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论文范文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剖析当代世界与中国的发展态势、全面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依据。只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看问题，才能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论文开题报告基本要素

各部分撰写内容

论文标题应该简洁，且能让读者对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一目了然。

摘要是对论文提纲的总结，通常不超过1或2页，摘要包含以下内容：

目录应该列出所有带有页码的标题和副标题， 副标题应缩进。

这部分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解释研究背景，缩小研究问题的范围，适当列出相关的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不只是你已经阅读过的相关文献的总结摘要，而是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性评论，并能够将这些文献与你提出的研究联系起来。

这部分应该告诉读者你想在研究中发现什么。在这部分明确地陈述你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研究问题应该足够广泛，而次要研究问题和假设则更具体，每个问题都应该侧重于研究的某个方面。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有了30余年的历史，但启蒙在中国仍然是个热点话题。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紧迫，启蒙也成为一个既敏感又必须面对的问题。从历史视角认识启蒙从历史上看，中国遭遇“启蒙”问题，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也是民族自觉的标志。一般来说，发端于《新青年》创刊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鲜明地举起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鼓吹个人自由，反对君主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主张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而且，从实践上来看，新文化运动也确实在沉闷、黑暗的中国掀起了一阵旋风，起到了启蒙的效果。在新文化运动中，代表封建专制势力的孔子及其学说受到了严峻的批判，民主与自由也成为中国发展的潮流，个体的权利意识有了很大的增长，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白话文也替代了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启蒙和西方的启蒙是完全一样的？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启蒙为什么会转向？换言之，西方的启蒙之路是不是中国的必经之途？这个问题的核心实质是启蒙与救亡的关系问题。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指出“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一度成为对这一问题的经典回答。很明显，这一回答是以启蒙和救亡的区别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这一回答承认启蒙有着独立的、外在于救亡的价值和意义。按照这一逻辑推论，在“救亡”不再成为问题之后，中国理应再来一次启蒙运动进行“补课”。自新中国以来，民族危亡不再，“救亡”也随之成为一个历史问题。但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相当成的一段时间里，不用说全民式的运动，单就一种学界的思潮而言，“补课”式的启蒙也没有成就什么气候。或许尚有待于将来？其实，在此不妨从历史中找到些许蛛丝马迹来释疑。纵观中国近代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中华民族救亡历程中“自然”的产物。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揭示的是中华儿女探索救国救民的心路历程，其主题始终是“救亡”。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中有启蒙的元素，那也只能是“副产品”。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对民族振兴的憧憬，是大多新文化运动领袖拥有的共同情感。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到处洋溢着“救亡”的气息，正所谓“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青年”正是为了“新社会”；而孤独苦闷彷徨的鲁迅“不得不”在黑暗中大声呐喊，与其早年“弃医从文”理想一脉相承，最终也是为了刷新民族与社会；胡适以鼓吹“全盘西化”而闻名，但其初衷何尝不是以“矫枉过正”的方式改造国人？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启蒙始终是为救亡服务的，也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当启蒙不能解决救亡问题时，或者是人们发现了解决救亡问题的捷径时，启蒙只能被“压倒”，被抛弃。中国由“启蒙”转入“救亡”，决不是偶然的。早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严复、孙中山等人已经对西方的社会问题有了轮廓性的认知，早已在思想上破除了对西方文化的迷信。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西方文化危机的总爆发，即便说这种“爆发”还只是处于调整和过程中，处于完成中，但是西方文化内在的缺陷已经昭然若揭。因此，当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长期受实用思维影响的中国人很快就转移了视线。罩着“救亡”的“启蒙”外衣被毫不留情地扒掉了，“德先生”也只好沦为一种历史资源以备来日发掘和使用。在中国文化的大视野中审视启蒙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启蒙精神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石。但这种精神在遭遇中华文化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在“救亡”的主题下，很多先进的中国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涉及中西文化关系及取舍的问题。中国文化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前者寄予了中国人的集体和族群情结，后者则意味着中国人对个体价值的体认。这也构成了处理个人和集体矛盾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会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文化。据此视角来看，西方式的启蒙在中国难免不发生变形、变种，倒是附和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句，得以迅速传播并发展。因此，启蒙在中国总是摆脱不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具体地说，启蒙总是与民族的救亡联系在一起，启蒙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和个体觉醒从根本上也摆脱不了“天下情怀”的束缚。正如前文提到的鲁迅，被誉为反传统的斗士，然而其最终却又淹没于传统中。