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论文

最简单的回答：1）早；几千年的起源，2）大；指的是幅员辽阔，成员众多3）封闭；因为地理和心理关系，同世界其他文化中心长期缺乏交融（因此神秘），自成一体的演化4）自以为是；上面三个原因，使得中国人长期把中国的领土称作天下，而忽略世界的其他地方。更热衷内部斗争而不是对外开拓，好守前人古智而非发展新思想。

甲骨文被发现始末字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成熟的文字——甲骨文。但是，它直到公元1899年才被确认。 甲骨文的发现，震惊中外，并由此而引起对商都殷墟的发掘，中国近代考古学从此诞生。 “一片甲骨惊世界” 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的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可是它的发现过程，却是十分偶然而又富于戏剧色彩的。 清末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划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肯定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曾有人对王懿荣从中药中发现带字龙骨之说提出质疑，认为王懿荣在他的有关著述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并认为王懿荣吃的龙骨在药店已加工成细粒，看不出刻痕文字来的。而且当时菜市口一带并没有达仁堂药店。对此，后来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周绍良说，当时龙骨在中药店都是成块、成片出售的，直到三十年代他到中药店买龙骨还是这样。至于达仁堂药店当时确实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鹤年堂中药店，当时的人很迷信西鹤年堂，买中药都要去西鹤年堂药店，这也有可能是当时传误造成的结果。 至于著书立说方面，首先对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 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刘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县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 在甲骨文还未确认以前，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农民在耕作时就不断在农田里挖刨出古代甲骨。据说把甲骨当做药材到中药铺去卖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叫李成的剃头匠。一次他害上一身脓疮，没钱去求医购药，就把这些甲骨碾成粉敷到脓疮上，想不到流出的脓水被骨粉给吸干了，而且发现骨粉还有止血的功效。从此他就把它们收集起来，说成是龙骨，卖到了中药铺。 经过许多学者专家考证研究，所谓龙骨其实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人们在占卜之前，先把龟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向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于是，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传于后世。甲骨文发现的故事，后来被人们称为“一片甲骨惊世界”的奇迹，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写下了带有传奇性的篇章。 殷墟遗址的发现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发现甲骨文的重大意义 商代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关键一点，据说不是单源，是多源汇合而成

探源工程（2001－2008年）主要工作内容 1、建立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黄河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年代框架，建立 1－2项测年技术规范。2、阐释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的环境变迁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相互关系。3、研究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的经济、技术发展在中国文明产生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4、梳理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文明进程中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的多元化特征。5、初步归纳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化进程。探源工程下一阶段工作（2009－2015） 1、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拓展研究时空，加强多学科整合，更加充分地揭示早期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对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过程、原因及机制和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科学论证，提出较为系统的认识，并进行理论归纳。在此基础上，扩展视野，探讨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互动，进而通过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总结早期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丰富人类文明起源理论。重点揭示长江、黄河、辽河流域的文明形成及早期发展的背景、环境、特征和历史脉络，形成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学术成果，加强文明探源的理论创新与总结。2、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与支撑研究：实施多学科综合研究，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加大探源工程相关实验技术、方法的应用研究，在重要遗址的科学数据提取上，重点加强遥感技术、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数字记录技术、GIS和VR技术在探源工程中的应用研究，建立相关技术方法及规范标准；推进实验室考古技术方法的标准规范建设，深化同位素技术、物化分析、成分分析等技术在探源工程中的应用深度，建立相应的技术分析体系，提高文物资料的信息提取能力；继续开展流动实验室在田野考古现场的技术体系建设，提高文物出土现场的分析监测技术水平，逐步建立出土文物的应急保护技术及标准规范；引入实验考古学研究方法，模拟古代城址、建筑、墓葬等遗址遗迹，初步建立可控试验场，为各种探测技术在考古中应用提供实验基础平台。3、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加强文物修复、保护、展示等技术的研究。在中华文明早期大量出土的陶质彩绘、木器、骨角质文物保护上形成一批新技术；在博物馆馆藏文物保存环境控制、环境控制材料开发及性能评估、环境监测上形成一批新材料、新技术、新装置；在中华文明探源中各类土遗址保护上，开展考古发掘现场土遗址锚固材料与工艺、裂隙灌浆材料与工艺、砌补支顶材料与工艺等室内筛选实验研究，解决潮湿环境和非饱和土遗址长期存在的保护难题；在展陈上，运用数字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开发一批新技术、新装置，丰富我国文物的展陈手段，增进公众对探源工程的认知度。 