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管理学是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产生的,它的目的是:研究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的组织和配置人、财、物等因素,提高生产力的水平。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管理活动自有人群出现便有之,与此同时管理思想也就逐步产生。事实上,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我们均可以找到古代哲人在管理思想方面的精彩论述。而现代管理学的诞生是以泰罗(F .W. Taylor)的名著《科学管理原理》( 1911年)以及法约尔(H.Fayol)的名著《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至今不过经历了80多年。80多年来,管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管理学的研究者、管理学的学习者、管理学方面的著作文献等等均呈指数级数上升,显示了作为一门年轻学科勃勃向上的生机和兴旺发达的景象。然而,管理学仍然需要发展,因为人类将进入21世纪,人类文明需要管理学。管理学的规定性管理学的规定性是指管理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而管理学的规定性又取决于管理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性,即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哈罗德•孔茨( H Koontz,《管理学》):——“本书目的是阐明经营理论和管理科学的基础知识”。换句话说,孔茨认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经营理论和管理科学,或者说管理学就是这两部分的组合。 詹姆斯•H•唐纳利(J. H. Donelly,《管理学基础》):——“讨论只与某一待定的(虽然也是相当广泛存在的)事例有关的管理过程。我们将就有限的资源(包括其他人的力量)的管理展开我们的讨论”,即管理学说是研究有限资源的管理。 罗纳德•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者,《企业的性质》)—— “经营意味着预测与通过签订新契约,利用价格机制进行操作。管理则恰恰意味着仅仅对价格变化作出反应,并在其控制之下重新安排生产要素。” 罗纳德•科斯教授对经营与管理的界定尽管是从契约、价格应变角度出发,但把握了管理的本质:即经营是与市场打交道,它利用价格机制使自己生产的产品和劳务在市场上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而管理则是一个组织内部如何用行政命令机制调配组织有限资源而获得最佳配置效率的过程;管理不与市场打交道,尽管它要对市场上价格作一定的反应。 如果按照科斯的定义,那么管理学就应该以这么一个规定性的管理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就应该是两大方面:组织本身包括组织的动力学机制、组织的构造及运行等等;组织内依靠行政机制运作的各种管理方式方法包括对资源配置的整体性系统方法和针对局部问题的各种职能性方法。事实上大多数著名的管理学著作和教材,尽管其章节安排、行文方式、观点采纳均有各自的特点,但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事实上哈罗德•孔茨和西里尔•奥唐奈的《管理学》也是如此。 管理学的定义:研究和探讨组织及组织内资源配置的构造、过程、方式、方法的学科,是一门应用性理论学科,是管理学科群中最为基础的学科。 对管理学的这么一种规定原本是美国管理学界的看法,其他一些国家如德国、日本的学者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在把管理局限于企业时,认为管理学还应该包括经营这一内容,于是便有了经营学一说,之后在我国便有经营管理学的称法。管理学的流派及构成1、管理学的流派20世纪初诞生的管理学随着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努力,理论与实践均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流派叠出,新理论新思想不断产生,人才辈出。哈罗德•孔茨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论管理理论的丛林》(1961年)和《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1980年),对1980年前的管理学领域内精彩纷呈的理论、主张等作过一个精辟的归纳与分析。他认为到1980年为上,管理学至少已发展有十几个学派,典型的有:古典学派、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组织行为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经营管理学派等等。