那种直面现实、勇往直前的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正是蕴藏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底层的东西，而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其他很多致力于启蒙救国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启蒙的实践就要处理一个核心问题：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传统文化中，个体价值必须通过集体才能体现出来，而没有独立的、自在的意义。然而，启蒙的本意却是彰显个体独立的价值和主张个体自在的权利。这种矛盾既是中西文化交锋的一种缩影，也是中国在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之于中国文化的特性和近代中国的实际，对该问题的解决又必将直接诉诸于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实践中。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的实现都有赖于政治这一平台。在传统社会政治几乎是唯一的平台。而说到政治，启蒙的最高理想就是实施宪政。孙中山不仅对西方社会有着直切的了解，对中国社会也有着深刻的观察，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五权宪法”就不乏中西合璧的设想，而后来提出的“知难行易”学说更是基于中国国情的考量。在此基础上，孙中山设计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路线图。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的《中国革命史》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简言之，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在“救亡”大背景下，这种设计尽管难免带有一些功利色彩，甚至由此而出现一些急功近利、无视客观实际的人为因素，但其基本路径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长期受“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文化滋润的中国人需要被训练成“个体的理性人”；而要实现启蒙救国（强国），实现宪政，就必须解决“知难”的问题。当民众对“启蒙”达到彻底地“知”时，“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同样，带着“救亡”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后才能爆发出理论的伟力。从对人民力量的肯定，对群众智慧的尊重，到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就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相融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封建积弊和西方现代文明缺陷“双重超越”的尝试。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实现强国梦，宪政一直是先进的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上，朝向这一目标的路径却反复曲折，从君主专制到一党专政，最后以“一党执政和多党参政”的模式相对稳定下来。中国启蒙的现实选择中国需要启蒙，因为中国需要自由和民主，中国离宪政目标还有距离。那么，中国的启蒙之路在哪里？首先，启蒙离不开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即便以西方文化为参考系，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也绝不是启蒙的对立面。特别是担当意识，作为个体价值的一种判断标准，更与启蒙精神鼓励个性和个人价值的一面相通。不可否认，启蒙还有重视个体自由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中比较缺少的。但过度重视个人自由，特别在当前这样一个没有充分受到启蒙“训练”的中国，其隐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的理念迅速风靡全国，并为全社会所认可，就是中国式启蒙的一种表现。可以说，如何在个体与集体之间构建合适的张力，既保证充分的个人空间以鼓励个人创造力和积极性，又照顾到集体的关切以实现大众的公平，仍将是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其次，启蒙不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启蒙虽然鼓吹自由平等，但也同样需要领袖和鼓手。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洛克、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些精神领袖的鼓与呼，启蒙能发展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运动？而在中国，这一责任由谁担当？非知识分子莫属。一方面，相对于大众而言知识分子更容易承继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更容易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和营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往往视野开阔，总是处于时代的前沿，容易接触新事物。就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和对接而言，知识分子最有发言权，也最有资格。在启蒙的路上，这些知识分子就和西方启蒙运动中的精神导师一样，担负着传承文明、启迪大众的使命。当然，当下“救亡”问题已经远去，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启蒙运动完全可以从容一些、淡定一些。因此，当下的启蒙重点在于“知难”而不是“行易”，其目的不是为了“救亡”（也就不存在孙中山由“知难行易”学说中推出的把先知先觉者之知强加于普罗大众的必要），而是从根本上解决“知难”的问题，以使普罗大众明白“个人”之意义与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改造社会，刷新民族。从文化建设到政治实践。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高，其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无论是执政者，还是部分社会大众，对政治体制改革诱发社会不稳定的疑虑尚存，改革共识难以凝聚。如何处理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不妨从普及启蒙理念开始，首先在思想领域放开搞活，在思想层面“模拟”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应该把当前的启蒙纳入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在营建宽容、理性的文化氛围，促进公民文明文化素质提升方面下功夫。也就是说，我们要优先在观念上为启蒙扫除障碍，理顺社会和大众的观念。当然这个观念是知识分子们“深思熟虑”的产物，这一“深思熟虑”应当得益于开放的舆论，得益于不同观点的交锋，得益于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与普罗大众的打成一片。在未来，文化建设必须替代经济建设在推动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地位，从而成为改革的主要动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与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息息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研究本科论文 范文 ，供大家参考。

