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商贩治理的研究进展论文

我觉得地摊经济的话，只要能够很有效的管理还是可以促进就业的。但是就是人走了之后要保证卫生啊。

要治理街边摊贩占道经营：整治重点是机动车辆乱停乱放、商贩在道路两旁摆摊设点、占道经营、随意停车、逆向行车、占道洗车等严重影响道路交通秩序的交通违法行为。安全普法教育整治行动中，大队民警与城管部门一道，一方面对乱停放的车辆驾驶员，占道经营、摆摊设点的商贩进行说服教育，希望他们文明经商，协助民警维护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另一方面向他们指出其行为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的危害，向他们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处理方案同时用车载喊话器通知有驾驶员在场的车辆立即开走，停放至指定地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交通堵塞；对驾驶员不在现场的，开具《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并进行贴单、照相取证。然后用移动警务通查找无人车辆驾驶员，通知其将车辆尽快开走，逾期未走者，通知大队拖车将其拖离。“我们今天整治，他们明天又来。有些摊贩来得早，凌晨一两点就开始摆摊。鸳鸯街道周边有农贸市场，但面积比较小，无法容纳大量摊贩。摊贩有本地的，也有很多外地的。并且，随着很多集市的取缔，鸳鸯街道就聚集了更多摊贩。据我们保守统计，来这一带赶集的摊贩、人流，有时能达到两万人次。有两公里左右的路段，都密集的摆着摊位。”该负责人表示，赶集带来的种种 “顽疾”，屡次医治，却难以根治。是否取缔有争议 规范整治是共识“赶场确实应该取缔，在我印象中，每次走到这里，都是乌泱泱一片。这些摊贩来得早，很多居民在凌晨就被吵醒。至于占道经营、交通拥堵就不说了，有些摊位都快摆到马路中间去了。很多上班族，一到赶场日就头大，感觉车子怎么开都开不出去。而且这附近有学校，学生也多，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家住附近的居民刘女士表示，赶场使周边居民生活质量大大降低，应该被取缔。

当前治理街头小摊贩摆摊经营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片面追求城市形象。一味强调城市化进程，过度突出城市文明、卫生、整洁等外在形象，渲染流动摊点阻塞交通，影响居民生活，影响市容市貌等问题。以上海、深圳为例，以创建国际大都市为由，禁止大量乱摆乱卖、占道经营等现象。认为这些都与创建文明城市不相符，与构建良好形象相抵触。鼓励政府应该建立长效打击机制，加强监管惩罚力度。而国外城市巴黎、纽约，也存在大量流动小摊贩，并未破坏城市形象，反而成为一道风景。二是合法经营门槛设置太高。每个小摊贩都想合法经营，稳定经营。也有地方政府统一规划，选取固定经营场所，将小摊贩引入市场，规范经营活动。现实却是经营场所位置较偏，摊位费定位太高，营业执照获取难度很大，光顾者寥寥无几，对小摊贩没有吸引力，最后以失败告终。于是，只能冒险，转为无照经营，流动经营。对比新加坡的做法：政府负责兴建改造小贩中心，提供距离居民区较近的经营场所；只要有意做小贩，都可以领取执照，进入门槛很低；政府不为难小贩，小贩守规矩经营，透过小贩理事会，双方进行沟通。三是忽视两类弱势群体。一类是随着城镇化进程，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农民，其中一部分就在街头摆摊。这种方式是他们衣食保障，求生手段。另一类是城市无业人员或者下岗人员，也只能依靠流动摊点养家糊口。他们代表了社会的弱势群体。面对这样的经营主体，一些地方政府管理手段较为单一。太原市城管委曾表示：面对太原火车站周边摆摊较多现象，将治理小摊贩问题纳入区政府、街道办等相关负责单位的考核范围，用高压手段推动工作展开。这样，挤压弱势群体生存空间，容易激化矛盾，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

一是流动商贩摊位零乱，噪音严重超标，油烟飞扬、污水横流、果皮和垃圾等，加上各种不符合城市文明的举止，严重毁坏城市市容秩序；二是流动摊贩多在热闹路段、工厂门口、学校门口、小区门口、景点门口等人群多的地方占道经营，且多为车流、人流高峰期，严重影响道路交通秩序；三是流动商贩不少存在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等不诚信行为，加上不缴税款，自由定价，侵害了消费者以及合法经营单位的利益，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四是部分流动商贩在居民区内从事经营活动时伺机偷盗，给城市治安管理带来难题，毁坏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在非机动车道上，很多汽车肆意停车，严重影响附近居民进出，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给居民生活带来很大的苦恼，也给广大市民的出行带来了麻烦。小摊占道就喊打喊杀，汽车占道就不是占道了？小摊占道是经营，汽车占道就不是经营了？汽车停在非机动车道，车主干嘛去了？是间接的开会，去公司或者谈业务去了。是间接的，隐形的。小摊占道经营是为了艰难的生存，养活一家的温饱而已。希望大家睁开眼，汽车也占道，也占道经营。汽车占道的隐患和范围、影响程度比小摊占道经营大了去了。摊贩占道居民苦不堪言？应该是车主无法占道，通行困难，车主才苦不堪言吧。和居民有什么关系？看看危害最大的，影响更重的汽车占道经营吧。别总是盯着小贩，人家能挣几个钱？汽车占道才是普遍的。

