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理伦理学器官移植研究论文

陈晓阳：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医院管理的发展，《中华现代医学杂志》 2002 年 5 期。陈晓阳、曹永福：当代医学中的医学伦理学，《山东医药》 2001 年第 17 期。陈晓阳：医院医学伦理教育管见，《山东卫生》 2002 年第 8 期。陈晓阳、王丽华：伦理教育对改善护患关系的影响，《中华护理杂志》 2003 年第 6 期。陈晓阳：医院管理工作中医学伦理教育的实践与探索，《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03 年第 1 期 。陈晓阳、杨同卫：论医学的理性精神，《医学与哲学》 2003 年 4 期 。陈晓阳、王云岭、曹永福、杨同卫、郑林娟：论医学伦理学案例教学，《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3 年 3 期。陈晓阳、曹永福、杨同卫、王云岭、郑林娟：医学伦理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开设的尝试，《医学与哲学》 2003 年 5 期。陈晓阳、杨同卫：关于过度医疗的经济学分析与伦理，《医学与哲学》 2003 年第 9 期。陈晓阳、曹永福：论人文医学的兴起与医学人文教育，《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03 年 6 期。陈晓阳：面对知识经济的思考，《兰州学刊》 2003 年第 2 期。陈晓阳：现代科研项目中的时间管理，《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3 年第 1 期。陈晓阳：人文医学在临床医学中的作用，《中国医学理论与实践》 2003 年 3 期。陈晓阳：对我国加入 WTO 后医院管理的思考，《中国医院管理》 2003 年 2 期。陈晓阳、曹永福：关于医患关系属性的探讨，《世界卫生》 2003 年第 3 期曹永福、陈晓阳：医患之间的双重属性，《科技时报》 2003 年 1 月 17 日 。陈晓阳：信息化 —— 打造医院管理的捷径，《医药世界》 2003 年第 2 期。陈晓阳：双赢对局 —— 市场竞争新策略，《经济论坛》 2003 年第 10 期。陈晓阳：论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策略，《中华商界》 2003 年第 6 期。陈晓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管理模式研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3 年第 6 期。陈晓阳、杨同卫：转基因食品安全隐忧与公众知情选择权，《医学与哲学》 2004 年 6 期。陈晓阳、杨同卫：冲突处理能力是医院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医院管理》 2004 年第 7 期。杨同卫、陈晓阳：寻求医疗服务定价的第三方力量，《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4 年第 12 期。陈晓阳、杨同卫、李晶晶：《知情同意，医患合作的道德保障》《中国妇女报》 2004 年 11 月 9 日 第 7 版。曹永福、陈晓阳、王云岭：对 “ 医疗服务商品和市场 ” 存在客观性和必然性的理性思考，《医学与哲学》 2005 年第 10 期。徐娜、陈晓阳：当前医疗广告的道德缺失与伦理重建，《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5 年 1 期。陈晓阳、曹永福：人文医学是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教育》 2005 年第 1 期。陈晓阳、曹永福、曾波涛：临床路径管理模式的应用及效果评价，《医学与哲学》 2006 年第 9 期。陈晓阳、杨同卫：论医生的双重角色及其激励相容，《医学与哲学》 2006 年第 2 期。杨同卫、陈晓阳、曾波涛、赵金萍：论医疗制度变革时期的医生角色冲突，《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6 年第 12 期。赵金萍、陈晓阳（通讯作者）、曹永福、杨同卫：论人体肾脏捐献中的合理补偿原则，《医学与哲学》 2006 年第 1 期。曾波涛、陈晓阳（通讯作者）、曹永福、许婷婷：新形势下加强医学研究生德育工作的对策和建议，《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6 年第 2 期。曾波涛、许婷婷、陈晓阳（通讯作者）、曹永福、万德志：临床路径在单病种质量和费用管理中的应用，《中国医院管理》 2006 年第 7 期。鲍红、陈晓阳（通讯作者）、赵金萍：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医学与哲学》 2007 年 3 期第 22-23 、 36 页。王云岭、陈哓阳（通讯作者）：论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江苏社会科学》 CSSCI 来源期刊， 2007 年 2 期。高岚、陈晓阳（通讯作者）、曹永福：医师协会行业自律：医学伦理建设的一个有效机制，《医学与哲学》 2007 年 7 期。赵金萍、陈晓阳（通讯作者）、曹永福、杨同卫：论人体肾脏捐献中的合理补偿原则，《医学与哲学》 2006 年第 1 期。曾波涛、陈晓阳（通讯作者）、曹永福、许婷婷：新形势下加强医学研究生德育工作的对策和建议，《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6 年第 2 期。曾波涛、许婷婷、陈晓阳（通讯作者）、曹永福、万德志：临床路径在单病种质量和费用管理中的应用，《中国医院管理》 2006 年第 7 期。鲍红、陈晓阳（通讯作者）、赵金萍：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医学与哲学》 2007 年 3 期第 22-23 、 36 页。王云岭、陈哓阳（通讯作者）：论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江苏社会科学》 CSSCI 来源期刊， 2007 年 2 期。高岚、陈晓阳（通讯作者）、曹永福：医师协会行业自律：医学伦理建设的一个有效机制，《医学与哲学》 2007 年 7 期。（ 3 ）获奖情况2002 年 9 月，论文《深化改革，建立适合现代医学教育发展的实验教学模式》获山东大学校级一等奖，第三作者。2005 年 3 月，获山东软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一位。

