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府干预市场为主题的论文

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把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不能割裂地看待二者关系，既不能不讲求市场规律束缚生产力发展，也不能只讲市场偏废政府的管理职能。只有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各司其职、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激发经济活力。 一、更加尊重市场规律。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格局已初步建立，一般商品劳务的价格基本上已由市场决定，但是关键的要素价格还不是市场供求决定。今年是中国明确提出市场化改革方向20周年。20年前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臵中起基础作用，意义非凡。当前，核心资源、要素、行业等领域的改革与进展有限，门槛很高。政府手上掌握资源过多，过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而行政权力过大，导致发展关键不是争夺市场，而是争取政府手中掌控的资源。 反思市场经济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市场经济本质特征？通说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它要求以市场作为资源配制的主要方式，以法治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强调所有市场主体地位一律平等，倡导诚实信用，鼓励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对经济运行过度干预。所以，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又是法制经济。 既然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那么解决危机要首先破除国有资本在一切领域的垄断经营，给予民间资本平等的市场地位，使民间资本能够顺利进入金融、能源、通讯、铁路交通、医疗卫生和教育等领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同时，国有资本还应从竞争性行业全部退出或至少限制在非控股水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国有资本在竞争性行业或领域借助国家力量同民营资本不正当竞争，才能创造一个充分开放、公平合理、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市场环境，才能使民间资本根据市场需求理性投资，也才能促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又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们必须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角色定位和权力界限，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万能政府为有限政府，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将应属市场调节的还给市场，把该归法律规范的还给法律，才能促使政府彻底抛弃自定经济增长目标，不顾市场经济客观规律随意采取调控措施，强力干预经济发展的传统思维和习惯做法，也才能使各方主体对我们的市场经济环境有一个明确、稳定的预期。 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其应有作用，解决以往存在的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 政府在微观方面的管理职能要弱化，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打造服务型政府。十八大代表、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说：“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搞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而不是管制。”高尚全表示，凡是市场主体有能力做好的事情都要交给市场主体去做，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政府不要再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而主要是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此，要继续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杜绝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干预，切实把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将正确的政绩导向、用人导向加以规范化、制度化。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继续推进依法行政；全面建立政府问责制度，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违法要追究。 政府宏观管理的效率要提高，积极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和规范作用。要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进一步缩小行政审批的范围，简化和规范行政审批的程序，充分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实施行政管理。同时，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以及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要完善政府组织架构，探索建立慎决策、快执行、讲效率、负责任的行政运行架构和运行机制。另外，要充分利用现代交通通信发达、信息传导便捷的有利条件，精简管理层级，扩大管理半径。 三、更好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应注意加强二者的有机协调和配合。既要防止出现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倾向，又要防止只讲市场化、忽视政府作用的倾向。经济发展不是静态上的配臵和按计划行事，还得靠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应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但同时要培育政府的作用，因为市场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既需要政府为市场提供规则和环境，又需要政府为市场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必要保障，转型期还需要政府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引导和推动。因此，必须解决好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市场需求，二是资本供给，三是企业活力。所以，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要重点推进三大改革：收入分配改革、金融改革和营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 收入分配改革主要解决市场问题，有利于把我国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目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还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费。只有通过收入初次分配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才能真正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如果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巨大的内需潜力都被挖掘出来，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能获得基础性的坚实支撑。而这既需要调动市场作用以提高经济效率，又需要调动政府作用以实现社会公平。 金融改革能够大幅提高资金配臵效率、化解金融风险。目前，一方面是大量中小企业“贷款难”，在一些地方高利借贷盛行；另一方面是居民缺少有效的投资渠道。在金融改革中，放宽准入与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尤其重要。只有形成功能相互补充、交易场所多层次、交易产品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体系，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激发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才能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形成公平的市场环境，使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更紧密结合起来，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营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可以收到一箭多雕的效果，既可以解决基础设施急需的资金问题，又可以发挥民间资本机制灵活的优势，提高基础设施相关领域的经营效率，还可以解决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不公现象。因此，政府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消除有形和无形壁垒，放宽市场准入，规范市场秩序；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就业创业和创新；通过完善市场环境，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性，市场规律发挥作用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政府要为市场发挥作用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同时还要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政府还需要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引导和推动。当然，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和审批程序过多过繁，不仅不会弥补市场失灵，而且会抑制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因此，政府必须有意识地自觉对自身的经济行为加以明确限定，加快转变职能，为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政策环境。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是紧密相联、相互交织、缺一不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市场机制的完全有效性只有在严格的假说条件下才成 立，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与“理想的政府”相联系。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失败的客观可能，关键是寻求经济及社会发展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使得政府干预在匡正和纠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政府失灵，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市场失灵使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必要 西方发达国家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表明，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完全摒弃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补市场失灵。 （－）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 市场调节实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总量的失衡。在粮食生产、牲畜养殖等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部门更会发生典型的“蛛网波动”。此外，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如当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作为理性的个人自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增加支出购买商品，而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所产生的效果便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 ――维持乃至加剧通货膨胀；同样，经济萧条时，也会因每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减少支出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维持乃至加剧经济萧条。