周礼•地官•司市》中有“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的记载。足见早在西周时期，引车卖浆，贩夫走卒，即已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可能最初只是把家中剩余作物拿到人多处换 钱，再买回盐、油等自己不能生产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其中部分无其他特别谋生技能的人便渐渐把这种在市场上流动出售物品的活动变成了自己长期的生存方式，即流动摊贩这种“职业”的最初雏形。 可见，如果只是偶尔拿东西到市场上换钱，应该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贩夫贩妇”，只有拿这种贩卖生活当做一种长期的营生，才是真正的“贩夫贩妇”，亦即今日的流动摊贩。 在我国古代，商贩们通常不需要缴纳什么费用，都是人们自由自愿的在市场上公平地进行交易，市场也只是白天人群聚集地逐渐形成的街市。有些地方恶霸仗势欺人，强收“保护费”，都是不合法的。朝廷通常不向老百姓征收“市场管理费”，因为老百姓已负担很重的赋税徭役。只要不影响市场的正常秩序，不买卖朝廷规定的违禁物品，不违反朝廷律法，人们就可以自由的在市场上交易，不用缴纳任何费用。而且，通常市场越兴旺繁盛，一般就代表这个朝代越繁荣富强。 我国古代的“贩夫贩妇”一直维持这种自然的生存状态，朝廷任其发展，不加阻隔，千百年来，兴盛繁荣。 二、中国近现代的小商小贩（1840年-1949年） “贩夫贩妇”自然繁荣的发展状态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也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开端。这段时期，是流动摊贩发展历史的转折期，从古代跨入了近现代，流动摊贩虽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但其原本自然繁荣的生存状态开始被混乱进而是混战的局面完全打破。 中国近现代史是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清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小商小贩们糊口都成问题，生存没有保障，亦没有任何力量来维护其利益，更谈不上繁荣发展和管理秩序。 但是，在这样的艰难时期，小商小贩们依然于夹缝求存。尽管争端、战乱不断，他们依然穿梭于市井之中，乡村也有货郎挑担叫卖，乡民亦赶集市。没有什么能让人们生活的脚步停下。人们的早点离不开摊贩，当季的新鲜水果也靠他们贩卖，人们的生活因此而变得方便，商贩在人们的生活中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不可取代的作用。 很多如今的百年老字号、大企业的创始人，甚至都是当年靠从小商小贩开始，白手起家，创建事业的。早年他们肩挑手提，沿街摆摊设铺经营起家，后发展成大酒楼，大饭店，大商铺。以成都现在的名小吃店为例，成都小吃往往由小商贩的姓氏和设店开业的街道为名，招牌丰富多彩，且扣着行业特点和店址风光，像陈麻婆豆腐就是由国家命名的一家《中华老字号》老牌名店，其创业于清朝同治初（1862年）。还有成都著名的小吃担担面，毛血旺，夫妻肺片等，无一不是成都以小摊小贩起家的最有名的小吃名店。 这一时期尽管混乱，处于转折期的商贩们依然存在，并积极努力地寻求生存的空间。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商贩日渐绝迹（1949年-1978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翻身当家做主。可是，小商小贩们在迎来了新中国解放这一时期后，却开始日渐绝迹了。 经历了几千年发展的商贩，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却日渐绝迹了呢？ 旧中国经济极端落后，经过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之后，又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大部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市场投机严重，人民生活十分困难。1949年，中国还遇到了严重的水灾，全国范围内受灾严重，需要救灾重建。另外，封建残余势力和特务机构人员到处背地里进行破坏活动，帝国主义也在外围虎视眈眈。 新中国的建设就是在这样重重困难阻隔下开始起步。中国参考苏联模式，选择走计划经济的道路。政府发动群众入股办联村供销合作社，集体商业日益壮大。1956年，经过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商业大多数被纳入了合作化轨道。就是通过各种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销、代购和经销的方式，政府把小商小贩纳入到了国家的统筹统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尽可能的杜绝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杜绝了人们投机倒把，谋取私利的机会。自此，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商贩在全国范围内就已基本绝迹，即便个别兜售，也是偷偷摸摸，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粮食缺少，物资匮乏，人们在国家的计划经济安排下艰苦生活，齐度难关，等待着自由开放的经济时代再度到来。 四、改革开放以来——流动摊贩的复苏期、繁荣期和矛盾期（1978年-2008）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实施改革开放开始，到2008年，改革开放整整经过了三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流动商贩的发展也随着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经了复苏、繁荣和社会矛盾期这三个时期。 