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栻论文范文资料

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北宋文学家、知名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洵、弟辙，合称“三苏”。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学习，青年时期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显露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枕头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考进士时，主司欧阳修见其文章连称“快哉！快哉！”1059年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神宗时，任太常博士、开封府推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为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湖州。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台有人摘引其非议新法的诗句，以“讪谤朝政”罪名入狱，即所谓“乌台诗案”。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改任汝州团练副使。哲宗即位司马光等旧党执政，他复为朝奉郎，任登州知州、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任侍读，又因与司马光等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后任兵部尚书兼侍读、端明殿这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自号诚斋野客，吉水南溪（今吉水县黄桥乡湴塘村）人。历任太常丞兼礼部右侍郎、广东提点刑狱，吏部左司郎兼太子侍读，官至宝谟阁学士。他是南宋杰出的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被后人推为“南宋四大家”。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这句出自南宋的张栻《春日偶成》一诗中。意思是伴随着自然节律,大地回春,万物生辉,所有的事物开始焕发出新的光彩。

原诗是这样的：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

译文:

时近年终冰霜渐渐减少，春回大地草木最先知晓。

眼前只觉一片生机盎然，东风吹来水面绿波荡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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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其一世祖张九皋，是唐朝宰相张九龄之弟，曾任唐岭南节度使，由韶州曲江（今属广东）迁长安。传至八世祖张璘，任国子祭酒，随唐僖宗入蜀，由长安徙成都。十世祖张文矩，封沂国公，即为张栻高祖，早逝，夫人杨氏携子由成都徙绵竹，张家遂为绵竹人。

曾祖张弦，封冀国公，至和元年（1054）知雷州。祖张咸，封雍国公，任宣德郎佥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父张浚。传至张栻为十四代。

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张栻出生于四川阆中。时张浚在绍兴元年（1131年）率吴玠、吴璘大败金军于和尚原之后，于第二年（1132年）奏迎太夫人即张浚母由绵竹家乡来阆中军中奉养，其妻也随太夫人前往，绍兴三年（1133年）张栻即降生于阆中。

绍兴七年（1137年）张浚落职，以朝奉大夫秘书少监分司西京永州居住，绍兴八年（1138年）二月，张栻六岁，随父至永州（今湖南零陵）居住。

张栻在答友人陈平甫的信中自述说：“我从小跟着父亲来南方，辗转三十多年，因此虽然是蜀人但没有与蜀地的人相处过”（《南轩文集》卷二十六）。张栻从小在家庭受到张浚亲自教授孔子儒家忠孝仁义的教育。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张拭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佑进士。轼是一位通才，在诗、词、文、书画方面都是开派的人物，他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他的诗和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词和辛弃疾并称苏辛；他是“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之一；他的画开创了湖州画派。神宗时苏轼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诗文有《东坡七集》等。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苏轼是中国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古文学家，世称“三苏”。嘉佑进士，任凤翔府签判，主张改革弊政。神宗时反对变法，但在密州、徐州任上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后以“谤讪朝廷”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出知杭、颍、扬、定四州。徽宗初遇赦召还。诗、词和散文都代表北宋文学最高成就。苏轼的诗大都抒写仕途坎坷的感慨，也有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现实黑暗之作。