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的喜剧观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老舍以其鲜明的创作个性与十分独特的艺术风格，尤其是他的幽默艺术，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因此，对老舍小说作品中独特的幽默表现方式作一些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老舍并继承他留下的珍贵遗产。老舍小说采用了独特的“自然”和“智慧”两种幽默表现方式。前者是指作者将观察到的生活中的矛盾可笑之处，不假任何修辞方法地如实写下来。后者是指在深入观察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想象，调动各种艺术手段，以取得幽默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技巧就没有幽默，幽默是智慧的闪现。关键词：生活矛盾 “自然”的幽默 “智慧”的幽默老舍具有极其鲜明的创作个性与十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若干重要的方面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成长作出了突出的建树，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其中，老舍最为突出的特点、最为重要的成就，也是别人最难以企及之处，是他的幽默艺术。有人称老舍先生为幽默大师，对于这一美誉他是当之无愧的。将幽默笔法广泛地娴熟自如地运用于小说创作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可谓出类拔萃者。幽默在他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中，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一切都因此获得了蓬勃的生机。因此，深入探讨老舍小说幽默的审美特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这位“人民艺术家”留下的珍贵遗产。本文拟从老舍小说作品独特的幽默表现方式方面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海内专家学者。老舍将生活中的幽默从生活的原始矿藏之中，以敏锐的观察力提炼出来，并进行加工，透过生活的窗口，发掘出世事中的可笑之处，而后巧妙地表现出来。我们可以把老舍的幽默表现方式大致分为两类：一、“自然”的幽默表现方式在老舍小说作品中，一类是作者将凭借观察力所攫取到的生活中的矛盾可笑之处，不假任何修辞方法实写下来的幽默，我们暂且称之为“自然”的幽默或“原生态”的幽默。生活的汪洋大海中，人物性格的发展历史中，都蕴藏着丰富的矛盾性。这些矛盾性本身就是可笑的，一旦诉诸作品，就构成了自然的幽默。当然，生活中的矛盾性并不就等于文学中的喜剧性，幽默只属于善用喜剧眼光观察生活并善于提炼概括和反映这生活矛盾性的作家，因为幽默文学同其他文学一样，都是作家主观情感态度同客观生活相结合的产物，都是经过作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加工制作过的。“自然”或“原生态”的幽默也绝非纯自然形态的东西。“自然”的幽默是幽默的基础和根本，因为它是客观生活矛盾性的直接真实的反映。在老舍早期作品的幽默中，人为的痕迹比较明显，但随着他对幽默认识的加深，此一矫揉造作、故弄玄虚的弊病逐渐剔除。老舍很善于掌握幽默形象语言和行动上带有喜剧色彩的矛盾性，一旦活画出来，就意趣盎然。老张、赵子曰、马裤先生、毛博士、大赤包、冠晓荷、多甫大姐夫等幽默形象荒诞滑稽的言行被老舍描绘得淋漓尽致，令读者阅后生笑不止。赵子曰嫌妻子是小脚女人，盼她早死，便向阎罗王祷告：“敬求速遣追魂小鬼将贱内召回，以便小子得与新式美人享受恋爱的甜美!阎君万岁!阿门!”这段祷告词半文半白，半土半洋。既是向阎君祷告，偏又使用基督教祷告的结束语“阿门”，弄得不三不四，读之令人喷饭，活灵活现地反映了赵氏的性格。再如，那位信奉“钱本位”哲学的老张，有次外出讨债，碰上洋牧师张罗为粥厂募捐，老张碍于面子，忍痛捐了五毛钱。他一辈子没吃过这样的苦，一出门，就掏出了小帐本写上一句：“十一月九日，老张一个人的国耻纪念日。”自己被洋人诈去五毛钱，就称之为“国耻纪念日”，这本属无稽；而“国耻纪念日”，偏偏又是“老张一个人的”，便更显得荒唐。自然的幽默的例子在老舍的幽默作品中俯拾即是。老舍不仅能将敏锐的幽默目光深入到生活海洋的内里，发掘出客观世界包藏的各种笑料，而且能透视人物幽深的心灵，觅出主观世界中复杂的矛盾性。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会进行形象和逻辑的思维。不论愚智奸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活动。由于各自的阶级地位、文化水平、道德修养、性格志趣、社会环境、所处时代的等等不同，每个人的心理活动内容和方式都是不同的，就跟每个人的面孔各不相同一样。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有的人的思维是符合客观事实及事物发展规律的，所以是正常的合理的，有的则是悖于常理，变态怪诞的。老舍是心理描写的高手，尤其善于捕捉心理活动中的乖谬之点。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大量地描写了汉奸们的心理活动，当女汉奸大赤包作为牺牲品被日本人投入监狱，死神已经扣响她生命大门的时候，她还想入非非，企望因祸得福。