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张爱玲的论文题目

论文关键词：张爱玲；小说；人性意识；悲剧 论文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在对人性的探索中，饱含着深深的悲凉情感，它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演绎人生，诠释人生；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通过对“无爱”婚姻的描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张爱玲小说中揭示出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虚伪的人性．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20世纪40年代初，她以小说集《传奇》和 散文 集《流言》名震文坛，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才子，1952年，她悄然移居境外，似一颗彗星划了一条美丽的轨道，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一次高度评价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的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的确如此，当我们今天“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被深深地震撼着，仍受到强烈的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本文试从张爱玲的经历、创作题材和她介人人生的切人点等方面谈谈她的小说的人性意识。 一、传奇生涯对张爱玲人性意识形成的重大影响 张爱玲出身于上海的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她有着显赫的身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是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这一显赫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母亲是一个受西方 文化 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寂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这种生活使张爱玲过早地钡略到了生存的阴暗与没落的一面：“像拜火神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母亲成了身处幽暗的她拼将全力抓住的一缕阳光。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培育了张爱玲的内倾性格。在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当中，有两件对她的写作乃至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值得一提： 中学 毕业 那年，在一次“糟糕的讲演”中，后母动手打了张爱玲，她给予防卫，便遭到父亲的毒打，并且被囚禁达半年之久，她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能请医生，只能躺在床上想着那蓝色的月光，体昧着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逃脱计划．像基督山伯爵、三剑客一样．最后，张爱玲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从那充满腐败气味的家庭逃走，从此再也没回去过。种种不幸，使得张爱玲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人生，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形成了浓郁的悲观气质。 此外，在香港读大三的时候，香港战争爆发，枪声、炮火给她的刺激是空前的，战争的恐怖已深深地渗入她的骨子里，战争给了她幻灭、虚无和绝望，她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就具有了某种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太多坚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标。如《十八春》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祝鸿才的心，达到“跟定了他”的目的，她竞不惜牺牲自己亲妹妹的幸福，帮着祝鸿才设计占有了曼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年青人，人性变得何等得冰冷，何等得可怖。 正是由于张爱玲那传奇式的家庭和求学经历，使她对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完全站在另一种人性的高度。 二、用人物形象的悲剧，演绎人生，诠释人性 张爱玲说：“写斗争，写壮烈，虽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投有美，‘缺乏人性’，也不能给人启示，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自己的 文章 》)。在她的小说中，她总是以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来演绎人生，诠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对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 被傅雷称之为“我们文坛最完美的收获之一”的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是一出最为彻底的展示了在古老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的悲剧。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里的性格变异的女人。她由一个小麻油店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是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受到深深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她的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就在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小叔子姜季泽，当她的小叔子将祖上遗留的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几，跑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的时候，起初她也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然而转念一想：“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便立即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了他一身。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以至于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子长白是个太少爷，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她给他娶了“不甚中意”的芝寿，扶正了绢姑娘，却不让他与妻妾同房，整夜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折磨下，长白的妻妾相继离开了人世，“长白不敢再娶，只在妓院里走走”。她对女儿长安也是一样，给女儿裹脚，使女儿不能正常读书，安排女儿的婚姻，活生生地埋葬了女儿一生的幸福。 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而且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是“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三、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 雨果说：“正是从滑稽丑怪的典型和崇高的典型这两者圆满的结台中，才产生出近代的天才。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不但以审美的方式观照世态，同时也以“审丑”的跟光介人人生，还原人性的真实本性。她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暴露出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在她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烧着一炉炉“性心理、性变态、情结、人格分裂”的沉香，牵动着读者心头上的一丝丝痛楚。 《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个遗少，“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尸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太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可是当女儿川嫦生病时却“不愿把钱扔在水里”，让其“一寸一寸地死去”，死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个太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着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在“家”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两书中的人物蜜秋儿太太和曹七巧经历相同，都是守寡之人，性格不同，但都为了自己失去的完美婚姻，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有意霸占着自己的女儿，让她们过着与自己一样的生活。作品用深沉的态度，审视着“伟大母爱”隐藏下人性的虚伪。 四、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 恋爱和婚姻是张爱玲的中心题材。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的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 故事 ，但无法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爱，小说中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是毫无爱可言的，她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更谈不上爱白流苏这个破落户中离过婚的少妇，他是一个讲究“精神恋爱”的男人，“他要地，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在他们之间出现了“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丑恶”。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说到底，他们只是在互相利用互相玩弄。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自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女之间都无真情．人人戴着面具在爱情的舞台进行着玩世不恭的精神游戏。如果说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写自流苏和范柳原还仅仅是一种“无爱的婚姻”，却用“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遮饰着虚伪丑恶”，那么，《心经》中的许 小寒 变态的恋父情结，那已是一种违背正常伦理的丑恶的道德的沦丧了。 《心经》里许小寒与她父亲峰仪之间存在着畸形的父女恋，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休记得这一切。”可当她得知父亲因为“有钱，有地位”而与“人尽可夫”的绫卿同居后，出于报复宣布与龚海立订婚，并宣称“我需要一点健康、正常的爱。”她母亲提醒她并不爱他时，她又坦言：“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而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 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总之，在张爱玲看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人生态度。张爱玲正是用这种人生态度审视着加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给我们讲述“30年前还没完”的“传奇”故事的，她的作品揭示出的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人性之虚伪、自私和丑恶，饱含深深的悲剧感，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1．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和她作品中的文化背景。 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首先来自她的父母。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遗少式的人物，风雅能文，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张爱玲在少年习作《天才梦》中曾说："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他的泪珠滚下来。"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出洋留学，敢于离婚，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她母亲第一次从海外回来时，就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据张爱玲后来在《私语》一文中说，母亲的回来使她十分兴奋，"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了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睛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她一直喜欢老舍的小说《二马》，除了因为她母亲当时喜欢这部小说的原因外，还在于这部小说写的是北京人在伦敦的故事。 其次来自她自己的经历。受父母的影响，张爱玲从小会背唐诗，也从小就学英文，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就曾在校刊发表过英文文章，虽然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争没能前往，但仍然到中西文化杂交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这段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最初的几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沉香屑 第二炉香》等都是以她在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而她从小卷不离手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营养，更是深入到了她的骨髓之中，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 张爱玲作品中的文化背景可以归纳为：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 2．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等作品的主要内容、独特风格和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 对于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主要内容的了解，可以《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为主，辅以教材中介绍的其他作品。其独特风格的基调是"苍凉"。在教材中，特别分析了《金锁记》如何将人生的荒诞与荒凉诠释到了极致。大家也可以参考前面对这三部作品的介绍加以论述。 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也正是她作品的独特之处。我们说，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与同时代甚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我们注意到，张爱玲写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也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 3．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以及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 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古典小说的根底"和"市井小说的色彩"。