《 现代文学 教育 文本细读的地位与 方法 》

【摘要】文本细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能力，是克服现代文学教育中片面注重文学史弊端的重要手段。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应该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学生阅读的直觉 经验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结合，提升学生直觉阅读经验后的理论深度;从外部创新课堂形式，树立学生课题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题形式中培养自觉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文本细读;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地位与方法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至今，现代文学教育走过了近90个春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教学体系。文学史教育在建构学生的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史的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轻视文本细读，以至于学生文本解读能力下降，文学审美趣味减弱，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风气：“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其害大焉。因此，我们必须 反思 文学史中心论教学体制的弊端，重视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文本细读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对于文本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曾有这样生动的比喻：二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2试想，我们如果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几个符号，说这是月亮、这是太阳，那么估计我们都没有看星空的兴致了。因此，文本是文学史的内核，在以文学史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兴趣是如果我们的课堂，一开始就是大谈文学史关于某段时期的基本概况，谈某位作家的基本特色，举几个老调重弹的例子，那么学生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甚至会轻视现代文学，以为现代文学不过就是反封建，追求自由平之类的枯燥名词。如《狂人 日记 》，按传统讲法，先分析鲁迅生平，揭示其思想是讲“礼教吃人”，艺术成绩，简单枯燥，理论先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学生去读《狂人日记》让学生去体会，提出问题。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学生也许会问：为何见了月光，就爽快，觉得以前全是发昏?引发思考。接着就是“我怕得有理!”为何?既有对过去的害怕，三十年来一直吃人和被人吃，也有对未来的恐惧，梦醒了，不知路在何方。这恰是一个刚觉醒者的心理写真。接着引导学生读吃人的意象演变，辩证吃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抽象的吃人变为丰富的审美的存在，从而引发阅读兴趣，调动他们课后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文本细读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高雅的趣味、理性的精神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趣味和理性精神呢?阅读是重要手段。陈思和先生曾说：“在大学本科生阶段，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够指导学生细读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文学名著的阅读提高他们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要比言目的理论鼓吹或者死记硬背一些文学史知识有益得多。”现代文学是既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也有其特殊性，即现代性，既是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人学”的现代性。如读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夜》。将自我瞬间的感觉融入宇宙中。看似物我相融，其实早不是古典的意境，而是现代人的情怀，人不是自然的附庸，而是理性的存在。情绪的瞬间变化，就在“星”与“宇宙”的意象的关系中得到转化，节奏虽情感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带着学生朗诵体味，一字一句地分析，慢慢地欣赏，在这种体味到人的渺小与伟大，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己，理性地看待社会，不是善莫大焉吗?亦能让他们分辨出诗歌的美学，提高欣赏的趣味，或许可以对网络语言起到净化作用。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

首先，以人为本，注重直觉体验，不断设问，追寻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汇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直面作品，注重直觉体现。特别是现代文学，写的是现代人的境遇，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碰撞，碰撞之后，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有了阅读的起点，也就逐步找到进入作品的切口，进而一步步观照作品，反观自身。譬如说，读鲁迅的《过客》，我们现代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在路上”，而且坚持“在路上”，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路上，我们会是为鲜花而活吗?抑或是看到坟墓就不走呢?我们是否思考自己是谁?这些直觉体验后的思考，让我们一步步解开他所拒绝的事物的喻指，进一步思考“过客”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哲学，鲜花是希望，放弃，坟墓是绝望，亦放逐，就连我是谁都不思考，只为“我还得走”的绝对命令而活着，这恰恰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在反复的疑问和解疑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切近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次，坚持文史结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文本细读，要坚持论从史出，文史相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切记陷入“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窠臼。具体方法，我比较赞成王卓慈所言的“教师通过文木细读的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再运用相应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论”，“从而使其能够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说来，即先直觉体验，再结合文学史、作者生平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使学生的阅读理论化，最后再回来文本，加深印象， 总结 方法，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阅读。如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先通过直觉读出《雪花的快乐》的欢快，《再别康桥》中淡淡的哀愁，《火车擒住轨》中发愤，我们在结合徐志摩的生平、思想，联系中国现代诗歌史，加深理解，会发现，这是徐志摩爱情、人生和思想一步步发展的写照，更是徐志摩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嬗变的轨迹，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理论、知识读徐志摩诗歌，理解即更深刻。最后，打破老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引导，使学生成为作品阅读的主体。老师先示范，带领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引导学生设问，逐步深入思考，负责解释难点。例如，我们在讲解小说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体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改编的过程既是阅读深入以至再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对思想内蕴，艺术手法，都会作深入的思考，应用到实践中去;排演的过程，既是加深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又是陶冶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来主导课堂，设计问题，分组研讨，集中评点，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实现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从外部培养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结语

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了更好地开展现代文学教育，纠正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重视文本细读中学生的直觉作用，在直接中设疑，建立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需要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文本细读中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深度;需要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打破老师的中心地位，引导学生成为文本细读的主体，自觉地在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中培养文本细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徐克瑜.当前文本研究中的文本细读问题[J].文艺争鸣,2009(03).

