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地理分布研究综述地理论文

地理教学模式对地理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架起了地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之间的桥梁。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地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地理论文 范文 一：学伴互助式地理教学分析

【摘要】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有优势。但时代在发展，学生在成长，如果教师及他(她)的 教学 方法 一成不变，就会使其劣势凸显出来，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势必要进行课改，但是改向何方，怎样改，有很多先锋已经进行各种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也有各种各样的效果。详细记录了在课改过程中的观念、做法、 反思 ，很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课改;学伴互助;地理教学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常常是通过以下教学模式来进行的:(1)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被人们称为“满堂灌”或者叫“填鸭式” 教育 ，这种教学模式是最常见的。(2)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模式，这是“满堂灌模式”的一种变形。这些教学模式有优势，但是过分强调了教师的作用，扼制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性与潜能的发挥。在传统与新兴的矛盾冲突中，学校领导站位高，思想新，提出了我校要进行课堂教学改革。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义不容辞首当其冲进行课改。在我的地理课堂上，确定为问题导学—学伴互助式地理课堂教学模式。

一、学伴互助式教学模式的主导思想

课改首先是理念的改变，要改变传统的思想，确定以生为本的课堂。学生学习的地方过去叫学堂，现在叫学校，学生才是学习的主角，课堂教学应该是以学定教，课堂的主体是学生，教师是主导，要做好导的工作，定位应该是为学生的学习服务，时刻关注学生的动态，随机生成的课堂才是真实的、精彩的，有生命力的。学生间的情感沟通和信息交流，有利于思想的撞击和智慧火花的迸发;能够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学生潜在的创造力，这是合作学习的优点，但是合作学习也存在弊端，人数较多的小组在进行学习和展示时，通常是一人做主角，其他人做配角。所以我校的学伴互助式教学模式选择两人为一个学伴小组。

二、学伴之间角色的定位

我校的学伴互助式教学模式是以两个人为一小组(特殊情况也可三个人组成小组)，这两个人互为学伴，优势突出一些的被称为“学长”，成绩弱一些的被称作“学友”，他们之间是朋友、伙伴的关系，比起“师傅”和“徒弟”，学生的心理上舒服了很多。学伴的组合不是固定的，一个阶段以后会进行微调。

三、问题导学

(一)导学题的编制

1.导学题的设置具有指导性。初中的学生自己阅读文本的能力不是很强，需要引导，导学题则相当于这节课的脉络，把大块的课文分解为小的问题，将图片融入课文，引导学生顺着脉络，紧扣知识的重难点去分析去思考。

2.导学题的设置要有一定的实效性。在教学过程中应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设置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具体问题。教师在教学中要紧紧围绕教学目标，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材的重点、难点来进行问题设计，问题设计要题意清楚，条理分明，语言精练，有助于学生理解概念，辨析疑难，纠正错误，完善认知结构。

3.导学题的设置不能离开图。地理课堂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图多，而运用地图进行教学则是完成这一教学任务的重要途径，也是地理教学独特风格和特色所在。所以在地理教学中，设置的导学题目也不能离开图，地图功能十分巨大，复杂、抽象的地理事物和现象，往往用一幅或几幅地图便能生动直观、清晰、明了地展示出来，使学生一目了然，并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4.导学题的设置要体现 学习方法 。我们要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的能力，这个培养是潜移默化中形成的，把学生养成“看到新知，联想旧知;应用已知，探究未知”，这样学生的学习能力养成了，在没有我们设置的导学题时，他们也能主动地去思考、去探究，这才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所以在设置导学题时，应更多地思考:怎样引导学生有效地探究。

(二)问题导学-学伴互助式地理课堂教学模式的实施

我在课堂上，先出示教学目标，使学生对本节课的学习有一个明确的定位，然后出示导学题，使学生在自学课本时有一个抓手，在自学过程中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主学习，第二阶段是课改的中心，学友向学长汇报自学情况，学长指导学友。学长不会的内容可以与其他小组的学长交流，教师在学生自学过程中，巡视指导。自学结束，以学伴为单位进行展示，一般是学友回答问题，学长评价，学伴自己也可以根据情况而定谁来回答。学生能学会的教师不必再重复，教师根据巡视以及学生展示情况及时调整教学内容。重点知识师生交流完毕，一定要留出当堂训练的时间，巩固学习成果。