浅析沉香屑第一炉香论文

一

《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直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关注。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张爱玲选题目的研究”方面论文还不多见。题目是作品灵魂的体现，张爱玲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文本中作者只在开头和结尾提到用铜香炉烧沉香屑，作品中间部分再没提这几个字。为了弄清作者意图，首先需要搞清楚这样几个问题。

（一）关于“沉香屑”

马明博先生在《沉香屑·第一炉香》写道：

沉香为众香之首，又被喻为天香。[1]50

《红楼梦》第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中贾宝玉偷偷去祭奠沉井而死的金钏：

……宝玉方勒住马，回头问茗烟道：“这里可有卖香的？”茗烟道：“香倒有，不知是哪一样？”宝玉想道：“别的香不好，须得檀芸降三样。”……便回手从衣襟下掏出一个荷包来，摸了一摸，竟有两星沉速，心内欢喜……[2]

两星沉速：沉香、速香，是和檀香、芸香等齐名的香，贾宝玉身上常带的是沉香和速香。从以上所引中我们得知：沉香屑是非常贵重的一种薰香，它排在檀香、芸香和降香之前，不是普通的香。香往往是在比喻女子。沉香屑在小说中隐喻薇龙等青春妙龄的女子。

（二）香炉的意义

香炉是专门烧香用的器具。《辞海》记载：

烧香之器，也作陈设之用。……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祀之器为之。……古时亦用以薰衣。[3]