[2]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J].河北学刊,2004(02).

[3]王卓慈.文木细读与名著选木的叠交汇通[J].黑河学刊,2005(05).

《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

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 文化 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分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叙述了整个 故事 ，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教育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哀，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寒暄“大骂其新党”。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 传统文化 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诧异、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叹。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展现其麻木、愚昧，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两人相处较为平静，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他感到羞愧、懊悔，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文明且理性的，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反思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通过以上解析，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__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__，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它把基督__诠释成人的自我异化，它主张人要活在当下，一种全新的观念便激发出来。从此，摆脱了自然主义态度下经验主义思想的束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超越性观念。笔者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需要以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进行中国现代文明建设，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民族精神塑造，并不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张丽，李季.试论《西厢记》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现代性特征[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02):41.

[2]贾晶晶.茅盾“为人生”文艺观溯源[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4):16-18.

[3]刘勇刚.云间派文学研究[C]//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获奖成果汇编2007-2008年度.2010.

《 中国现代文学传媒发展思路 》

摘要：这些年以来，笔者对我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深入性研究，也将相关的文学现象开展了理论性的探索，通过当代传播媒体层面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不单单将报纸书籍当作研究载体，同时也将文学本体拿来探索。为此，此研究能够推动现代文学探究模式、现代文学理念等方面的发展与完善，构建一个新型的探究局面，以此能够增加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理解深度，基于文学史研究模式总结了现代“大文学”的探索思路，同时开展实践研究，并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现代传媒;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其探索深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人们对社会学的“外在探索”产生了疲倦感，那么西方的一些结构主义、语义理论等“内在探索”也随之出现，文体探索也慢慢代替了那些以政治经济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文学探索。不过通过现代文学的探索历史能够看出，方法并非是全能且唯一的。各类探索方式介绍的系列作品，假如被整合到现代文学的整体框架中，那么就会产生新问题。也可以说，当现代传媒和中国现代文学探索的理论范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探索模式，以此会全面地论述我国历代文学的理论特征，以此可以增强对理论问题的理解程度。

一、现代传媒和现代文学的常规关系

(一)媒体即为载体

对于信现代传媒而言，它属于古代传媒与传媒模式的创新发展成果，能够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明确完善的传媒模式及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媒体即为载体，现代传媒也就是现代文学之载体。无论哪一个文学作品都需要物质载体，比如古时候的竹筒、纸扇、墙壁等，均通过特定物质形式得以展现。现代文学的出现即为现代传媒的出现，没有现代报纸媒体就没有现代文学，此为学术界已达到一致的认同。不过，传播媒体的变化也会带来现代文学的变化，如马拉印刷机时期的期刊与设备印刷机的报纸，它们的出版效率与质量等有明显的差距，文学创作可否随着印刷效率与质量的增强而发生对应的改变呢?不过，此两者并非是正比例关系，文学创作的审美理念与艺术成就的大小不会受到媒体改变而出现明显的变化。

(二)媒体即为中介

现代传媒属于文字载体，也就是说，报纸期刊属于文学创作的传媒工具，相关作品是利用特点的媒体得以发展的，即，媒体也就是所谓的中介。现代传媒能够将作者与读者的内在联系展现出来，同时也离不开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及其创 作文 学的整体倾向。其实，读者也不是被动性地受影响或者被指引，如果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报刊或书籍的话，读者其实属于此“共同体”构成一部分，同时根据个人想法改变这个“共同体”。但是，由于作家力量及文学创作的不断增强，作家与报刊之间的影响力会减弱，个别报刊邀请有威望的学者撰稿并未是为了发行需要，大部分是为了能够点缀门面而已。反之，编辑部在明确选题、方针方面，也需要体现出高尚品格，通过获得大众称赞的方式得到有识人士的认同。29]