2、各流派研究的内容这些流派尽管各有自己对管理的看法,各有自己的理论主张,但从内容上来看不超出三大内容:即组织、管理方式以及经营。 科学管理原理代表人物泰罗,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种管理方式或方法,因为人的科学工作和协作及对人的激励与效率关系的研究实为发展出相应的管理方式方法而已。 古典组织理论法约尔和韦伯的典型的组织研究成果。 行为科学学派代表人物有梅奥(E.Mayo)、马斯洛(A.H.Maslow)、麦格雷戈(D.MeGregor)、卢因(K.Lewin)以及穆顿(J.S.Mouton)等,他们有的研究人际关系,有的研究人的需求与行为关系,也有的探讨人的本性及相应管理的问题,还有的研究正式组织中非正式组织问题以及双因素模式、管理方式方法等。前者可归结为组织的动力学过程,后者可归结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方式的探讨。社会系统学派代表人物巴纳德(C.I.Barnard),其研究成果不过是从经理人员在组织中的作用角度看组织如何有效运作。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西蒙(H.A Simon)(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认为决策贯彻管理的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组织就是决策,组织是由作为决策者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然综观其著作,除上述观点为组织方面的外,其余主要是发展了决策的科学方法体系。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等等研究内容不过是组织及组织内管理的科学方式方法。经营管理学派是专门研究经营理论及经营中的管理问题。3、各流派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从另一个方面来看,20世纪的管理理论学派尽管派别林立,实际上从分析方法来看,每个学派均有那些代表人物习惯的学科分析方法来对管理进行研究。行为科学学派是用典型的心理学知识、行为分析方法来研究组织、组织中的非正式组织、人际关系;系统管理学派用系统理论和观点来考察企业组织,分析组织的构造;经验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为德鲁克(P.Drucker)、戴尔(E.Dale)等,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实证的、案例分析性的,对象直接是组织、组织中的管理问题。管理科学学派数理分析方法组织行为学派群体心理学分析方法 根据上述分析,狭义的管理学主要由组织研究和管理方法研究两块内容构成;广义一点的管理学则还要加上经营领域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与经济学相关。这三个方面的演进在过去5O多年中,基本上遵循了下述路径。3、管理学各流派的演进路径(l)组织理论研究的演进路径:古典组织理论(古典理论、20年代)——组织行为学(组织行为、40年代)——组织(社会技术系统60年代)——领导科学(经理角色,7O年代)——组织文化(企业文化80年代)——?(90年代)(2)管理方式方法研究的演进路径:科学管理理论(泰罗20年代)——行为科学(梅奥30年代)——管理科学理论(伯法50年代)——决策理论(西蒙60年代)——生产管理、信息管理方法(7O-80年代)——?(90年代)(3)经营理论研究的演进路径:厂商理论(2O年代)——产业组织(贝恩、40年代)——市场学(科特勒60年代)——消费者理论(70年代)——策略学(战略管理)(波特80年代)——?(90年代) 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演进路径中,90年代管理学的进展均为空白,这并不说明90年代管理学在上述三个方面无进展,而是难以将90年代管理学的进展分类,进而填入上述三个方面的空白之处。不过仍可以一试,管理方式研究领域哈默(M.Hammer)和钱比(J.Champy)的《企业再造》;组织理论研究领域彼得•圣吉(P. M.Senge)的《第五项修炼》。经营管理理论研究领域哈默尔(Gary Hamel)和普拉哈拉德(C.K. Prahalad)的《竞争大未来》、波特(M. E. Porter)的《国家竞争优势》。21世纪管理学所面临的课题1、组织的资源由以劳动力、土地、资本为主向转以知识与信息为主传统的资源如劳动力、上地、资本和自然资源支撑了20世纪的发展。但有人说,到21世纪,知识与信息将成为发展的最大资源。假定这一说法成立,现行的资源配置模式是否应该放弃,未来的资源配置模式又应该如何? 90年代风行欧美的组织改造理论与实践,似乎是先知先觉者的先行行为,然而确实有其历史的背景和未来的呼唤。2.组织的成员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转变在物质不甚丰富而又在逐步丰富的20世纪中,大众迫于生计更多地像一个追逐利益的经济人,经济学家们以此构造了他们的理论体系和现实的经济体系,然而在物质甚为丰富、人类生活有了大步提高之后,人们也许开始摆脱经济人的头衔,此时不仅经济体系需要重构,对人们工作努力的驱动源恐怕也需要重构。