1、1978年-1988年，流动商贩的复苏期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因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而进入快速或加速发展阶段。因改革开放（thereformandopeninguppolicy）的推行，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的个体私营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开始重新出现，并呈现日益繁荣的景象。这其中，也包括了之前几乎已经绝迹的小商小贩。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下，农村劳动力得到了迅速和充分的释放。随着新中国政权日趋稳定，中国经济开始了复苏和发展之路。曾经是经济浪潮中最活跃分子之一的商贩们，也开始迅速恢复元气，并陆续出现在城市、乡镇的大街小巷，为经济的发展增添了一片生机。给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呆板、规矩的生活注入了自由、新鲜的活力。同时，作为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有益补充，为城市人民的生活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流动商贩们就像从未消失过一样，重新出现，并如鱼得水的繁荣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2、1988年-1998年，流动商贩的繁荣期改革开放二十年，流动商贩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遍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涉及到各个行业，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鼎盛和繁荣时期。很多人都靠作商贩为生，不少人因此走上了发家致富之路，摊变铺，铺变店，店变楼，楼变企业，企业生连锁。流动摊贩售卖的物品多以价格便宜赢得市场，并且其售卖的物品很多是正规商场和市场无法买到的，从这方面来讲，流动摊贩方便了市民的购买，同时具有不可替代性。人们热火朝天的投入到这个队伍之中，不但自己获得了生存的条件，还为城市的繁荣，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作出了重大积极的贡献。 3、1998年-2008年，流动商贩的矛盾期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和人民总结了这三十年来中国所获得的巨大的成就。同时，也总结了目前存在的许多问题。有些问题日益严重，摆在眼前，迫切需要得到重视和解决。流动商贩的问题，就是众多问题中，最具代表性、最广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之一。 商贩们在给人民带来生活上的丰富和便捷同时，也给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种种问题和影响。城市化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具有客观规律的现象，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流动摊贩则成了其中影响城市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影响一，对于城市的建设方面，流动摊贩成了影响市容市貌的重要因素之一。摊贩车到处无序乱摆乱放，影响城市街区的美观，也破坏了城市干净整洁的美好形象。 影响二，流动摊贩带来了人们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严重的交通问题。有流动摊贩的地方，往往会引起人群聚集，一些本就狭窄的街道变得更加不便通行，本来宽敞的道路变得拥堵、狭窄，容易引起一些意外事故。 影响三，流动摊贩在城市里生存，同样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人们在购买了这些小摊小贩在街头贩卖的东西后，会将垃圾随手丢弃在路边，一次性废弃餐具充斥在街道的各个角落，很多甚至投入了花坛、观景水池之中。清洁工人工作负荷加重，环境污染更是日益严重。 影响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带来了城市人口管理上的不便。来城市里谋生的人们，租住在破旧简陋的棚户或筒子楼里，生活和卫生条件都很差，每天和城市的本地居民争夺各种资源，其子女的学习和教育问题也很难得到解决。流动人口到处流窜，其中甚至夹杂着不少不法分子，乘机捣乱，让政府很难规范和管理。 第五个带来的问题，也是流动摊贩自身带来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健康问题。因流动摊贩自身本来就缺乏规范和约束，所以，他们的商品和食品的质量和卫生安全问题也很难得到有效保障。给居民，尤其是给孩子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隐患。还有一些潜在的问题，这些都是城市里特有的问题。这些问题亦进一步的加剧了流动商贩和国家执法人员以及正规商业店铺之间的矛盾。 在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年，带来了经济异常的自由开放和繁荣，于此同时，流动摊贩与社会各个方面的矛盾亦日益尖锐和突出了。 