再者，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这就需要政府运用计划，利用财政、货币、信贷、汇率、优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调节政策，适时改变市场运行的变量和参数，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若干重要领域进行投资来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总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 因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的水平使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导致某些处于有利形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使其不能发挥自发而有效的调控功能，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就成为纯粹的假设，因此垄断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当公益人，对市场主体的竞争予以适当的引导、限制，如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价格管制、控制垄断程度等。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多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这对市场秩序不健全、转轨中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痕迹的我国来说，政府对于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程序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应立足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规范体系和政策框架，加颁行全国性的反垄断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垄断法规）与已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配套，防止可能发生的并遏止已经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垄断。 （三）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 所谓外在效应 （exter nality），按照经济学家贝格、费舍尔等人的看法，是指“单个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生产或消费，其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也就是说，外在效应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弥补。显然，经济外在效应意味着有些市场主体可以无偿地取得外部经济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当事人蒙受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 diseconmies）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前者常见于经济生活中的“搭便车”（freeride）现象，即消费公共教育、公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而不分担其成本，后者如工厂排放污染物会对附近居民或者企业造成损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来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司空见惯的随处抽烟等。这类外在效应和搭便车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通过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够使之弱化，但作用毕竟有限。只有通过国家税收或补贴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标准及征收污染费以及在公共场所不准吸烟等规定，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程的外在效应，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四）市场机制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车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正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 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前所述的经济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搭便车者”。更严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 （五）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一般说来．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骤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学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悬殊，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个极大的出协：少数巨富控制经济命脉；潜在的资金外流；众多的贫困者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从而市场难以发育等等。更严重的是，过度的贫富分化“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培养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民众……进而可能要求发生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经济比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可能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场不能自发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界，实现经济秩序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实现固然受到市场各种变量（原材料成本、价格、可用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等）的支配，并且这些变量以其特有的规律（即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自发形成的市场运行规律，亦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主体的独立意志、自由选择、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场原则表现出来。）调整着他们的行为，自发地实现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秩序；但是作为经济人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又总是在密切、广泛、复杂、细致的经济联系中进行竞争，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事人自己以及市场本身否具备划分市场主体产权边界和利益界限的机制，更不具备化解冲突的能力。这就需要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后盾的政府充当仲裁人，设定体现和保障市场原则的“游戏规划”，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保证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进一步地说，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容易诱发人们铤而走险，产生非法侵犯他人权益的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对此，市场主体更是无能为力。只有政府运用国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击 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如通过资格认定、行政许可等制度预防经济违法犯罪的发生，并严格依法查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争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开拓本国商品市场和吸引外资，保护本国总体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等方面，政府无疑也具有市场所无法承担的而又为现代市场经济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让出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因此，“现代经济是市场和政府税收、支出和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混合体”。 二、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适度、有效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识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上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结果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超前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那么，为什么政府干预会失灵呢？或者说，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是什么？ （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 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 （三）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柏林大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四）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如企业通过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优惠特惠，通过寻求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而获得政府特许或其他政治庇护，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政府干预因此被称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政府干预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五）政府失灵还常源于政府决策的失误。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错综复杂的决策过程（或者说是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但由于这种信息是在无数分散的个体行为者之间发生和传递，政府很难完全占有，加之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增加了政府对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处理的难度。此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政府决策的失误，并必然对市场经济的运作产生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正确的决策还需要决策者具备很高的素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必须基于对市场运行状况的准确判断，制定调控政策，采取必要手段，这在实践中是有相当难度的。即使判断准确，政策工具选择和搭配适当，于预力度也很难确定。而于预不足与干预过度，均会造成“政府失灵”。而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很多并不具备上述决策素质和能力，这必然影响政府于预的效率和效果。 正因为政府的干预存在着上述缺陷，所以让政府干预成为替代市场的主导力量，其结果只能导致“政府失灵”，用“失灵的政府”去干预“失灵的市场”必然是败上加败，使失灵的市场进一步失灵。但客观存在的市场失灵又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守夜人”似的“消极”政府同样无补于市场失灵，同样会造成政府失灵。因此，政府不干预或干预乏力与政府于预过度均在摒弃之列。现实而合理的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应是在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以政府的干预之长弥补市场调节之短，同时又以市场调节之长来克服政府干预之短，从而实现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二无机制最优组合，即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凸性组合”。为此，就需要政府从最大限度地消除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入手，针对政府失灵的两个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如确定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经济职能双向重塑的总体思路；从理顺政府利益关系入手保证政府干预的公正、超脱；规范政府于预职能及行为；加强对政府调控行为的监督；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程度；把竞争机制弓队政府调控的某些领域等），在克服和矫正市场失灵的同时，更要防止和纠补政府失灵。

老大 你是那个班的 我也想找它 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