诗风豪迈清新，尤长于比喻。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苏轼的词题材广泛，记游、怀古、赠答、送别、说理无不入词，对严格的音律束缚也有所突破，促进了词的发展。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苏轼散文中议论文汪洋恣肆，记叙文结构谨严，明白条畅，如《石钟山记》、《放鹤亭记》等与《赤壁赋》、《后赤壁赋》同为传诵名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fu2]、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明代]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诗文有《东坡七集》，词有《东坡乐府》等。[清代]王文浩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水（今属江西）人，他幼时家境清寒，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太常博士、宝谟阁直学士等职，韩侂胄当政时，因政见不合，隐居十五年不出，最后忧愤成疾而终。有《诚斋集》。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大体上经历了从模仿、过渡到自成一体的过程。绍兴三十二年以前，他是学江西派风格的，这诗作后来被他烧掉了。此后到淳熙四年（1177），是他诗风转变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他一方面向张浚、张栻学习和切磋理学的奥旨，同时把从日常生活中体验与领会理致的见解挪移到文学创作中来。他在《题唐德明建一斋》诗中说：“平生刺头钻故纸，晚知此道无多子。从渠散漫汗牛书，笑倚江枫弄江水。”这种蔑视书本而重视日常生活的态度成为他诗风转变的契机。现存《江湖集》的七百多首诗中，既有学陈师道五律、王安石七绝及唐人绝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风趣轻快的小诗，如：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池》）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之一）淳熙五年以后，杨万里诗歌的独特风格基本形成，他的诗学观点也基本成熟。其《荆溪集序》自言此时“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安石）、陈（师道）、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而且，这时“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写诗十分顺利。这种重视观察自然、从日常生活中取材的见解，对于江西诗派主张从前人那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诗论正是有力的反动。不过，“诚斋体”的形成，不仅是重视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获取新颖生动素材，还要求具有透脱的胸怀与哲理的思考；诗人在热情地投入自然万物与日常生活，与之打成一片而彼此交融的同时，又必须跳出来冷静理智地观照与领悟其中所涵蕴的人生哲理，这样写成的诗，才不仅有自然与生活的盎然生机，而且富于理趣，像下面几首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乱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春迹无痕可得寻，不将诗眼看春心。莺边杨柳鸥边草，一日青来一日深。（《过杨二渡》之一）碧酒时倾一两杯，船门才闭又还开。好山万皱无人见，都被斜阳拈出来。（《舟过谢潭三首》之三）此外，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溪回路转愁无路，忽有梅花一两枝”（《晚归遇雨》），“绿萍池沼垂杨里，初见芙蕖第一花”（《将至建昌》）等，都表现了“诚斋体”在创作方式上的特点：一是善于敏感地发现与迅速地捕捉在自然万物与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常人所不能发现或容易忽略的富于情趣与美感的景象，这正是他抛弃堆垛古人、剥扯古语、模仿古诗而热情地投入生活的结果；二是注意在这些景象中融入自己的主观领悟与体验，使之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趣，即所谓“不是胸中别，何缘句子新”（《蜀士甘彦和寓张魏公门馆，用予见张钦夫诗韵作二诗见赠，和以谢之》），这则是他把理学及禅宗观物体验方式引入诗歌的产物。“诚斋体”在语言方面以自然流畅、风趣活泼为基本特征。由于杨万里的诗主要描写寻常的自然景物与日常生活，以表现其中的勃勃生机和自己内心中的人生体验，那种生涩或过于典雅的语言反而会妨碍他所要表现的内容，所以他在语言形式方面不太用力，而努力追求语言形式之外的某种意味，这正如他自己所说：“老夫不是寻诗句，诗句自来寻老夫。”（《晚寒题水仙花并湖山》）具体说来，首先，杨万里的诗句大多句法完整而意脉连贯，很少有断续拼合和跳跃连接的，这越过江西诗派而较多继承了宋诗自梅、欧、苏以来所形成的语言风格；其次，是多采用自然的口语、俗语入诗，使诗歌像日常对话那样活泼，并求得新颖、生动、轻快与风趣的效果。杨万里的诗较少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但这类诗虽为数不多，其中也有些是写得比较好的。如《悯农》“已分忍饥度残岁，更堪岁里闰添长”，写出了农民艰难度日的困苦；而《初入淮河四绝句》写他出使金国时所见所思，也能引发读者丰富的感想，如第三首：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从总体上说，机智活泼、风趣自然是杨万里诗的显著长处，但他的诗同时也很少表现尖锐的、深重的人生感受（在这一点上，他还不如黄庭坚），因此大多取材细琐，缺乏雄大的气魄。