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政权的正统观研究论文

整个五胡乱华时北期多个少数民族统制当权，而汉民族又具有很强容合性，多数少数民族在这个时期汉化，所以在北朝人的心目中不认可南朝汉人的正统性是正常的。

分类: 教育/科学 >> 学习帮助 问题描述: 在线等！！！最好有范文！！！ 解析: 先给你一份范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 *** 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 *** 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hotlw/2006-5-22/1246-12 sofw/txtl/ShowArticle?ArticleID=66571 cc98/2005/0713/97250

有利于人民的王朝 就是正统的

前凉（320—376）汉族张茂永嘉之乱后，凉州地区所保持的汉族政权。八王之乱后，西晋凉州刺史张轨及其子张守土保境，中原百姓纷纷前来避乱。张氏子孙世代据守凉州，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汉人士族在那里传授儒学，保存了中原失传的一些经籍和学说。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为西北汉文化的中心。张氏虽然接受东晋封号，但由于与东晋相距万里，实际上也是一个割据政权，前凉先后打退了刘曜、石虎的进攻，又西越流沙，攻龟兹，西域诸国先后归附。后又击败伊吾戌己校尉赵贞，在其地设立高昌郡，控制了从陇西到高昌的广大地区，盛时疆域覆盖今甘肃、新疆及内蒙古、青海各一部分。376年，前秦天王苻坚以十三万步骑大举进攻，张天锡投降，前凉灭亡。前凉，共传4世8主，立国凡57年。南凉(397－414年)鲜卑秃发乌孤都乐都(今属青海)，盛时控有今甘肃西部和宁夏部分地区。秃发即「拓跋」的异译，为拓跋氏的一支，被称为河西鲜卑。秃发乌孤时期，以廉川堡(今青海民和)为中心，势力不断发展。初附于后凉吕光，但于397年与后凉决裂后，乌孤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平西王。史称南凉。399年迁都于乐都，后乌孤死，弟秃发利鹿孤继位，徙都西平(今青海西宁)。401年秃发利鹿孤改称河西王，次年死，其弟继位，改称凉王，迁回乐都。自404年后南凉为争夺河西走廊而与邻国连年征战，以致农牧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连年不收，国力渐衰。414年西秦趁南凉进攻吐谷浑乙弗部，乘机袭取乐都，后南凉降于西秦，南凉遂亡。北凉(401－439年)卢水胡(一说赀虏)沮渠蒙逊都张掖(今属甘肃)。盛时控有今甘肃西部、宁夏、新疆、青海各一部。397年后凉进攻西秦失败，吕光杀死从征的部下沮渠罗仇兄弟，罗仇侄蒙逊遂以会葬为名，与诸部结盟起兵反抗吕光，并与从兄男成推段业为凉州牧、建康公。399年段业入据张掖，自称凉王。401年段业杀男成，蒙逊遂以此起兵，攻破张掖，并杀段业，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建国号北凉。412年蒙逊迁都姑臧，称河西王，至421年灭西凉。433年蒙逊死，子牧犍继位。439年北魏大军围攻姑臧，牧犍出降，北凉遂亡。蒙逊弟无讳等率残余势力西走，立国于高昌，460年为柔然所灭。西凉(400－421年)汉族李暠都酒泉。盛时控有今甘肃西部酒泉、敦煌一带，西抵新疆葱岭。400年，据敦煌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公，并设官建号，发兵攻下玉门以西各城，控制了西域，建国西凉。401年，沮渠蒙逊杀段业，建北凉。自此常对北凉作战。405年迁都酒泉，并徙胡、汉各族二万余户于酒泉一带，以汉人一万户侨置会稽、广夏二郡，余户则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北凉沮渠蒙逊每年进攻，西凉力不能敌，故与北凉通和立盟，后北凉背盟进攻，不得不迎战。417年病死，子李歆继位，继续与北凉作战。420年歆闻沮渠蒙逊南伐西秦，遂率军三万攻北凉都城张掖，途中为逊所败杀。同年，歆弟李恂据敦煌称冠军将军、凉州刺史。421年三月蒙逊攻破敦煌，恂自杀，西凉灭亡。后凉(386—403年)氐族吕光后凉是十六国时期氐族贵族吕光建立的政权。其国号以地处凉州为名。苻坚淝水之战前，苻坚派太尉吕婆楼子吕光率兵经营西域，吕光攻破焉耆、龟兹等三十六国，俘获大量珍宝和马匹。