五、流动摊贩的治理期和变革（2008年-2010年至今） 流动商贩问题，在进入新千年后，变得更加普遍和严重，政府不得不正视和协调解决。完全杜绝显然并不是最好最终的解决办法，只有仔细、全面地考察流动商贩的历史渊源、现状、存在价值和社会意义等各个方面，才能对流动商贩造成的种种问题提出合理而明确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治理。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做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既有管制，也要调和冲突，对流动摊贩的最好治理就是将其积极纳入到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之中，即合理管制，也为其服务，以引导和促进其更加健康和良好的发展。 2008年至今，在总结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后，中国又开始向前迈进了新的步伐。时代不同，老问题当面临着新情况，处理有其新视角和新方法。跟随时代的脚步一起发展和处理问题，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才不会落后，也不易犯错和失败。 在流动摊贩这个问题上，很多地方政府部门都开始了新的尝试，国家也拿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来规范和调节。 2009年7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摊贩，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登记事项不包括经营场所。”不管此次新增条例是否是表示要将将流动摊贩合法化，至少是已经将流动摊贩这个群体的命运提到了社会大众的面前，予以承认和积极面对，甚至是寻求妥善安置和管理变革之路。 六、结语 事实胜于雄辩，真实源于历史。只有在历史的长河中，追溯问题的根源，并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认识和改观，才能找到问题根本的解决之道。 流动摊贩，这种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一直广泛存在和发展并沿袭至今的活动，尽管曾被取缔、被杜绝过，但如今依然普遍存在。这一结果，足可以充分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及其合理性。弗雷德里克森在书中曾经写道，“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是要推动政治权力以及经济福利转向社会中那些缺乏政治、经济资源支持，处于劣势境地的人们”流动摊贩就是这样一种应该合理存在并予以扶持的弱势群体。中国现今社会是管理和服务并重的两型社会，所以，光管不为其存在服务，或者光任期自由散漫发展而不进行管理，都将让其置于一种无秩序的混乱境地。只有一手放，为其合理合法的存在服务；一手抓，让其存在置于约束和秩序之中，张弛有度，管理适中，才能给流动商贩这个行业一个美好而光明的未来。 而这个未来，正是政府部门眼前要思虑和探索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流动商贩将集体看到这个充满希望和前景的未来。

前半部分用了一些人物的引言，后面大多是政策的解读和未来的预估，请自行斟酌和删减。如何看待地摊经济?地摊经济是稳定就业、保住民生刘尚希：今年财政特点是围绕人来做文章。最近很火的地摊经济，就是促进就业，同时也是保证基本民生，稳定基本生活。地摊经济属于灵活就业，数字平台现在也有很多灵活就业机会，这些方面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做了特别的强调，要鼓励这些灵活就业，尽可能创造条件，为灵活就业和所谓的非正规就业提供一些方便。韩永文：李克强总理专门到山东对地摊经济进行了考察，韩正副总理在湖南也对这方面进行了考察。这对提振信心、稳定就业、保障民生是非常扎实、非常有用的。地摊经济今年基础设施投资有什么变化?重视新基建与传统基建协同发展，扩大有效投资韩永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孕育新机遇，带动产业升级潜力大。数字基建投资溢出效应较高，可以达到1：5的比例，所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经济发展从消费互联网拓展至产业互联网的重要抓手，带动产业升级的潜力无限。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很大的投资空间，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所以传统基建仍然是基础。传统基建和新型基础设施基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在增加新动能、调结构、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提升先进制造业水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在稳增长、补短板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两者融合才能显著提升我国基础设施的水平，才能助推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基建带动产业升级从长期来看，经济是需要靠消费来拉动，但是在特殊情况下，许多消费模式和消费方式还无法放开启动，因此投资拉动对稳定经济、保就业、保民生是非常重要的。投资增长速度上可能会比去年要慢，但总的规模不会小。