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论文实证分析

两种FDI模式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此较研究上海国际海事信息与文献网 发布时间:2007-01-19 浏览:23一、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国际直接投资与商品贸易作为调整资源在国际间分配的直接手段与间接手段，之间的关系是替代还是互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就是蒙代尔的替代模型以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蒙代尔最早提出了投资与贸易的替代模型，认为在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沿着Rybczynski线实施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小岛清基于与蒙代尔的不同假定条件及对于外国直接投资本质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投资与贸易的互补模型，直接投资并不是将资本作为一般生产要素分配到东道国的行业中去，而是有两个鲜明的特点：(1)不单是资本的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知识的总体转移，其核心不是货币资本的流动，而是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及技术、管理、营销等技能的转移。因而在理论模型中，可以不考虑投资母国与东道国间相对为数不多的货币资本的增减与转移，而只需把直接投资视为包括销售问题的先进生产函数的转移、移植，这就意味着投资母国与东道国间存在不同的生产函数；(2)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向接受投资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的转移，而不是作为流动性很高的一般货币资本流入东道国。基于以上观点，小岛清得出结论认为，由技术先进国家的“边际产业”(即处于比较劣势)进行的直接投资将会促进商品贸易。小岛清认为，日本企业的国外直接投资，正是通过这种“边际产业扩张”，由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企业进行国外直接投资，因而是促进贸易的；美国企业则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凭借技术优势，在优势产业进行国外直接投资，因而是替代贸易的。小岛清提出的模型和观点是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国外直接投资实践的理论总结。但在之后的二三十年间，日本企业的投资模式又有了哪些变化?尤其是随着我国引进日本投资的不断增长，日本企业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是真如小岛清认为的促进作用吗?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二、两个阶段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比较1.两阶段的划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商投资20多年来的实践，为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实践基础。根据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力度及发展速度，一般将我国引进外资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起步阶段(1979-1986年)。改革开放之初，外商对来华投资的顾虑很多，大多持观望态度。该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港澳地区，中小资本居多，来自以世界500强为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很少，外商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不足百万美元；投资项目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层次较低。(2)逐步发展阶段(1987-1991年)。在这一时期，我国通过加强立法及实行优惠措施，进一步改善了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并对产品出口型及技术先进型外资企业给予更优惠的待遇，改善了投资环境，使外商投资兴起了一个高潮。来自美国、日本以及西欧国家的投资日益增长，同时来自台湾地区的投资也随两岸关系缓和而呈迅速增长之势。(3)高速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针对“姓社”与“姓资”的问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彻底打消了外商对我国经济改革政策稳定性的顾虑，此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开始出现崭新局面，外商投资项目和金额成倍增加。1992年协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587.36亿美元，超过以往13年的总和，实际利用金额110.07亿美元，首次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最主要形式。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中新的经济增长点。王洛林、江小涓、卢圣亮(2000)也认为，与初期阶段相比，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吸引外资最重要的变化，是大跨国公司投资数额的增加-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方面的巨大优势，使得这一时期外国直接投资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与初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初期阶段，我国吸引的直接投资以港澳地区的中小资本为主，即使是美国、日本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也以中小项目为主，并且投资企业的技术并不比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先进，因而总体技术水平不高是当时外商在华投资的主要特点之一。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增加，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提高。跨国公司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在我国投资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500强企业在我国进行的投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起步和初步发展阶段(1980-1991年)。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环境的限制，我国在跨国公司全球投资中的区位优势不明显，因而500强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项目不多，实际完成的项目就更少，且主要位于深圳等少数沿海城市，投资的行业也以劳动密集型及资源利用型为主，并且主要来自日本跨国公司。(2)大规模发展阶段(1992-1996年)。这一阶段500强企业的投资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以欧洲、美国和日本制造业企业为主体，其中来自欧美500强企业的投资项目年均超过3000个。投资行业包括电子与信息、石油化工、通讯、汽车、建材、医药及大型机器设备，项目的平均规模超过了2000万美元。(3)调整阶段(1997-2000年)。虽然1992-1996年，500强企业在我国的投资已有较大增长，但由于我国的市场尚不够成熟，许多企业尤其是欧美企业的投资项目都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且受1997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500强企业对我国的投资进入了调整阶段，投资项目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投资规模仍然较大。(4)恢复性增长阶段(2000年至今)。经过挫折与调整，在投资问题上原本就比一般企业要慎重的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变得更加理性与成熟，从2000年至今，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2000-2002年，500强企业在我国共投资2.50多家企业，其中欧洲企业占40%，美国、日本各占27%。