他认为自己下狱是一场“误会”，甚至侈想：“说不定，也许因为这点小误会与委屈，日本人还再给她加升一级呢!”她的思维逻辑与生活逻辑格格不入，她的汉奸式的心理活动与一般中国人背道而驰，于是就形成矛盾。把这种矛盾的喜剧性揭示出来，就令读者深深感到这个女汉奸肮脏灵魂的卑鄙可笑。二、“智慧”的幽默表现方式在幽默艺术中，“自然”的幽默取“原生态”的东西较多，主观的情感相对少一些，审美情感态度含而不露，好像是“原生态”的；而“智慧”的幽默审美情感较前者浓烈，更“外露”。莎士比亚说：“幽默和风趣是智慧的闪现。”秦兆阳说：“只有智慧才能嘲笑愚蠢，所以嘲笑和幽默本身也是一种‘智慧的格调’”①。这些命题都很正确，即使前面所说的“自然”的幽默，也离不开作者的智慧，倘若没有智慧作后盾，又怎么能揭露出隐于事物甲壳后面的内在矛盾性呢?低能儿和糊涂虫是写不出幽默作品的。本文所说的“智慧的幽默”的“智慧”，是相对“自然”一词而言的。所谓“智慧”的幽默，就是作者在深入观察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丰富的想象力，调动各种艺术手段以取得幽默效果，其中“技巧”的成份更多一些，个人智慧的表现更充分一些。幽默形象的形成仅赖于善于揭示事物内在的矛盾是不够的，同时还需辅之以其他艺术手法，即“自然”的幽默外，还应有“智慧”的幽默。老舍是深谙个中奥妙的。在他的幽默作品中，通过夸张、比喻、比拟等各种修辞手法，来表现“智慧”的幽默。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是既广泛又熟练。修辞，是为了把文章写得更生动些，将修辞用之于幽默，是为了使幽默形象更成功些。完全排斥技巧的幽默就像失去水分润泽的花一样，是缺乏斑斓色彩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幽默艺术就是一种语言艺术。夸张，几乎是所有的幽默小说作家都运用的一种幽默技巧，更是老舍得心应手的艺术手法之一，在老舍的小说作品中较常见。夸张与幽默，特别是带讽刺性的幽默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顾名思义，夸张就是把事物或其某一方面的特点夸大。但这种夸大并非荒诞无稽，因为它“并不是为了夸大真理，而是为了在最显明和最有表现力的形势中把真理显示出来”②。作为幽默技巧，夸张是将客观事物内的矛盾性，通过显微镜将它的状态放大，给读者以更鲜明的形象和情趣。夸张手法的运用在老舍幽默小说中不乏其例，多运用于否定反面现象时。《赵子曰》中夸张赵子曰颓丧泄气的状态是“十万八千毛孔，个个象火车放汽似的，飕飕的往外射凉气”；《二马》中夸张伊太太在家中的厉害劲是“不但嘴里出命令，干脆的说，她一身全是命令。她一睁眼，——两只大黄眼睛，比他丈夫的至少大三倍”；《正红旗下》中描写大姐婆婆生气是“鸣炮一百零八响!”诸如这般夸张手法的运用，便突出了事物的矛盾性，增强了幽默效果。老舍运用较多的修辞手法还有比喻。并非一切比喻都能使人发笑，但在老舍笔下，比喻往往能取得幽默效果，因为他能出奇制胜。平常的事物，一经他的妙笔“点石成金”，便谐从中来，意趣横生。他善于从表面看来似乎毫无联系的两种事物中觅出内在相似点，然后以此喻彼，相映成趣。他把赵姑父(《老张的哲学》)喝酒后醉意朦胧的笑脸比作“象喷过火的火山掩映在红云赤霞里似的”。他比喻高妈(《骆驼祥子》)说话圆滑“象留声机片。是转着圆圈说的，把大家都说在里边，而没有起承转合的痕迹”。他比喻吴太太(《离婚》)的身材相貌“横竖差不多相等。整是一大块四方墩肉，上面放着个白馒头，非常的白，仿佛在石灰水里泡过三天，把眼皮鼻尖耳唇都烧红了，眉毛和头发烧剩下不多”。他比喻撅着小辫“象小秃翅膀”，微翘的鼻孔“好似柳条上倒挂的鸣蝉”，胳膀上青筋突露“好象地图上画着的山脉”。如此等等，举不胜举。这种种奇特的比喻既出人意外，又合乎情理，使得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更加形象、生动、鲜明，于是便增强了幽默感。另外，老舍还善于运用比拟手法。比拟是比喻的一种特殊格式，即把物比成人或将人比成物。物一旦赋予人的特点，或人一旦赋予物的特点，便显得滑稽可笑。拟人如：“拿破伦(狗名)一扫兴，跑到后花园对着几株干玫瑰撅上嘴!它心里说：不知道这群可笑的人们为什么全撅上嘴!想不透!人和狗一样，撅上嘴的时候更可笑!”(《二马》)。拟物如：“孙八是个好人，傻好人，唯独他肯被老张骑着走”(《老张的哲学》)。使狗像人一样会说话，使孙八成为“被骑着走”的牲畜，便产生了谐趣。大量自如地变换运用各种修辞手法，酿造笑趣，取得幽默效果，既显示了老舍的幽默才能，又为作品增添了新的特色。老舍的幽默技巧不仅表现在语言表达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情节结构方面。所谓情节，用高尔基的一句话说：“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各种不同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③。而所谓结构，在小说、戏剧等叙事性作品中，主要就是安排和组织情节。诚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人的活动，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了具体事件，把这些事件的发展过程提炼概括到作品里，即为情节。老舍先生善于从纷纭的生活现象中抉取充满矛盾性的事件，再经过一番匠心独运的巧妙安排，组织成饶有风趣的情节。老舍小说中的幽默情节是很多的。在《骆驼祥子》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三十七八岁的黄花女虎妞一味追求人力车夫骆驼祥子。本来，虎妞是丑陋，刁怪，沾染着寄生性的厂主小姐；祥子是朴实、健美、勤劳的城市贫民。两人的年龄，出身地位，志趣爱好相距甚远，缺乏爱情的基础。