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的论文题目

加重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侵犯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压制了中国近代化企业的发展。

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第11页。》 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言，这种承包具有进步意义，但结果却不尽然，尤其是大型钢铁、矿务企业更是如此。因为，首先这是一次国家资产的廉价大甩卖。由于重型企业受资本、经营条件的限制，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条件一降再降。例如投资达580多万两的汉阳铁厂终于让盛宣怀以100万两承包，又许其享有十年免税权、产品专卖权等。《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28—836页。》又如贵州清溪铁厂，国家投资30余万两，结果被道员陈明远以3万两承包。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被清政府视为包袱，效益好的企业如开平煤矿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异、经营不善，使重工业没有得到发展。如盛氏接办汉阳铁厂后，虽享有种种特权，但工厂仍然亏损，该公司职员半数为其亲戚党羽，这些人营私舞弊，远甚于官办之时。不仅公司靠借债度日，1913年盛宣怀竟以该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把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卖给了日人。《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484—485页。》陈明远承办青溪铁厂后，也经营不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536页。》至于原本效益较好的开平煤矿被张翼搞得负债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维新运动的早产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国将不国，何以图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国的激情。他们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是“补漏弥缺”，是“小变”、是“变事”，从而发出了“变法”的呼声，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形成了早产。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维新运动的不成熟： （一）缺乏阶级基础。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据张国辉先生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86页。》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以上原因，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61年。》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维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观环境也根本不能容纳这一早产儿，其失败是必然的。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历史一时出现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太后宠臣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掌握中央兵权。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足见顽固派势力直线上升。尤其是刚毅，成为此时顽固派的中坚，洋务派人士在书信中愤愤道：“刚（毅）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1900年军机大臣由如下8人组成：世铎、刚毅、启秀、载漪、荣禄、赵舒翘、王文韶、鹿传霖。《甲午战后清廷人事变动主要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归纳。》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为顽固派，这种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第566页，转引自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35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四版。》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世纪的最后时刻，山东义和拳树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老资格的顽固人物徐桐激动地称：“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四二），卷465，第12750页，中华书局1977年。》农民仇洋排外是对深重灾难的本能反抗，是朴素、真挚的爱国感情的表现。而顽固派仇洋“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脧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义和团》（四），第180页。》他们痛恨洋人惊扰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惧怕洋人入侵导致的社会变革损害他们私利。可见顽固派的仇洋与农民的仇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毕竟有共同之处。于是，本来对立的两个阶级暂时取得了某种一致。在这种大气候下，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对外强硬起来，对人民仇洋活动实行了姑息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陆续撤职，随即又委以新职。李秉衡去巡阅长江水师，毓贤改任山西巡抚，新上任的袁世凯则受到中央的警告：“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页，中华分局1959年。》可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确与顽固派有一定的直接关系。为了“招抚”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宣传义和团“术甚神”；为了向洋人宣战，他们居然敢伪造照会，大敌当前，他们组织义和团攻打使馆，完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尽情地发泄仇洋情绪。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转引自《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4页。》1900年春夏，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灭洋战斗。他们发誓要消灭中国境内的所有洋人、洋教、洋货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中国人。这种笼统排外的斗争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告结束。中国近代化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政治上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军事上处在列强的监管之下；经济上空前的赔款使财政崩溃，北方近代交通、通讯、工矿事业大多被破坏。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仍让人痛心疾首。