有些诗更有粗率滑易的毛病，让人觉得浅俗无味；偶尔也有卖弄学问的陋习，重又走到江西派的老路上去。但他毕竟开创了新的诗风，这是一味模仿古人的诗人所不能比拟的。在杨万里打破了江西派诗风的笼罩之后，有些诗人既想在江西诗派之外另辟蹊径，又缺乏独创的才力，于是就另外找些古代诗人作为效仿的对象，好像走出一间牢房又进了另一间牢房，总不如杨万里那样跳出牢宠，无拘无束。参考资料：回答者：皇甫英 - 童生 一级 3-29 10:19杨万里(1127～1206) 南宋诗人。字廷秀。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授赣州司户参军，继而调任永州零陵（今属湖南）县丞。此时南宋名将张浚谪居永州，勉杨万里以"正心诚意"之学，因此他自名书室为"诚斋"，世称诚斋先生。生平 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张浚重新起用，杨万里被荐为临安教授，以父丧未能赴任。服丧期满，改知隆兴府奉新(今属江西)县。在任时禁吏胥贪赃，甚得民心。乾道六年(1170),上《千虑策》三十道,陈述关于"君道"、"国势"、"治原"、"人才"、"刑法"、"民政"等重大问题的意见,受到宰相陈俊卿、虞允文的重视，征召为国子博士。次年，侍讲张□（张浚之子）因反对任命外戚张说而谪守袁州，杨万里抗疏挽留，又致书虞允文，劝他主持公道。虽然张□仍被贬谪，但杨万里的言行，却受到公论的赞许。屡迁至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外出任漳州知州，不久改知常州。淳熙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监，升任广东提点刑狱。淳熙九年，因母丧去职。十一年服满返杭,任吏部员外郎,升郎中。次年，因地震应诏上书，劝告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治舰扼险"，以"足国裕民"。十三年，迁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向宰相王淮推荐朱熹、袁枢等16位人才。后迁秘书少监。高宗卒，万里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触怒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 安）。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即位，杨万里被召入朝,任秘书监。年底，金谴使来贺正旦,万里奉派为接伴使,此行途中，题咏颇多。绍熙元年(1190)，外出任江东转运副使。这时朝议欲以铁钱行于江南诸郡,他上疏反对,并拒不奉诏，因此触怒时相，改任赣州知州。万里不去赴任，请求还乡。此后闲居乡里长达15年之久。宁宗即位后，屡次召他入朝任职，都坚辞不就。开禧二年(1206)卒于家中。临终前索笔写下了"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的遗言，和陆游的《示儿》诗体现了同样深沉的忧国感情。诗歌创作与诗论 杨万里的诗作今存4200余首，其中有不少作品内容比较充实。从他的第一部诗集《江湖集》开始，便写下了一些关心国家安危的作品。如《读罪己诏》，对孝宗因抗金受挫而中途改变策略提出忠告；《道逢王元龟阁学》，对□党得势、忠良被逐表示愤慨；《故少师张魏公挽词》，对爱国名臣张浚抱恨以殁深表痛惜。淳熙十六年冬奉命迎接金使，北渡江淮，忧愧悲愤，发而为诗，有著名的《初入淮河四绝句》："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中原父老莫空谈，逢着王人诉不堪。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度到江南。"淮河流域，原为宋朝版图，如今淮河成了宋金疆界，中流以北，即是天涯，南北人民，失去了往来的自由。诗人抚今追昔，百感丛集，即景抒怀,比兴互陈,达到了他所追求的"诗已尽而味方永"（《诚斋诗话》）的艺术境界。此外，象《题盱眙军东南第一山》的"白沟旧在鸿沟外，易水今移淮水前";《雪霁晓登金山》的"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以及《舟过扬子桥远望》、《过扬子江》、《雨作抵暮复晴》等诗篇，同样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杨万里还写了一些反映农民劳动生活的诗，如《竹枝歌》7首写舟人纤夫雨夜行船："幸自通宵暖更晴,何劳细雨送残更？知侬笠漏芒鞋破,须遣拖泥带水行!"对辛苦劳役的下层人民表示关切。《圩丁词十解》是他路过当涂看到圩丁筑堤而写的，目的在于"授圩丁之修圩者歌之,以相其劳",诗中以赞赏的态度描绘了水利工程给人民带来的好处；《插秧歌》则描写了农民在雨中紧张劳动情景。象"荒山半寸无遗土，田父何曾一饱来"（《发孔镇晨炊漆桥道中纪行》）、"未送太仓新玉粒，敢先云子滑流匙"（《至后入城道中杂兴》）以及《悯农》、《悯旱》、《农家叹》、《秋雨叹》等都从不同角度对农民的遭遇深表同情。杨万里诗歌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比较有特色。他的诗初学江西诗派，《江湖集》自序说："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年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他的第二部诗集《荆溪集》自序中说他初学江西，又学陈师道的五律、王安石的七绝，后来还学过晚唐诗，直到51岁时,才"忽若有悟"。跳出步人后尘的路子,自辟蹊径，面向大自然寻找诗意："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他在《跋徐恭仲省□近诗》中写道："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由师法前人到自筑诗坛，由在书本中寻诗到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发现写诗的材料，使杨万里的诗终于摆脱了江西诗派脱离生活、摹拟古人，只在字句韵律上着意锻造的风气，形成了独具特色、对后世影响颇大的"诚斋体"。