但由于虎妞渴望满足某种变态心理的需要和祥子的无可奈何，却意外地结合了。老谋深算的虎妞为了将祥子俘虏到手，设下圈套，先引诱祥子上钩，然后谎称“我有啦!”步步紧逼祥子就范。结婚的当天晚上，她见木已成舟，便自己拆穿了西洋镜，原来并未怀孕，是“裤腰上塞上了枕头”。这一情节的可笑之处，就在于虎妞利用荒唐的手段，使憨厚的祥子跌落圈套，乖乖地成了她的猎获物，事情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滑稽性结果。老舍把握住了这一事件的矛盾性，从容安排，层层递进，先制造出一种假象，悬念，继而着意渲染，然后突然来个反转，使真相大白，幽默感顿生。作者的技巧就巧在这出其不意，骤生反转上。老舍的有些幽默小说，其整体结构就是戏剧性的，从头至尾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大容量的幽默故事。《老张的哲学》这部作品中，以主人公老张为中心辐集了各种矛盾：老张与孙八的矛盾，老张与李应的矛盾，老张与王德的矛盾，老张与龙树古的矛盾等等。老张是个虔诚信奉“钱本位”人生哲学的极端自私自利可卑可笑者。“钱”贯串在整个作品中，成了联系多种矛盾的小道具。钱这个被旧社会许多人奉若神明的怪物，本身就带有喜剧性，一旦成为幽默作品中的道具，必将引发出更大的滑稽效果。老舍紧紧攫住这个道具，层次分明地展开各种矛盾。小说开始铺垫了老张与学生李应、王德的矛盾。因为老张崇拜金钱，财迷心窍，苛求学生，虐待妻子，引起了富有正义感的李应、王德与他的尖锐对立。接着写因李老者欠老张钱无力偿还，老张便图谋趁机逼娶李老者的侄女李静为小老婆。随之又写老张为讨回龙树古欠他的债暗使连环记，一方面百般怂恿饶有家财的乡绅孙八买妾，一方面压欠他债的龙树古将女儿卖与孙八作小，并极力撺掇孙八和他合办喜事，企图一举多得。这种建筑在钱的基础上婚姻是沙上楼阁，而且李静和龙凤又各有所爱：李静钟情于王德，龙凤暗许给李应。于是各种矛盾便穿插交织，趋向激化。待到孙八、老张“双喜”之日，龙树古携女外逃，王德要杀老张，结果，孙八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老张也闹了个狗咬尿泡徒欢喜。老张的“钱本位”人生哲学受到应有的惩罚。作者对各种人物关系的处理是比较巧妙的：欲擒故纵，先分后合，由弛入张，盘根错节，构成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和结果。作者紧紧把握住了矛盾的焦点，突出了作品的喜剧性。《文博士》的幽默结构与《老张的哲学》又有所不同。它所揭示的矛盾没有《老张的哲学》那么复杂。它是按着人物活动的先后顺序单线条结构的。留美归来的文博士一味钻营上爬，在钻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各种丑态丑行，构成这部小说的滑稽内容，如同一根麻绳逐次拴起了许多蚂蚱。《赵子曰》、《二马》、《牛天赐传》等，也基本上属于这种单线条的幽默结构。综上所述，老舍之所以能成为幽默大师，是因为他不仅具有发掘事物内部矛盾性的敏锐观察力，而且驾驭了语言表达和情节结构方面的多种幽默技巧，尤其是修辞技巧。他的幽默技巧在反复的写作实践中锻炼得越来越练达和娴熟。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技巧就没有幽默。正因为老舍运用独特的幽默表现方式，才很好地表现了他幽默艺术的审美心态；同时，反过来说他的幽默的审美心态也必须运用独特的幽默表现方式。二者相辅相成。正如有人指出的，幽默是智慧的产物。注释：①秦兆阳：《漫谈格调》，《当代》1981年3期。②依·萨·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第181页。③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论写作》第6页。④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8页。非原创，借花献佛而已。

今年，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诞生105周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感到很荣幸。一，“葬送三个时代”的写作目的3幕话剧《茶馆》是老舍1956至1957年间的作品。它是作家一生中最优秀的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共和国建立之后的17年里，老舍写小说很少，却写了不少的戏。写《茶馆》之前，1955年他写了话剧《春华秋实》，1956年写了话剧《西望长安》，在《茶馆》之后，1958年写了《红大院》、1959年写了《女店员》和《全家福》……《茶馆》跟这些配合时事政治的作品，在题材、风格以及创作模式上，都大不一样，他重新写起了解放前写惯了的“陈年往事”。其实，老舍写《茶馆》，本来也是想要配合时政宣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1954年公布，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不少，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得来不易的戏，用来教育青少年。于是，1956年他动笔写了一个4幕6场的话剧，戏里人物众多，由光绪年间一直写到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戏里的主要人物是兄弟3人。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艺，读给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等人，征求意见。