四、课堂评价

在学伴互助的课堂上，学长学友是一个学伴小组，他们共同学习，但展示的时候主要由学友来进行，学友展示的好，说明学长真正起到了帮助的作用，二者共同加分，如果学长单独回答展示，则没有学友得分高，这一点对于学友的激励是很大的。除了关注学伴们在展示时的表现，其实更重要的是注重学习过程中对学长学友的评价和鼓励，观察学伴之间是否和谐互助，否则还应进行调整。

五、效果初显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学伴互助式教学模式的优势凸显出来:学生能够做到由被动地听老师讲转为主动的学，从旁观者变成了拓荒者;学生交流的时间多了，有了展示自己的空间，从旁听者变成了演讲者;成绩不太理想的学友有了在课堂上表现、表达的机会，而这些原来都是被学长统领着;学长由回答问题的踊跃者，成为了小老师，有了质的变化，他们不仅能够完成课堂的学习内容，还得到了更高层次的锻炼。当然我的课堂还存在一些问题，还在摸索与改进中，但是作为教师在经历了课改之后，有了对比，更加坚定了我将课改之路走下去的决心，放手也是一种爱，我甘愿做他们的铺路石，送他们走向更远的前方，而不仅仅是教给他们如何去应付考试。

参考文献:

[1]__刚.我们的课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4.

[2]范志国.初中地理教学评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3]张志勇.创新教育中国教育范式的转型.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2.

地理论文范文二：初中乡土地理教学研究

摘要：乡土地理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运用，能够有效帮助学生理解地理知识，使抽象的知识变得更加形象具体，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拉近学生与地理之间的距离。本文主要针对乡土地理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有效运用进行分析，希望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地理学习能力。

关键词：乡土地理;初中;地理教学;运用

初中地理主要就是让学生对自然环境以及一些人体和自然规律进行认知学习，所学的内容和实际生活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地理学习涉及到的内容比较抽象，一些学生感觉学习起来比较困难，无法融入到地理学习中来。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一些教师在初中地理教学中融入了乡土地理的元素。所谓乡土地理也就是利用与学生实际生活相关的地理知识帮助学生理解学习内容，从而使学生能够更加轻松地进行学习。

一、结合乡土地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任何的学习动力都比不上对于学习内容的兴趣，要想提高学生的地理学习积极性，先要让学生对于地理学习产生兴趣。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乡土地理，让学生结合自身熟知的事物进行学习。由于自身对于乡土地理比较熟悉，所以从心理上就会对学习产生更强的自信心，加上乡土地理都是学生在实际生活当中可以真实感知到的，能够看见和感受到的事物，更会让学生产生熟悉感。所以，教师在地理教学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结合和利用乡土地理，让学生对学习产生亲切感，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提高学习的积极性，进而有效提升地理教学效率。比如，在学习《地势和地形》的时候，教师就可以结合乡土地理开展教学，提问“在自己家的附近都有哪些特殊的地方是小的时候最喜欢去的”。一些学生可能会说“山坡上，因为张家口的山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家附近的小山就成了小伙伴玩乐的地方。”接着，教师可以提出问题，“为什么张家口的山比较多呢?”学生可能就想到与地理相关的丘陵地形，联系张家口的实际情况，能够感受到地形对于当地人们生活的影响。推广开去，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地区，不同的地形对于当地的人们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让学生对中国地形的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想要知道其他地区人们生活的地形环境是怎样的，从而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利用乡土地理，进行德育素质教育

在学习地理知识的时候，学生会感觉学习的内容与自身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太大的联系，这些地理知识和自身的生活有着遥远的距离感，因此学习的兴致并不是很高。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融合当地的地理环境进行讲解，让学生对家乡的人文环境、地理环境有清晰的了解，在学习与自身生活相关的内容时，能够让学生感受到家乡的风土人情。由于每个学生对于家乡都会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对于家乡发生的变化也会格外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总之，以乡土地理作为学习的载体，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地理学习的神奇魅力，通过一些真实事例的学习，激发学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情感。比如，在学习《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时候，教师可以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教学：北农村地区的环境以及土壤比较适合棉花、辣椒等作物的生长，所以当地的人们因地制宜地发展这些农作物的 种植 ，取得了很好的收益，特别是在一些地区引进了五彩棉花的种植，更是使得农业种植提升了一个层次。这样的实际发展状况让学生为自己的家乡感到自豪，同时也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思考和分析，为自己的家乡开发一些新的农业作物，以带动当地的农业发展，表达自身对家乡的热爱。

