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对云冈石窟研究的认识论文

学术界对其开凿的年代一直说法不一。

如目前主要是“和平说”，其次是“神瑞说”和“兴安说”。

作为中国的国宝、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很有必要探讨其准确的开凿年代。

“神瑞说”——唐代文献有误 神瑞年间（公元414年—415年）开凿云冈石窟的说法，主要依据出自《大唐内典录·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的记载： “道武帝，魏之太祖也，改号神瑞元年，当晋孝武太元元年也。

……生知信佛，兴建大寺。

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高十余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 其后历代都有一些典藉引此为据，沿用此说：“始于神瑞，终于正光。”此说存在着严重的年代差错，同时也与史实不符： 首先北魏道武帝在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后，只有天兴和天赐两个年号，根本就没有神瑞这个年号。

这个年号是北魏明元帝的年号。

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到神瑞元年 （公元414年），前后相差16年。

神瑞元年（公元414年）也不是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后者早前者38年。

也就是说：在晋孝武帝太元元年时，道武帝还没有迁都平城，显然也不是晋孝武帝的太元元年。

在《魏书·释老志》里，提到有关神瑞年间的佛事活动时，仅说：“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并没有提到“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这一佛教界的盛事。

其二，太武帝（公元424年—451年）“灭佛”是件大事，更是北魏京城佛教界的一道劫难门坎。

即使是灭佛前曾经开凿了佛窟，在灭佛中也会遭到大规模的毁坏，尤其是在京城近郊开凿的佛窟，更是难逃毁灭之灾。

但是，这些在当时佛教界占有重要位置的石窟寺被毁情况，《魏书》却对此没有一点记载。

就是北魏以后各代，直至近代的正史或野记中，也均未见灭佛时云冈石窟被毁坏的记述。

其三，在云冈石窟保存至今的现状中，历代研究者很多，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中外有志于研究云冈的学者，都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考察研究，或测绘拍照，也均未发现大规模的明显的“灭佛”痕迹。

以上这些，也说明“神瑞说”是很难成立的。

近代学者陈垣先生在《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一文中，就对“神瑞说”提出了质疑：“魏太祖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始自云中徙都平城，即今大同县，所谓恒安之都也。

《魏书·释老志》天兴元年，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始作五级佛图。

太宗践位，始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

曰京城五级佛图，则郊西石窟寺，必非建于太祖天兴之世也。

曰京邑四方建立图像，则谓郊西石窟寺建于太宗神瑞之世，亦非绝无影响。

然未有确切不疑之据。” 学者宿白先生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中，也以陈垣先生之文为据，对“神瑞说”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再从神瑞年代的历史条件的现实看： 在 《魏书·帝纪》中看到：从道武帝迁都平城（公元398年）到明元帝的神瑞初年 （公元414年），仅16年的时间。

刚刚迁都时的平城十分荒凉。

要在这种基础上建造一座都城：宫殿、住宅、城池等牞尚属草创时期。

其工程之浩繁，耗费之巨大，这对一个游牧的马背民族来说，其艰难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和平说”——理解文献有偏差 和平年间（公元460年—465年）始凿云冈石窟，并完成“昙曜五窟”的说法，在国内外影响较大，似乎已成为主要说法。

其依据是《魏书·释老志》： “和平初，师贤卒。

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

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

帝后奉以师礼。

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 上述引文叙述了在两个年号期间所发生的事。

第一个年号：和平初（公元460年）发生的事，道人统师贤去世了。

由昙曜接替道人统一职，同时更名为沙门统。

第二个年号：在提到昙曜接任沙门统时，追述了“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发生的事：集中介绍了昙曜其人和作为。

即昙曜在兴安二年赴京，受到文成帝的信任，“奉以师礼”，昙曜建议并开凿武州山石窟等作为，因而受到了文成帝的赏识而被重用。

这第二个年号所追述昙曜的这些经历和作为，都是为了说明昙曜不仅机遇好——马识善人，而且有能力有作为——开窟造像，所以在和平初才被文成帝委以重任——沙门统，顺利接了师贤的班。

这就解释清了昙曜之所以能够接任沙门统的原因，以免读者唐突生疑。

这是《魏书》作者以果追因的插叙笔法。

这个插叙所交待的是“复佛法之明年”，至和平初之前的九年间的事情。

这与和平初是两码事，是不能张冠李戴的。

“和平说”则正是把这九年间昙曜的作为，都简单地算到了和平初。

再从现存石窟的规模和雕饰现状看：“和平说”认为仅用和平年间的五年时间就完成了“昙曜五窟”。

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以目前所被认为的“昙曜五窟”，真的是“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整个工程浩繁艰巨，造型雄伟壮丽，雕刻细腻优美。