曹禺他们感觉，这部作品，最精彩的，是第1幕第2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戏，觉得应当以这场戏作基础，另起炉灶，写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老舍挺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表示：3个月后交剧本！期限一到，《茶馆》新作果然有了。经过跟导演、演员们的切磋磨合，这部新作真的大功告成了。剧本的最终完成稿，彻底放弃了正面展现革命斗争的场景，成了一部由往昔岁月市井生活画面组合起来的社会风情大戏。剧本发表后，老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他写道：“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描写他们的促进或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这段话证实，老舍写这个戏，拿定了“躲开政治问题”的主意，他想用这个戏专门来写中国社会“五十来年的变迁”；作家说，“躲开政治问题”，是因为自己一向“不十分懂政治”，所以，能达到的最佳效果就是可以用小人物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变迁”，“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写《茶馆》，老舍把写作题材重新转向他熟悉的旧时代，他说，这出戏只可能“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这点儿设想，如果放在文艺路线很“左”的时候，恐怕是要被扣上“政治帽子”的。不过，社会发展恰好在这时候给了老舍一个机会：1956年，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发动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相对稳定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促进科学、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茶馆》就是在这种气候下面问世的。之前和之后，社会条件都不行，他也就只能写一些《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类的作品。《茶馆》共3幕，每幕戏都取用同一个场景——都发生在旧北京城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里。从时间上看，3幕戏的故事，彼此相隔很长的时间：第1幕发生在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第2幕戏，发生在第1幕十几年后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第3幕戏，发生在距第2幕三十多年、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作者调动了自己对旧中国社会生活的极厚实的观察和积累，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巧妙构思，把三个时代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不但高度提炼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活画出那个时代的病态现实。写作《茶馆》的时候，老舍对旧时代已经有了足够的思考，他提高了运用唯物史观来反思旧中国大千世相和社会演变的能力，对深埋在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了精深的体会。这就保障了他能以大气魄大手笔，纵横捭阖地扫描旧中国社会变迁的全息图像，一针见血地击中历史本质。不过，写好这个戏，不仅需要有一种穿透历史的眼光，还得找准社会生活的恰当部位，开凿一个便于形象展示历史画面的艺术窗口。这个窗口，也被老舍探囊取物般地找到了，那就是戏里的“大茶馆”。社会上不分身份、地位、行当的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老式茶馆，是个最能叫人号准社会脉搏的敏感点；茶馆好比五行八作的精神纽带，自然而然地就能显示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老舍依仗着茶馆在浓缩社会生活焦点方面的关键位置，把这个不可多得的人生舞台，艺术地叠印到话剧舞台上，让它从容地承载历史再现历史，这样的创意谋划，真可谓是超凡脱俗、空山足音。要用短短3幕戏精到地表现3个历史时期，对作者是个严峻的挑战。惜墨如金的老舍，使出一般作家不具备的看家绝活儿，仅用了大约 3万字，就把这出戏写得神完气足。处在3个历史过程社会横断面上的一个个人物和一桩桩事件，经过过细的筛选，都极富典型意义，这些人和事营造出一种合力，阐释着一个统一的答案，也就是：那个不堪回首的旧制度，早已腐朽、荒唐和肮脏到了极点，那样的世道，是绝不能容忍它再回来的。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总性质下面，曾经交织着纷纭复杂的多种矛盾。而这么多的矛盾，在老舍这里，却游刃有余地被提炼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生素描。3幕戏的历史侧重面各有不同。