现在不也有许多管理者在号称进行“以人为本”的管理,似乎在寻找一种未来的范式吗?3.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在不断加速发展的环境变化速度愈来愈快,一些巨大的僵化的组织已不能敏捷地变化自己以适应环境,从而导致衰落乃至消亡。新世纪的到来使得一些肩负组织重托的人不得不为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而担心,于是便有“第五项修炼”一说,以针对现时组织。然而使组织真正成为有学习能力,有超然思维的有机体又谈何容易。21世纪中有哪些组织能真正成为这样的组织,从而保持不败的地位呢?4、21世纪人们的伦理将发生全新的变化 20世纪人的心智模式和思维方式是20世纪众多约束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这些约束因素在21世纪发生变化之后,作为管理的出发者,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都将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然而,重利不重义的20世纪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应该转为全新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以此来构造未来的社会和经济体系。21世纪的管理学将覆盖全新的管理伦理、管理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现在开始探讨未来的管理伦理也许会给从今天走入未来的管理者以莫大的帮助。5、信息爆炸将导致自信息搜索的困难 21世纪是信息的世纪,是信息爆炸的世纪,信息越是充分越是丰富,人们就越难及时搜索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除非有比现今更为有效的信息搜索方法与技术。信息社会中的人就像一艘孤立无援的船独自在大海中寻觅。从所需信息的角度来看,一个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不充分信息的拥有者,如何在他们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可能是21世纪市场营销全新观念和体系的拓展方向,整合抑或是分工?渠道抑或是媒体?6、组织将在更大的范围内谋求整体而不是局部的利益人类只拥有一个地球,21世纪的人们将更多地体会世界的渺小、地球的可爱,人们将更多地超越自己的国界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此意义上,人类是一个整体,他们将没有国界,人类的经济行为将从全球的长远角度来考察。如果说20世纪的那些跨国公司在跨国经营时还仅仅从比较利益、突破市场壁垒、谋求更大利益的角度出发,那么21世纪的跨国企业也许应为全球经济的发展、人类福利的增长而设想,这是否是天方夜谭?7.组织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是硬道理,21世纪也要发展。然而 20世纪的人们在发展时竭泽而渔,使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物种减少、气候反常等等,这一切给21世纪的发展带来困难,人们不禁要大声地问:人类社会还能持续发展吗?21世纪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作为支撑这个社会经济支柱的企业也应有自己的答案。企业首要的是生存,就像人类一样,然后才能有发展。21世纪中企业应以什么方式发展,才能与可持续发展的命题相一致,这应该是未来管理学研究的首要问题。8、组织内部由分工走向综合即将过去的20世纪是专业化分工大发展的世纪,人类从专业化分工获得了巨大的收益,20世纪的文明可以说是专业化分工的文明。然而分工愈深愈细愈有可能偏离本原要旨,使综合性的问题难以处理和解决,如大至南极上空的臭氧层变薄的问题,小至一个企业拓展新市场的问题。21世纪可能是重返综合的世纪,人类或许可从综合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企业或许能在综合中获得新生,管理学或许要创造综合性的理论与方式方法。
协作系统论研究管理必须从研究组织开始,巴纳德以前的组织理论,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偏重于专业分工和结构效率,对组织中的人员没有足够的重视。从霍桑实验起,管理学开始关注人的行为,并提出了“非正式组织”的概念,但是,霍桑实验的主题是人际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心理感受,对正式组织则有所忽视。这种组织理论的缺陷,直到巴纳德时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巴纳德认为,协作是整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而又重要的前提条件。