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生产力十分低下落后，雕凿条件原始简陋。

开山时大兵团参与还可以，但开凿五窟时人再多拥挤着也用不上，而雕凿佛像时能用之力则少之更少。

这要在和平时期 （公元460年—465年）的短暂时间，去完成如此五个大窟（按目前认定的第16窟—第20窟）的巨大工作量，以及其高超的艺术水平来看，是不可能完成的。

“兴安说”——与文献记述较符合 “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是被“和平说”所忽略的一个重要年号。

前段引文中，在“和平初”昙曜任沙门统后，插叙了一个重要的年号——“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公元453年），以及在其后九年里所发生的一些有关昙曜的重要事情：昙曜在兴安二年来到京城——平城，虽然此时师贤还是道人统，但昙曜仍然受到了文成帝的信任和尊重，被“奉以师礼”。

昙曜这时也就有了“白帝”的有利条件和机会，便建议并“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

但一些学者可能只注意了这段文字最前面的“和平初”这个年号，而忽略了其后的“复佛法之明年”（兴安二年）这一年号，自然就将“白帝”和“开窟五所”，都前移到了引文开头的“和平初”了。

使“复佛法之明年”发生的事情，也就张冠李戴到了“和平初”。

其二，上述引文中的“白帝”的“白”字，在此处不同于引文后面的 “奏”字：兴安二年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并没有任何官职，自然是不能在朝堂上与大臣们同朝列班议事的。

但他能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在朝堂下进行交谈。

《魏书》作者在此处用“白”字，而不用“奏”字，是很有用心的：这既从侧面有区别地标明了昙曜的民间性质的身份，也说明了这是在朝堂下的谈话或建议、请示，以及此后的行动。

引文后面用“奏”字，而没有跟着也用“白”字，则是为了区别于前者，说明这时已是在“和平初”，昙曜就任了沙门统，有了在朝堂上议事的官职地位后，这是在朝堂上的正式表章或建议、请示。

“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这正是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和信任，在朝堂下与文成帝的交谈中提出的建议和此后的行动。

其三，“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是《魏书》的作者魏收，对昙曜主持开凿五窟这一业绩的记述和评价。

如果有人说这四句话也是昙曜说的，那么“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两句，显然是对自己这一业绩的自我表扬，甚至成了自我吹嘘！佛教徒的戒律中就有一条是：戒“妄语”。

作为得道高僧昙曜是绝对不会口出这样的“妄语”的。

但作为后世的魏收，在完成《魏书》时，已相去百年。

当他在写到昙曜向文成帝请示建议，并开凿了石窟的时候，他对昙曜开窟造像的成功与否，以及世人的看法评价，已经有了与同类事物作出客观比较鉴别的时间与空间。

便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和高度评价，用“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来评价五窟，则是用语贴切，评价准确。

《续高僧传·昙曜传》也可以做个旁证： （昙曜）“以元魏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建也。

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

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

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

栉比相连，三十余里。

东头僧寺，恒供千人……。” 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既说是恒安石窟通乐寺，它就不是一座砖砌木搭的普通寺院，也不是一个可供暂时栖身的小洞穴。

而是已开凿成功的石窟寺。

“住恒安石窟通乐寺”的“住”字，值得研究。

通过这个“住”字，说明“和平年”恒安石窟（云冈石窟）通乐寺已经完工，这样才能让这位被文成帝“奉以师礼”的沙门统高僧昙曜居住。

再者，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果按“和平说”的五年工期算，即使动工三年的施工 *** 期间，也无法让昙曜这个沙门统居住的。

这也反证如果按兴安二年开工，到“和平初”，已施工十来年，通乐寺先大体完工可以住人，也在情理之中。

可能有人怀疑《续高僧传》不能为昙曜作证。

其实两书的作者相距并不太远：《魏书》的作者魏收在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才撰写完成。

其后，在作者生前死后，各修订过两次，始成定本。

《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据载他是唐贞观之初 （公元627年）收集整理资料，于贞观十九年完成此书。