投资实际上也是拉动消费，在传统的概念当中，在投入当中30%—40%是转化为消费基金的，因此在特殊情况下，投资不仅仅是投资拉动的问题，同时也是拉动消费、稳定经济、保证就业。如何理解将赤字率安排在“3.6%以上”?更多考虑的是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刘尚希：“3.6%以上”这个提法以前是没有的，今年提出了一个有弹性的说法，就是说赤字率有可能高于3.6%。为什么作出这样一个富有弹性的政策安排呢?这里可能更多考虑的是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的这种不确定性也是非常大的，这也就是今年的经济增长具体目标没有提出来的重要原因。经济增长的规模是赤字率的分母，因为不确定性很大，所以赤字率就有可能变化。如果说能达到预期的经济增长率，那么这个赤字率可能比较稳定。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在分母不变的情况下赤字率会上升。围绕人来做文章以财政风险对冲公共风险刘尚希：过去财政政策的特点是围绕“物”做文章，主要在“铁公基”方面力度比较大。今年改变了以往传统的做法，更多的是围绕“人”来做文章。首先突出就是要保就业，在中央提出的“六稳”，首先就是稳就业。这次提出“六保”首先也是保就业。财政政策的特点更多是体现在救助、救急，就是以财政风险去对冲经济社会领域的公共风险。从而为经济社会的恢复注入更大的确定性，降低、对冲不确定性。稳就业、保就业当前的财政政策既是一个经济政策，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政策。作为经济政策，就是要促进经济的循环，就是要落实好“六保”的任务，尤其是市场主体，产业链、供应链，作为一个社会政策就是要给社会托底，要保基本民生，要促进就业，要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不受疫情的影响，保证基层政府的运转。如何看待当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谁也离不开谁刘尚希：以财政风险去对冲公共风险，好比用药去治病。是药三分毒，吃药实际就是以毒攻毒，从这点来看，财政风险适当的提升，相当于一味药，用这味药去治公共风险这个更大的病，但是光靠一味药不行，还要靠货币政策这味药，这就是中医的思维，药要形成一种配伍、组合，这样才能使药效达到最大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财政、货币政策要配合，以及其他宏观政策也要配合。韩永文：有个现象需要引起重视，就在5月28日“两会”结束以后，央行三次进行了逆回购，向市场大概投放了3700亿的流动性。为什么这么做?有分析认为，货币政策出去了但传导机制还有不畅的问题，资金在银行体系内部流动还比较多，这还是一个需要下决心解决的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会得到很好的配合。刘尚希：在当前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实际上出现了货币政策固有的一个弱点，也就是当经济越不确定的时候，甚至经济处于下行的时候，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就越受到限制，因为这个时候银行贷款的风险会扩大。市场主体出于防风险本能，对于贷款会更加谨慎。我们在微观政策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贴息+贷款，政策性融资担保+贷款，政府性基金+贷款，微观上，这些政策组合分担了商业银行的一些风险，确保了贷款投入。今年前四个月，贷款增量达到八万多亿，也是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的配合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些贴息、融资担保，银行可能面临很大的风险，可能会退缩。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的配合分不开从这点来看，要使资金真正注入实体经济当中，货币政策必须要和财政政策配合。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也需要货币政策配合，总计8.51万亿政府债券的发行，会对市场产生挤出效应。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市场上可用的资金是一定的，政府通过发债把资金拿走了，市场可用的资金就少了，就会出现利率上升，企业融资的成本也会上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就要对这个挤出效应进行对冲，就是要增加基础货币，或者说通过降准、通过其他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增加流动性，这样才能避免在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挤出效应。无论从宏观来看还是从微观来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都必须彼此配合，谁也离不开谁。给予以“地摊经济”为标志的草根经济一片成长的空间，不仅是当前疫情冲击下应对经济下行、就业形势严峻的一个权宜之计，也应该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背景下促进经济复苏，创新社会治理的一种有效形式。“地摊经济”如何实现长远发展，如何成为纾解民生难题、培育创新经济模式、激发人民群众干事创业奋斗热情的重要载体，除了需要政府政策的鼓励、支持和引导外，还需要给予足够的成长空间，营造多元包容的社会氛围。近期，“地摊经济”突然火起来了。