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安报》系列评论员文章

这个从网上能搜到的，另外找报纸看一下

淡然不是，一般由外聘的

青少年是儿童向成人过度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青少年，心理、身体都处在快速发育过程中，心理常常比较脆弱，情感波动比较大，理智控制比较差，极易受到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使身心发展失去平衡，会经受着许多心理冲突和压力，他们常常处于各种心理矛盾的包围之中。在这个关键期，如果环境的负面影响多，教育引导不及时或教育的方法不得当，他们的心理矛盾不能得到顺利解决，就可能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使其在情绪、情感、性格特征及日常行为等方面出现问题，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影响家庭的幸福，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青少年犯罪的低学历化和低龄化问题突出。 近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低学历化”和“低龄化”现象日益成为大家不得不予以关注的社会问题，据某地区公安部门统计，2009年1月至2010年上半年，该地区共抓获的各种刑事犯罪嫌疑人中，未满18岁的占8.5%，18-25周岁占36.9%，两项合计占总人数的45.4%；从学历上看，初中、小学学历和文盲的占93.8%。2009年以来所破获的“民转刑”命案涉及犯罪嫌疑人中，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占15.1%，25岁以下占45.9%；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3.9%，其中小学文化、文盲就占44.8%。据某省高级人民法院统计，从2009年1月至2010年8月底，全省所判决刑事犯罪人员中25岁以下占33.2%，未成年人占总数的9.2%，其中，95.8%的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由于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般不予羁押并从轻、减轻处罚，“两低”违法犯罪实际人数比统计在押、判刑人数还要多。笔者又通过公安部门联系，直接到省内某监狱进行实地调查，该监狱的服刑人员中，25周岁以下的就有538人，占总人数的29.9%，其中，农村户口510人，占94.8%，城镇户口28人，占5.2%，；初中文化335人，占62.27%，小学文化148人，占27.5%，高中、中专文化49人，占9.1%，文盲8人，占1.49%，大学文化程度的为零。由此可见，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低学历化”和“低龄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 从调查统计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青少年违法犯罪与社区环境、受教育程度、生活条件以及家庭教育的好坏密切相关。 （一）社区环境的影响。在调查统计数据中，25周岁以下的538人中，农村户口510人，占94.8%，这充分说明社区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社区环境分为：硬环境（即社区居住条件、周边环境和一些必备设施）和软环境（即社区的文化氛围，是否组织一些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活动）。从社区硬环境而言，农村的设施一般都不齐全，周边环境较嘈杂、较混乱，没有专门供青少年健康娱乐的场所，有的地方还开设了许多不利于青少年涉足的场所，那势必会使青少年误入歧途，影响其心理健康。从软环境而言，如果社区没有一定的健康文化氛围，忽视青少年这一群体的存在和需求，使青少年心理上缺少归属感，缺少精神依托，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大家都知道，低级、庸俗的文化会侵害、腐蚀人们的灵魂。目前，在文化市场上，图书报刊、音像制品中充斥着大量的封建迷信、凶杀暴力、淫秽色情及其它不健康的内容，对社会文化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污染。其中，“黄色污染”对青少年的腐蚀则最为严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3条）明确规定：“营业性舞厅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有关主管部门和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可一些游戏厅、歌舞厅、录像厅、网吧老板，利欲熏心，贪图眼前利益，致使一些青少年沉湎于此，心灵遭受毒害，无心读书，经常逃学进网吧和游戏厅，理想被严重扭曲，他们为满足自己的超前消费和感官刺激，而逐步走向犯罪。 （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偷盗、抢劫、吸毒、打架斗殴等违法犯罪案件中，往往是学历层次低的青少年居多。由于学历低、年龄小，考虑问题简单，做事不稳重，容易冲动，容易上“贼船”。这些孩子，一旦上了“贼船”，要让他们改邪归正就比较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学历低，就业无门，只能外出打工干苦活，收入较低，往往入不敷出，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于是想些歪门邪道，带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结果走入犯罪的深渊。 （三）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根本环境，它是人生中最先接受教化的地方。父母不同的教育方式会培养出孩子不同的心理品质和个性。家庭是青少年性格、人格教育、品德形成的第一场所。在家庭里，青少年能够学到最初的社会生活知识和生活技能、道德规范、行为习惯等。研究证明，青少年的早期生活经验，将深刻地影响他们一生。在家庭诸要素中，家庭结构、家庭教育方式和教育态度、父母的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家庭居住环境等等，都对青少年的成长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在这些要素中出现问题，那么无疑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不利影响将是深远的，极易成为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诱因。一些家庭，由于父母忙于工作、忙于做生意赚钱、忙于跳舞、赌博，或感情不好、离异等，无暇顾及孩子或因教育方法不当，造成青少年性格孤癖、内向、憎恨异性等不正常心态导致犯罪；另一方面，由于独生子女家庭居多，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有的父母家庭条件越好，越溺爱子女，有的只重视孩子的智力投资而忽视孩子的品德和其他方面的教育，家庭教育存在不规范性和偏私性，导致青少年吸毒、赌博等而失足犯罪。