中小资本的外资企业与跨国公司无论在技术水平，还是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从以上我国引进外资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初期的外商投资以中小资本为主，多投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属于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但跨国公司掌握最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投资的行业范围也比较广泛，并且是以最能发挥其技术优势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投资的动机也是多元化，即部分是被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吸引来进行投资，部分是为·了在我国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于直接度量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存在困难，而且技术水平的高低也是相对的，但一般来说，由于充足的资本是先进技术的基础与依托，投资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其技术水平也相应地比较高，因此可以用投资的规模大小来近似地表示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图1显示了1983-2003年根据外国直接投资的项目总数及实际利用外资额测算的直接投资平均规模的变化。该图显示，外国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在1992年达到波谷，1983-1992年呈波浪式变化，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从1992年开始，平均规模开始迅速增长，到1999年达到高峰，虽然从2000年开始，又有下降，但整体上还是比1992年之前要高。结合前面对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三阶段的划分及本节中对跨国公司的代表世界500强企业在我国投资的四阶段划分，从外国直接投资的项目规模考虑，我们将整体引进外资的“起步阶段”与“逐步发展阶段”合并在一起；将500强企业投资的“大规模发展阶段”、“调整阶段”和“恢复性增长阶段”合并，即以1992年为界限，将1992年之前与之后引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进行对比，并分析这种变化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2.两阶段影响的实证分析(1)1980-1992年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由于从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到形成生产能力，并形成出口，都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要将外国投资者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整体移植到这些企业中，更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过程，因此，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是动态的，具有滞后性。这种滞后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及我国的总出口额并不只受年度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还受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因此，这里为了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将FDI(当年外国直接投资额)、FDIC(截止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FDI-1(上一年外国直接投资额)、FDIC-1(截止前一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FDI-2(前两年外国直接投资额)、FDIC-2(截止前两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作为可能影响出口额(EX)的变量，运用EViews软件，分别测算了这些变量与出口额间的相关系数，结果如下(见表1)：表1显示，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与出口额间有非常强的相关关系。其中，不论是当年、前一年，还是前两年的直接投资流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都要小于当年的直接投资存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而且，当年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相关系数小于前一年，而前一年的又小于前两年的；在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中，前一年的存量与出口的相关性最高，前两年次之，当年的最低。这些比较都显示出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影响明显的滞后性。综合以上各变量与出口相关系数的比较可以看出，前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与出口的相关程度，在整体上比当年及前两年的更显著。FDI-1与FDIC-1的相关系数经测算达到了0.978530，说明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保留FDIC-1作为解释变量的估计方程为：该估计方程中，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比调整前略有提高，达到了0.9953，F统计值为2331.963，整体方程显著，且解释变量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FDIC-1的系数为2.7463，说明前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亿美元，出口额就会增加2.7463亿美元。(2)1993-2004年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1993-2004年FDI、FDIC、FDI-1、FDIC-1、FDI-2、FDIC-2与出口EX间的相关系数见表2：与表1类似，表2也显示出，不论是当年、前一年，还是前两年的直接投资流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都要小于当年的直接投资存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但表2与表1的不同却更加明显，1993-2004年各变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中，最大的也只有0.9256，而最小的只有0.7690，而1980-1992年的对应值中，最小的都达到了0.905031，最大的更是达到了0.997863。可见，1993年后的这一阶段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与出口的相关程度要明显地小于1992年之前的时期。而且在当年、前一年、前两年的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与出口的相关系数比较中，不论是流量值，还是存量值，都是当年的最高，前一年的次之，前两年的最低，但前一年与当年的值相差不大(尤其是FDIC与FDIC-1)。为便于与1980-1992年间的回归模型比较，将FDIC-1作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为估计结果表明，出口主要只受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亿美元，商品出口额就增加0.8382亿美元，前一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亿美元，商品出口额就增加0.9570亿美元(3)两阶段的对比。根据以上两个阶段建立的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在1980-1992年的这段时间内，前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亿美元，出口额就会增加2.7463亿美元，而在1993-2004年间，前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相等的1亿美元，出口额的增加只有0.9570亿美元，相同的直接投资存量增长引起的出口增加下降了65.13%。而且，从两阶段相关系数的比较也可以看出，出口与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相关程度下降了。三、日、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中关出口贸易影响的比较1.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对中日出口贸易的影响由于中国向日本的商品出口还受到日本的“购买力”，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因此可以将进口国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作为中国对日本出口额的解释变量，依然运用EViews软件分析当年、前一年及前两年的日本直接投资(FDI)。截止当时的日本直接投资累计额(FDIC)及其国内生产总值(GJ)与中国对日本出口(EX)的相关系数，结，果可见表3：表3中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相关系数要小于其存量，即累计直接投资额的对应值，且当年的值最高，前一年次之，前两年最低。由于直接投资与累计投资额之间存在相关性，经计算得相关系数为0.893817，比较高。