三、开展乡土实践，培养学生探究能力

在学习地理知识的时候，为了增强学生的实践探究能力，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到实际生活当中去学习和感受地理知识，同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调查探究，涉及到人文、地理知识方面的内容时，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乡土地理进行分析学习，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教材中的地理知识，还能够对当地的地理环境有更清楚的了解。对当地的地理环境进行探索的同时，能够对教材的内容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了学生的探究能力。比如，在学习《中国的自然资源》时，其中包括土地资源以及水资源的学习，如果根据教材进行笼统的讲解，学生理解起来就会比较抽象。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教师可以组织开展乡土实践，对当地的土壤状况以及水利资源状况等进行实际的分析调查，即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实践探究活动，让学生对当地的土壤、水资源进行取样调查，通过实际的学习分析 总结 当地的资源状况。从本土地区的资源状况着手，能够让学生认识到当前我国的自然资源状况，这样的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总而言之，在初中地理教学当中，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习的积极性，融入乡土地理知识，让学生对熟知的事物进行分析理解，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张君政.乡土地理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运用[J].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10(3).

[2]张德海.让地理融入生活——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结合乡土地理的感受[J].教师，2013(3).

[3]陈雪梅.乡土地理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运用探析[J].才智，20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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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此种差距已有长久的历史，今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仍然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处在一个历史时期，既有非常原始的农耕社区，也有达到欧美水平的后工业化发达社区，比如上海的浦东社区。差异如此悬殊的社会结构，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一般说来，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与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大约为2.6－2.8倍，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降到2.2－2.3倍。但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种差距又有回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2.8－3.0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3.3－3.4倍，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3.5倍的水平。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基本动因。 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就处于不同的阶段。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然而，绝大多数地区，却仍处在第一阶段，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这样，政策上就无法统一，顾及了第一阶段的对策，必然就与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对策相忤逆，反之亦然。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二。 此外，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内地人口总数已达12.658亿，即使按照较高的指标计算，城市人口也仅占到总数的36.09％，这样，即使达到不太高的标准：60％的人口城市化，也面临着完成3亿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任务。如此巨大人口的城市化，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不仅面临着城市多方面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任务，而且还面临着使数亿人改变生活方式的艰巨努力。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三。 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化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采取的是一律严格控制的对策，即在对策上不鼓励任何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后，采取的是鼓励发展小城市战略，同时，对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正式居民人口仍然实行比较严格控制的做法。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开了暂住型的流动人口，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因此，实际上，农民工还是更多地流向了大城市。 希望能给你帮助，祝你好运！