不仅可以去了解我们的文明起源，认识我们民族文明发展的自身特点，也会提高我们的民族素质，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更重要的还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陈连开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又因其文明自起源发展至今，传统从未被割断而备受世人推崇与关注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历来有种种猜想与说法最近几十年，其中尤其是最近30余年，中国古人类学和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因而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可谓近20年中国人文科学独领风骚的一个领域在师辈启迪和社会需要推动下，我自20世纪80年代初，从东北史地之学和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过渡到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研究，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成为我用力较多的一个方面1984年，阴法鲁教授约我为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撰写第一章：中华文化起源和中华民族形成1987年我开始就中华民族的含义与中华民族起源初探和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发表文章这些文章是受苏秉琦教授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启发，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对中国旧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梳理的初步成果，对中华民族的结构也提出了多元集合体的观点不久，费孝通教授召我，说已读过我关于中华民族含义及中华民族起源的文章，指出中华民族是多元集合体的提法有些模糊，应是多元一体1989年费老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著名论文自此，我便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核心理论，先后协助费老出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其修订本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并出版了个人专集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在我关于中华民族研究一系列论文陆续发表以来，学术界师友给了我多方面支持，尤其是费老苏老，都是我在大学时期的老师，他们一再勉励我坚持研究，并指出综合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材料与研究成果一炉共冶，从而得出自己的体会，这种研究方法也很对头这些支持和勉励，使我在自己学业根底不深且研究条件有种种缺陷的情况下，坚持了20年，取得了一些成果，并以中华民族形成史为专业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同学们希望我逐步将自己的研究归纳一下，那我就先从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说起吧总括20年来，关于中华文明以及其早期发展已发了一系列文章，其要点包括：一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二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特点三中国的农业从起源时期起南北不同，最近10余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南北农业起源均可追溯至距今万年左右，与世界农业起源最早的各地区大体同步四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萌芽，可追溯至距今5000余年以前，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这一个千年纪，考古学界称为古文化古国，我称之为王朝前古国这个历史时期，在考古学上大体相当龙山文化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在社会发展方面，是从无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在文化发展方面，是从无文字向有文字文明过渡；在国家和民族发展方面，是从部落联盟向国家和民族形成过渡；在中国文献记载方面，是从黄帝至尧舜的五帝向夏商周过渡因而，我所说的王朝前古国时期，是王朝前夜文明初曙国家雏型从萌芽至发展的漫长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时代五中华文化的发展在不同区域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导致了不同区域间的互补关系，是中华文化产生汇聚和向一体发展的动力因素六中华文化的发展延绵不绝，连续而未有中断，与其他任何古老的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但，中华文化又是兼容并蓄的，是一种和合的文化，故其内聚和外兼是对立统一体正因为中华文化的这些特性造就中华文化的丰富与长久生命力，也是中华民族结构形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因应该说，这些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早期发展特点的认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成就，它凝聚了多个学科数辈学者的共同心血除了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外，还有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成就大致说来，对我影响较大的前辈学者除上面已提的老师，还有顾颉刚傅斯年蒙文通和徐旭生等先生若说我自己还有些成绩的话，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在进步，而我们站在前辈学者的肩上，故比前辈看得稍微远一些；二是新中国的考古学成就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我们有幸看到这么丰富的地下资料，眼界和认识自然会提高一些另外，多年来，曾从事历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的经历对我的帮助也甚大历史地理的背景，使我在历史的研究中时刻关注与空间的关系，考虑空间问题时又会照顾到历史的时序；而民族史的背景，使我更关注纵横时空网络中族群关系的变化，由历史事件真实性的探求深入到探讨中国性(Chinese-ness)诸问题我始终相信，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后人必定要超过前人，所以我的这些认识也会随时代的更替而被不断补充和发展，我自己也随时准备更新认识，向更高的目标前进一关于中国人及其文化的来源，长期存在外来说和本土说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辩1以往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和流行学说的局限，科学发现也不充分，因而很难得有说服力的认识如关于中华文明的种种西方起源说，就带有明显的虚构编撰和假想成分而且，从18世纪法国人约瑟夫•德•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纪)开始，止于20世纪初叶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来说的立论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之上(包括古埃及文明中心说和西亚古文明中心说等)2考古学发展起来以后，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种种偏见和浅见当前，中国境内古人类学的材料已相当丰富和系统，旧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万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是遍地开花这些系统而又丰富的发现，文化性质明确，内涵清楚，相互关系也易于得到证明，用来与中国文献记述的远古神话传说互相印证，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和多元特点，以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由多元向一体发展的特点人类起源于何方？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个中心？古人类学界尚在不断探讨之中中国古人类学研究有近80年的历史，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坎坷中取得了喜人的进展；人类起源各阶段的人骨遗骸化石材料，在中华大地上均有所发现，且分布广泛；人类起源序列各主要环节，在中国古人类学的发现中没有缺环从体质特征方面观察，早期智人阶段已经出现了向蒙古人种(黄种人)方向演化的萌芽；到晚期智人阶段，以柳江人(广西柳江市发现)和山顶洞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发现)为代表，蒙古人种已出现南北异型的分化现象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早期遗存有不同于他处的特点，北京人遗址文化堆积之厚内涵之丰富早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瞩目可以说，世界上普遍承认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存在，得益于北京人遗址的丰富文化内涵和鲜明特点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的遗存，其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主要表现在石器的制作和加工上，大型球状石核以外，其它石器普遍较小，一般重约510克，最小仅有1克左右，但数量众多，已发现有2000多件！