即使不按《魏书》四次的修订来算，从脱稿到道宣的开始收集整理资料，只相距73年。

也就是说二人虽不是同时代的人，但相距不远。

所以，唐代道宣的记述，是从侧面提供了昙曜活动年限的依据，也应是可信的。

从上述《魏书》的“复佛法之明年”的“白帝”……到《续高僧传》昙曜“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这些记述文字前后联贯在一起看：云冈石窟的开创年代应当是兴安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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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是我国最大的石窟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2001年1月，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4A级旅游区（点）； 2001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 2002年1月，被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评为山西省“十佳文明景区”； 2002年9月，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评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 2002年12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 2004年2月，被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评为2002—2003年度山西省文明景区； 2005年被大同市政府授予安全生产先进工作单位； 2006年3月，云冈石窟研究院被山西省人事局、山西省档案局评为“十五”期间全省档案工作先进集体； 2006年5月，被中国新闻社评价中心评为“中国最具人气十大风景名胜区”； 2006年6月，被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山西省文物保护模范单位”； 2006年8月，被中共大同市委、大同市人民政府评为“市级文明单位标兵”； 2006年9月，被首届中国旅游胜地品牌推广峰会评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地方”； 2006年10月，被中国旅游电视协会评为“2006年中国最令人向往的地方”； 2006年，大同市劳动竞赛委员会为云冈石窟记消防安全“集体一等功”； 2007年1月，被亚太旅游协会等多家单位评为“中国魅力景区”； 2007年4月，被全国民族文化旅游十大品牌组委会评为“2006年度全国民族文化旅游十大品牌五十强”； 2007年5月8日，被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为全国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 2007年6月11日，被大同市委宣传部、大同报社等多家单位评为“大同市十大城市名片”首位； 2007年11月，被中国旅游论坛组委会授予“中国优秀旅游景区”。 2008年中国最佳旅游品牌景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休闲旅游景区。

去前满怀信心,看后感觉也就是那样.

云冈石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始建于公元460年，距今有1550年的历史，反映的是佛教文化、雕刻文化和建筑文化。同时云冈石窟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

在雕造技艺上，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秦汉时代雕刻艺术的优秀传统，又吸取和融合了印度犍陀罗艺术的有益成份，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品，在我国雕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云冈石窟不但是今天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历史、雕刻、建筑、音乐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重要形象资料，也是追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来的实物佐证。

云冈石窟也显示出大同在历史上曾经的辉煌。鲜卑族拓跋部是一支兴于阴山山脉以南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公元386年，鲜卑拓跋崛起，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建立了北魏政权。随后，又威服塞北各族，于398年迁都平城今大同市，平城作为北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达96年。 云冈石窟就是在那时修建的。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石窟，有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公元460年，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现存的云岗石窟群，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整个石窟分为东、中、西三部分，石窟内的佛龛，象蜂窝密布，大、中、小窟疏密有致地镶嵌在云冈半腰。东部的石窟多以造塔为主，故又称塔洞；中部石窟每个都分前后两室，主佛居中，洞壁及洞顶布满浮雕；西部石窟以中小窟和补刻的小龛为最多，修建的时代略晚，大多是北魏迁都洛阳后的作品。整座石窟气魄宏大，外观庄严，雕工细腻，主题突出。石窟雕塑的各种宗教人物形象神态各异。在雕造技法上，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秦汉时期艺术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犍陀罗艺术的有益成分，创建出云冈独特的艺术风格，对研究雕刻、建筑、音乐、宗教都是极为珍贵的资料。[1]云岗石窟位于山西水同市西北的武州山北崖上，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现存主要洞窟53个，大小造像五万一千多躯。云岗石窟创建于公元450年，魏孝文帝令沙门统昙曜(音坛耀)开凿5个大石窟（第16-20窟），后人称为昙曜五窟。最大的是第6窟（魏孝文帝时开凿），由地面到窟顶高达20公尺，中央直立一个宽约60平方米的大塔柱，上连窟顶，整个塔柱和洞壁嵌满了大小佛龛和多种装饰，找不出一块没有雕刻的空隙。云岗石窟大部分是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的作品。佛像的形状一般是厚唇、高鼻、长目、宽肩，有雄健的气概，体貌表现了少数民族的特征。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大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云冈石窟景观（一）(20张)前(公元494年)，造像工程则一直延续到正光年间(公元520～525年)。窟中菩萨、力士、飞天形象生动活泼，塔柱上的雕刻精致细腻，上承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现实主义艺术的精华，下开隋唐(公元581～907年)浪漫主义色彩之先河，与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群”。详细可参考：百度百科“云冈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