社会的各种组织,不管它是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还是企业的、学术的,都是一个协作系统。而且协作系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运营环境以及组成要素都在不断地变化,因此协作系统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协作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决定于协作系统的有效性和高能率。所谓“有效”,是指协作行为达到了所追求的客观目的;所谓“能率”,是指在达到目的时没有产生不希望出现的负面效应。“有效”才能维持组织的生存,而“能率”能够使人员产生协作意愿。而这又主要取决于两种相互关联又相互依存的过程:一是整个协作体系和环境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过程;二是满足个人需要的成果的创造和分配过程。“人”是协作系统的主体,人性对协作系统的有效性和高能率有着重要影响。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都具有一定的选择力,进而又都要根据个人的理想去选择和确定一定的目标,并按照个人的目标去行动。但是人只能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来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行使自己的选择力。个人一旦进行协作,他就会同协作体系中的其他成员以及协作体系本身发生种种关系,如协作体系中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联系、协作体系对个人的影响、个人动机与协作系统目的的联系等等。在巴纳德看来,个人若欲同他人建立协作关系,就必须处理好相关的社会因素,它们是协作系统得以成立的最基本条件。具体说来,这些社会因素包括五个方面:(1)协作体系中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个人参加了一个协作体系以后,他就处于一种同其他参加者互相接触的环境之中,就必然产生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作用于有关的个人,并同其他因素一起影响到他们的精神和感情,进而对个人行为产生影响,可能迫使个人的动机发生原来不会有的变化。这些变化如果朝着有利于协作体系的方向发展,它们就成为协作体系的资源;反之,就成为协作体系的障碍或限制。(2)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集体作为一个单位(也叫作“社会的单位”),代表社会行为的一个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同集体中的每一个人相互作用。这种意义上的集体关系所包含的各种因素同其他因素联合起来,对个人心理发生作用。这样,集体就影响个人改变他原本不会改变的某种心理和动机。当这些改变的方向有利于协作体系时,集体就成为一种资源;反之,就会成为一种限制。(3)作为协作体系影响对象的个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体采取特殊的行动把个人引导入协作体系之中;二是集体对体系中的个人的行动加以控制。前者实质上是直接对个人的意志发出呼吁,是一种引诱或强迫;后者完全是一个行为体系内部并作为其一种职能对个人的关系。(4)社会目的和协作的有效性。这类目的本身就是协作行为的产物,是协作体系的一个基本因素。一旦个人参与协作,其目的在性质和种类上通常都会有着很大的变化。如果协作目的实现了,我们就说协作是有效的。至于有效的具体程度,则是由协作的观点而不是由个人的观点来进行判断。(5)个人动机和协作的能率。个人动机的总和构成了整个协作体系的动机。协作体系的能率就是由个人动机的满足程度决定的。如果一个人认为他对协作体系做出的贡献是无能率的,他就会停止做出贡献。如果他的贡献是协作体系不可缺少的,那么对他个人的无能率就会成为协作体系的无能率,就会导致协作体系不能存续下去,因而对全体成员也都是无能率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协作体系的能率就取决于边际贡献的能率,或者说取决于边际贡献者。管理学家杂志曾对这位大师进行了解读,需要更多的了解可从持续参阅杂志。组织平衡论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其核心是组织平衡论。他认为,组织就是一个有意识地对人的活动或力量进行协调的体系。一个组织的成立需要具有三个条件:①能够互相进行信息交流的人们;②这些人们愿意做出贡献;③实现一个共同目的。这意味着构成一个组织有三大要素,即协作意愿、共同目的和信息交流。而组织的平衡,则是组织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他强调:“组织的存在取决于协作系统平衡的维持。这种平衡开始时是组织内部的,是各种要素之间的比例,但最终和基本的是协作系统同其整个外界环境的平衡。”从根本上来看,组织内部平衡,就是指组织为人们提供的诱因与人们为组织做出的牺牲保持平衡。在“诱因-牺牲”二者之间,一旦失衡就会影响到组织的发展—前者若占上风,会导致组织的无效率;后者若占上风,会影响组织的存续性。