诚斋体的形成，与杨万里所提倡的"活法"有关。"活法"原是《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作者吕本中提出的，意在"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夏均父集序》）。杨万里的"活法"也包含这个意思，但立足点则是师法自然。他的诗友张□说："造化精神无尽期，跳腾踔厉即时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诗。"(《携杨秘监诗一编登舟因成二绝》)跳腾踔厉，追摄造化，善于捕捉稍纵即逝、转瞬即改的自然情趣，并用生动、活泼而又富有变化的语言表现出来，这就是杨万里的"活法"。与此相应，诚斋体的突出特点就是善于巧妙地摄取自然景物的特征和动态。如《晓行望云山》："霁天欲晓未明间,满目奇峰总可观。却有一峰突然长,方知不动是真山。"《过宝应县新开湖》:"天上云烟压水来,湖中波浪打云回。中间不是平林树，水色天容拆不开。"都写得新颖、活泼，很有情趣。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景物的"活"来表现意趣的"活"。如《过松源晨炊漆公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这类诗大都想象丰富、奇特,景物活,意趣活，表现手法也同样活，一笔一转，一转一境，令人目不暇接。诚斋体的另一特点是幽默诙谐。大自然的一切，大而日月山川，小而蜂蝶花木,无不收拾入诗,并且涉笔便有谐趣，以至姜夔有"处处山川怕见君"的戏语。《嘲蜂》、《嘲蜻蜓》、《嘲稚子》、《嘲星月》、《戏笔》等，都富有幽默感。有些诗，还能于诙谐中寓讽刺之意和激愤之情，如《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篙师只管信船流，不作前滩水石谋。却被惊湍旋三转，倒将船尾作船头。"至于《嘲淮风》："不去扫清天北雾，只来卷起浪头山！"《观蚁》："微躯所馔能多少？一猎归来满后车！"嘲讽之意，更灼然可见。语言平易浅近,自然活泼,适当选择、熔炼俗谚口语入诗，这是"诚斋体"的又一特点。这比起江西派的搜僻典、用生词、押险韵、造拗句，显然是一种大胆的解放。《竹枝歌序》称隐括纤夫舟人"吟讴啸谑"而为歌，可见他对民歌的语言形式也有所吸收。如《檄风伯》中写与风神相戏:"风伯劝尔一杯酒，何须恶剧惊诗叟!端能为我霁威否？岸柳掉头荻摇手！"很能体现诚斋体的各项特点。杨万里在当时与陆游、范成大等齐名，在南宋诗坛声誉甚高,并且得到北方金代一些诗人的推许(刘祁《归潜志》卷八)。但杨万里诗歌在内容上比陆、范要逊色一些:其关心国事的作品远不及陆游的沉痛,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赶不上范成大的深刻，数量上也少得多。采用"活法"无微不至地"斧藻江山，追逐风月"，这是杨万里的主要成就所在。"诚斋体"在造意、选材和风格上虽有独创性,但由于题材的琐屑细小,以致境界不甚开阔，加之他有时过分追求趣味性、"信手"、"走笔"，致使一些诗作缺乏必要的艺术概括，草率成章；语言有时也不经选择，随便运用，以致后人有"佻巧"、"油滑"之讥。他的七言绝句对南宋中后期的江湖派诗人及清代的郭□等人影响较大。杨万里的诗歌理论，主要见于《诚斋诗话》及一些序文中。他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称诗是"矫天下之具"（《诗论》），并认为诗歌应该是有为而作，起到某种扬善讽恶的作用，不能无病呻吟。在表现方法上，他重视委婉含蓄,尚"意"重"味"。他所说的诗"味",既继承了司空图"韵味"说的特点，但又受到江西诗派诗论的一些影响，求"味"而不离"形"、"法"。当然，杨万里讲的"法"主要是"活法"，他崇尚独创，反对死守规则的"舍风味而论形似"的模拟之风。因此，杨万里与江西诗派诸人不同，他大力提倡晚唐诗风，追求 "晚唐异味"。在评论前人时,他也能脱离时人偏见,既推崇杜甫、黄庭坚，也称赞李白、苏轼。其《江西宗派诗序》云："今夫四家者流，以苏似李，黄似杜。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比喻佳妙，常为后人引用。《诚斋诗话》不专论诗，也有一些文论。词与辞赋 《历代诗余·词话》引《续清言》语，称杨万里"不特诗有别才，即词亦有奇致"。其词作今存15首。其中如〔昭君怨〕《赋松上鸥》："偶听松梢扑鹿，知是沙鸥来宿。稚子莫喧哗，恐惊他！俄顷忽然飞去，飞去不知何处。'我已乞归休'，报沙鸥。"词风活泼清新，饶有趣味，和他的诗风很相似。杨万里的辞赋也比较有特色。如《浯溪赋》以剥藓读元结的《中兴颂》碑为引子，借唐玄宗、肃宗父子的往事讽谕时事，对宋徽宗、高宗父子进行了批评，时人争相传诵，与范成大《馆娃宫赋》齐名。《海□赋》写宋军以海□船大破金兵于采石矶的战役，也具有现实意义。这类赋和欧阳修、苏轼的作品一样，摆脱了汉赋板重的句法和齐梁骈俪风气，以散势行韵文，韵脚多在虚词之前，读起来一气贯串，流利自然。杨万里还精于《易》学，有《诚斋易传》20卷。他解释《易》的观点与程颐相近。因爱引用历史事件来证实《易》经，曾为后世经学家非议。但纪昀等人仍认为《诚斋易传》有"不可磨灭"处（《四库全书总目》）。所著《诚斋集》 133卷（包括《江湖集》、《荆溪集》等10种诗集及其他各体文章），有《四部丛刊》影印宋钞本。又有《杨文节公诗集》42卷，清乾隆年间杨云采据明本校刻。《诚斋易传》20卷，以曝书亭影宋本为佳。《诚斋诗话》1卷，有《历代诗话续编》本。回答者：啄B木W鸟 - 经理 四级 3-29 10:24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勉励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任国子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1185）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开僖二年（1206），因痛恨韩胄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他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当时的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江东转运副使任满之后，应有余钱万缗，但他均弃于官库，一钱不取而归。