(三)媒体即为语境

现代报刊而已，不单单属于载体，也属于创作作品，属于文化形态的展现内容，报刊的发展能够为文学的出现提供特点的文化氛围，明确话语模式，甚至当作文学素材融入到作品内容中来。其实，对于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而言，其语境的内联包括两点内容，其一是现代传媒具有的时尚特征，能够指导大众生活、艺术理念的改变，对全社会审美观带来一定的影响。梁启超兴建的《新小说》与《新民丛报》和其“新民”理念、《申报》等明确了不同的建报理念，均展现了报刊面对普通市民的启蒙主义思想，在此氛围中出现的现代文学，通过启蒙为关键引导方向，现代文学具有凝重感，其实这和现代报刊更注重社会、政治有一定的联系。其二现代报刊对应的传播手段，能够为现代文学的创作语境的出现构建相应的文体模式。现代报刊大多数是稳定连续出版，考虑到现代交通工具的不断完善，能够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由于此迅速交流的模式与固定持续出版的特征，能够为作家连载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也能够为作家实现一次性创作奠定基础，这和基于手抄与说唱的古典文学相比，此传播手段更能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二、现代传媒视野里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文化传播视野里我国现代文化史的构建，必须研究“现代性”和我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分析我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发展与其规律。我国现代文学和我国古典文学的关键准则的一个特殊标注即为传播手段与媒体的不同。也就是，文学出现系统的实质改革，是造成文学现代性变化的关键诱因。

(一)重读“现代性”

“现代性”属于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关键定义，不过对此定义的了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通常来看，学术界普遍提到的“现代性”定义是由西方国家演变过来的。在西方，“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当下”，大部分是被社会学家引用，属于“当代社会或文明发展的缩略语”。不过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它重点是阐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并且也体现出民族观念的现代化状况，体现出理想化、未来化的特点。这些年以来，个别研究学家也慢慢重视文学史变化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并对此过程的现代性开展了深入性探索，并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现象。杨春时总结出“二十世纪我国文学的近代性”，此观念其实说明了“我国现代文学”的特性，是通过“现代文学”还是“近代性文学”来阐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不单单属于材料凭证的文学，也属于理论研究模式的问题。奕梅健编撰了《前工业文明和中国文学》一书，其通过我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原理与社会变化特征的层面，总结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对我国文化带来影响的相关论点。所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不单单要重视现代文学的根本特性，同时也要重视其传媒媒体与传播手段，站在时间角度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可以发现它比我国古典文学或西方文学更具有“现代性”特点。在我们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时，就要重视现代传播媒体对我国文学造成的影响。就拿报刊是载体的现代传统媒体来说，我国现代文学也属于我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异变的一部分，也就是，随着现代传播媒体的不断改革与发展，我国文学在发展阶段也出现了“断层”，一个新的文化理念与审美意识也在缓慢地形成。

(二)媒体属性和雅俗问题

对于现代文化传统媒体来说，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缠绕着我国文学数百年的理论问题，即为“雅”“俗”与我国文学的高端化与普及化的问题。这数百年来，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也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内在联系，为此产生了不一样的文学理念。“通俗文学”代表着中性含义，不过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的批驳者而言，却体现出贬义意义，此为“五四”文学特别是文学探讨会的批驳方向，也是之后被文学史家丢弃的一角。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也慢慢将目光转向了“被丢弃的一角”，一些探索文献也说明了现代文学发展的缺陷。即①，文学作品具有“通俗文学”内容;②个别学者认为，“文学母体包括两类，即‘纯’与‘俗’。由此可以看出，“通俗文学”属于我国现代文学的关键组成内容，其获得了成果即为我国现代文学的成果。不过，怎么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雅”和“俗”，也是缠绕人们的一个难题。

(三)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

通常而言，我国现代文学的理性意识属于我国文学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标识，也属于我国现代文学启蒙思维特点与显著的思想影响力的根本体现。在我们分析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文化理念的时候，必须重视现代理性和文学的内在联系。但是，对于支持现代理性的科学形态来说，它和现代传播媒体也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通过文化角度来看，基于现代文学与工业社会代表的印刷媒体，由物质理念至语言创作，再至传播的实质形态与消费模式，均展现出现代文学里显著的理性意识。和古典物质文化氛围中的理性对比来看，现代传播媒体支撑下形成的理性即为基于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理性。

三、结语

总之，随着现代传播媒体与传播模式的不断改变，也慢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从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得以释放，具备了和“世界”直接互动的特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也慢慢影响着人类形成的文化形态，它属于一种要击垮传统文化的冲击力，以此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的社会地位。同时，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欲望与引导也不断地影响着现代文学，不过新的现代理念也在不断地形成，人们在此也慢慢能够看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即便我们基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来衡量我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也无法真正地认识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理念。为此，现代传播媒体从本质上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同时也对现代文学的变化提供了空间与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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