再一方面，一些家庭中不良的教育方式，直接影响着青少年逆反心理的形成。例如：家长教育方式的简单粗暴或命令式、专断式等惯用的教育方法，以及在生活、学习等方面期望值过高，要求过严等，这些都无形地在孩子心理上造成压力，当这种压力不断积蓄、沉淀，青少年又找不到良策排解时，便在情感上对父母所进行的一系列教育、劝说产生抵触，在情绪上不满,进而产生逆反心理，甚至逃避父母的管束而离家出走，在社会上游荡，加入一些犯罪团伙而进了监狱。 （四）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和自身的道德品质。青少年时期由于大脑的发育成熟趋于健全，脑机能越来越发达，思维的判断、分析作用越来越明显，思维范围越来越广泛和丰富。特别是思维方式、思维视角已越出童年期简单和单一化的正向思维，向着逆向思维、发散思维等方面发展。尤其是在接触社会文化和接受教育过程中，青少年渐渐学会并掌握了逆向思维等方法。面对老师的教育，家长的指教，有意无意的回避、反感甚至背离。教师诲人不倦的施教、家长苦口婆心的相劝等等，早已被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成人感意向驱散了。 青少年时期尽管生理和心理的发展有了极大的飞跃，但其生理和心理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甚至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和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生理上的成熟和心理上的不成熟。由于阅历和经验的不足,造成其认识的不坚定性和易动摇性；他们的思维虽然具有独立性、批判性，但他们认知事物和看问题的偏差太大，从而出现认识上的片面、偏激、固执和极端化。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对老师的正确教育往往从对立面去思考，把老师的劝说、要求、批评，把家长的指点、提醒、督促等看成是“管”、“卡”、“压”，是和自己过不去，是对自己自尊心的伤害,进而把自己放在施教者的对立面上。 （五）受农村逐步边缘化、农民打工热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时期，特别是2009年底中央经济会议吹响了城镇化号角，全国城镇化建设更是如火如荼，根据2012年4月5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0%。我国城镇化建设一方面在促进经济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扩大消费需求、推进现代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受“重城镇轻农村”思想观念的影响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也带来了土地粗放利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公共服务不足等负面影响。近年来，农民外出打工的热潮不断上升。毋庸置疑，农民进城打工在增加家庭收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和推动城镇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从子女的教育方面看，农民外出打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一是由于父母外出打工，子女不在父母身边，家庭教育成了空白。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打工家庭多数为年轻夫妇家庭，一般有三种现象：丈夫外出、妻子外出或夫妻共同外出，家中只留有父母中的一个或老人。前两种现象导致子女长时间缺少父爱或母爱，不利于亲情的建立和健全人格的培养。后一种现象带来的不良后果是子女虽然跟随祖父母生活不会缺衣少食，但是隔代的情感交流难以融洽，家庭教育形成一盘散沙。二是引发初中在校生流失蔓延。外出打工的农民在外见了世面，不再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有眼光的则鼓励子女好好学习，将来出去挣更多的钱，部分目光短浅的家长，却只求眼前利益，干脆把十三四岁的孩子带出去一起打工挣钱。可想而知，部分初中生不辞而别去“淘金”了，往往会使其身边的一批初中生受到触动，加之一些农村学校缺乏德育教育，减负不力，致使农村初中学生辍学严重，成为新一代的“剩余劳动力”和“盲流”人口加入到浩浩荡荡的打工大军中。最后，举家外出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利。为了生活方便，一些农民，一家三四口全部外出，大人打工挣钱，让子女就地读书。殊不知，孩子在异地读书，没有学籍；加之内地与外地的某些习惯不同，语言上的障碍，学习方法的不适应；由于孩子年龄小，抗干扰的能力弱，心理承受能力差以及环境的不适应等等，他们会觉得自己比城市的同学低一等，易产生自卑心理，影响孩子的学业进步。 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具体措施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个综合多种力量，运用多种手段，采取多种措施，以防止和减少犯罪及重新犯罪的举措体系。我国一向贯彻执行的群防群治、综合治理的基本刑事政策是正确的，我们既要重视罪前预防，但也不能忽视罪后治理，以防再犯。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综合症”。我们更应依靠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 （一）充分发挥宣传媒介作用，强化青少年的法纪意识。宣传媒介应采取有力措施，紧密结合青少年的特点，采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容易被青少年所接受的宣传教育活动，培养青少年遵守法律、法规及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的观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自尊、自律、自强的意识，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增加抵御违法犯罪感染的能力，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的引诱和侵害，是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根本措施。 （二）学校要端正办学指导思想，认真贯彻教育方针。学校作为家庭的延伸，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人如果在青少年时期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情操高尚，对国家、社会有益的人；否则，如果学校教育不力或不利，他就有可能走上歧途，甚至违法犯罪。