不难看出,这实质上是在要求组织内部各构成要素——协作意愿、共同目标和信息交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力量要彼此持平,这样方能保证整个协作系统的健康发展。组织要使自己能够长期存在,必须适时地给它的成员和可能的贡献者提供有效的诱因,以刺激或激励相关人员的协作意愿。巴纳德认为,自我保存和自我满足的利己动机是激发个人协作意愿的重要力量,组织要想存在并长期维持,必须满足个人的这些动机,除非它能够改变这些动机。而诱因正是满足这些动机的最基本要素,诱因不恰当会导致组织解体、目的异化或协作失败。因此,提供恰当的诱因便成为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要使一个诱因能够有效,必须使它为个人提供的净满足能够大于其他因素为个人提供的净满足。巴纳德将诱因分为客观诱因和主观诱因两个方面。客观诱因就是指那些客观存在、能够直接观察到的因素;主观诱因就是指那些改变人们的思想状况以获得所需努力的吸引因素。巴纳德认为,诱因的提供方法在决定诱因的有效性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巴纳德将客观诱因又分为两类:一类是特殊的并能特定地给予某个人的诱因,称其为特殊的诱因;一类是一般的、非个人的,不能特定地给予某个人的诱因,称其为一般的诱因。巴纳德分析了组织可能提供的八种客观诱因,包括四种特殊诱因和四种一般诱因。特殊诱因包括物质诱因、个人的非物质机会、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理想方面的恩惠四类。物质诱因就是指作为接受雇佣的诱因,如服务的报酬、牺牲的补偿、提供给个人的金钱、物品或物质条件。个人的非物质机会包括显示优越、威信、个人权力、获得支配地位等,这些往往比物质报酬要有效得多。工作时良好的物质条件众人皆知,势必会对相关人员产生强大的吸引力。理想方面的恩惠包括组织满足个人有关理想(通常是非物质方面的)、未来或利他主义方面的动机的能力。这些理想包括:对自己技艺的自豪感、对自己适宜性的感觉、对家族和别人的利他主义的服务、对爱国主义组织的忠诚、美感和宗教感情等。它甚至还包括满足有关憎恨和复仇的动机与机会。一般诱因起着和特殊诱因类似的作用,只是它并不明确提供给特定的个人,通常只有在某些场合才能使人感觉到它的重要性。一般诱因包括社会协调、习惯的工作条件以及符合于习惯的工作方法和态度、更大的参与机会、思想感情交流的条件四类。巴纳德还对诱因的“经济”进行了研究。这里的“经济”是广义概念上的经济,是指一项行为的净所得,它是类似于“净利润”的一个概念。诱因的经济就是指组织提供诱因所获得的贡献与其提供诱因的付出之差。很明显,对组织来说,诱因的经济越大越好。巴纳德以三种颇具代表性且目的迥异的组织即产业组织、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为例进行了探讨。⑴产业组织的诱因经济。为分析方便,巴纳德假设产业组织不需要资本,人力直接同物的环境结合就生产出产品,且它支付给贡献者的诱因是物质诱因,它来自于组织所生产的物质产品。显然,组织要维持下去的最起码条件是它生产的物质产品必须足以支付这些物质诱因,否则就会因入不敷出而最终解体。具体说来,这主要决定于以下四种因素:环境的困难程度、组织努力的有效性、组织的内部能率、诱因付出的数量。很明显,前三者决定着组织的收入,而第四者也取决于前三者的综合力量,前三者的有限性,决定着诱因的付出不能随心所欲。也就是说,组织不可能提供充分满足对方需求的足够物质诱因来吸引可能的贡献者。这时,就必须求助于非物质的诱因。而在产业组织中,非物质的诱因往往会伴随着物质的因素。并且非物质的诱因常常是互相冲突的,如一个人威望的升高就意味着其他人威望的降低。这时,组织只能在这些可能的诱因当中(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寻求最佳的结合点,以找到最有效的诱因组合。⑵政治组织的诱因经济。政治组织通常并不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它的基础动机就是理想方面的恩惠和社会方面的满足,这意味着它必须为其贡献者提供这些方面的诱因。不过在巴纳德看来,这些诱因都属于比较“低级”的诱因。“显然每一个大的政治组织都必须运用一些‘低级的’诱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人威望和物质报酬。”由于政治组织的特性,它要提供物质诱因,就只能“羊毛出在羊身上”,即从其成员那里来寻求物质来源,常见的有租税、会费或直接交钱等方式。很明显,这样获得的物质资源会非常有限,而且还很可能引起人们的反感。因此,政治组织也必须在各种诱因之间进行权衡,以寻求最佳的结合点。不过,政治组织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它往往会采取说服的方法来增加其吸引力,但这种方式也会产生大量的物质付出。这对在物质资源方面本已捉襟见肘的政治组织来说,在“经济”上或许更需斟酌。⑶宗教组织的诱因经济。宗教组织的基本诱因来自于对组织的强烈信仰和忠诚,也就是说,是基于成员精神方面的满足。因此,其主要诱因就是理想方面的恩惠以及同“教友”的思想感情交流。故之,宗教组织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对人的说服,当然这也不排除物质诱因的使用,最典型的是宗教组织的传教和说服工作本身还要花费数量可观的物质资源。