从伦理角度看待器官移植技术随着克隆技术、器官移植等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些先进的技术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拯救生命的同时，很多人对于这样的科学技术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在道德约束和伦理方面，甚至提出禁止的建议。其实，任何科学技术本身都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要权衡利弊，合理得使科学技术为我们所用。针对器官移植技术，虽然从手法、人性的角度它是不被我们传统的中国观念所接受的，但是从事实上来看，器官移植技术带来了医学领域的重大进步，同时，从拯救生命的角度阐述了尊重生命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器官移植技术从伦理角度也应当是被理解的。首先，从器官移植技术发明的内在动机看。器官移植技术的发明一开始就是服务于挽救病生命、 减轻病人痛苦、 提高人类健康程度这一医学根本目标的。就是为了使一些绝症患者摆脱绝望境地, 进而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提高人类生存质。而健康对人的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有着要意义。马克思说: 保护健康, 就是保持一切价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 所以, 器官移植自身就可欲的、 就能够满足需要、就是人们追求的目的的。其次，从器官移植技术产生的效果看。任何问题, 都要从伦理学和美学判断 。只要利生物群落的完整、 稳定和美观, 事物就是对的。人希望通过生命的繁衍, 生生不息, 使自己的自然生命在这不息过程中得到传递与延续。也正是个人的这种有限自然生命无限突破存续之渴望与繁衍行为,构成了人类生命生生不息、 无限存在的可能。器官移植技术正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实现自身生命得以更长保存延续的方式。器官移植技术的出现, 不仅有可能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方式,进而在更强意义上保存和延续自己的生命, 而且更加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与人类追求健康长寿是一致的, 有利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及人类的世代繁衍不息。也就是说, 器官移植要求在一个病人(受体)的背后, 要看到整个人群, 看到社会, 看到人类群体的生存和演进, 从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出发点来判断器官移植的可实施性。这样,器官移植不仅仅在工具性的意义上是可行的,而且在价值性的意义上也是很重大的。再次，从器官移植技术的意义来看，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1）器官捐献移植能够使供体在利他行为中完成个体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 实现最终的幸福。无论作为主体的感受, 抑或自我的实际生活境遇, 幸福都并不仅仅是存在的某一时刻的状态。就本质而言, 幸福展开于主体的价值创造及与之相关的自我实现过程。因此, 这就要求每一个人在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 也要照顾到别人的幸福。同时, 中国传统一直把道德视为人生的最大任务, 以尽善尽美为人格发展的极致。普遍认为人格完善是人的精神追求, 是人的终极价值关怀。因此, 人生幸福必然也包含着人格完善的内容, 这同时也是人的本性所要求的。因为道德的本性并不等于道德的行为,潜在的善行仍有待具体的实践。而主体活动的每一瞬间又是善行积累、 最终实现幸福的关键时刻, 因此, 器官移植中的器官捐赠移植手术的进行, 恰恰是供体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格完善的过程, 从而为供体实现幸福提供了实践途径。在自愿的前提下, 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优先于对另一个人可承受的身体伤害的避免, 救他人于危难之际, 这本身就是尊重他人的表现, 是人道的体现, 能够实现供体人格进一步的自我完善, 这正是器官捐赠移植之道德合理性的依据, 进而有助于合理解决目前我国人体器官移植领域的器官来源短缺难题。同时, 供体自身部分利益的牺牲间接地为社会创造了价值, 因为他使受体恢复了价值创造的本钱——健康。（2）器官移植能够使受体在获助的同时感受到幸福。就人类社会来说, 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在绝对孤立的状态之中追求自身的幸福, 他的幸福基本上都是在别人的帮助和配合下才能获得。在器官移植中,受体往往是深陷困境的绝症患者, 而完满的人生则应当有健康的体魄。健康的体魄是自然赋予人类有可能幸福生活的起点。身体健康, 精力充沛, 不仅使人有可能更好地发挥其创造性才能, 亦有可能使人更好地感受生活、 热爱生活, 对生活与同胞有可能充满更多的热情与爱。先天的疾患是人的一大不幸, 后天的疾患亦是生活中的一种痛苦。疾患剥夺了人对生活的某些感受、 享有与创造能力, 所造成的不仅是肉体的缺憾与痛苦, 还有精神心理的创伤。当一个人身患绝症, 或者奄奄一息、 苟延残喘时, 很难说其有一种对生命的幸福感受。健康是人生幸福的自然客观前提。所以, 在接受供体所提供的可供移植的器官时, 受体重新恢复健康的同时也重新获得了幸福。同时, 能够在危难之际获得其他社会成员的帮助, 受体的内心也会感到无比愉悦,感到幸福。因此，从伦理角度来看，我认为，器官移植技术是再用另外一种方式延续着生命，尊重着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