学校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是第一位的，应注重对学生的思想品德、人生观、世界观教育，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和良好品行，做一个高尚的人；然后才是“授业解惑”，传授各种知识，增强将来为社会服务的本领。要避免只“授业”不“传道”的错误做法。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条第2款明确规定：“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一般来讲，这些只是一些方面、一时的“差”，并不代表全面、永远的差，经过认真细致的工作和教育，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先进生”，成为将来对社会有益的人 或者国家的栋梁之材。同时，学校要抓好学生的法制教育。尤其是中小学，应将法制课列为必修课，配备专门的法制课教师，不仅要搞好课堂教学，同时还要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采的法制教育活动，使广大青少年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知道什么行为是社会提倡和法律允许的，什么行为是法律禁止的，什么行为是违法的，做到知法、懂法和遵纪守法。 （三）各级政府应采取有力措施，净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保护，以控制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黄色”、“灰色”和“黑色”这“三大污染”对青少年的感染和侵害，坚决禁止含有色情、暴力等音像制品泛滥；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闲散在街头、娱乐场所、校园周边违法青少年的管控，有效净化青少年的成长环境，进一步加强社区综合治理，使基层综治单位、社区、家庭成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一道坚固防线。 （四）加大投入，尽快普及高中教育。由于初中生的心理发展还不够成熟，易冲动，抗诱惑的能力和自控能力较差，有人将初中阶段比喻为人生的“多事之秋”。因此，化解青少年违法犯罪“两低”问题的速效药、治本药，就是要创造条件，尽快普及高中教育，使初中生通过高中阶段的学习，思想更加成熟，知识更加丰富，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使绝大多数青少年顺利渡过“危险期”。 （五）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面。许多青少年之所以成为闲散青少年，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就业难。各级政府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立健全公益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切实加强对失学青少年的就业培训和引导，倾心关爱和救助社会闲散青少年、农村留守儿童和服刑人员子女，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要定期为闲散青少年开办就业指导培训班，为他们免费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指导，以提高他们在职场中的竞争力。指导他们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工作岗位，切实解决青少年的就业问题。 （六）父母要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遏制青少年违法犯罪，首先应从家庭抓起。家庭教育是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教育子女是父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只养不教，是父母的失职，教子不善，则是父母的罪恶。家庭的环境，父母的教育方法、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都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对孩子良好品行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父母教育方法不当，过分溺爱和纵容，不仅教不好孩子，反而把孩子推向邪路。为人父母者，应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和爱好，给孩子当好表率。社会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父母（家长）的培训，提高家长的素养，教给家长培养、教育孩子的有效方法。作为父母，不仅要关心孩子的吃穿，更要注意教会孩子如何做人，要经常观察、了解孩子在想什么，做什么，关心什么事，结交什么人。要平等地与他们沟通，多一分体贴，少一些训斥；多一分爱护，少一些冷漠；多一些理解，少一些专横。对于失足、犯错误的孩子，更应给予家庭的温暖，绝不可弃而不管，放任自流。 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少年兴则国兴，少年衰则国衰。遏制青少年犯罪“两低”现象刻不容缓！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中国巨轮依然破浪前行 任仲平 (一)历史常常以惊心动魄留下深刻印记，也常常以峰回路转写下绚丽篇章。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巨浪滔天，世界经济跌宕起伏，中国经济险象环生。 2009年，中国经受了新世纪(23.22,-0.03,-0.13%)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成为世界经济触底反弹的新引擎。 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信心和勇气的重大考验，是对我们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重大考验，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风雨中走过，风暴中挺立。大考之年，中国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二)这是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答卷。 2009年初，曾有外国媒体如此预言，“中国已经开始经济衰落，也许将比美国经济还要恶化”，“中国难以继续奇迹”，它“只是个身陷囹圄的大国”。 7个月之后，这家杂志刊登题为“中国能否拯救世界”的封面文章，封面上一只熊猫正拿着气筒给瘪了的地球打气。那时，中国上半年7.1%的增速，“几乎成为照耀全球经济信心的灯塔。” 2009年末，还是这家杂志将“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原因是：尽管一年前许多人认为“保八”是一个梦想，但是中国做到了。