籍史为纲的中国医学史。民国九年（1920年，庚申），是年1月至1922年12月在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吕思勉第一次发表学术论文《致廖仲恺、朱执信论学公开信》，参与学术讨论。民国十年（1921年，辛酉），是年著述：《整理旧籍之方法》（原刊《沈阳高师周刊》第4041期，又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中国古代哲学与道德的关系》（原刊《沈阳高师周刊》第31、32期，又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答程鹭于书》（原刊《沈阳高师周刊》、《吕思勉编年事辑》（有节录），又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勿吉考（日文汉译）》（刊于《吕思勉编年事辑》，刊有译者识语）；《驽牛杂谈：（一）个性、（二）资本制度》、《中国医学的变迁》（以上诸篇均刊《沈阳高师周刊》）。民国十二年（1923年，癸亥），2月至1925年7月，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专修科任教，由校长王应岳（饮鹤）延聘，教授国文、历史课程。是年吕思勉的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话本国史》出版，该书在内容、体例、方法和写法上均有创新，成为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顾颉刚称该书“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民国十三年（1924年，甲子），是年著述《更新初中本国史（四册）》（商务印书馆初版）；《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初版，1932年11月印行国难后第一版）。民国十四年（1925年，乙丑），8月至1926年7月，由朱经农介绍在上海私立沪江大学任教，开设中国文字学、宋明理学等课程。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丙寅），8月由童斐（伯章）介绍在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国文系任教，光华大学后设历史系，即担任系主任兼教授，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为止。吕思勉17岁时，始识同邑丁桂徵（吕思勉母亲从妹之夫），“以文字请益”，遂从学《段注说文》，于小学之书，稍有浏览。1925年至1926年间，吕思勉于讲课之余，将历年之研究成果写成4部专著：《中国文字变迁考》、《字例略说》、《章句论》和《说文解宇文考》。民国十六年（1927年，丁卯）至1928年，及抗战胜利后，吕思勉三次呈《致光华大学行政会书》，表达其对抗战的预见和决心及建议兴办学校应与社会改革相结合，史学家钱宾四“叹为西京贾晁之论”。民国十八年（1929年，己巳）至1930年间吕思勉曾在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兼课，编写《中国文化史》讲义。民国十九年（1930年，庚午），吕思勉自谓此时进入思想第三期，“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时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余乃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旧历六月十六日（7月11日），吕思勉之子吕正民君患伤寒症病殁，现仅剩翼仁一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壬申），四月，往安庆省立安徽大学作短期讲学；8月假期满，吕思勉仍回光华任教。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癸酉），30年代前期，吕思勉在光华大学开设课程有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法、史学名著研究、文字学等。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丙子）前后，光华学生数大增，学生就餐发生困难。吕思勉向校方提议，再建公厨与饮食习惯的改革同步进行，为此撰成《吃饭的革命》一文，提倡注意饮食卫生，多吃寒食和杂粮，认为这类改革可使妇女获得解放，也使生活更符合现代社会之状况和节奏。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丁丑），日军侵入上海，吕思勉于8月回常州与家人商量今后行止，10月偕家眷返回上海，几度搬迁。一家三口始终挤于一间，两张板床，两张书桌，两架书架，一小方桌。几只凳子，是为吕思勉家之全部家具。是年吕思勉将历年撰写的部分札记整理成篇，名之曰《燕石札记》，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吕思勉从小就学习写读史札记，50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札记总数达100多万字。吕思勉的论文、著作，都是在有计划地阅读和撰写札记的基础上，再加以综合研究、融会贯通而成的。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庚辰），孤岛时期，吕思勉避居沪上租界，抱着书生报国之志，撰写大量史学著作和论文，还留意时局，关心祖国命运，他以“野猫”、“乃秋”、“六庸”、“程芸”等化名，写了许多洋溢民族正气、揭露日寇暴行的文章刊于租界内的抗日报刊上。作家兼报人范泉称吕思勉为“孤岛上的斗士”。民国三十年（1941年，辛巳），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沦陷，光华大学对外改称诚正学社（原文学院）和格致理商学院（原理商学院），吕思勉除仍在光华上课外，还在沪江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兼课。中年以后，吕思勉计划独自完成六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的撰写，是年，此计划的第一部著作《先秦史》由开明书店出版。吕思勉自评《先秦史》：此书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民族起源及西迁，古代疆域，宦学制度，自谓甚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壬午），八月，回常州故里，旧宅已被敌火炸毁，其时，吕思勉诗作颇多忧国忧民之句；是年至民国三十二年，吕思勉在城外游击区湖塘桥青云中学和坂上镇大刘寺辅华中学两处同时兼课，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百年史、国学概论、国文等。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癸未）至1943年间，在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兼任国文课，讲授《古文观止》，文史专家黄永年曾从业问学，称吕思勉讲课议论纷发，精彩迭出，多有真知灼见。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乙酉），10月光华大学复校，吕思勉偕女儿翼仁至上海。抗战胜利之年，吕思勉精神极为振奋，先后撰写了《抗战的总检讨和今后的方针》、《战后中国经济的出路》、《战后中国之民食问题》、《怎样将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事同时解决》等一系列文章，检讨历史，筹划未来，对战后国家之重建充满了期望。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丙戌），是年秋，光华大学迁到新校舍，吕思勉一家也随至搬入欧阳路新校舍；民国三十六年，吕思勉应复旦大学政治系主任耿淡如邀请，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制度史，又应邀在诚明文学院兼课。《秦汉史》出版。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两晋南北朝史》出版。 1950年（庚寅），4月，被选举为校教育工会主席。1951年（辛卯）9月，光华大学召开最后校董事会议，吕思勉为校董并任代校长，为学生毕业文凭签字盖印，处理学校结尾工作。10月，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思勉遂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并迁入华东师大一村教工宿舍。1952年（壬辰），参加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学习结束时写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1953年（癸巳），吕思勉最后一本断代史《隋唐五代史》写成完稿，但出版无望。计划中的《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已做了史料上准备，但都未能最终完成，遂成学术史上永久之遗憾。1955年（乙未）吕思勉身体逐渐衰弱，回常州故居养病。是年，吕思勉被聘为江苏省第一届政协委员，因病甚请长假，未尝赴南京出席会议。1956年（丙申），年初，上海市高教局为照顾知识分子生活，将复兴西路271号二楼的一套寓所配给吕思勉一家居住，先生于农历春节前迁入了新居。5月6日，吕思勉抱病回常州，“在家检书至廿九日毕”，将重要札记、书稿托运至沪，计划作进一步的整理。7月8日返回上海，即开始研究工作。1957年（丁酉），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有望出版，10月4日编辑送来清样嘱校。自10月4日到8日，吕思勉一直抱病校阅。8日夜，病情转剧，肺气肿与心脏病并发。9日清晨，病情严重，送至华东医院，抢救无效，深夜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10月13日，于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公祭大会，吕思勉夫妇灵柩安葬在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M区343-344两穴。墓穴毁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

对曹操的评价（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武帝纪》注又引《世语》：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