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与社会发展 十几年来，城市农民工、外来工、流动人口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城市中的众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中的众多制造业、服务业工作是由这个群体完成的。虽然他们在城市中并不居于核心地位，客观地说他们只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但是，毋庸置疑，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的问题，意义却极为重大。它涉及未来50年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和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 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所谓“现代化”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样，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即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即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而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由此可以看到，由于矛盾长期积蓄，中国城市化任务的压力就显得无比沉重，需要在短期内解决长期积蓄的问题，出现了短期内城市化需要加速发展的局面。显然，这会带来新的发展上的不协调。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一。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此种差距已有长久的历史，今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仍然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处在一个历史时期，既有非常原始的农耕社区，也有达到欧美水平的后工业化发达社区，比如上海的浦东社区。差异如此悬殊的社会结构，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一般说来，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与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大约为2.6－2.8倍，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降到2.2－2.3倍。但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种差距又有回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2.8－3.0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3.3－3.4倍，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3.5倍的水平。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基本动因。 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就处于不同的阶段。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然而，绝大多数地区，却仍处在第一阶段，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这样，政策上就无法统一，顾及了第一阶段的对策，必然就与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对策相忤逆，反之亦然。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二。 此外，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内地人口总数已达12.658亿，即使按照较高的指标计算，城市人口也仅占到总数的36.09％，这样，即使达到不太高的标准：60％的人口城市化，也面临着完成3亿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任务。如此巨大人口的城市化，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不仅面临着城市多方面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任务，而且还面临着使数亿人改变生活方式的艰巨努力。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三。 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化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采取的是一律严格控制的对策，即在对策上不鼓励任何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后，采取的是鼓励发展小城市战略，同时，对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正式居民人口仍然实行比较严格控制的做法。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开了暂住型的流动人口，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因此，实际上，农民工还是更多地流向了大城市。 户籍制度以及人力资源配置的分析 像中国这样实施严格户籍制度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很少的。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要建立起严格的户籍制度呢？ 户籍制度在当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对策。从本质上看，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其核心是在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序。1949年以后，我们曾尝试了打碎阶级的实验。先是在50年代初进行了土地革命。接着，在1956年实行了城市私营经济的改造。到了50年代中后期，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关系了。从法律上说，财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了。然而，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究竟应该怎样实现，却是件难事。因为，财产、资源的分配需要一定的规则或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起一种社会屏蔽的机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该制度将人口的大多数限制在农村，仅允许居住在城市的人享有城市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源配置的基本倾向就是试图最大限度维持较多农村人口和较少城市人口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松了对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限制，加之产权、文凭、技术证书等作为社会屏蔽和筛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已经大大削弱，中国才开始从人口的城乡逆向流动，转变为城市化的正向流动。