第1幕，重点描绘 “大清帝国”寿终正寝前夜病入膏肓的社会场景，稍带着，也交代了在急剧下滑的社会面前，有志革新者和爱国者，以及一些本能地怀着生活期待的小市民，心间尚存的一丝追求；到了第2幕，清王朝已经瓦解，虎狼般作恶的封建军阀，却用洋人给的枪炮，造成了连年战争和社会动荡，但求过几天安生日子的老百姓，都备感恐惧，尽管时代更迭了，所有丑陋、反动的力量，照旧像清末一样，肆无忌惮地横行，也让大众躲之不及；到了第3幕，场面最凄凉，人们好不容易摆脱了“亡国奴”的生活，反倒一头栽进了空前黑暗的现实，一向都怀着良好期待、一刻都不敢放松苦苦挣扎的中国人，竟然都走到了命运的尽头，连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难逃被断送的危机。——整部《茶馆》就这样，忠实地描绘出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半个世纪间每况愈下的社会现状。在历史大脉络的下面，这出戏的全部情节，都以人物和事件的剪影形式出现。就以第1幕来说吧，前后包括着这样一些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第一段,“鸽子”之争——京城大宅门为争一只鸽子，差点打起群架来，旗人常四爷发了几句感慨，招来善扑营打手二德子挑衅，反倒被“吃洋教的”马五爷一句话就给压下去了；这段戏，表现了清末豪门骄奢、流氓狂妄，而顶有势力的却得数跟洋人勾结的“二毛子”。第二段,农民卖女儿——饥荒年景，破产农民康六无奈要卖15岁的女儿，人贩子刘麻子趁机牟取暴利，一旁卖小物件的贫民老者偶然得见，一语说中要害：“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是用对比手法，反衬出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第三段,秦常异见——茶馆房东秦二爷来了，他踌躇满志地要拢起本钱办实业、救国难，可是他对眼前讨饭的穷人态度很冷淡，古道热肠的常四爷慷慨施舍，二人于是对是不是该周济穷人一碗烂肉面，表达了不同意见；这段戏写了国难当头，还有些中国人良心未泯，要力所能及地救助黎民，可是秦二爷和常四爷的两种热诚，都历史局限性。第四段,秦庞斗嘴——朝廷上顽固派的代言人、大内总管庞太监来到茶馆买农家女儿，正撞上有维新倾向的秦二爷，二人唇枪舌剑，各不示弱，说到被镇压下去的戊戌变法，引起茶客们一通议论，这些人对改良变法要吗麻木不仁，要吗痛恨诋毁；这段戏写出了顽固派嚣张的气焰，也让人看到维新运动脱离民众，底气不足。第五段,常四爷被捕——常四爷目睹卖儿卖女的惨状，长叹一声：“我看哪，大清国要完！”被暗探盯上了，两个暗探借庞太监到场，把常四爷和一道喝茶的旗人松二爷抓走了，理由是“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这个情节勾画出黑暗世道下边特务密布、善良人稍有不慎就要遭殃。第六段,太监买妻——老迈昏聩、心理变态的庞太监来相看刘麻子替他买下的农家女，他又老又丑，当场把农家女康顺子吓昏过去，这时候，耳边突然响起正在下棋的茶客一声断喝：“将！你完了！”这是这一幕的结尾，意思是，封建末世虽然还挺唬人，却早就枯朽到家了。第1幕大致就是由这么6个环环相扣的情节组成，中间穿插了王掌柜对眼前这些事儿的微妙态度，穿插了唐铁嘴、黄胖子等社会渣滓的丑恶表现。整幕戏，内容充实，故事此消彼长，生活气息非常浓重，每一步剧情都见出深刻的历史内涵，戏虽然简短却含意无限，整个清末社会的矛盾、黑暗、荒唐、无奈，都被一股脑儿地体现出来。剧中所有乌烟瘴气、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全都依赖暗无天日的旧制度而存在，这是《茶馆》的观众一看就明白的事理。老舍写《茶馆》，尊重观众的头脑，他丢弃政治说教，专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说话，把想要表达的政治见解，轻而易举地就送到了观众心里。第2幕开头，茶馆老伙计李三，在清朝灭亡了十几年之后，还是不肯剪掉他的小辫子，他有自个儿的“说道儿”：“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冰凉！……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这就是社会最底层一无文化、二无政治觉悟的小人物嘴里道出来的“政治消息”，眼瞧着皇上是没了，可世道比前清还糟糕，当权的越是高喊“社会改良”，也就是平头百姓遭殃的时候又快到了，他以朴素的经验判断，没准儿哪一天就把个旧朝廷给改回来了呢，自己不如护着这点儿“先见之明”的好！这三两句不能再平常的平民闲聊，叫人越咂摸越有味儿，中间“侧面透露”的“政治消息”，不是既沉重、深刻，也很有说服力么？第1幕，被暗探宋恩子、吴祥子抓走的常四爷，在第2幕又跟这俩人撞上了，他发现这两个家伙居然又给军阀当了特务，有点儿意外，特务们可是大言不惭：“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逼问了一句：“要是洋人给饭吃呢？”特务们也不含糊：“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打起仗来呢？”这一番对话，也“侧面透露”了相当重要的“政治消息”：封建王朝倒是没了，封建势力却照旧主宰一切，洋人的枪炮照旧派着大用场——这不就等于是告诉观众，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一点儿都没变吗！话剧《茶馆》里类似如此这般从“侧面透露”政治信息的地方，比比皆是。老舍把政治学家写到教科书里的理论，化成社会下层小人物们脱口而出的街谈巷议，化成戏里头一个个信手拈来的细节，潜移默化地注入到观众的欣赏活动中间，收到的效果假如跟政治教科书相比，起码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与一般戏剧作品两样，《茶馆》不是要讲具体故事的戏，它要表现的，是由3个历史时代代表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形象。