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笔者认为，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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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自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算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侵占大片国土，实施“以华治华”的毒计，扶植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严重的侵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严重的分裂了中国，使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比如在占领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南京大屠杀；制造平顶山惨案等；日军杀害中国平民数千万，并造成千万中国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南满铁路轰地一声巨响，惊醒了睡梦中的沈阳城，日本军国主义者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声巨响，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这一声巨响，把日本法西斯战争阴谋暴露无遗。 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满蒙中心论”、“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具体实践，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增长，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产生与其民族固有的“大日本精神”和武士道精神密切相关。“大日本精神”宣扬“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有其独一无二、不可企及的优越性，高站于世界之上”、所有其他国家“宛如朝露，转瞬即逝”；武士道精神信奉“武力为立国之基础”，对内主张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对外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正是在这种狂热的所谓民族优越感和以武力征服世界、统治世界的野心驱使下，明治政府在建立之初，就以天皇名义公然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就把侵略扩张的目标确定为中国和朝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侵略扩张政策，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陆政策”。在“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日本大军阀山县有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890年3月，他以首相和陆军大臣的身份向天皇呈递一份奏折，在奏折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临近区域是也。”甲午战争后，他在给天皇的奏议中进一步阐述，“历来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根本，然而，如欲不使此次胜利失其成效，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必须考虑利益线之开辟”。这里，“此次胜利”即指甲午战争的胜利，“利益线之开辟”，就是要加深和扩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 进入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大陆政策”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以“满蒙积极政策”作为控制中国、控制亚洲大陆的“第一重大关键”。用后来《田中奏折》中的话总结就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满蒙”，即今天的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地区，这个有着辽阔土地和丰厚物产的地方，很早就被日本军国主义看中；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与权益。但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处心积虑要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大陆分割出去，成为其独占殖民地。早在1911年，日本就曾诱说清政府愿意协助其巩固政权，只要以东三省为代价，但由于英国干涉，未能实现。民国时期，日本当局又授意日本浪人纠集清朝贵族策划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但都没有成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以及美国在远东积极扩张的势头，日本对独占“满蒙”的前途忧心忡忡。1927年，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把日本帝国主义推向了武力吞并“满蒙”的边缘。 1927年6月底，日本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了一个极其重要而神秘的会议――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外务省次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陆军次官火田 俊六等。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形成了一份正式文件――《对华政策纲领》，尽管这个纲领被一些含蓄而巧妙的外交辞令所包裹，但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条款中看到日本当权者对“满蒙”政策的巨大变化。比如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八条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东方会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把“满蒙积极政策”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以东方会议为指导，日本军部、参谋本部、关东军、各右翼团体为武力侵占“满蒙”而竞相活动起来。 战争准备态势 在日本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中，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直是侵略“满蒙”的急先锋。从1907年起，以守备铁路的名义取得在东北的驻扎权后，这支部队一直图谋分割东北。他们霸占土地，广筑军营、靶场，派遣间谍，大搞颠覆活动，还于1925年非法出兵阻击郭松岭反奉部队，1928年蓄意炸死张作霖，以扰乱东北局势。东方会议确定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后，关东军如鱼得水，马上进入阴谋策划的战备实施状态。从1929年到1931年关东军参谋先后组织了四次“旅行”，对北满、辽西地区进行军事侦察；作为军事侦察的成果，关东军制定一系列文件对如何武装占领东北，以及占领后的行政统治等事宜作了明确规定。1929年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起草文件《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30年9月，关东军参谋佐久间亮三起草完成《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同年，关东军司令部制定《处理满蒙问题方案》。此外，作为吞并“满蒙”作战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东军还对占领“满蒙”的各种作战技术进行了专门研究。1930年，石原和佐久先后研究出“夜袭弓长岭的现场设计”和“奉天城进攻要领”。到了1931年，随着局势的日趋紧急，关东军更是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研究各种具体的现场作战技术。