尤其是在1982年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农民工流入城市骤然增多，从此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民工潮。 从宏观结构的角度看，大量农民工的流入城市，表现为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变迁。农民工的流入城市并不是政府计划运作的，而是农民工自主的一种选择。对于农民工的流动，我曾在四川、重庆地区十余个县对于外出农民工的家庭做了问卷调查。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农民工在市场流动中实现的劳动力配置，确实与政府、单位的计划管理没有太大关系，政府组织的流动仅占3％，而90％以上都是农民工自己或亲友运作的。 在市场环境下，劳动力流动有两条基本规律：第一、劳动力总是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入价格高的地方；第二，流动人口的经济活动能力高于流出地人口的平均水平。我们的调查数据印证了这两条定理。首先，我们发现，远距离迁移、到本省以外去打工的占大多数。我们知道，四川、重庆位居我国西部，而收入较高的地区大多在东部沿海、所以，多数人为追求高收入，自然是远距离外出。对于此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证明，外出地点排在第一位的是广东，可见是经济规律使然。 其次，流出的人口多是具有较强经济活动能力的，这一点在年龄结构上展现得一目了然。35岁以下的外出农民工占到总数的88％，所以说，外出的几乎都是高能量的劳动力。所以，在国内的招工告示中，我们常常看到对于应聘条件的限制，如“年龄在35岁以下”等等，这种对于年轻劳动力的规定，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很少见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外出劳动力的年轻特点。 所以，市场配置的结果是将十分有活力的年轻劳动力与资本密集的东部沿海区域相结合、与投资高度密集的城市区域相结合，此种结合的结果，当然会创造较高的效益。 采用市场手段配置劳动力当然也存在不少问题，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大量高素质、高经济活动能力的劳动力流入了收入较高的城市地区，从而使得农村中出现以老人、儿童、妇女居高的人口结构问题。但是，反过来看，如果产业的升级、经济的跃进已经使得资本聚集到了沿海地区和城市地区，那么，远离资本的劳动力既不能获得收入也不能创造效益，我们确实没有道理让强壮劳动力呆在农村守穷，所以，不流动反而是对谁都不利。 关于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 在市场条件下，市场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优胜劣汰，于是，市场形成的第一次分配往往非常残酷，即优胜者与失败者之间形成巨大差异，优胜的企业可以成为亿万资产的集团，失败的企业则一文不名，甚至宣布破产。然而，在市场体制下，分配绝不是仅仅通过这样一次环节，而是要经过多环节的再次分配。比如，税收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贫闲线制度、医疗保障、失业救济制度等等。在再次分配的多环节中，比较多的是体现出分配结果上的公平因素。 然而，当我们考察流入城市的八千万到一亿农民工时，我们却发现无论在初次分配环节，还是在再次分配环节和多次分配环节，城市农民工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上。以往多次调研证明，相对于农民工所付出的劳动而言，农民工的收入是较低的。在不少国营工厂里，农民工的收入，仅相当于正式职工的一半甚至更少。 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所完成的初次分配中只能获得较小的份额。市场分配的原理告诉我们，在市场分配的体制中，应通过多次分配的途径，使得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得到应有的补偿，这样，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人文地理学文献综述，上网查的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我国近10年人文地理研究的成果简介，人文地理学文献综述。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人文地理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才得以恢复,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人文地理学进入提高阶段。旅游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等分支学科迅速发展。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日益丰富。不仅进行基础理论研究,还加强了应用方面的研究。计量方法的引进,对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利用,以及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的引进与运用,都使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得到加强。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人文地理学已走上复兴、创新之路,正向建立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目标前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但是在人文地理学的各个领域,都有值得探索的新问题或尚未解决的旧间题,这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继续发展的契机。本文在收集和整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主要地理及相关期刊基础上,对90年代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进行回顾。总结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和主要研究成果,分析研究趋势,并借鉴国外的经验,展望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2中国近几十年人文地理的发展近些年来,我国人文地理学科研成果呈显著递增之势,1992-1996年段发表的人文地理著作几乎是1982-1986年段的9倍,而且人文地理类文章在整个地理类文章中所占的比率也呈连年上涨态势,1997-1999年该比率已达到30.7%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同时,众多刊物也发表了大量的人文地理类文章,如《人文地理》自1986年创刊至1999年12月间就发表了共计380 篇人文地理各方面的文章。[1]2.1近年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特点2.1.1学科门类逐渐齐全;人文地理学涵盖的一系列学科部门发展迅速如: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