用老舍的话说，写这出戏的目的，就是要“葬送三个时代”。3幕戏里，扎扎实实地写进去了老舍对历史深刻的回眸和反思，这让与作家同时代的人，以及一代又一代比他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看看戏，心灵就会受到震撼。一部作品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它的思想价值就是不可低估的。《茶馆》刚上演的时候，有人认为它的故事性不强，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她儿子康大力参加革命，去发展剧情。老舍谢绝了这个建议，说：“这样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50年代，中国的作者和读者和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觉得，凡是写旧时代，惟一任务就应当是表现尖锐的阶级斗争，歌颂革命的胜利，不这样可不成。老舍委婉地解释，旧茶馆假使都成了革命堡垒，它的日子就延续不了几天了，又何谈让它来见证3个黑暗时代呢。至于为什么可以不以反映革命斗争作为艺术作品的主题，老舍在当时不愿意深谈，也不可能深谈。话剧《茶馆》因为创意上别出心裁，还没到“文革”开始，已经引来了一些指责。有人写文章，认为《茶馆》“怀旧”，宣扬了“今不如昔”，“没有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有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和远大的理想”，“归根结底还是跟作家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和创作方法密切联系着的。”到了“文革”期间，《茶馆》更成了老舍被诬陷成“反动作家”的“罪证”。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一一反驳对《茶馆》的指责。让人们不禁想起来的倒是，《茶馆》第3幕，王利发莫名其妙地问了句：“‘罢课’改了名儿，叫‘暴动’啦？”特务小宋恩子马上揪住这句话，劈头盖脸地，说王利发跟罢课的学生们“是一路货！”久经人生阵仗的茶馆老掌柜，没让他唬住，只是嘀嘀咕咕地对付他：“我？您太高抬我啦！”看来，靠指鹿为马来陷害人，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历来就不难遇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想想，许多和《茶馆》同时问世的所谓好作品，早已经灰飞烟灭。《茶馆》却像是一枝傲霜的腊梅，历尽考验，越开越茂盛。70年代末到现在，北京人艺多次重排《茶馆》，这出戏演出已有500场之多，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最受观众喜爱的许多记录；《茶馆》还代表中国的话剧艺术，去德、法、瑞士、日本以及香港、台湾演出，为不同人种、不同经历、不同价值观的观众所赞赏，被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二，用写文化来写社会《茶馆》要把旧中国的社会变迁演给观众看。可是，老舍对政治不大熟悉，这限制了他直接写社会政治变迁的能力。于是，作家避生就熟，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政治变迁的幽微。我们都清楚，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政治，都从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社会的政治性质总会或明或暗地作用于它的文化，而形形色色的文化世相，也常常能把暗含着的种种政治信息，传递给人们。所以，通过写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面貌，就成了艺术作品反映社会可行的途径。《茶馆》恰恰体现了老舍选择了这一创作途径所获取的艺术优势。《茶馆》要表现旧中国的黑暗，表现身处黑暗社会中的大众，为了求生存、求正义、求发展而无法逃避的痛苦挣扎和悲惨结局。老舍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主题，放到某一个具体故事里头，他决定用社会上“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个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谈〈茶馆〉》），来表达自己厌恶和唾弃整个旧时代的思想倾向。病态的社会，畸形的文化，怪异的人生……组成了《茶馆》里面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老舍的笔，就好像外科大夫手里的一根探针，每挑破腐朽社会的一块疮痂，都教人们看到一股污浊的脓血涌出来，社会从外到内的溃疡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用大变革来教它脱胎换骨，当然是最合理不过的了。