因而宗教组织需要恰当地对各种诱因进行仔细权衡,寻找最佳的诱因组合,这样才有可能显露它对成员的吸引力。综上可知,各种组织在决定诱因时,首先要注意其“经济”性,否则即使有了诱因也会因为“入不敷出”而解体;其次,在诱因的选择上尽量避免各种诱因之间的冲突,要根据各自的特点选择最佳的诱因组合,使之产生最大的说服力。权威接受论研究组织的学者,毫无例外都会注意到组织的权威。然而,权威的本质是什么,却见仁见智。韦伯特别强调权威的作用,分析了权威的自上而下性质。巴纳德则不然,他从信息传递出发,认为权威来自于下属的接受,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权威接受论,并进而分析论证了组织中不加怀疑无条件接受权威的领域“无关心区”(也翻译为“无差别区”,即zone of indifference)。从此,“权威来自于下属而不是来自于上司”就成为管理学的教义之一。平心而论,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虽然在管理学界振聋发聩,然而却不是他的首创,实际上,他是把政治学中洛克的“统治必须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移植到管理学之中。尽管如此,这一移植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标志着西方管理学与政治学在基本理念上的统一和协调,是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官僚组织理论(以韦伯为代表)的有力矫正。组织的权威在管理中必不可少,它主要对组织成员的协作意愿和信息交流产生重大影响。巴纳德认为,权威是正式组织中信息交流的一种性质,通过权威的接受,组织成员支配自己相应的行为,即支配或决定什么是要对组织做的事,什么是不对组织做的事。要使权威对一个人发生作用,必须得到这个人的认可和同意,这当然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具体是:其一,作为下级的个人能够理解上级所传达的指令;其二,下级认为指令与能提供诱因的组织目标相一致;其三,指令能够同满足下级的个人利益相结合;其四,下级在其精神上(如个人道德规范)和身体上(如健康状况和体力状况)能够执行或遵守这一命令。个人之所以接受命令,是因为下达命令者具有权威。这种权威或是由正式组织的职权和等级形成的地位的权威,或是由个人的能力和影响形成的领导的权威。不管哪种权威,不被部下接受就不是权威。例如,美国的禁酒法,就曾是一个权威不被社会接受的典型事例。组织需要根据不同的对象和条件,针对各自的特点而做出相应的对策,来维持组织的权威。首先,一个良好组织在发布命令时,必须考虑权威能够被接受的四个条件,如果考虑到有些命令可能不会被下属接受,那么就需要采取诸如说服、教育、提供足够的诱因等措施,来保证命令的效果。这样,组织命令的权威性就能得到有效的维持。其次,组织在发布命令时要考虑“无关心区”。“无关心区”是命令被顺利接受的一个“区域”。巴纳德认为,如果所有的行动命令按下属对它们的接受程度顺序来排列,则可以在逻辑上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即肯定不会被服从的;第二种则或多或少地处于边缘区域,可能被接受,也可能被拒绝;第三种是毫无疑问能够被接受的。最后这一区域就是“无关心区”。“无关心区”的范围大小,主要取决于诱因超过牺牲的程度,超过的程度越大,“无关心区”的范围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从权威的被接受和实现出发,巴纳德认为组织的信息交流体系要做到以下方面:⑴信息联系的渠道应当让组织成员明确了解。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明确规定管理人员的权力、责任、义务,并使所有的组织成员都掌握组织图。⑵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信息联系正式渠道。即每个人必须同组织有明确的正式关系,隶属于一个上级,接受这个上级的命令并向他汇报工作。⑶组织中信息联系的路线必须尽可能地直接和短捷。信息路线愈短,则传递速度愈快,传递错误愈少。因此,在设置组织机构时,应努力减少层次。⑷必须运用完整的信息联系路线,以免发生矛盾和误解。一个组织的最高层到最低层的信息联系,应通过每一个层次,不允许跳跃。⑸各级管理人员是信息联系的中心,必须称职。因此,选择和考核组织成员是必不可少的。⑹组织在执行职能时,信息联系不能中断。组织中的权力不在人员而在职位,组织中的任职者一旦不能行使职权或出缺,必须有自动的临时代理职务办法,以保证权力线路的衔接和信息渠道的畅通。⑺每一个信息联系,都必须具有权威性。为了使组织成员了解由何人担任在信息联系中起中心作用的各种职位,以及该职位都具有什么职权,必须在组织中采取一些措施,以满足组织成员对信息沟通环节的了解需求。例如授权仪式,就职典礼,任免命令,就职宣誓,到任介绍等等。组织构成论巴纳德所说的组织,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组织构成的概念。他认为,凡是对组织做出贡献的人,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为组织做出牺牲的人,都是组织的构成部分。