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使得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 从否定到肯定，从当初的疑虑到后来的赞誉，一年时光，很多人颠覆了对中国的认识。但在看法不断校正、结论不断修改中，一个更大的疑问是——“为什么是中国”？ 为什么是中国？危机袭来，世界经济一片肃杀。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或奋力自救，或联手反击，但大都收效有限，许多经济体步履沉重。中国如何能在世界经济衰退的漩涡中“风景这边独好”？ 为什么是中国？外贸依存度60%以上，中国本应成为金融危机席卷下的重灾区。在外部需求骤然减少、出口增幅急速下滑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又如何能越过激流险滩，成为“2009年显著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 在2009年末的中国答卷上，写着这样的数字——这一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超过50%。这是二战以来全球首次出现的经济新格局。在新的世界经济版图中，这份答卷标注着沉甸甸的“中国分量”。 是什么让中国经济将“不可能的奇迹”继续下去？是什么让中国人民在危机袭来之际奋发前行？是什么让社会主义中国成为“打破经济学教科书常规的国家”，书写了难以置信的“中国答卷”？ (三)在外人眼里，“中国经济的复苏故事堪称神奇”，而在中国人看来，这“神奇的故事”始于党中央未雨绸缪的远见卓识。 早在2007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提出，在经济全球化、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必须增强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预警、危机反应和应对能力，增强金融业抗风险能力。当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做到未雨绸缪，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要及早制定预案，妥善应对，趋利避害。2008年2月，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总书记又提出，要正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特别是次贷危机蔓延等情况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 这种见微知著的敏锐洞察，审时度势的深刻认识，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 当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08年11月党中央作出三个重要判断—— 第一，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第三，危机给我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大关口，大智慧。回头再看，在不进则退的险峻形势下，党中央的三个重要判断，无疑是一年来中国决胜千里的信心之源。这个判断，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打消了疑惧，稳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明确了方向。 局面豁然开朗。 因为这个判断，我们有了见事早、行动快、驾驭全局的“中国部署”——党中央、国务院打破常规，在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一个月，及时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大政策措施。宏观经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成为中国经济应对冲击的重中之重。 因为这个判断，我们有了出拳重、措施实、力度空前的“中国行动”——加大投资，刺激消费，给经济“输血”，帮企业闯关。从两年新增投资4万亿，到全年新增信贷近10万亿；从减税降费、贴现降息，到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从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到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一系列“组合拳”，力度之大，配套之全，前所未有。 因为这个判断，我们有了底气足、视野宽、统筹兼顾的“中国主张”——“从逆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力度，灵活而准确地解决问题”，“把保增长与扩内需、调结构结合起来”，“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动科学发展”……应对之策忙而不乱，既解近忧又谋长远。 还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把握“中国故事”的脉络。2009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元旦讲话中强调“必胜信心”；3月的全国两会上，在江苏、广东代表团解析“机遇”，鼓劲打气；4月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上，提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月底在山东，勉励大家“拧成一股绳”；6月在黑龙江重申“增强信心”；7月云南调研提出“危中求进，化危为机”；8月新疆考察强调“改革发展，团结稳定”；9月在第六十四届联大倡导“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10月考察山东，提出“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12月考察广东，强调“始终把自主创新作为企业生命”…… 这一年，所有中央领导同志都风尘仆仆，深入实际，身临一线，调研指导。中央领导同志一年的足迹，凸显了三个主题词：信心，变革，合作。它清晰地传递着应对冲击的“中国思路”，呈现了坚定的意志、开阔的视野和大国的责任。国际舆论评价：“中国领导人展现出驾驭复杂局面的大智慧。” (四)一个国家应对风险挑战的水平高低，体现其“国家能力”的强弱。 国家能力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对危急情况的应对水平，往往更能直观地呈现“国家能力”的高下。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下，金融危机自华尔街决堤而出，席卷全球：美国季度GDP创下27年来的最大降幅，道琼斯指数暴跌近半；日本、欧元区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反映国际贸易的领先指数——波罗的海综合运费指数高台跳水，短短6个月便从11689点下探至663点……世界经济面临着二战结束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在此后充满煎熬的一年内，面对经济急剧下滑的颓势，很多国家危讯不断，中国经济也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罕有的巨大困难。