香炉是祭祀用的，也可以用于陈设或给衣服熏香。

小说开头关于“香炉”的描述：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家传的”指年代久远，“霉绿斑斓”的铜锈可以作证。作为古董而传家的“铜香炉”穿越了时间、空间，承载着主流话语权的思想和文化，在这里“铜香炉”是一个象征物。叙述者用“请您寻出”这个词汇，“寻”字表明这种古董在“您”家里可能不止一个，说明这是富有“家传”的人家，要找出这个香炉来需要去某个储藏间去“寻”。这个“寻”字，表现了家藏品的丰富，表现了两个人（叙述者和假想的听众）的关系比较密切以及他们对点香说故事这个仪式的认可。香炉可以理解为“香”的归宿、“香”燃烧过程中所处的环境。

（三）烧香及其作用

马明博先生在《沉香屑·第一炉香》的篇首写道：

香之十德：感格鬼神……[1]50

香可感格鬼神。张爱玲选择最好的“天香”，选择用“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来烧这香，她在举行一个仪式：叙述者和她假想的听众带着虔敬，用家传的“铜香炉”烧一炉名贵的“沉香屑” ，通过这个仪式来传达一种心灵上的企望，祭祀那个时代里陨灭的灵魂。点香这个仪式应该有一套特别的程序。张爱玲在小说中没有写。但是马明博先生写出来了：

……世刚先生捧起一只古拙的瓷香炉，……他用香锸拨动炉中细软的香灰，向香炉四周轻拨，中间形成一块凹地；他打开香盒，用香勺取沉香屑，一勺一勺，放在中间凹处，撒入少许香灰，拌匀；又取半勺香屑，以火点燃，轻轻地放进炉内香地中央；他取来香锸，将炉壁四周的香灰，轻轻地围拢向燃烧的香屑，继而将他填埋起来，……[1]50

燃沉香屑时不能有烟气，淡雅的幽香在空气中缓缓传递、扩散，仿佛心灵与环境相融合的过程。张爱玲为了体现仪式的重要性，在小说的最后一段中这样写道：

这一段香港的故事就在这儿结束……薇龙的一炉香，也就要烧完了。[4]2

可见，这炉香是叙述者替故事主人公薇龙烧的，表达了对主人公青春陨灭的惋惜，是对战乱时期年轻生命“凋零”的超度，是张式情怀对乱世的'悲悯。霉绿斑斓的铜香炉在薇龙的故事里代表吞噬、融化了“天香”的香港世界。燃香过程是香在香炉中的消耗，喻指主人公的青春在香港梁太太家中“死”掉。

二

作为古董的冰冷的铜香炉仿佛吞噬人们灵魂的旧式环境。跳不出这个环境的年轻人仿佛燃烧在这炉中的香。香味袅袅中人的青春如燃着的香一样飘散，伴随作为古董的香炉变得铜锈斑斑。薇龙为了留在繁华的香港，选择了不爱自己的男人，心里“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也只有无边的恐怖……”[4]28

在小说中，描写环境对人灵魂的吞灭的意向很多，描写人的灵魂受物欲吸引而失去理智的地方也很多。这个环境就是所谓的“香炉”。这个香炉里有历史的时间的延续：“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1]7也有当下时间的显现：“梁宅前面，这条山道，是有名的恋人街。一到了夏天，往往直到天亮都不断人。”[4]21还有地域间的穿梭，从上海到香港。

造成“沉香屑”被困“炉”中的客观原因有五：

（一）封建传统的理学教导——古董式家庭教育

薇龙生在败落的上海旧式大家庭，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薇龙从小受到的来自父亲的正面教导是：不能败坏门风。这是中国传统理学对女人的“贞节”教育。如果不“听话”就是，结果就是给气受。所以，发生乔琪事件后薇龙不敢再回到父亲身边做个“新的人”了。薇龙开始思考：受传统理念支配的“正义”的父亲无法维系避乱时家庭的支出，而父亲极力反对的反面教材姑妈，却在乱世中“滋润”地支配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这个残酷的现实迫使一个辨别能力不成熟的十几岁的女中学生对“姑妈式”生活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对父亲教育的反思。从而为薇龙选择自己的“出路”创造了心理基础。