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此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为官也不斤斤营求升迁，在作京官时就随时准备丢官罢职，因此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锁置箱中，藏于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后来赋闲家居的十五年中，还是韩胄柄政之时，韩新建南园，请他作一篇“记”，许以高官相酬，万里坚辞不作，表示“官可弃，‘记’不可作。”以止数事，可以想见其为人。诗人葛天民夸他“脊梁如铁心如石”（见《南宋群贤小集．葛无怀小集》），并非谥美之辞。杨万里是南宋杰出的诗人，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他的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鸿篇巨制；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钉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他也有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但上两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杨万里现存的诗篇，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这部分，作品有的题材过于细碎，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流于粗率浅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佑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政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诗文有《东坡七集》等。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

北宋名臣范仲淹（989-1052）的名作《岳阳楼记》，以其立意高迈、抒情真切、写景雄奇而传诵千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几乎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背诵，而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成为他们取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之源。这篇名作的诞生，同时也是一个事件。围绕着这篇仅有360字的散文，千年以来，聚讼纷纭。本文拟就范仲淹究竟是否到过岳阳楼，宋代撰写“记”一类的文字是否一定要亲历其地，当时同辈文人为何以为《岳阳楼记》是“传奇”之作或不以为然，明代文人为何以为《岳阳楼记》是模仿之作等等问题，一一剖析，以厘清事实，帮助读者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岳阳楼记》，并就正于学界同仁。一、疑生于后世自庆历六年《岳阳楼记》问世，从北宋到南宋，二百多年间，尚未发现宋朝的学者文人议及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有没有到过岳阳楼这一问题的，如南宋朱熹《江陵府曲江楼记》：予于此楼，既未得往寓目焉，无以写其山川风景、朝暮四时之变，如范公之书岳阳也。独次第敬夫本语，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后有君子，得以览观焉。意思是他的好朋友张栻（敬夫）请他撰写《曲江楼记》，他无法如范仲淹写《岳阳楼记》那样亲自去看一看，只能将敬夫提供的材料梳理编排出来，加上自己的感想以成文。很明显，朱熹认为范仲淹到过岳阳楼。提出此点疑问，不知起于何时何人。现代古典文学学者和宋史学者，多认为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并没有到过岳阳楼。他们的理由主要是，范仲淹自署《岳阳楼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而其时作者遭贬知邓州（治所在今河南省邓县），从邓州到岳州有近千里路程，其间隔着汉水、长江等大河，那时又没有飞机和火车，要让年已58岁的范仲淹远道赶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惟一合理的说法，是范仲淹在邓州写好了《岳阳楼记》，再派驿使专程送去。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是无可辩驳的。他们还说，范仲淹一生并没有到过洞庭湖，为什么能把八百里洞庭湖描绘得有声有色如此逼真？道理很简单，他到过太湖、鄱阳湖。他曾出知苏州，并因官职调遣多次往来于苏杭间，有机会游览太湖。他又曾被贬知饶州，流连于鄱阳湖。他正是综合概括了太湖等江南湖泊的特色，以此联想洞庭湖的自然景色的变化，并看了滕宗谅寄来的《洞庭秋晚图》，参以唐贤今人的诗赋，才逼真地描绘了洞庭湖的自然景观，达到使人恍如亲临其境的效果。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前提是“范仲淹一生并没有到过洞庭湖”，恰恰是这一点，也还有探究的余地。二、《岳阳楼记》的来历《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应滕宗谅之请而写的。滕宗谅（991-1047）字子京，是范仲淹的同年同僚好友。范仲淹在西北经略边防事务，宗谅以天章阁待制知泾州，与范仲淹密切合作，抗御西夏。范仲淹调京参政，推荐宗谅知庆州。滕宗谅是一位有抱负、很能干的人，他在办理公务时，常常为达目的，不注意方法甚至不顾及规矩。