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中国经济就在全球率先回升向好，交出了一份全球瞩目的中国答卷。 这是一份“关于速度”的答卷。10.6%、10.1%、9%、6.8%、6.1%、7.9%、8.9%，将2008年以来近七个季度的GDP增幅连成一条曲线，是一个漂亮的“V”型反转。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昂首回升，“保八”已无悬念。 这是一份“关于质量”的答卷。2009年的中国生动诠释了“好”与“快”的发展辩证法。在稳定外需的同时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开始转向依靠“三驾马车”并头齐驱。以发展方式之变应对外部环境之变，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八项区域发展规划、十一个重大科技专项陆续启动，抑制六大行业产能过剩，“4万亿”源源流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增长更有质量，发展更有后劲。 这是一份“关于温度”的答卷。“越是在经济困难时候，越要高度关注民生”。中国没有简单地搬用“凯恩斯式刺激”，也没有“撒胡椒面”，而是将一揽子计划重点锁定民生领域。2009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有望超过1100万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制度改革稳健推进。GDP增长的每一个百分点，都紧系着最广大民众的福祉。 这是一份“关于责任”的答卷。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把自己的事办好，本身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主动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危机爆发之初，国际投资大亨索罗斯预言：“各国能否有效对付本轮金融危机，关键在于各自的政策效力。” 在这份应对冲击的“中国答卷”上，我们看到执政党对形势的判断有了丰富的现实依托，看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一系列国家目标得以实现，看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国家理念得到践行，看到一个负责任大国对世界的贡献。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国家能力”的最好注脚。 (五)强大的“国家能力”，让中华民族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中，团结更加紧密，信心更加坚定，应对更加主动。“国家能力”的背后，是执政党的决策能力、制度的保障能力、理论的指导能力。 有了执政党的决策，才能第一时间形成国家意志，确定导向鲜明的国家目标。有了制度的支撑，才能最大限度地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保证国家意志付诸实践。有了理论的引领，才能把握规律，立足长远谋划未来。 没有党中央在严峻形势下的准确判断，没有随之产生的一系列“国家决策”，我们就不会有应对冲击的主动性；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没有全国一盘棋的社会机制，我们就不会有应对冲击的战斗力；没有科学发展观这一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视野，我们就不会有应对冲击的创造性。 或许外界的目光，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能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彭斯判断，中国应对危机的力度最大、速度最快，应对危机的时间选择正确，延迟几个月就可能错失良机。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评价，在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的指挥和控制体系比其他市场经济体系更有效。 联合国一位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出台的刺激措施是世界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战略转折点。 (六)当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走入死胡同，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暴露无遗，被推到“十字路口”的中国，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印证了迎战危机的“国家能力”。 这一制度优势，使我们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铸就迎难而上的“中国力量”。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到腹地，从城市到乡村，从政府到企业，全国一盘棋，决策顺畅，执行高效。从中央到地方发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运用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杠杆，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整个中华民族同心同德，共御艰辛的严冬，迎接发展的春天。 这一制度优势，使我们能用多种手段推动发展，保证有序有力的“中国效率”。一方面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科学性、预见性，灵活把握“政府之手”的高效；一方面坚持推进改革，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之手”的神妙，激发民间的创造力。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有效弥补市场经济的自身不足，确保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 一个国家应对风险挑战能力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有适合本国国情、反映时代进步要求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基础。