据其形制可分为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锥型器等，反映了当时人们过着狩猎的生活从这些旧石器的精细程度推测，在此以前其文化当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人们必然具有足以保证技术传授模仿改进和继承的语言交流长江流域也发现了一系列腊马古猿材料将这些材料综合起来考虑，有理由推断：人类起源当在四五百万年以前，中国处于人类起源地区的范围之内3早期智人及与之相应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分布范围已明显扩大，尤其以黄河中游及其支流渭河汾水流域，所发现的地点为多晚期智人已几乎遍及整个中华大地，其相对应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和地点在现今行政区划的各省均有分布，仍以黄土高原较为密集从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分析，中国南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既具有不同的风格和传统，又具有共同的特点至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部出现了不同区域类型的发展倾向综上所述，人类起源的问题还会进一步争论下去，但人类起源仅非洲一个中心之说，过去就已受到一系列新发现的质疑；最近在中国山西曲垣发现的世纪曙猿化石，则已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推翻，夏娃理论不能成立因资料的限制，基因证据的研究也远未解决人类起源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中心的问题当然，讨论人类的起源不能局限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狭小范围之内，应该站在全球和全人类的视角来讨论和分析问题，实际上，中国人的起源问题正是人类起源问题的一部分另外，假若人种的划分是可行的，中国人的起源问题还涉及到蒙古人种的起源问题虽然，目前尚难确断中国是否是人类起源的中心地区，但已知的材料已经证明中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谁也无法否认，中华大地上的这些人类化石，从直立人一直到现代人，其体质形态的进化表现有明确的连续性将化石材料与现代中国人体质形态的基本特点相比较，也能发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正如吴汝康教授所总结的那样，中国人具有四大突出特征：(1)铲形门齿，中国人为98%，白色和黑色人种相加也仅为5%；(2)印加骨，出现的比率也相当高；(3)面部扁平；(4)下凳圆枕4因此，中华民族，包括其主体华夏/汉民族，从总体上来说，其远古祖先应来自那些起源于中华大地，并留居于本土继续创造历史的人们因此，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5二对中华大地上万年以来的考古文化，许多学者都有极其精彩的归纳和总结6从这些归纳和总结中，可明显看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由多元起源而向一体汇聚的特点传统史观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疆各地，于是有了边裔民族司马迁综合春秋战国诸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史观影响甚大，直至近现代也还有一些学者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过去史家总是用礼失求诸野的观点来推测区域间文化发展变化的关系，把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当作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这就是本土起源说中的一元说一元说的论点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所推倒，中华文明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现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

黄河是迄今世界上唯一一条没有断过的传承，长江文明在三黄五帝时期有断层，上古前文明时期，只有简单的文字－符号文字(如仰韶文化里的陶文)，中古时期唐,虞，夏三代（三皇五帝），到后古的商,周，春秋战国，从文字来看，符号文字－甲骨文－六国文字－秦篆－今隶－繁体字－简化汉字，作为金文，从进入青铜文明就产生了，其比甲骨文更接近古文字，贯穿了整个古代社会，古隶伴随秦篆而产生，是篆的草书，今隶为汉隶，还有一类是徽号文字，这种文字大多是夏商周时期的氏族或家族的象征符号，其实文明的传承离不开文字，其他的古文字基本都消失了，如稧型文字，埃及的圣书体（象形文字），梵文等都断了传承

中华文明的历史从哪里开始？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存在吗？汉字是如何孕育诞生的……一个个文明之谜，困惑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诱惑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者。今天，在新世纪的曙光里，以即将起飞的东方巨龙姿态在世界民族之林不断挺直腰杆的新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悄悄酝酿着一个极其大胆而又激动人心的国家级研究项目，这就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正在积极筹备、争取早日启动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历史的遗憾也是历史的机遇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文明之一，又是唯一未曾中断过的古老文明。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其早期，是在没有外来文明强烈影响的环境中，在自身的基础上独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学者们都同意，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的基本模式与发展历程，中华文明的特点与长盛不衰发展的原因都是迫切需要阐释的重大学术课题，也是世界古代文明史的重大研究课题。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前仆后继，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已经整理出一个较为清晰而符合规律的发展序列。但专家们相信，其中也不乏断缘和环缺之处，文明的形成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段空白。然而，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地理与自然环境、民族与语言、古代科学技术与工艺成就等各个方面。这一千古难题需要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其他诸人文科学研究者的参与，更需要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天文学、数学与电子计算机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者的协同合作。因此在历史上，这一课题得以破解的时机从来没有真正成熟过。我国著名史前考古学专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石兴邦指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但到现在连文明形成的源头和基本模式都提不出一个科学的历史解释，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历史的遗憾也是历史的机遇。记者日前从中国社科院获悉，继“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后，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又一个国家级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已经在最近通过论证，并有望于近期“尽快启动”。“探源工程”将成为“里程碑”中国社科院为启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而新近成立的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在谈及这一研究项目时说，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国人每每引以为自豪。然而我们的古代文明究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域，在怎样的环境中，通过怎样的历程而兴起的？我们的文明是如何体现普遍的历史规律又创造出自己的特点，从而影响传流于中国的整个历史的？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重大的科学意义，也有很大的社会效益。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文明探源工程的总协调人王巍说，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探讨其背景、契机及其演进规律，不仅对于复原中国古代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研究世界文明的产生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从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到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王权和国家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工艺技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都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因此，开展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对于深化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历程的认识是十分有用的。