东晋太元八年（383年）淝水之战后，吕光回归姑臧(今甘肃武威)。苻坚被害后，吕光于386年入据凉州，建立后凉。统治范围包括甘肃西部和宁夏、青海、新疆一部分。399年吕光卒，子吕绍继位，庶长子吕纂又杀吕绍自立。401年吕隆（吕光弟吕宝之子）又杀吕纂自立，国势益衰。403年，吕隆因后秦、南凉、北凉交相攻逼，降于后秦，后凉亡。 前燕（337—370）鲜卑慕容皝前燕是鲜卑族慕容皝所建，该族原居住在辽河流域。公元337年，慕容皝称燕王，以龙城(今辽宁朝阳)为国都，招徕中原地区的汉族流民，组织屯田垦荒。地租比率，用官牛者，民得收获物十分之四；用私牛者，官民对分。前燕社会较安定，中原地区的许多劳动人民都逃到这里，并带来了生产技术，促进了这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慕容儁灭冉魏后，迁都蓟，五年后，又迁于邺。迁都后，统治集团的生活日益腐朽，政治也渐趋黑暗。皇帝慕容儁有后宫四千余人，僮仆四万余人，穷奢极欲，日费万金。太傅慕容评极力搜刮人民的财产，强占田地，还封固山泽，平民乃至军队砍柴打水，都要纳钱，其所搜刮的钱绢，堆聚如山。此外，贵族官僚们还大量的占有庇荫户，总数更超过国家控制的户口，致使国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调发都很困难，以致府库空虚，士气低落。公元369年，前燕贵族内部又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贵族慕容垂投降前秦苻坚。苻坚以王猛为统帅，慕容垂为先锋，率步骑三万人进攻前燕，攻占洛阳。次年又以六万人大败慕容评四十余万人。后攻下邺城，俘获慕容暐，前燕灭亡 。南燕(398—410)鲜卑族慕容德建都广固，盛时控有今河南及山东部分地区。慕容宝为后燕帝时，以其叔父慕容德镇守邺城。公元397年，北魏攻后燕都城中山，宝北逃奔至龙城，后北魏破中山，后燕被分成二部。在魏军压力下，慕容德弃邺南下，398年(魏天兴元年)，率户四万徙至滑台，自称燕王，史称南燕。次年，北魏攻占滑台，德遂率众迁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改称皇帝。南燕建立后，据有青、兖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但由于胡汉大族竞相荫庇佃客、部曲，形成「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晋书·慕容德载记》)的局面，严重影响国家的赋役征发。405年，慕容德死，兄子慕容超嗣位，但好游乐，委政宠幸，又诛杀功臣，赋役繁重，百姓困苦。公元409年，东晋刘裕率师北伐，次年攻下广固，超被俘斩，南燕灭亡。后燕(384—409)鲜卑慕容垂淝水之战后，慕容垂被苻坚派往邺城。当时镇邺的是苻坚庶长子苻丕。其时，丁零族翟斌在河北起兵，苻丕遂派慕容垂前去镇压。慕容垂欲乘机脱离苻秦控制，晋太元九年(384年)，在莱阳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随后进兵围邺。这时，东晋北伐军已深入河南、山东，并正开始北渡黄河，被围的苻丕向晋军求救。晋太元十年(385年)晋龙骧将军刘牢之被慕容垂打败，苻丕从邺城撤往晋阳，慕容垂占领整个河北地区后，于386年自称皇帝，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史称后燕。北燕(409—436年)汉冯跋后燕建始元年(407年)，在冯跋的支持下，慕容宝养子高云取得后燕政权。北燕太平元年(409年)，高云被部下所杀，后燕亡，冯跋自称燕天王。建国后，冯跋「励意农桑，勤心政事，乃下书省徭薄赋」，改变了后燕慕容熙时「赋役繁苦，百姓困穷」的情况。辽宁北票出土的北燕宰相冯素弗墓葬中的文物，其所表现的官制、葬制、舆服制度，都与中原一致，说明这个原来东部鲜卑居住区，经济、文化已迅速提高到中原水平。以后由于屡遭北魏的进攻，北燕太兴六年(430年)，燕王冯弘焚毁龙城宫殿，东逃至高句丽，北燕灭亡。 前秦（351—394）氐苻坚十六国之一，为氐族苻健所建。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历六主，共四十四年。前秦的领土面积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处在第一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的非汉民族政权，是中国古代“最早尝试由少数民族来统一全国”的历史政权。