这个彰显民生底色的草根经济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结束后政府经济社会管理中的一大亮点。李克强总理指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曾几何时，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以“地摊经济”为标志的个体经济揭开了中国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改革时代大潮的序幕，个体工商业的发展为活跃市场，繁荣城乡经济、解决就业、丰富百姓生活、增加国家税收、促进体制机制创新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扮演了独特角色。在今年的新冠疫情对经济带来重大冲击的特殊背景下，政府倡导的发展“地摊经济”作为一种政策导向，体现的是政府经济、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在实践中需要理性看待，防止过犹不及把一部“好经”念歪了，把一个好的政策用滥了。一要全面准确理解“地摊经济”的科学内涵及其现实意义。新时代倡导发展的“地摊经济”，不是过去小、散、乱无序经营的个体小商贩走街串巷吆喝叫卖的简单复制和翻版，而是繁荣城乡市场，激发民间创新活力，发展民生经济，探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商业模式的客观需要。地摊经济中孕育着创新的生机与活力。今天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许多著名民营企业家，得益于党的改革创新政策，在创业初期大多经历过这样的发展阶段。当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遭受严重冲击，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工复产还没有恢复到应有的水平，经济下行与就业压力双重叠加，党中央提出了“六保”“六稳”的战略举措，纾解民生发展困境。鼓励发展“地摊经济”，释放社会活力成为必然，彰显了党和政府坚持民生为重、实事求是的执政理念和工作作风。二要防止政策落实中的形式主义。从过去个体摊贩像“过街老鼠”一样遭遇工商、城管执法人员的围追堵截，到如今政策放宽后政府管理和执法部门的嘘寒问暖，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的需要，层层定指标、压任务，硬性摊派，都是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体现，是不可取的。管理部门要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回应群众关切，解决“地摊经济”发展主体的实际困难，提高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此外，还要防止舆论宣传中的过度概念炒作，将“地摊经济”演变成庸俗化的作秀与跟风炒作的“眼球经济”。三要坚持放管结合，提高经济社会管理质量和效能。“地摊经济”对城市工商、卫生、城管、交通、社会治安等城市各部门的综合执法和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长期以来，由于“地摊经济”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短期逐利性等特征，往往与城市管理发生冲突，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管得过死不行，放任不管也不行。如何破解“地摊经济”与城市管理之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难题，关键是政府部门要创新管理模式，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不能一刀切，搞运动式执法。从事“地摊经济”的大多数是为生计奔波的普通老百姓，只要从民生角度着想，坚持放管结合的原则，规范有序管理，给予“地摊经济”公平发展机会，才是利国利民之举。四要探索助推“地摊经济”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地摊经济”不应该仅仅成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权宜之计和昙花一现的经济现象，而应该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宏观视角，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的政治高度，积极探索扶持“地摊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培育草根创业成长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在制定统一的“地摊经济”准入许可标准、从业资格条件和商品入市手续，统一颁发资格证、许可证等政策制定落实方面，给予“地摊经济”与从业者合法地位和长期稳定的发展预期。给予以“地摊经济”为标志的草根经济一片成长的空间，不仅是当前疫情冲击下应对经济下行、就业形势严峻的一个权宜之计，也应该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背景下促进经济复苏，创新社会治理的一种有效形式。“地摊经济”如何实现长远发展，如何成为纾解民生难题、培育创新经济模式、激发人民群众干事创业奋斗热情的重要载体，除了需要政府政策的鼓励、支持和引导外，还需要给予足够的成长空间，营造多元包容的社会氛围。助推“地摊经济”行稳致远，仍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