这位学者强调，在国外学术界，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对中国夏代及其以前的历史传说的真实性抱着极大的怀疑态度，否认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认为中国的历史只能从商代开始计算。而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复原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发展的历史，对展现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纠正对我国古代文明存在的各种偏见是很有意义的。另外，他表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一般是把黄帝、炎帝作为中华文明开化的肇始，国内外华人也都将黄帝和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但文献中对于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载非常简略，目前，尚难以将其视为信史。因此从考古学上探索黄帝、炎帝时期至夏商周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揭开千古之谜已到时机权威专家们认为，目前，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研究已经具备了条件。对文明探源来说，现在是“应该解决，必须解决而且也是能够解决的绝好时机”。李学勤指出，作为我国“九五”期间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五年时间，多单位、多学科两百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已顺利通过科技部组织的验收，并公布了阶段性成果。这为新世纪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开拓了一条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途径，提供了宝贵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巍指出，中国考古学诞生至今已经七十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夏商周时代的都城、居住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的发现及大规模发掘，使我们对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及其文明发展脉络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东北及西北地区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大量遗迹和遗物，使我们对夏王朝成立之前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状况也都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这些都为我们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过程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石兴邦等学者认为，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和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正是中国文明和国家形成和诞生阶段。在全国几个重要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化孕育中，已经发现了不少文明的因素和苗头，所以现在着手解决正是时机，并且是一个“很要紧的时期”。社会科学将迎来“中国世纪”根据研究项目总协调人、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巍的设想，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并非仅仅追溯古代文明要素的起源过程，而是将研究重点放在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契机、途径、过程及其特点上。具体地说有以下一些主要研究课题：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考证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域，考察该区域、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社会发展状况，研究该文化与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汉字的起源、发展与古代文明的关系。系统搜索商之前各地区的文字及各种陶文的符号资料，研究它们同商代甲骨文的关系。探讨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文字所发挥的作用。环境变迁与文明的演进。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人地关系，探讨此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们生活方式及文明演进的关系。华夏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研究。对各地发现仰韶和龙山时代及夏商周时期的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和遗传基因的研究，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人的体质特征及人类基因相比较，以探求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王巍指出，需要说明的是，该课题是开创性的研究。其具体方法是，提取传说中炎黄集团活动的主要区域内公元前3000至2000年古人类的遗传基因，将其与夏族、商族和周族以及相邻地区其他集团的遗传基因相比较，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的中国各地的人类基因作对比，再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相结合，以探索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与其形成机制，进而探索各地区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特点、模式及其形成原因，从而达到探求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目的。其他具体课题还包括：农业、畜牧业起源、发展与文明起源的关系；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城市的起源、发展与文明的演进；战争与文明起源、王权形成的关系；宗教信仰的起源、发展及其与文明起源的关系；各地的文化交流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关系；中原三代王朝及其文化与周边方国及其文化的关系等。专家指出，这一庞大学术工程的其他相关研究课题还包括：炎黄至尧舜禹时期古史传说整理、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结构与家族组织的发展变化研究，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历史作用的研究等等近20个大的研究课题。如此庞大的研究课题，需要全国乃至世界各国学者的积极参与，齐心协力，他们表示期待加强与国内外的联系与合作，共同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尽管现在还无法确切知道完成这一庞大的研究项目需要多长时间，也许5年，也许10年或更长，但目前我们能知道的是国家最高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已经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先期聘请了240多位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从而我们有理由充满信心地期待这一工程的顺利启动和圆满结束，期待令人激动的结论和一批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有人形容中华大地上的文明遗迹犹如“漫天星斗”，声称21世纪的社会科学将迎来“中国世纪”。如果"文明探源工程"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果，那么，新世纪最灿烂的星光将真的属于中国科学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