正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使中国越是处于危急关头，越能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整体合力。 (七)纵观历史，每次大的经济危机都曾重创世界经济，同时又催生新的发展机遇。在危机中抓住机遇的国家，通常率先复苏并占据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从传统模式之“危”中，看到科学发展之“机”，奠定了化危为机“国家能力”的理论基础。 危机面前，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标本兼治、远近结合，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契机，把统筹兼顾作为谋划和推动工作的根本方法，兼顾长期与短期，协调内需与外需，统一民生与国计，既成功化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眼前之急”，又通过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谋得“长远之功”。 危机面前，我们以扩大内需为基本立足点，以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以科技创新为重要支撑，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强度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大力度鼓励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做到了保增长与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 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地奋力突围，抢抓机遇。广东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积极实施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上海快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天津着力构筑高端产业、自主创新、生态宜居高地，锻造经济发展新优势……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许多省区市强劲增长、力撑大局，中国经济新的强大引擎已在轰鸣。 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地高度重视培育资源消耗低、辐射带动力强、发展前景广阔的战略产业，高度重视打造核心竞争力更强的市场主体。国内高技术产业“抗压力”增强、增长势头迅猛，文化产业发挥“反周期调节”的特点，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逆势上扬，撑起一片新天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进一步增强。 科学发展这一总揽全局、把握未来的清晰思路，奠定了中国在新一轮发展中实现新跨越的基础。国际金融危机倒逼出科技突破和产业变革，迎来了中国迈向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历史机遇。 (八)几百年来，中国从未抵达这样的位置。 当国际舆论感慨“中国方舟拯救了世界经济”，当外国政要确信“中国缺席的谈判没有任何意义”，当世人惊叹“2009年的年度大事就是中国突然跻身世界外交和经济舞台最前沿”，我们看到，金融危机重塑了世界经济版图。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造就了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声音被世界认真倾听，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力量”举世瞩目。 这样的场景令人感慨万千。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的衰落，并非完全源于经济与科技的落后，直到18世纪末中国的GDP仍占全球的1/3。老大帝国实力不衰，余威仍在，却终至山河破碎、备受凌辱，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当政者对人民凝聚力的丧失、国家对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衰退，让偌大的中国一盘散沙，这才会在列强环伺中一触即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锻造出坚不可摧的“国家能力”。 这种能力，曾在抗击“5•12”特大地震中震撼世界；这种能力，曾在举办北京奥运会中大放异彩，如今又在应战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展现威力。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证明了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坚强的领导核心。 (九)走过激流，中国巨轮依然破浪前行。 这是年轻共和国的下一个航程，又一个甲子的开启；也是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又一次崭新的开局。 一年前，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这样写道：“前进的道路，总是越过一岭又一峰，闯过一关又一坎”。一年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坚定必胜信心、增强忧患意识，共同迎接奋发有为的2010年”。 我们将继续书写答卷。 我们会再次获得成功。团队意识是大局意识、配合意识、协作意识的集中体现，核心是协同合作，目的是形成向心力，增强凝聚力，提升战斗力。有一本书叫《狼图腾》，通过对群狼捕食的描述，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团队”意识。狼群高效的团队协作性，使它们在攻击目标时往往无往而不胜。独狼的力量是单薄的，但群狼的力量则是强大的，这就是“1＋1＞2”的效果。大家知道，每年在美国篮球大赛结束后，常会从各优胜队中挑出最优秀的队员，组成一支“梦之队”赴各地比赛，但结果总是令球迷失望——胜少负多。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队，虽然他们都是最顶尖的篮球选手，但是由于平时分属不同球队，无法在短期内培养团队精神，不能形成有效的团队出击。“一个和尚挑水吃，二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也是这个道理。因此，只有我们班子每位成员不断强化“团队”意识，密切配合，加强协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否则，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各行其是，各自为战，那只能是一盘散沙，难成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