摘 要 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通车10年以来,对城市人口分布的影响逐步显现。通过分析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主要区的近10年人口数量变动情况,说明轨道交通沿线中心城区是主要人口迁出地区,而沿线的近郊和郊区是主要人口迁入地区。作为人口迁入区的闵行区,新迁入人口主要分布在轨道交通沿线乡镇。城市轨道交通具有引导城市人口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迁移分布的重要作用。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交通廊道,人口迁移 轨道交通的建设,提高了沿线地域的可达性,进而改变沿线土地的利用类型,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连接城市中心区与郊区的轨道交通则又是城市空间向外扩张的发展轴,郊区的轨道交通站点能够提高其周边土地的利用价值,促进郊区的城市化发展。而由轨道交通所引起的城市空间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发展变化,都将影响城市人口流动,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分布,诱导人们远离城市中心居住[1]。研究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迁移的驱动作用,是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与环境总体影响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城市人口流动研究的补充。当然,影响城市人口迁移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本文的目的是建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与城市人口迁移的内在联系,证明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分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1 研究背景1.1 基本资料 文中所用到的上海市各区县人口统计资料来自于上海市统计年鉴,其中闵行区各乡镇人口统计数据摘自闵行区统计局编写的《辉煌的成就》一书。人口统计数值表示该年份年末该地区户籍人口数。1.2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简介 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是上海市第一条轨道交通线路,该线一期工程自1990年1月19日正式开工建设,1995年4月开始试运营;二期工程(由锦江乐园延伸至莘庄)于1997年7月1日通车;1号线北延伸线于2004年12月28日通车。本文所研究的范围只限于轨道交通1号线上海火车站———莘庄站区段。2 研究内容2.1 上海市市区人口变动情况 本文选取1号线沿线的黄浦区、卢湾区、徐汇区、闵行区作历年的人口数据统计,并以普陀区为对照市区。图1为1号线沿线区域人口变化情况。黄浦区行政区划在过去10年间有所变化。本文所统计的黄浦区人口数为黄浦区和南市区人口总数。1992年以及1992年之前的人口数则包含有原黄浦区浦东部分的行政区域人口。 根据上海市发展历史以及现状,城市区域可分为中心城核心区、中心城边缘区、近郊区和远郊区[2]。黄浦区、卢湾区属于中心城核心区,全区或者大部分在内环线内;普陀区、徐汇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闵行区则属于近郊区。2.1.1 中心城核心区人口逐年递减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3年之后,作为城市中心城核心区的两个区的人口数均呈现逐年递减。1995年轨道交通1号线建成通车之后,由于交通便利,路途花费时间大大减少,使得居住在郊区,工作、娱乐、休闲在市区成为可能。而在这之前,将居住地点尽量安置在繁华中心市区是市民的第一选择。黄浦区人口在1990—1993年间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上述情况。黄浦区人口从1993年始逐年减少: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81.9万,密度为65995人/km2;而2002年为63.22万人,密度为50943人/km2,降幅达到23.9%。当然,1993年之前黄浦区人口数所表现的增加趋势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黄浦区有部分行政区区域位于浦东,而浦东部分行政区域的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并且增加量大于其浦西部分人口数的减少量。卢湾区的户籍人口数也呈现逐年降低的变化规律:在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42.04万人,人口密度为52224人/km2;到2002年,户籍人口数为33.38万人,人口密度为41465人/km2,降幅达20.6%。以上数据说明,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中的上海中心城核心区,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2.1.2 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人口逐年增加 中心城边缘区的徐汇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1993年为76.71万人,人口密度为14008人/km2,2002年为88.45万人,人口密度为16152人/km2,增幅为13.3%。近郊区的闵行区的户籍人口数量自1993年起逐年增加,到2002年人口密度增加至1927人/km2,增幅为28.4%。可见在地铁沿线区域中的近郊区和中心城边缘区,户籍人口数保持稳定的增加趋势。 普陀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地理区位与徐汇区相似,但其行政区域中并未建设有地铁线路,而轨道交通3号线在2001年开通,因此在本文所讨论的1990—2002年期间的人口迁移中未表现出较大影响。为此可将普陀区作为徐汇区、闵行区的对照。1988—1992年间,普陀区人口增长较快,从70.75万人增加到80.45万人,增幅为13.7%。但从1993年开始,普陀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10年间增加不到4万人,并且在1998和2001年出现户籍人口负增长。可见,在未建设有轨道交通线路的中心城边缘区区域,户籍人口数在近10年间增长缓慢,趋于稳定。在城市人口统计中,常常出现人户分离现象,即已经迁出的人口仍然保留其原居住地的户籍,或者已经迁入的人口并未更改户籍。我国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主要为当地常住人口。表2显示了本文研究区域的户籍人口数和人口普查数之间的对比。从表2中不难发现,中心城核心区的黄浦区、卢湾区在1990年时户籍人口数都低于普查人口数,而在2000年时户籍人口数均高于普查人口数。以常住人口考察这两个区的人口变动,在1990—2000年之间,减少量分别为98.46万人和14.69万人。人口减少量大于通过户籍人口数所表示的人口减少量,人口变动幅度更大。同样,徐汇区的人口变动,用人口普查数据表示,其增加量为28.8万人,大于用户籍人口所表示的变动量。