因此,巴纳德所说的组织成员,既包括为组织交出了时间和劳动的雇员,又包括为组织交出了金钱和物资的投资者、供货者和顾客。这两类组织成员是不一样的。对前一类组织成员来说,组织为维持其平衡所支付的诱因主要是薪水、职位的威望与名声、晋升机会等。这种诱因与组织目标关系不大。对后一类组织成员来说,组织为维持其平衡所支付的诱因主要表现为对顾客的服务,给予投资者和供货者的赢利,实现吸引组织外界成员的社会目标(如“世界和平”、“援助饥饿的穷人”)等等。由于引入了外部成员的概念,所以,实现组织的平衡,不仅包括内部平衡,而且包括外部平衡。对于外部成员,组织提供的诱因与内部成员有很大的不同。由于组织不能对外部成员采取强制措施,所以,能够提供的客观刺激包括对顾客的优质服务和售后服务,对投资者和供货者的高额赢利,公司信誉对社会的吸引等等;能够改变主观态度的措施包括广告宣传的影响,企业的公共关系等等。巴纳德对组织成员概念的这种扩充,使研究组织的视野得到了空前的开拓,组织的研究领域大为宽阔,更重要的是,对组织的研究视角从组织内部转移到了社会领域,组织观念和组织理论都因此而得到了更新。这是巴纳德对组织理论的一大贡献。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到巴纳德这里,“顾客是上帝”等外部概念,企业的社会责任等伦理概念,才真正得到了理论上的阐释。这种外部平衡,巴纳德也称之为组织调节,即保证组织与社会交流之间的平衡,随时根据社会的需要调整组织目标。组织调节并非只是组织首脑的任务,而是各类组织成员(既包括组织的内部雇员,也包括组织的社会成员,后一类潜在的组织参加者尤为重要)利益折衷的产物。根据巴纳德的这一设想,组织平衡问题实际上就变成了组织决策问题。后来,西蒙对巴纳德的这一思想作了发展,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决策理论。对于组织构成的新阐释,体现了巴纳德“社会系统理论”的内涵。很明显,组织和管理是一个与社会、与组织环境息息相关的领域。从此开始,以环境研究为起点的战略问题进入了管理学的视野。战略和决策,逐渐压倒了以前只侧重于组织内部的计划职能,使命和责任,逐渐替换了以前只关注盈利的狭义组织目标。这一方面,巴纳德深受帕累托的社会学研究影响。
:巴纳德认为,正式组织实体,都是由物质、技术、人和社会关系等方面或部分组成的协作系统。它没有简单地把组织理解为人的集团,而是将组织界定为"由意识地协调两个以上的人的活动或力量的一个系统"。其基本特点: (1)组织是由人的活动或效力即人的行为构成的系统,即巴纳德的组织概念所探讨的不是组织的形式而是组织的实质——人的行为。 (2)组织是一个系统,即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调整人的活动和行为的相互关系。 (3)组织是动态和发展的,即当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同其它部分的关系发生变化时,作为整体的系统也要发生变化。 (4)组织是协作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两者揉和在一起,有时界限不太明确。协作系统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其中组织是一个核心子系统;物质子系统是机械设备、材料等物质手段的系统;人员子系统指管理者和工作人员组成的集团;而社会子系统则是指一个协作系统同其它协作系统交换效用的系统。协作系统以组织为核心,把物质子系统、人员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连接成为一个复合的整体。 (5)组织工作决不仅限于所谓"组织内部",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其"内部"协作关系和"外部"协作关系同等重要。在它看来,作为管理者,不仅要注意内部问题,而且要注意外部问题,维持和加强种种协作关系是组织工作的核心之一。 不论哪一级别的组织,全都包含着三种基本要素: (1)协作意愿:其含义是自我克制,交付出个人行为的控制权以及个人行为的非个人化。巴纳德认为,组织是由人组成的,但真正组成为一个协作系统的组织的,不是人,而是人的服务、动作、活动和影响,所以人们向协作系统提供服务的意愿是必不可少的。 (2)共同的目标:它是协作意愿的必然推论。巴纳德认为,组织成员协作意愿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成员接受和理解组织目标的程度,如果组织成员不了解协作的目的和结果,就不可能诱导出协作意愿来;同时,一个目标如果不被组织成员接受,它自然也不会导致良好的协作活动。所以,对组织目标的接受几乎是和协作意愿同时发生的。 (3)信息交流:指的是意愿、情报、建议、指示和命令等信息的传递。在巴纳德看来,上述两个基本要素只有通过信息交流巴它们沟通起来,才能成为动态的过程;组织的共同目标即使存在,如果不通过信息交流使组织成员对此目标有所了解,则没有意义;而为了使组织成员有协作的意愿,能够合理地行动,也必须由良好的信息交流。所以,他指出,作为组织的基本要素,信息交流是不可缺少和无法取代的,组织的一切活动都以信息交流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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