总之，为了吞并“满蒙”这一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关东军精心制定了包括中心突破方案、具体作战技术在内的一套多层次、密实的整体作战方案。满蒙在关东军的阴谋策划下，已是汹潮暗涌，罗网密布。 对于关东军武力侵占满蒙的计划，日本军部尤其是掌握实权的少壮派军官一向是心有默契的。随着日本对“满蒙积极政策”的确立，日本军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动。1929年，冈村宁次调任陆军省补任课课长，负责佐尉级军官人事调动。冈村宁次是少壮派军官的骨干分子，当初在陆军士官学校与永田铁山、小火田敏四郎有“三只乌鸦”之称，对“满蒙”问题一向主张武力解决。趁此机会，冈村宁次将陆军省部之要职，调整为“适合要求”的人员充任，一些侵华的积极分子如今田新太郎、桥本欣五郎等都被安插在了重要岗位。1931年，本庄繁中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少将就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本庄繁曾做过张作霖的顾问，是一个有名的“中国通”；建川美次调任前一个月作为解决“满蒙”问题核心会议委员长刚刚领导制定出《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对武力侵占“满蒙”具有一套成熟而系统的想法。以冈村、建川为首的少壮军官成为关东军阴谋集团在军部内的秘密同盟。这样，关于在东北制造阴谋，进而达到武力占领的计划在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与关东军之间形成了串通一气、相互配合的通道。除了人事上的调配，军部还在兵力部署方面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行动。1931年4月，调驻仙台的第2师团到南满地区换防，第2师团的士兵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生长，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8月，调第16师团5000人前往朝鲜，朝鲜原驻部队则集结于鸭绿江、图们江沿岸，与对岸的关东军遥相呼应。9月，又向朝鲜增派两个师团。 就在军方紧锣密鼓地进行政治策划和军事调配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也都倾巢而出，为即将发生的武装侵占东北大造舆论，一时间，形形色色的武装入侵东北的所谓理论根据纷纷出笼。有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满蒙”独立论的；有强调“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要“牢固确保和死守”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的；有叫嚣“战争不可避免”、必须“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在这其中，日本军方也直接出面，向国民灌输武装入侵的思想，曾出动军用飞机，向金泽、福井、富山、松本等地散发10万份传单，题目为《醒来吧，为了国防！》。 1931年七八月，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把日本朝野上下的战争狂热推向极点。各路要人借题发挥，右翼组织青年联盟头目冈田猛马要求立刻以武力占领东北，对石原质问：“难道你们腰上的刀是竹刀吗？”石原断然回答：“不管是微薄之力还是竹刀”，“我作为作战参谋主任，可以这样说，一旦打起来，用不了两天即可攻克奉天，事情要决断于迅雷不及掩耳之中”！另一法西斯青年团体大雄蜂会头目笠木良明宣扬：“天国总是存在于剑影之中。”政友会头目森恪则公开声称：现在再也“不可能解决事态”，解决的办法“只有动用国力”，并说“满蒙事实上已处于交战前夜”的敌对状态。 一场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满蒙”上空阴云密布。 柳条湖畔的爆破声 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是由关东军拉开的，一般认为，这一军事行动的系统构想是由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最先提出的，并在坂垣征四郎的支持下付之实践的。 石原毕业于陆军大学，精明强干，善谋略，被誉为“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1928年到关东军司令部任作战主任。他针对日本关东军在兵力数量、武器装备等方面不如中国东北军的状况，提出了“以寡制众”的军事学术观点。1931年春天，石原作战计划初具雏形，“集中兵力攻克沈阳城”，要“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为达此目的，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花谷正等人多次密谋，于1931年6月底终于炮制了在柳条湖炸毁铁路的计划。这一具体的行动方案，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爆破地点选择在距沈阳城北2．5公里、北大营西南1000米处的柳条湖，这里偏僻静谧，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攻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 （二）时间安排在9月28日，其时庄稼已经收割，大地裸露，便于野外作战。 （三）确定以铁路爆炸声为暗号，攻击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为了秘密实施这一行动计划，坂垣和石原将爆破任务交给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大尉。不久，今田又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调到柳条湖分遣队，负责现场爆破；同时，他们又网罗驻奉天的日本部队的骨干分子，寻求支持，以便行动。这些骨干分子，有第2师团驻奉天第29联队大队长名仓少佐、队副儿岛少佐；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第2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还有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少佐等人。 进入9月初，沈阳城内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为了爆破和攻城计划的顺利实施，日军第29联队和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连同驻沈宪兵队和警察，对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进行多次围攻演习：9月2日至5日，关东军在文官屯、关帝庙等处进行围攻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的各种作战演习；9月8日，日军公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架设机枪，作攻城演习，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9月14日至17日，日军天天在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有时，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可谓嚣张猖狂到了极点。 在旅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了配合计划，对沈阳实施致命一击，先后调兵遣将，云集沈阳：8月下旬，从日本国内运来飞机30余架，野炮20余门，存放于苏家屯车站。8月27日，将驻大连柳树屯守备队秘密调往沈阳火车站。8月27日和28日，向在沈阳的日侨发放枪支。9月上旬，将驻安奉线守备队第3大队集中到沈阳、苏家屯一带。9月14日，授意抚顺守备队安排四辆可以随时出动的编组列车，以便事变发生后可以立即进占奉天。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则从9月7日开始对日本第2师团和独立守备队进行了为期12天的检阅，先后到达海城、鞍山、本溪、公主岭、长春、沈阳、辽阳等地，其中沈阳是他视察的重点。在视察期间，本庄繁一方面检阅各地武装，进行战前总动员，一方面观看各地日军举行的军事演习。在沈阳，他详细观看了第29联队、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联合举行的攻打沈阳城墙的夜间演习，这个军事演习把具体作战的每个步骤、每个细节都模拟了一遍。以至事变后一个日军军官惊讶地说，九一八夜间的军事行动，使人“仿佛大梦初醒，这不是把白天的检阅重做一遍吗”?! 就在一切安排妥当之际，事情遭遇了小小的挫折。