由于闵行区在1990年之时并未建区,因此仅有2000年的户籍人口数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相比较,其人口普查数大大高于户籍人口数。可以断定,该区的常住人口增量大于户籍人口数增量。普陀区的人口数量变动类似于徐汇区但又有所区别。上海市在近10年来,城市郊区的发展处于城市化阶段,上海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不断繁华,因此普陀区的户藉人口数量在1990—2000年间持续增加。若以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为标准,则普陀区的增加量小于徐汇区的人口增加量。但是由于人口普查时间处于1990—2000年时间段的端点,不能判别其常住人口在这10年间的增长速度变化。所以,当时未建设轨道交通的普陀区常住人口增量小于轨道交通沿线的徐汇、闵行等区。 综上所述,在轨道交通沿线的上海市区中,中心城核心区的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常住人口在10年之间减少量大于户籍人口数的减少量;而相对远离核心区的徐汇区、闵行区则表现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的趋势,且2000年的常住人口远大于当年的户籍人口数,其常住人口增加量必定大于户籍人口数增加量。同时,地理区位相似于徐汇区的普陀区表现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且增加量低于徐汇区,也远低于闵行区的户籍人口增加量。2.1.3 地区人口变动原因分析 地区人口变动有两个因素:①人口自然增长率;②人口机械变动,即迁出人口与迁入人口的对比[3]。就上海市而言,人口自然变动对城市人口数的影响不大,上海市区在1991年就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据资料显示,近10年上海市区的人口自然减少不足15万人。因此,上海市区的户籍人口变动主要是因为迁入迁出人口对比。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的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黄浦区、卢湾区户籍人口数在近10多年来都大幅度下降,人口迁出是其关键原因。徐汇区、闵行区同样处于轨道交通沿线,但作为上海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的这两个区域,在近10年中,户籍人口数持续增高,人口迁入是其主要原因。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迁移,是轨道交通沿线市区城市人口再分布的主要方向。若以常住人口数衡量,在沿线的这4个行政区中,迁入迁出人口数都大于通过户籍人口数所表现出的迁入迁出人口数,人口从高密度向低密度迁移的表现更为明显。2.2 闵行区乡镇人口变动 1992年新闵行区设立以来,该近郊区的经济建设硕果累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对此,城市轨道交通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在轨道交通沿线区域,交通可达性的提高,城市基础建设投资的加大,居住生活环境的改善,都强有力地吸引城市中心区的居民迁移入住。 图2为本文研究的闵行区部分乡镇与轨道交通1号线的区位示意图。图3为这些乡镇近10年来的户籍人口变动情况。轨道交通1号线通过的莘庄镇、梅陇镇保持稳定的人口增长,且增长速度较快:1992—2002年户籍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04.6%和89.0%;颛桥镇的人口有所波动,1992—1996年间人口数量比较平稳,1996—1997年间却出现较快增长,2001—2002年间却出现很大的下降。2001年10月,闵行区调整所辖区域的乡镇行政区划,颛桥镇位列其中,因此,较大的波动可能是行政区划的变革所引起。而浦江镇和虹桥镇的户籍人口数基本稳定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前者在9万～9.5万人之间,虹桥镇户籍人口在2万～3万人之间。在城市轨道交通通过提高沿线地域的可达性来提高沿线土地的利用价值、带动沿线区域的城市化进程中,沿线区域的人口集聚程度主要还表现在非农业人口数量的提高。图4反映了上述乡镇的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变动。莘庄镇和梅陇镇非农业人口数量从1992年起高速增长,到2002年分别从23224人和14642人增加到71172人和65942人,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06.5%和350.3%。从变化曲线图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增长速率相当,并且到2002年止依旧保持较高速度的人口增长率。其它3个镇则表现出与莘庄、梅陇不同的变动状况:颛桥镇和浦江镇的非农业人口以缓慢的速度增长,10年间的增加量不足1万人;而虹桥镇的人口变化在10年间有所起伏,1996年之后以较低的增长速率持续增加。 非农业人口数量高速增长的莘庄镇和梅陇镇都位于轨道交能1号线沿线,这说明轨道交通能够加大非农业人口的集聚。在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建成有大量的住宅区,并以轨道交通1号线为一条城市扩展的轴线,住宅区不断的向外沿辐射扩展。正因为此,距离轨道交通1号线终点站不远的颛桥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略大于浦江镇和虹桥镇(这两个镇的非农业人口增长比较缓慢)。虹桥镇可能是因为城市化进程已经接近或达到完成阶段,因此变化量不大。浦江镇位于黄浦江以东,所辖区划面积较大,而非农业人口仅占全镇人口的21.4%,城市化水平较低;同时,浦江镇距离城市轨道交通较远,并未受到轨道交通系统建成通达之后的有利影响。所以该镇的城市化进程缓慢与其可达性较低有一定关系。 通过上述对闵行区部分乡镇人口变动以及乡镇区位与轨道交通线路相对位置的分析可知,城市郊区的轨道交通对沿线区域人口具有集聚效应,轨道交通的通达有利于加快该区域城市化进程。3 结论 上海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自1995年通车以来,对城市人口的迁移作用非常明显。在上海城市发展过程当中,轨道交通的建设对于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分布,引导城市人口从中心城区向城市近郊区迁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的人口变动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轨道交通线路通达的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出地区;(2) 轨道交通线路通达的近郊区和郊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3) 近10年来,轨道交通改善了郊区的可达性,大大促进人口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持续迁移。参考文献1 秦应兵,杜 文.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0(6):284～2872 高向东,江取珍.对上海人口分布变动和郊区化的探讨.城市人口,2002,26(1):66～693 彭镇伟,路建普.上海城市人口布局优化研究.城市规划汇刊,2002(2):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