早在公元333年，后赵主石虎徙秦、雍及氐、羌十万余户于关东，以氐族酋长苻洪为流民都督，率氐一族百姓徙居枋头(今河南汲县东北)。石虎死，苻洪降晋，接受东晋官爵。350年，冉闵诛胡羯，关陇流民率西归。此时苻洪拥众十余万，自称大都督、大单于、三秦王，欲率众还关中，苻洪死，苻健继领其众，称晋征西大将军，自枋头西入潼关，氐人纷起响应。苻健遂攻占长安，据有关陇。351年称大秦天王、大单于，国号大秦，史称前秦，352年称帝，都长安。354年，东晋桓温率军攻秦，苻健坚壁清野，355年，子苻生立。357年苻生堂兄苻坚杀苻生自立。苻坚即位的几年内，前秦国内相对安定，在十六国纷扰时代中，呈现一派「小康」气象。在此基础上，前秦势力渐强大，他聚集氐族武装力量，开始了统一黄河流域的征战，370年灭前燕，371年灭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氐族杨氏，378年取东晋的梁、益二州，376年灭前凉，同年乘什翼犍衰乱灭代，382年苻坚命吕光率军进驻西域。至此，统一整个北方，与东晋形成南北对峙局面。苻坚自恃强盛，不断对东晋发动进攻，他的弟弟苻融和大臣们不断苦谏，劝他不可攻晋。鲜卑贵族慕容垂等却希望苻坚在战争中失败，好趁机恢复前燕的统治，都私下劝苻坚出兵。而战事主要在东线徐州一带和西线襄阳一带进行。379攻占东晋战略重镇襄阳，苻坚遂决定重新部署，全力进攻东晋。383年，淝水之战，前秦大败。385年，苻坚被姚苌所杀，前秦逐渐崩溃。后秦（384—417）羌族姚苌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前秦苻坚在淝水之战溃败后，羌族贵族姚苌于公元384年在北地(今陕西富平县)自称秦王。385年杀苻坚，取长安。386年称帝，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统治区有今陕西、甘肃、河南等地。417年为晋朝刘裕所灭。西秦（385－431）鲜卑族(一说赀虏）乞伏国仁都苑川。盛时控有今甘肃西南部和青海部分地区。鲜卑乞伏氏在汉魏时已自漠北南出大阴山，迁往陇西，并定居于此。前秦主苻坚在位时，乞伏鲜卑酋长、国仁父乞伏司繁被任命为镇西将军，镇勇士川(今甘肃榆中)。后司繁死，国仁代镇。淝水之战，苻坚败亡，国仁聚众十余万。公元385年，国仁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并领秦河二州牧，筑勇士城为都，史称西秦。388年国仁死，弟乞伏乾归继位，称河南王，迁都金城(今甘肃兰州)。394年前秦主苻登败死，乾归尽有陇西之地，改称秦王，并于400年迁都苑川。同年败于姚兴，遂降附后秦，为其属国。412年乾归死，子乞伏炽磐继位，称河南王，迁都袍罕(今甘肃临夏)。414年攻灭南凉，改称秦王。428年炽磐死，子乞伏暮末继位，政刑酷滥，民多叛亡；430年暮末欲东趋上(今甘肃天水)，归附北魏，但途中遭夏主赫连定阻击，故退保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431年夏军围攻南安，暮末出降，西秦遂亡。 前赵（304/318-329）匈奴刘渊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称汉王。308年称帝，建都平阳。310年，刘渊死，刘聪即位，曾兼采魏晋和匈奴旧制，实行胡汉分治，三年灭西晋。318年，刘渊的侄子刘曜夺取汉政权，自立为帝。319年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建都长安。建国后继续实行胡汉分治，徙氐、羌等族数十万人于长安，保持其部落编制，并在汉人统治区内恢复儒学。统治区域有今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的一部分。329年被后赵石勒所灭。后赵（319—351）羯石勒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319年，羯族石勒自称赵王。329年灭前赵。一年后称帝，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后又迁都邺(今河北漳丘西南)，史称后赵，极盛时占有山东、陕西和江苏、安徽、甘肃、湖北、辽宁的一部分。351年被冉魏所灭。 成汉（304-347）巴氐李雄十六国之一。公元301年，巴氐族领袖李特在蜀地领导西北流民起事。304年，其子李雄在益州自称成都王，306年称帝，国号成，建都成都。李雄在位三十年，刑政宽和，战事稀少。338年，李雄的侄子李寿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汉。