原来关东军的紧锣密鼓的行动引起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疑虑。林久治郎作为领事馆官员，代表日本外务省的立场，对“满蒙”问题主张以外交途径，谨慎解决。因此9月15日，林久治郎给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出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就此事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向陆相南次郎提出质询，考虑到大部分阁员的意见，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东北阻止关东军的行动，并给本庄繁带去密信，“希望暂时不行使武力”。眼看关东军策划的行动就要泡汤了，在这关键时刻，建川美次起了扭转形势的作用。他事先向坂垣泄露情报，要其提前行动，并一路耽搁，以造成既成事实之结果。这样，在建川美次的大力协助下，柳条湖爆破事件比既定日期提前10天即9月18日顺利实现了。 关于当天晚上的情形，负责爆破任务的花谷正是这样回忆的： 九月十八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十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炸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南满线路上驰骋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做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要它暂时地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爆破成功后，日本关东军一面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一面大造舆论：“华兵爆破铁路，引起中日两军大冲突”。19日，东京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此次事件之发生，由于破坏满铁”，因此“日军之行动，系属正当”。关东军怕败露破绽，还制造假现场，他们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伪装成被击毙的爆破铁路“凶犯”。 但事情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1946年，在远东国际法庭上，记者乔・毕・巴鲁回忆他在事变第二天到沈阳调查时，在现场看到的是：“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码到一百码的地方，用铁板围起来。他们的头部冲着爆破地点的方向。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据说，当时的奉天省日本邮政局长歧部与平在参观了现场后也认为：“日本的做法太愚蠢了，人们一看现场就知道是伪造的，尸体是在人死后扔到现场的。”战后，日本战犯对事变的真相供认不讳。曾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于1946年的笔供中说：“昭和六年爆发了满洲事变。事变爆发的契机，是由9月18日爆炸奉天北大营附近的铁道而揭开序幕的。炸毁铁路虽然是基于关东军的计划而实行的，可是关东军却说是中国军队所破坏的。”曾经亲手炸死张作霖，并积极主张制造“满洲事变”的关东军高级幕僚河本大作，于1953年的笔供中说：“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舆论沸腾，他们（石原和坂垣）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台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的桥梁（铁路），如同奉天军士兵干的一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各方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晚，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阁、外务省陆续收到沈阳方面的情报，各方势力对此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反应。 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为代表的军部中央接到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污蔑“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和袭击守备队”的电报后，对关东军的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9月19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参谋总长金谷范大将及陆军中央部在参谋总长办公室召开了军部中央的首脑会议。会上，军务局长小矶国昭说：“关东军的这次行动是完全合理的行动。”对他的说法，与会者一致赞同。然后，确定了陆军方针，即九一八事变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理由，不但要确保原来在满洲的权益，而且还要以此对整个东北实行军事占领。最后会议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军事占领是适时宜的”，并考虑派兵“应急救援”。 与军部中央接到的情报完全相反，外务省得到奉天领事馆方面关于事变真相的报告是“此事系军方积极策划”，“中国军队并未抵抗”，“种种情况证明关东军并非处于自卫”。受外务省情报的影响，内阁联席会议做出了暂时“不扩大事态”的处理决定。 关东军对于日本内阁的决定很不满意，极力反对，连续发给军部中央两个电报，迫切要求扩大侵略军事行动。对于关东军扩大侵略的要求，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虽然表面上反对事变进一步扩大，但迟迟不肯发出制止关东军军事行动的命令。只是假装软弱无力，不负责任地要求关东军“依内阁决议决定，不超过必要之限度”、“此次中日冲突事件”，“帝国政府仍不愿事态扩大，希本此旨为之”。而若木规首相、币原外相等政府首脑又遇事优柔寡断，抱暗中默认的态度，对于九一八事变始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9月21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南陆相提议向满洲增兵，虽然遭到了币原外相和井上藏相的反对，但驻朝鲜日军却不等日本政府的决定就独断越过国境进入东北。22日，南陆相在内阁会议上报告了这件事以后，内阁政府抱妥协的态度予以事后默认了。若木规 首相表示：“既然已经出动，也就没有办法了。”币原外相此时虽认为驻朝鲜军的独断越境是“干犯大权”的行动，但也已经没有勇气敢于提出这样的主张了，最后只好“既已承认事实，亦决定支付经费”，一并上奏天皇，并很快得到了天皇批准的敕命。 至此，日本最高权力中枢完全站在了关东军一边，“不扩大事态”成为一纸空谈。关东军在东北大地上攻城掠地势如猛虎，一日千里。以关东军一区区驻外殖民军能够影响并左右东京军部内阁的有关计划，造成以下克上的结果，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阁、天皇在侵华基本立场上的一致性，也从侧面反映出九一八事变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日益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日本方面在事变前的周密计划、事变中的不宣而战、事变后的一致行动，加上中国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致使日本武力侵占东北的计划进展得异常顺利，九一八事变当夜占领沈阳城，一日之内攻城20余座、略地1000余里，4个月零18天占领东北3个省1个特区，一口气吞下相当于日本国土3倍的中国国土，东北13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就这样被日本侵占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近现代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由此而得逞，他们不断地扩大侵略战争，妄想充当亚洲的霸主。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以至灭亡也是从此开始。东条英机、坂垣等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也落得了可耻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