（二）南英中学的殖民地西化教导——奴媚式学校教育

中国传统教育目标是把被教育者培养成封建伦理和封建制度所要求的“人才”。而殖民地的教育是为殖民文化服务的，对于宗主国，殖民地不过是他们攫取财富的源泉，这里的人在生活方式上要崇拜模仿他们的宗主国，在思想文化上要谄媚讨好他们的宗主国。只有对原有思想文化体系进行精神摧毁，才能打击固有传统对宗主国思想的抵制，才能实现有效的殖民统治。所以，薇龙的学校南英中学本不是培养什么精英人才，尤其是女学生，而是为了取悦游客。就连学校开设英文或法文课，也是为殖民地的长远打算，为了与宗主国交流，是殖民地奴性的标志。除了生活方式教育，还有宗教教育，比如薇龙参加唱诗班的活动。梁太太举行家庭游园会，邀请薇龙唱诗班的伙伴，同时邀请了天主教的修女。这些都是学校教育的导向。所以香港的学校教育和上海的传统教育在育人标准上是有分歧的。上海教育是封建士大夫基础上的“新学”，而香港教育则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这样矛盾的两个体系混乱了薇龙的是非评判标准，是薇龙行为堕落行为的前期心理铺垫。 （三）梁太太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理念影响——交际花技能培训学校

姑妈用自己多年青春换来的物质驾驭了贫困中的薇龙。她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步骤首先对薇龙进行精神征服：欲擒故纵，先骂薇龙的父亲，使薇龙在自卑中失去判断力；再利用奢华的生活方式诱惑薇龙，进行交际技能培训（钢琴、网球、家庭聚会），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娱乐活动引诱薇龙。在量网球服尺寸的同时也就量走了薇龙的身材数据，为薇龙准备了满橱的衣服，使贫困中的薇龙沉浸在衣橱中。理学虚弱的理论在强大的物欲面前退缩了：薇龙一边用父亲的理论抗拒姑妈的诱惑，一边在姑妈的麻醉下享受物质的快乐。

当薇龙和乔琪的“婚事”被姑妈设计撺掇成之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这就是被桎梏在“香炉”中“香”的命运！这是姑妈这只“蜘蛛”在盯眼看过薇龙之后，就设计好的一张网：那毒寡妇黑蜘蛛，不仅吞噬来寻觅她的“雄蜘蛛”，也不放过任何一只在蛛网旁飞过的蚊蚋。薇龙成为姑妈的猎物，成为那个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和奴性殖民地文化糟粕于一身的香港这个“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的一炉沉香屑。姑妈的家庭环境是薇龙堕落的陷阱，是那个历史久远的古董铜香炉的象征，薇龙无奈地、清醒地在炉中燃烧了自己青春的生命。

（四）浪子乔琪的干扰与迫害——扭曲的“情爱”观念

乔琪是众所周知的浪子，他周围所有女人都知道不能嫁给他，但都喜欢被他关注，与他游戏。他的魅力就在于长得“洋气”“帅气”，他不爱薇龙，只是戏耍她。薇龙知道他是唯一能抗拒姑妈诱惑的男人而爱上他。乔琪的爱情观、婚姻观是薇龙堕落的直接原因。

（五）香港大环境的浸染——合围的铜香炉

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殖民地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的交际场风气，尔虞我诈、利益至上、拜金主义的商业社会，这一切是一个十几岁的是非观念未定型的女孩子陷落其中不能自拔的社会原因。

可见，张爱玲是在用一种悲悯的情怀怀念一个青春的灵魂，那个美好的灵魂就像是一炉沉香屑，名贵、高雅，却被围困在那个古董一般的环境里，任凭缓慢的微火燃烧，却不给足够的氧气，慢慢地被消耗掉。这就是本文对《沉香屑·第一炉香》题目意义的阐释。

[参考文献]

[1] 马明博.沉香屑·第一炉香[J].中国工人，2011（07）.

[2] 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66.

[3] 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2444.

[4]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5] 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