在与西夏发生战事的西北前线，他为了搞好与地方酋豪的关系，减弱西夏政权和军队在民众中的基础，花去了大量的钱财，大大越出了预算，被检举擅自动用公使钱，一直闹到皇帝那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大力营救，对方韧劲十足，事情久拖不决，滕宗谅最后终于得罪，被贬到了岳州。到了岳州以后，滕宗谅勤于公务，仅一年多时间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他看到岳阳楼破败不堪，颇为感慨，决心加以修缮。他知道重修岳阳楼一定要花很多钱，也许是吸取了在西北战场的教训，用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办法来解决经费问题，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九：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就是既没有动用政府的公款，也没有直接从老百姓那里搜括。那么钱从哪里来呢？他发了一个告示，要求民间凡有别人欠了多年而又不愿意偿还的债务，献出来帮助政府，由政府代为催讨，于是债主先行告发，欠债者争相献出，竟然得到了近一万缗的钱，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那个时候没有银行，滕宗谅在自己的办公室旁边设置了一个钱库，将这笔巨款放在里面，也不设专门的主管官吏和账目，由自己亲自掌管。岳阳楼盖得“极雄丽”，“所费甚广”，而那些钱并没有花完，他占为己有的也不少。好个滕宗谅，在修建岳阳楼的过程中又发生了“经济问题”，非法集资，私设小金库，还有贪污的嫌疑，但老百姓不以为非，反而称其能干。这次没有人去告他，也就安然无事了。看来，滕宗谅真是一个很有魄力、很有办法的人。但他的心胸并不开阔，总觉得自己在西北的那些事情是冤枉的，钻在里面跳不出来。朋友们去祝贺岳阳楼落成，滕宗谅竟说“落什么成，我只想依着栏杆大哭数场”，实在是有点过分了。这些事，想必作为同年好友的范仲淹也是知道的。庆历六年岳阳楼落成以后，滕宗谅希望有一篇“记”以张大其事，他想起了自己的同年好友范仲淹这支大手笔，而范仲淹也正要借机规劝滕宗谅，于是就催生了这篇名作。三、《求记书》滕宗谅没有文集传下来，他为求《岳阳楼记》而写给范仲淹的信保存在方志里面，信的名称叫《求记书》，其文篇幅几乎是后来求到的《岳阳楼记》的两倍，内容很值得玩味。滕宗谅认为，“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钜卿者不成著”，滕王阁等著名楼观之所以历经修缮，就是因为有著名的记。岳阳楼虽然历史悠久，经过精心收集，才发现前人留下的，只有篇咏，“率无文字称纪所谓岳阳楼者”，而一座著名的楼观如果没有一篇好的记，“曾不若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这问题可是相当严重的。怎么办呢？滕宗谅称颂范仲淹“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还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希望范仲淹“戎务鲜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以能传之久远，使后人知道我宋朝有人。写信的目的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了，那就是请范仲淹来写一篇记。《求记书》的最后一段话很关键：“谨以《洞庭秋晩图》一本随书贽献，渉毫之际，或有所助。”这就奇怪了，滕宗谅不但在信中详细介绍了岳阳楼的历史和现状，还附送一幅图供范仲淹参考，这不明摆着不劳您大驾光临了吗？由此看来，滕宗谅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本来就没有要求范仲淹亲自去岳州跑一趟，那么范仲淹没有去岳州而在邓州写下了《岳阳楼记》，是极有可能的了。四、撰“记”本不必亲历其地滕宗谅的这种做法，在宋代是常见之事。滕宗谅在岳州短短两三年间，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比如兴学校、修水利等等。据初步查证，他当时写了好几封求记信，请他的好友、文章高手为他的事业树碑立传。除了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以外，一封给尹洙求《岳州学记》，一封给欧阳修求《偃虹堤记》，时间都在庆历六年。范仲淹、尹洙、欧阳修三人的文章都求到了，而滕宗谅写给尹洙、欧阳修的信则已佚失。尹洙《岳州学记》，第一段以“三代何从而治哉？其教人一于学而已”起首，是有关办学的历史回顾和思考，可能出自尹洙本人的胸臆，也不排除在滕宗谅的信中有此内容。第二段记述滕宗谅在岳州的作为，其内容应该出自滕宗谅写给尹洙的信。第三段记述了滕宗谅的遭际，称颂滕宗谅在“由大而适小”的情况下，仍能有所作为的精神。整篇文章表明，作者也没有去过岳州，没有实地考察岳州州学。文章写于庆历六年八月，而由文中的“今年录其事来告”之语，可知滕宗谅的求记信写于同年。欧阳修的散文《偃虹堤记》，其撰文之缘起与《岳阳楼记》全然相同。文章开头即交代说：“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接着以“予发书按图”起首，记述偃虹堤的具体情况和滕宗谅的深谋远虑。“发书按图”，就是拿出信，打开图。可以想见，欧公的这篇文章，其所记录的情况，均来自滕宗谅的信中。最后一段是议论。看来欧公写这篇记的时候也没有到实地去考察过，是可以肯定的了。欧阳修和尹洙的文章写法套路比较接近，只是欧阳修没有回顾历史而已。以上两例均与滕宗谅有关，再举两个与他无关的例子。欧阳修的名文《李秀才东园记》，首句叙作此文之由说：“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所居之东园，今年春，以书抵洛，命修志之。”又是以一封书信请人作记。当时欧公在洛阳，而李秀才的东园在随县。欧阳修的文章先写随的历史，再写李家的情况以及他自己少时与李氏诸儿为玩伴的乐事，最后发感慨说：“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复几闰？