舍去当年的直接投资，将FDI、FDIC及GJ作为中国对日出口(EX)的解释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并估计结果如下：回归方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0.9778，整体模型显著，且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出口受截止当年累计日本直接投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每增加1亿美元的累计直接投资，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就增加1.8712亿美元。2.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出口贸易的影响运用EViews软件分析当年、前一年及前两年的美国直接投资(F01)，截止当时的美国直接投资累计额(FDIC)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U)与中国向美国出口(EX)的相关系数，结果可见表4：相关系数的比较表明，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相关系数要小于其存量，即累计直接投资额的对应值。另外，直接投资与累计投资额间的相关系数，经计算也达到了0.914071，说明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而当年累计直接投资额与出口的相关系数要稍大于前一年及前两年的值。舍去直接投资以及t检验值无法通过的GU以及常数项，保留FDIC作为中国对美国出口(EX)的解释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并估计结果如下：回归方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0.9603，整体模型显著，且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出口受截止当年累计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每增加1亿美元的累计直接投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增加1.8262亿美元。3.比较分析比较日本与美国对我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对两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可以看出，虽然两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日本直接投资对我国向日本出口的促进程度要大于美国(1.8712比1.8262)。这说明，与美国依靠巨大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寡头垄断和企业内部统一化进行投资，主要目的在于占领当地市场相比，日本主要是依靠中小企业对东道国具有生产成本优势的产业进行投资，利用东道国在该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且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对外销售。所以，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对两国的出口贸易。只是由于两国直接投资特点的不同，使得促进程度存在差异，以成本导向为主要投资动机的“日本式直接投资”要大于以市场导向为主要投资动机的“美国式直接投资”。四、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促进程度减弱的原因1.“内销限制”的取消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促进程度在1992年之后比之前下降了，而且，这种下降却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表5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该表将我国最大的120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按产品内销比率高低，分成6组，将内销率超过50%的企业认定为以内销为主，则这部分企业的数量为93家(57+15+17+4)，占120家总数的77.5%。外商投资企业这种较高的内销比率与我国的相关政策规定变化紧密相关。为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并履行人世承诺，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独资企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进行了修订，取消了对外资企业产品内销比率的限制，使外商投资企业在产品销售上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2.外商主要投资动机的变化美国学者帕特瑞根据动机不同，将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三大类。：市场导向型、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其中市场导向型对贸易的影响主要是替代效应，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对贸易的影响则主要是促进效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在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所作的一项调查问卷的结果表明(见表6)，虽然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仍以成本节约型(即生产导向型)为主，但大型跨国公司以占领我国国内市场份额为主要动机的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正迅速上升。由于跨国公司在直接投资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随着我国国内市场逐渐成熟，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的比重还会继续上升。3.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演变下面进一步分析被称为中小企业主导的“日本式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动机。据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编(海外进出口企业总览1996年版)的调查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中，“占领当地市场”占首位(22.6%)，利用劳动力则仅占第三位(17.0%)，此外还包括文化亲和力、引资优惠政策及政府支持及良好的企业运营环境等因素。李国平、田边裕(2003)根据日本《周刊东洋经济》增刊《海外进出企业总览(会社别篇)》(1994年版、1998年版和2001年版)，对2000年与1993年相比的日本企业对我国直接投资主要动机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可见表7。2000年与1993年相比，“劳动力保证与利用”的动机所占的比重由18.6%下降到14.8%，下降了3.8个百分点，而“建立国际性生产与流通网络”与“开拓东道国市场”则分别上升了6.8%和3.0%。据此，两位学者认为，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正处于从成本型向生产主导的复合型(生产+市场)的转变过程中。原口俊道(1994)认为，“日本企业向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投资大多着眼于运用廉价劳动力”的观点很多都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调查。通过对80年代日资企业最主要投资动机的调查，原口俊道发现，与在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日资企业相同，日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最主要动机也是“当地市场的发展及销路的扩大”，排在第二位的动机才是“运用廉价劳动力”。只是由于以“市场”为投资动机的企业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很少，才使得80年代的日本投资看起来主要是以中小型企业并以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为主，而“当地市场的发展及销路的扩大”的投资动机却仍然为日资企业所看重。原口俊道还认为，随着9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投资渐具规模，投资额一定会有更快的增长，分布地区也将会扩大，而且“当地市场的发展及销路的扩大”作为日资企业对中国投资的最主要的动机，也会真正显现出来。可见，即便是日本企业对我国进行的直接投资，在投资的规模与动机上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显示出有别于传统观点的新特点：跨国公司的投资迅速增加，以往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日本式直接投资”正逐渐向跨国公司主导的“美国式直接投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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