《茶馆》的观众，不得不随时睁大了眼睛，来直视舞台上的荒诞世道：那位据说是“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庞太监，老态龙钟女声女气，却面对大庭广众不知羞耻地宣布自己就要完“婚”的消息；人贩子刘麻子，心狠手辣，又不怕人们看穿他倒卖一个农家女就赚190两昧心银子的劣迹，他大言不惭，宣传自个儿的逻辑：“我要是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两个逃兵，钱不够，又想满足生理需求，不得不凑钱托人贩子买个合用的老婆，组成不可想象的“三个人的交情”；战火连天，军阀割据，市民们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却会有人“感谢这个年月”，对专靠卖卜人为生的唐铁嘴说来，“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这一桩桩一件件带着反常滋味，也带有几分滑稽色彩的小情节，全都是荒唐年头生出来的稀奇景致，被剧作家陈列到一起，就证实了一个全没有社会公正的年代，必然要把正常社会无法理喻的咄咄怪事，层出不穷地变幻出来。这就像《红楼梦》所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样，《茶馆》里面这些教人“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让观众每一想起，都免不了要慨叹再三。《茶馆》表现了世风败坏，江河日下。作品采取让丑类人物在职业上大多父子间“世袭罔替”的身份安排，在3幕戏里，人口贩子刘麻子和小刘麻子，卖卜装神的唐铁嘴和小唐铁嘴，干侦探的宋恩子和小宋恩子、吴祥子和小吴祥子，地痞打手二德子和小二德子，都是父一辈、子一辈地连续着，透过这伙社会渣滓不但无耻而且又略微有所变化的言行，观众可以看出一些社会变化来。第1幕，刘麻子利用社会贫富差异，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到了第2幕，他神气不起来了，不是贫富分化的社会有了好转，倒是更糟糕的现实叫他倒了运，他发牢骚：“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做老式昧心生意的刘麻子，眼光、魄力，都撵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乱世枭雄们成了社会新贵，恶行远远超出了前清的权贵们，他们选姨太太的标准和一掷千金的气度，让刘麻子这路纤场老手只剩下干瞧着的份了，世风日下于此可见一斑矣。到了第3幕，轮到小刘麻子这个纤场新人露脸了，他总结父亲“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的教训，迎时代浊流而上，勾结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官僚，要创办把北平全城的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都组织起来的“包圆儿”公司，为美国兵和官僚们服务。小刘麻子的野心和狡诈，真可以叫他那死去的父亲小巫见大巫了，人贩子行当花样翻新、登峰造极，更证实什么样的岁月，自然就有什么样的世风。再看看唐铁嘴父子：前两幕，唐铁嘴招摇过市，虽说有兵荒马乱的年头帮衬着他卖卜行，他终归没能发迹，白喝了一辈子茶馆里的残茶，连王掌柜都敢挤对他；可是，到继承衣钵的小唐铁嘴这一辈，被封成了邪教“三皇道”的“天师”，小唐铁嘴说：“我跟小刘麻子……我们是应运而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如鱼得水！”在丑恶透顶的浊世，除去小刘麻子、小唐铁嘴这伙儿市井无赖、社会渣滓，肯定再也不会有什么正经人“如鱼得水”，一个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只要瞧瞧其中净是些何等样人“如鱼得水”便可以了然，这也是所谓“适者生存”吧。刘麻子爷儿俩和唐铁嘴爷儿俩，其实都是时代的一种“文化符号”，他们代表着最见不得人的哪种“文化”，只有在最见不得人的社会里才能吃得开。一方面，丑陋的东西四处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里头有价值的东西，在那样的年头当中却活不出来，甚至要走向毁灭。第3幕，评书名角儿邹福远、京剧演员卫福喜和饭庄名厨明师傅，各自述说自己如同性命般珍惜的艺术和技艺，都是朝不饱夕，岌岌可危。明师傅是一个人能“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到头来，为生计所迫，变卖了所有的厨具家什，给监狱里犯人蒸窝窝头去了，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的人多呀！”邹福远道出了这些艺人和手艺人的极度苦闷：“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人的精神危机是时代文化危机的一部分。《茶馆》对旧社会民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是借助剧中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贯穿全剧。他父亲死得早，二十多岁就独立应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按着老辈儿留下来的老办法，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他每天满脸堆笑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多方面的敲诈滋扰，他心地不坏，却因为地位比赤贫阶层高出一截，对世间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他是个本分买卖人，希望社会安定，自个儿的生意也顺心点儿，可社会总跟他拧着劲儿来，他不敢跟社会较劲，只能俯首当“顺民”，常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世间兵荒马乱，城区别的大茶馆都破产歇业了，他还苦撑着，时不时第想出些个小招数，抵挡街头商业全走背字儿的潮流，晚年，眼瞅着