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学是语言学的分支之一,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字的性质、造字法、起源、发展、形体与音义的关系、正字法、文字的创制与改革、个别文字的演变等。
文字学知识有助于改进和改革文字,为无文字的语言创制文字;对古文字的了解有助于历史科学的研究。
我国的汉字历史悠久,结构复杂,因此作为研究一切历史文化的先行学科的文字学在中国特别发达。在我国,广义的文字学,全面研究字的音、形、义,在古代被称为:小学。即除文字外,还包括音韵、训诂的研究。古文字学研究古代的文字,是语言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的边缘学科。
清代学者除了研究《说文》篆书以外,也还注意到隶书和草书。如顾霭吉有《隶辨》,翟云升有《隶篇》,石蕴玉有《草字汇》,都是属于字典的性质。可是自乾隆、嘉庆时期起,金石学特盛。清朝官修的《西清古鉴》和《宁寿鉴古》著录的是宫内所藏的钟鼎彝器,而在民间又不断有古器物出土,收藏家不仅摹为图录,而且研究器物上的铭文,古文字学也就有了很大的发展。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金文、石鼓文、古玺和古陶文字。光绪间,吴大澄著《字说》,提出一些文字的新的解释,他又作《说文古籀补》,搜集了各种古文字材料以增补《说文》,为用古文字与《说文》籀篆相对照进行研究提供了方便。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100年之间,集录铜器铭文的,在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之后,有吴式芬 (1796~1856)的《捃古录金文》,吴荣光(1773~1843)的《筠清馆金文》,方濬益(?~1899)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著为图录的,有吴大澄的《恒轩吉金录》,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编》。品类繁多,盛极一时。关于文字的研究,如刘心源的《古文审》,孙诒让的《古籀拾遗》、《籀庼述林》、《古籀馀论》等书对研究金文都有所发明,而孙诒让倡偏旁分析法尤为重要。
到了近代,古器物收藏家更注意摹拓传印。罗振玉对影印铜器铭文不遗余力,有《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搜罗甚富,为研究铜器铭文提供极大的便利。王国维又作有《金文著录表》,把前人书中已著录的钟鼎彝器都注明见于何书。学者也就可以按图索骥,检视原书了。
引起古文字学家有更大兴趣的是商代甲骨卜辞的发现。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以后,古文字学转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王懿荣、刘鹗首先搜罗甲骨。刘鹗又印出《铁云藏龟》一书,学者大为惊喜。孙诒让开始认识甲骨文,写出《契文举例》,后又作《名原》,对汉字的发展有了更多的理解。
后来甲骨文出土的数量越来越多。罗振玉把他历年收藏的汇编为《殷虚书契》前后编印出,并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和《殷虚书契考释》,王国维作《戬寿堂殷虚文字考释》,又根据卜辞考证商代的先公先王,成就独多。在罗、王之后,已故的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有董作宾、容庚、郭沫若、唐兰、于省吾、陈梦家、孙海波等人。这些人里,容庚有《金文编》,孙海波有《甲骨文编》,都按《说文》部次编排,等于是金文字典,甲骨文字典。董作宾曾从事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最先提出卜辞要作断代的研究,并作有《殷历谱》。陈梦家有《殷虚卜辞综述》一书,对甲骨卜辞作了全面的说明。郭沫若、唐兰、于省吾三家著述极多,他们在考释甲骨文、金文两方面都各有发明,成绩超卓。在文字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建树较多的是唐兰。唐兰论文字的构成破除六书说,而倡三书说,即象形、象意、形声,以三书范围一切文字,这是一种新的见解。
现在古文字的研究正在蒸蒸日上,甲骨文、金文都有集录在一起的书,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近年来,出土文物日多,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陶器、货币以及秦汉的竹简、木简,汉代的帛书都是研究的材料,古文字学定将有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