统治区域有今四川和云南、贵州的一部分。347年为东晋桓温所灭。胡夏(407—431年)匈奴赫连勃勃赫连勃勃曾任后秦姚兴的骁骑将军，夏龙升元年(407年)脱离后秦，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刘裕灭掉后秦后，自回江南，留在长安的守兵力量薄弱，加上又发生内讧，赫连勃勃乘机袭取了长安。夏昌武元年(418年)，勃勃在灞上即皇帝位，留儿子赫连镇守长安。他每征一地，往往大肆屠城和坑杀战俘。大夏的统治是透过军事征服，因此政局很不稳定，至其子赫连昌时，因被北魏所逼，南走上邦(今甘肃天水)。夏胜光元年(428年)，魏攻陷上邦，俘赫连昌。赫连定逃奔平凉(今甘肃平凉西北)，自称夏皇帝。夏胜光四年(431年)，赫连定在西击北凉时，被吐谷浑所俘，夏亡。 代国（338-376）鲜卑拓跋什翼犍代是十六国时期鲜卑拓跋氏在初期建立的政权。魏晋时期鲜卑拓跋部原游牧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一带。曹魏甘露三年（258）大人拓跋力微徙居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召集诸部，确立了在部落中的大酋长地位。力微卒，诸部离叛。晋元康五年（295）力微子禄官统部，分国人为中、东、西3部，自领东部。永嘉元年（307）禄官卒，其弟猗卢总领三部，有骑士40余万。永嘉之乱后，中原云扰，晋并州刺史刘琨表请封猗卢为代公，后进封代王。以后数传至拓跋什翼犍。什翼犍曾为质子在后赵都襄国（今河北邢台）生活多年，深受汉文化影响。咸康四年（338）即代王位，置百官，制法律，由部落联盟最终转变为国家形式。代建国三年（310）定都云中盛乐宫，后又在故城南筑盛乐新城，发展农业。建国三十九年（376）前秦苻坚发兵击代。什翼犍兵败奔逃，被子寔君所杀。代亡。西燕（384-394）鲜卑慕容泓前秦苻坚灭前燕后，尽徙鲜卑入关中。苻坚淝水兵败后，政权陷于瓦解。晋太元九年（384年），前燕皇帝慕容暐之弟慕容泓起兵反秦，自称济北王，史称西燕。其弟慕容冲也起兵反秦，兵败后归于慕容泓。慕容泓兵势大振，有众10万。后谋臣高盖等因慕容泓执法苛暴，杀慕容泓，拥立慕容冲为皇太弟。次年（385年）慕容冲称帝，率军陷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纵兵暴掠。鲜卑贵族都想东归，不愿留在关中，太元十一年（386年）杀慕容冲。此后有数名前燕贵族和将领被拥立为君主，最后慕容廆从孙慕容永立为河东王，率众东归，击败前秦苻丕，据有长子（今山西长子西），称帝。西燕中兴九年（394年）后燕发兵陷长子，杀慕容永，西燕亡。冉魏（350-352）汉族冉闵建立者为汉人冉闵，冉闵为石虎养子石瞻（本名冉良）之子，少年从军屡立战功，素有勇名，是后赵末期最著名的将领。350年，他借石虎死后诸子争位之机，通过政变夺取政权，建立国家，宣布恢复汉族身份和冉姓，国号大魏，都邺城，史称冉魏。这是十六国时期汉人唯一在中原建立的政权，得到了中原汉人的有力支持，但因为冉闵放跑后赵贵族、称帝交恶东晋、残杀汉族乞活军主将李农、浪费军资等一系列错误政策，导致国力空虚，外交上也四面楚歌，从建国开始就陷于和后赵残余的斗争之中，并且在攻灭后赵残余之后不久就被鲜卑名将慕容恪击败，冉闵本人被杀，首都邺城则在被长期包围之后投降，冉魏仅仅存在不到两年便灭亡了。西蜀（405-413）汉谯纵亦称后蜀，东晋时期谯纵建立的短命政权。建都成都，亡于晋。不属于传统定义下的十六国之一，其统治地区大抵以四川盆地为范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益州军队受命东下讨伐攻陷江陵、俘虏安帝的桓振，由于蜀军不愿离乡背景，因此发生兵变，变军胁迫时任参军的谯纵当首领，之后又攻陷成都，谯纵称成都王，西蜀建立。西蜀原不具立国条件，其能独立一隅乃因桓氏在长江中游为乱，东晋对长江上游的控制力减弱所致。西蜀君臣亦深明此点，因此于407年向后秦自称藩属，408年东晋攻西蜀，因后秦的援助及东晋军粮尽而获胜。409年，后秦天王姚兴封谯纵为蜀王。413年，东晋于准备多年后，太尉刘裕以朱龄石为帅再伐西蜀，蜀军望风而溃，成都陷，谯纵自杀，西蜀亡。翟魏（388～392）丁零翟辽383年淝水之战后﹐黄河流域的丁零人翟斌在新安起兵反抗前秦。太元十三年（388年）丁零人首领翟辽在黄河南岸滑台（今河南滑县东）自称魏天王，建立魏国，史称翟魏。翟魏以黄河为屏障，周旋于东晋、后燕、西燕三国之间，经常骚扰进攻后燕的南部边疆。390年东晋大将刘牢之败于翟辽之子翟钊，八月刘牢之奔袭攻克鄄城，翟钊逃奔黎阳。之后刘牢之与东晋另一大将朱序夹攻滑台，翟辽大败，渡河北逃。392年后燕慕容垂分兵二路渡过黄河，灭掉翟魏。