幸而再至，则东园之物又几变也！……随虽陋，非予乡；然予之长也，岂能忘情于随哉！”整篇文章都可以说明，欧阳修并没有为了写这篇文章而再一次去过李氏东园，但他巧妙地避开了具体的写景，而以历史资料和回忆代之，文章仍然写得很动人。欧阳修的《真州东园记》，是一篇与《醉翁亭记》齐名的好文章。文章第一段写真州之形胜及东园之来历。第二段首句说，“岁秋八月，子春以其职事走京师，图其所谓东园者来以示予曰”，以下全借子春的话写东园之美景，段末云，“凡工之所不能画者，吾亦不能言也。其为我书其大概焉”。第三段还是借子春之语而叙。最后一段说，“是皆可嘉也，乃为之书”，这里的“书”是记录的意思。整篇文章都是记述子春的口头描述，当然没有去实地考察过。以上三例是与范仲淹同时代的情况。再举一个南宋的例子，就是前述朱熹《江陵府曲江楼记》。其文之格局与《岳阳楼记》颇为相似。张敬夫守江陵，修了一座曲江楼，“而以书来，属予记之”。就是张栻写了一封信来，请他作一篇记。而他“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未得前往寓目，“独次第敬夫本语，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其所发感慨和所表达的思想亦很相似：“昔公去相而守于此，其平居暇日，登临赋咏，盖皆翛然有出尘之想，至其伤时感事，寤叹隐忧，则其心未尝一日不在于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也。于戏悲夫！”说明在当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已经有巨大的影响。求记者本无奢求，写记者凭借其写文章的技巧，或避实就虚，或移花接木，或从本已烂熟于胸的历史资料和往事回忆中选择材料，或纯粹将对方提供的书面材料加以剪裁，或索性要求对方详细口述，再形之于笔墨。这样的做法，至少在宋代应该是惯例。这也是为什么对于范仲淹不能亲临岳阳却写出了《岳阳楼记》没有提出异议的原因。正常的事情，当然不提。五、《岳阳楼记》文本分析现在回过头来用同样的视角考察一下《岳阳楼记》文本本身：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余作文以记之。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霪雨霏霏，连日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第一段叙作记的原因，是交待性质的文字，“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余作文以记之”云云，显然出自滕宗谅的《求记书》。第二段并没有描写重修后的岳阳楼如何壮丽，而是总写巴陵洞庭胜状，应出自前人之记述以及过去之印象。以下笔锋一转，“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表明要描绘不同的情景感受了。第三段和第四段，是最有名的写景、抒情的文字，文字极其优美，但都是假设。一个人如果去了实地，写实景，就不可能有如此雄奇的想象之景。但这些想象也是有依据的。如关于洞庭波浪：“气蒸云泽梦，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关于天和水：“洞庭漫汗，粘天无壁。”（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与一碧万顷相关的：“层波万顷如熔金。”（刘禹锡《洞庭秋月行》）与皓月千里相关的：“洞庭明月一千里。”（李贺《帝子歌》）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的时候，一定查阅了大量前人歌咏岳阳楼和洞庭湖的诗赋，融进了自己的文章之中。最后一段是思想的升华，全文的重点，即古人所谓“结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后世都是引用率极高的名句。经过以上考察，已经可看得很清楚了，这整篇文章除了第一段以外，没有真正的实写，一段总写和两段分写都是假设中的情景，至于最后的议论，更是出自肺腑。当然，假设中的情景，也绝非凭空撰造，是有平时的生活积累的。六、范仲淹到过洞庭湖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未专程去过岳阳楼，内证、外证都已具备，无可怀疑了。但范仲淹是否如一些学者所说从来没有到过岳阳楼、岳州甚至洞庭湖呢？不是。滕宗谅《求记书》云：“恭惟执事，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还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矧兹君山洞庭，杰然为天下之最胜，切度风旨，岂不摅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者哉！”说明滕宗谅读过范仲淹许多相关诗文，深知范仲淹“雅意在山水之好”，又能“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写出好诗文，对于君山洞庭，也一定能“摅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的，“素尚”二字，可以理解为“以往的观感”。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在《送韩渎殿院出守岳阳》一诗中说：“仕宦自飘然，君恩岂欲偏？才归剑门道，忽上洞庭船。坠絮伤春目，春涛废夜眠。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正是《岳阳楼记》中所描述的“皓月千里”。景佑元年(1034年)元月，他又写下了《新定感兴五首》，其四云：“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江上多嘉客，清歌进白醪。灵均良可笑，终日着离骚。”既曰“回思洞庭险”，必然经历了洞庭风波。在滕宗谅被贬到岳州不久，范仲淹有《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云：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疏鸿秋浦外，长笛晩楼前。