茶馆撑不下去了，他不嫌丢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会的魔掌越来越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国民党党棍创办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来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新式妓院，在当局怂恿下要霸占他的铺面……王利发一筹莫展，走到了人生尽头，这才明白，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的这点儿心理危机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是当时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态。身份地位稍稍高于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发，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后结局这样凄凉，生活在那个世道下面的贫苦市民，就更没指望了。王利发走到人生最后一站喊出来的几句话，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的困惑和愤懑。秦仲义是个民族资本家。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惨：“……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常四爷，在《茶馆》这出戏里，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个形象，这跟他特定的身份、经历——由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有相当的关系。满族出身的作家老舍，毕生写了许多带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头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写了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作者写常四爷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写出旗人下层的确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是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常四爷的身上体现了直到晚清时节八旗将士的多数人仍在坚守的爱国情操，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很瞧不上“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看到鼻烟壶也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尤其是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状，他能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当局的侦探以他说这话为理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还是没用，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出狱就赶上了义和团运动，为护卫国权，他跟洋人刀枪相对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也并不意外，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忠、倔强的脾气，不向恶人低头，不向命运让步，在民国初期到处排斥满人的时候，就像松二爷说的：“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又要咱们旗人呢！”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子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那么，像常四爷这么一条硬汉子，是不是能有好一点的命运呢，不是，他也照样逃不掉人生悲剧。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预感到，这么下去，“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他“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秦仲义，是殊途同归。《茶馆》作品刚发表，就有剧评家批评过：“这个戏……对旧时代的某些旧人却有过多的低回凭吊之情。”这部作品融入了老舍相当程度的“低回凭吊之情”，应当说是事实，问题是，这种情感是否就是多余的或者不健康的呢？剧作家“凭吊”了不为丑恶时代所容的优秀文化，“凭吊”了苦苦挣扎而终于落败的善良人物，我们只要尊重历史，是不难体会老舍对这些凭吊对象的价值认定的。优秀的民族传统被恶劣文化环境无情地剿杀，当然是需要凭吊和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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