旋拨醅头酒，新炰缩项鳊。宦情须淡薄，诗意定连绵。迥是偷安地，仍当饱事年。只应天下乐，无出日髙眠。岂信忧边处，干戈隔一川。这是一首写给滕宗谅的诗，“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疏鸿秋浦外，长笛晚楼前”，与岳阳楼周边的景观相合。“宦情须淡薄，诗意定连绵。迥是偷安地，仍当饱事年。只应天下乐，无出日髙眠”云云，语含规劝之意，又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吻合。此外，在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县、临湘市民间多次重修的《毛氏族谱》中，明确记载了范仲淹在岳州府临湘楚里中(在今岳阳市云溪区云溪乡、岳阳楼区梅溪乡境内)购有田产。范仲淹购田产应在他的邓州任上，而滕子京在岳州的任上。后来，范仲淹的孙女即范纯仁的女儿同苏州太守、岳州人毛斌公的儿子祥公结婚，范仲淹就将这份田产作了陪嫁物。七、第一时间的评论《岳阳楼记》问世以后，很快就获得了美誉。但其朋友圈中的第一时间的评论则不是如此。第一个对《岳阳楼记》作出评论的是尹洙。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世以为奇”，所奇者乃“用对语说时景”。但在散文中使用一些骈语，是常用的写作手法，何奇之有？尹师鲁谓《岳阳楼记》乃“传奇体尔”，陈师道说传奇就是“唐裴铏所著小说”。《岳阳楼记》的写作手法竟如唐传奇？尹师鲁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呢？据毕仲询《幕府燕闲录》记载，范仲淹非常敬重他的这位朋友尹师鲁，有一次，范仲淹为人写了一篇墓志铭，已经封好将要发出去了，突然说：不能不让尹师鲁看一看。明日给尹师鲁看了。尹师鲁说，老兄你名重一时，所写的文章，将为后世作为可靠的依据，所以不能不谨慎啊。然后他就提出了几个问题。范仲淹听了，摸着自己的额头说，幸好让您看了看，否则就会发生失误了。看来，范仲淹在尹师鲁面前非常谦虚。那么在范仲淹写完《岳阳楼记》之后有没有先给尹师鲁看过呢？不能确定。但尹师鲁一定很快就读到了这篇文章，而且作出了评论。上文已经说到，滕宗谅谪守岳州以后，颇有作为，做了几件大事，一时兴起，广发求记之信，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请尹师鲁写《岳州学记》，请欧阳修写《偃虹堤记》，他的面子很大，三篇记都求到了。这件事在朋友圈子里应该都是互相知晓的。尹洙的《岳州学记》，除了对地方办学的历史回顾以外，大多是纪实的，而且对滕宗谅在个人遭到不公平待遇之时的兴学之举，称颂有加。在这种情况下，他见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后诧为“传奇”，可以说是一种惊叹，因为范仲淹的文章与他本人的文章的写法形成了鲜明的比照，范仲淹的大段写景，凭借的是超凡脱俗的丰富想象，而这些想象中的景色的描绘，又都是为他最后提出观点服务的，尹洙有些不理解，“记”这样的文章怎么能这样跳出时空而且几乎全用对语来写作呢？这就是“传奇体尔”所表达的含义了。至于欧阳修，据《可斋杂槁》尤焴原序：“文正《岳阳楼记》，精切髙古，而欧公犹不以文章许之。然要皆磊磊落落，确实典重，凿凿乎如五谷之疗饥，与世之�章绘句、不根事实者，不可同年而语也。”欧阳修同时也应滕宗谅之邀写了一篇《偃虹堤记》，他既没有到岳阳去亲眼看一看，也没有如范仲淹那样花许多心血精心撰写，而是纯以滕宗谅的信中所说的话排比成文，聊以塞责，说实在的，在滕宗谅求得的三篇文章中，古文大师欧阳修的这一篇是比较弱的。但他见到范仲淹的文章以后，就有点不服气了，颇不以为然。这其实是一种妒忌。所以尤焴并不赞同欧阳修的态度，而对范仲淹的文章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八、《岳阳楼记》是模仿之作范仲淹的这种写作手法，是不是前无古人的、首创的呢？明朝人孙绪说，“范文正公《岳阳楼记》，或谓其用赋体，殆未深考耳。此是学吕温《三堂记》，体制如出一轴”，“但《楼记》闳远超越，青出于蓝矣。夫以文正千载人物，而乃肯学吕温，亦见君子不以人废言之盛心也。”他认为《岳阳楼记》是模仿唐朝吕温的《三堂记》而作的，不过《岳阳楼记》比《三堂记》写得更好。吕温（772-811），字和叔，曾任衡州刺史，世称吕衡州，与柳宗元、刘禹锡友善，为文颇富文采，其《凌烟阁勋臣颂》等传诵一时。他的《虢州三堂记》见《吕衡州集》。两篇文章的写法确实比较接近。大体都分为缘起、四时之景和思想升华三大部分，写景又都有总写和分写，分写均按季节。不同之处在于，《三堂记》的缘起中有一段议论性质的虚写说明宗旨，《岳阳楼记》则直接交代文章缘起；《三堂记》写景总写很简单，四时之景则分春夏秋冬，《岳阳楼记》写景总写很有气势，分写则只有春秋两季；最后一段表达思想观点，则一详一略。从文章构造和表现手法方面的异同来说，显然是同多异少，若要说范仲淹从吕温的文章中得到了启发，是可以肯定的，若要说范仲淹模仿了吕温的文章，也能说得过去。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想象：收到滕宗谅的《求记书》，范仲淹查阅了许多“唐贤今人”的有关作品，《求记书》提到的吕衡州（有诗云“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的诗文集，一定是阅读的重点之一，于是从集中的《虢州三堂记》得到了灵感。但要说两篇文章的高下，也是很分明的，范高于吕。在写景方面，范既更为精致，更有节奏感，而又更为简明，更有气势。在思想观点的表达方面，《岳阳楼记》全文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不可缺少的铺垫，第二部分已经将情和景结合在一起，景中有情，情从景出，第三部分更是口吐金石、简明扼要、易记易诵，而《三堂记》全文不够精炼，三个部分缺乏有机联系，情与景甚少结合，所表达的思想，未能达到掷地有声、超凡脱俗的境界。所以孙绪谓“《楼记》闳远超越，青出于蓝”，是完全正确的。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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